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 作者:君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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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有致,印刷清晰明朗”闻名天下,即使平装本也是刊印精美,装潢考究,一部《论语》无注解的原经杭刻平装本市售价是一贯,古今书坊却均以十文售出,这其中的利差有百倍之大,无怪乎这些书商动心了。

    但是,古今书坊向书商量售“十文《论语》”时,契约中有规定,书商不得超过十倍价售出,那些违约的书商立即被古今书坊发函勒令改正。不过,这些违约牟利的书商在当地也是颇有实力的商富,而且还有官员阶层的人脉,又自负对“十文《论语》”改头换面,即使古今书坊拿着契约查上门也抓不了证据——虽然古今书坊是书坊行业的行首,但有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然而,古今书坊很快让他们知道了:真正的强龙是地头蛇压不住的。

    当这些违约书肆背后的书商家族见识到“强龙”的实力时已经后悔莫及了,不仅书肆被书行以违信经营销去行内资格,同时申报官府取缔了其经营书业的凭历,整个家族也因为“贪利弃诚信”被报纸批露后受到人人唾弃,最终不得不变卖城里的产业避居乡下。

    及后,当天下书商都知道古今书坊的大东主是名花流的宗主、同时也是临安商盟和东南海商盟的盟首名可秀时,人人心中悚然,都为前面抓了强龙逆鳞的违约书商道声“不开眼”。此后,当古今书坊陆续推出更多的“十文一卷经书”,也没有哪家书商敢打主意了——古今书坊并不是不要他们牟利,但是不能超越约定的限度赚取利润。古今书坊以“十文书”售给书商,就是允许书商赚取合理利润,以借天下书肆书铺之力,让各地的读书人都能买得起儒家经典,毕竟古今书坊再大,也无法以一家之力遍布各地域。

    在名可秀的《中庸正义》发行后半年,宋周两国礼部先后发文,颁定《中庸正义》为官学的《中庸》教本,同时诏告天下,增加《中庸》为科考经义目的内容,而《中庸正义》就是科考评卷的标准。

    迄今名可秀共著了三部经注,一是《论语集注》,二是《大学正义》,三是《中庸正义》,而这三经注都先后成为了南北两国颁定的经义目科考注本。

    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经注成为官方颁定的教本,也就相当于确立了她儒宗的地位。

    儒宗,就是儒家学者的宗师。

    自北宋立国以来,迄今为止,前后涌现出的能被称为“儒学大家”的不下百数十人,但被南北儒者公认为“儒宗”的却不到十位。

    何以哉?

    因为成为“儒宗”的标准很高。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儒家论儒的最高功绩,就是遵循这“三不朽”——其上立德,指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圣德于当代,惠泽被于无穷,如伏羲、神农、周公;其次立功,指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如大禹、后稷;再次立言,一曰著书立说,二曰开创学派,如老子、孔子、孟子。

    儒家认为,史上能全面做到“三不朽”的,唯孔子一人。当然,“儒宗”是在圣、哲之下,“三不朽”的标准不能与伏羲、大禹、孔子这些先王先圣比较,但至少要在“三不朽”的其中之一有杰出贡献,并且影响深远。

    比如现今儒者们公认的北宋以来的几位儒宗中,范仲淹是“立德”和“立言”兼具,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二程都是“立言”,南宋首任宰相丁起是“立功”。

    这位已经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后首位被承认的“儒宗”,因为其主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使国家实现了富国强兵,而且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事功”的功绩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之上——后二者虽然提出了良法,但实施失败了,没有建起“功”。

    然而,建炎新政的真正设计者是名可秀,而她隐在幕后指挥,这“立功”自然落不到她头上——名可秀对此并不在意。

    但是,身在朝廷、为建“事功”奋斗的大公党成员们却很在意。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不是功名富贵,也不是死后追谥为“文正”,而是“死而不朽”!——“三不朽”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

    丁起树立“三不朽”的“立功”,除了他自身的能力、智慧外,还与名可秀的造就分不开,这对大公党成员们太有鼓舞意义了——谁不想成为治世之名臣,然后更上一层楼,成就“立功”之“不朽”呢?

    名可秀以“立功”的荣耀造就追随者的辉煌,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对于名可秀自身而言,即使她身处幕后,无法光明正大地成就“立功”,但她的《论语集注》被宋周两国都颁定为官学教本后,就已确立了她大儒的地位,而她创建的共济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真正做到了“博施济众”,而其成法可为后世借鉴,可谓“惠泽被于无穷”,从这个层面来讲,已经达到了儒家践履躬行、德施天下的“立德”标准了。

    但是,儒家的“三不朽”的范围是模糊的,标准也是不明确的,更多的取决于儒者们的认可和尊崇,确切地讲,是当世大儒和名儒们的认可,而名可秀身为女子,这就使她在男尊社会里获得“儒宗”这种认同比起其他大儒要艰难得多,换句话讲,就是认可她为儒宗的心理水平线被扯高了。

    而名可秀的《中庸正义》成为宋周两国先后颁定的官学《中庸》教本,她在儒学界的声望再次达到了一个高点,稷下学宫祭酒谯定在一次学者集会上公开赞誉她为“南北儒宗”,得到了大部分稷下学者的认同。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庸正义》成为名可秀的第三部官学儒经教本,而是因为名可秀对中庸精神的诠释,或者说创新、树立。

    如果说名可秀诠释的《论语集注》和《大学正义》还是在纠正前辈大儒的谬解,那么《中庸正义》就是在“仁”的核心上,以“中、庸”为大本,完善地阐发了儒家的中庸精神,确立了更适合治世、平天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最圆满的诠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孔子虽然视中庸为至高之德,但在《论语》中明确提及中庸的只有一句话:“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其中庸思想是散落、隐藏在《论语》的章句经义里。子思著《中庸》文章,将孔子的中庸思想阐发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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