凰涅天下 作者:君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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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如仁义、礼乐、孝慈、忠恕、圣知(圣智)等,而地位还在仁义、礼、孝慈之后,故一直未为儒家重视,直到北宋才开始注重,二程并做有《中庸解》,但是二程诠释的“中庸”仍然是“独立”的,没有成为儒家的纲绳,而这个“纲”本应与仁这个“核”同等重要——没有“纲”,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就是散乱的,没有一条纲线把它们串起来。

    而名可秀做了这件事。

    她以五句十八字作为中庸精神的纲,以中庸精神作为整个儒学的纲,不仅将儒家思想串连了起来,而且实现了范仲淹提倡却未做到的事——将儒学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是名可秀做到的第二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同样重大。

    它使儒学的微言大义变得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

    这是名可秀注解《论语》和《大学》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义》更进一步,树起了儒学的“纲”,有了这个“纲”就将整个儒学都变得简单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学只有变得浅显易懂,才不会成为“高阁学问”,传到后世子孙就会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后不懂就束之高阁了,更糟糕的一种结果是,因为没有真正学明白而谬解或阉割儒学,那就成了误国之学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极远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学为简,而他没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单论这个治学的功绩,就已在范仲淹的“立言”之上。

    名可秀还做到了第三件事。

    是什么呢?

    两个字:条理。

    这是可以与“化繁为简”相提并论的两个字。

    北宋的儒家们,从范仲淹起,至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再至庆历五先生,又至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新旧两党的儒学大家,都各自修注儒学,但他们都并没有将儒学有条理的归类,或分出层次,学儒经的人仍然看不到儒学的整体脉络,研读儒经如同瞎子摸象,没有清晰的整体,又如同大海里的游水,茫茫一片。

    自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位先生起,开始注重将儒学条理化,目的是为了让儒学易懂,但他们没有成功,比如周敦颐和邵雍这两位易学大宗,都将儒学太极化,以“太极”为儒学的“纲”来解释儒学,首先这个“纲”就抓错了,不仅没将儒家思想串连起来,而且还往更玄妙的方向狂奔而去了,太极本就是极高深的“道”,越解释越玄乎,让人怎么学呢?

    名可秀三万字的《中庸正义》做到了这件事,以中庸为纲,将儒学条理化、层次化,其上为宇宙观,其下为世界观,完整而又清晰,而方法论具体,儒家目标分阶段——这样才能普及做到,否则浅显易懂了、知道了却做不到,那就是只有认知而无法践履的学问。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成就。

    儒学修到这一步,名可秀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孟子之后的历代大儒。即使还有儒者心理接受不了一个女子在儒学上有如此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认,名可秀的“立言”已经超越了北宋儒宗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认明儒家之经旨而经世济民之学)。

    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一革汉儒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开启了宋学的重义理、重创新、重学问的经世应用,故被称为开启宋学之儒宗。而名可秀的中庸精神确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含了“明体达用之学”,而在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又远远超越了它——只此一点,就可以确立名可秀儒宗的地位,何况还做到了“纲”、“化繁为简”、“条理”这三件大事呢?

    为什么宋周两国的礼部都颁定《中庸正义》为官学教本,并将《中庸》从《礼记》中提出来,单独增加为经义考的科目呢?就是因为看到了这部《中庸正义》的真正价值和对儒学的重要意义。

    故,名可秀儒宗的地位确立无疑。

    不仅仅是南面大宋的儒宗,也是北面大周的儒宗。

    有人质疑吗?

    当然有大儒质疑,质疑她诠释的一些经义或创新提出的一些观点。但是,你能建立起一个比她树立的“中庸”更为清晰、更为完善的儒学的“纲”吗?你能比她的“化繁为简”更为简吗?你能比她的“条理”更为条理吗?

    ——不能!

    那就无人质疑,因为无人能够质疑。

    所以,与二程的儒宗地位多有北周学者质疑、张载的儒宗地位多有南宋学者质疑不同,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一旦确立,就无人可以质疑。

    作者有话要说:写完稷下论学十七章,就好像那种亢奋的状态一下子枯竭了下去……这思绪也在空中飘荡了好几天,才又落定了~

    这一章是昨晚上写完的,某一般凌晨五点起床,看一遍修文——今天八点钟有个重要聚会,在郊外比较远的农庄,六点钟就得出发,所以来不及修文了。本来昨晚上睡觉时还想到应该增加一段内容,于是,放到后面章节合适的地方吧。

    ☆、重定理学(上)

    名可秀儒宗地位的确立,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事。

    首先,对理学的影响很大。

    “理学”是卫希颜提名,名可秀定义。最初是因凤凰书院内各学派思想的百家争鸣碰撞而萌生,建炎六年正式创名立为学派,当时名可秀对“理学”的定义是:

    “理者,究天地万事万物之理。”

    又概定理学“三分”:上曰天人之理,即天道;中曰道德性命之理,即人道;下曰格物之理,即物理。

    其中,格物之物理,包括算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工械,即“形而下者谓之器”,儒家又称为“百工之学”。

    大宋很重视“工”,因有辽、夏的边患威胁,但对内又重文抑武,所以比起前朝历代都更依赖于军器的犀利和守城工械的防御力量。但是,“工”毕竟是旁门左道,不比正统儒学,士子入仕还是要读儒经经科考道路的,所以即使有这方面天赋的士子很多也会弃之不学。

    最初凤凰书院设格物学科时招生人数很少,就是这个原因。那时建炎新政的工科制举才刚开一年,对士子的影响还不大。直到工科制举陆续考了三届之后,进入格物科的学子才渐渐增加了。

    后来,随着理学的名声扩大,包括:格物学科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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