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注重体育锻炼。他穿着一件白颜色的长袖衬衫,袖子撩到了肘关节,整个肌肉饱满的小臂都露了出来。
    这些都不算过于突兀,问题是当别人都专心致志的时候,他时不时地抬头望一下四周,要么就抬腕看表,就好像有什么急事赶着要走似的。我往他那边走了几步,站在他身后的角落里,注意着他。椅子左边地上放了个黑色的书包,应该是采访用的一些工具。他没有注意到我。
    最关键的时刻,是安排在会议开始后的半小时,届时老李会公布警方掌握指纹的信息,然后会演一个戏,副局长会以又有新发现为理由,把老李从现场叫走,然后通气会暂停10分钟,张凡双会让大伙儿先喝点儿水。其实这是个心理攻势,如果嫌疑人正在其中,不可能无动于衷。
    老李按时公布了这一信息,底下坐着的人有点儿躁动,我紧盯着那个中年男人,他居然抽搐了一下。老李被副局长叫走了,记者们站起身来活动身子,有的原地和身边的人小声说着话,有人站到桌子边,拿起杯子喝水。
    那个中年男人急匆匆地站起来,然后从边门走了出去。我看了看周炳国和闫磊,他们都在我的对角线位置,没有注意到我这边的情况,叫他们已经来不及了,我离他走出的那个门才几步远,想想不能太窝囊,我紧跟着他走了出去。
    来到走廊上,我就有点儿后悔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这个楼层的人大都已经下班,空无一人,昏黄的灯把走廊照得特别的}人。那个中年男人没有往出口的方向走,而是去了厕所。
    我现在就更认不准他究竟是因为受到了刺激,还是真想方便,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跟了过去。
    转进厕所,他不在小便池,我往里走了两步,所有的隔间都开着门,再走进去几步,也没有发现,窗户是关着的,我明明看见他进来,却不见影子。厕所里安静得很,没拧紧的水龙头,滴滴答答滴着水,不安感刹那间升腾起来,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藏在门后,就在这时,厕所的门“吱呀”一声关上了。
    “你找我?”
    我的身体还没彻底转过来,背后就传来声音。是那个中年男人。他看着我,包背在身后,右手插在口袋里。这个姿势是具有威胁性的,谁知道他手里攥着什么玩意儿。
    第五章 一串数字
    我有点儿紧张。厕所不大,右手边是两个隔间,左手边是小便池,顶头是水池,他站在门前,我的后面是紧闭的窗。
    “我找你?”我脑子在转,我反问道,先稳住他再说。果然他愣了愣,吃不准我的路子,手依然放在裤兜里。
    “你是谁,是来参加招待会的记者?”我又问道。我想这话是会有效果的,这等于让他感到我们并没有怀疑到记者就是凶手。
    “嗯。”他点点头,狐疑地看着我。我假装威严起来:“这是在警察局,没事儿不要乱跑,你是哪个报社的?”
    他还是看着我,但肩膀紧张的肌肉放松了下来:这就是所谓的非语言的行为,他对我的警惕感正在慢慢消除。
    “日报社的。”
    “日报社?刚刚在会议室里,我怎么没见到你?”我继续胡扯着,眼睛盯着他放在口袋里的右手。
    “我坐在最边上。”他说道。这是个很奇怪的场面。我们俩就站在厕所里对视着,有一句没一句地问答,他不动我也不动,有点儿心照不宣的味道,光凭这一点就更让我觉得他有问题。
    我琢磨着应该如何打破僵局,他守着门,口袋里如果摸出个凶器什么的,我没准儿就得见红。这是下下策,我得跟他掉换个位置。
    我不说话,然后走向门口。他紧紧地盯着我,我假装随意,但肌肉已经紧绷起来,随时准备搏斗,离他两步的时候,他突然闪开了身子,看样子是想让我出去。我停了下来,这反而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他是什么意思,他看着我停下来,又紧张起来,开口问道:“你还没上厕所?”
    “什么?”我一下子没明白过来。
    “你来厕所干吗?”对方步步紧逼。
    我心跳得很厉害,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泄气,我死死地盯着他,停下的脚步顿了两秒之后,再次走了过去,反问:“什么意思?”
    他还是没有动静,然后侧身让开位置,让我开门,我打开门正准备走出厕所找帮手,他又开口了:“我就干了这一次。”
    我转过头去。他的鼻尖就在我的眼前,他的右手从口袋里慢慢地抽了出来。手臂青筋暴突,他在使劲儿,再不下手就没机会了。我赶忙抡起右拳朝他的太阳穴击去,拳挥到一半,被人在半空中硬生生地抓住了,那中年记者一脸骇状,我回过头去看,捏住我手臂的是刚刚赶到的周炳国。
    “我知道。”他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周炳国已经横到我俩中间。
    周炳国把中年男人的右手从口袋里拔了出来,那是个微型摄像机。“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交代过了,这次通气会不允许摄像。”周炳国严肃地说道。我傻站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虚惊一场,原来这个记者违反规定,偷偷地把摄像机带进了会议室,所以一直鬼鬼祟祟的,怕被人发现。
    “这次就算了,”周炳国取出摄像机的内存条,然后把机子还给他,“这个没收,谢谢配合。”
    那个中年男人沮丧地回到会议室,我们在走廊里看着他的背影,当他转出视野的时候,周炳国对我说了一句:“他不是。”
    周炳国看看我,脸色凝重地说:“会议室里有情况,多了个陌生人。”
    “凶手很会在人群中隐藏起来,照他的性格是不会那么容易出现破绽的。”周炳国跟我解释,“起码不会坐在第一排,东张西望地等着我们来发现。”
    原来周炳国早就注意到他了。我还一本正经地监视了半天,结果空忙一场。“什么叫多了个?”一边往会议室里走,我一边问周炳国。
    周炳国有点儿不自然,这个状况想必是他也没有意料到的。
    新闻通气会为每个记者都准备了一份光盘,里面含有关于此案的诸多官方解释,38个被邀的记者中有一个没来,理应是发出去37份才对。就当我和那个中年男人在厕所有惊无险的时候,他们做了这个工作,才发现一共发出去38份。周炳国数了数,房间里居然有38个人,也就是说,有一个人未经邀请就擅自来了。
    由于是内部发函邀请,加之在公安局,也没人想过要给来的记者签到,所以分不清楚究竟谁是多出来的那一个。
    “会不会是某个记者带着他的朋友一起来的?”明知道这个设想不可能出现,但我还是忍不住确认。
    “不知道,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周炳国回答道,“这次发出去的邀请函说好是一人一座,他们都是老记者了,这点儿纪律性还是有的。”
    要找出那个人来,自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但还是同样的问题,用什么办法比较合适。现在很难断定他就和此案有关。但在这个当口,怎么能让人不往那上面想。
    “不知道多出来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意图是什么?”周炳国提出了他的担忧,这事如果往最坏方面想的话,就没底了。
    “现场人太多,房间太小,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警方就会很被动。”他接着说道。原本想通过观察,把嫌疑人圈出来,然后再隔离出来单独拿下,可现在多了一个藏在人群中,很有可能必须与他正面接触了。
    “怎么办?”回到会议室之后,我们和闫磊碰了头,会议还在暂停中,记者们围成一圈在聊天,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去把还没下班的警察都叫下来,现在只能人海战术,一个个地盯住,然后再想办法,”周炳国建议道,“再去把老李叫来。”
    老李莫名其妙地被安排了一些新任务,才发现原来今天的通气会还有另外的意图,顿时人紧张起来。身子像被人捅了一下肚子似的蜷了起来,我还在想这行为有些过了,不至于反应那么大吧。
    我上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别紧张。”
    老李回过头来,对我笑了笑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不要相信任何人!”
    我突然就定住了,冷汗开始往下淌。“不要相信任何人。”下午收到的那封信上写的就是这几个字。我看着老李,他正在做着准备工作,我没来得及消化这其中的蹊跷,上面的警察被喊了下来。
    趁着老李在台上说话的当口,他们已经穿插到了记者中间,虽然这行动有些突兀,但还算顺利。
    老李接着说:“麻烦各位把名片留下,我们好备案。”他边说着,边指指身边桌上的盒子。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所有记者都把名片交上来了。有个小姑娘,在老李的身边看着媒体名单,对比着名片上的单位。居然一个没少,收上来38张名片,而且和名单符合。
    难道那个郊区的记者赶回来了?
    闫磊正准备当场叫出他的名字,被周炳国拦住了。周炳国郑重地说:“先确认一下。”
    小姑娘拨打了名单上郊区那个记者的手机,通了,房间里没有动静。然后小姑娘“喂”了两句,点了点头,挂了电话说道:“他没来,还在郊区,房间里的人是冒充的。”
    周炳国皱皱眉头:“要把他找出来。”
    警察还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命,局面基本能够控制得住。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放在现场男记者的身上。我看着我范围里的一男一女,男的似乎还一无所知,看着手中刚做的笔记,我不敢懈怠。他时而抬头,然后挠挠头皮,突然一下站了起来,我就像惊弓之鸟紧张起来,顺着他的行踪把视线跟过去。视野里有人干扰了我的观察,老李走出了自己的位置,我的余光被他的影子带了一下,因为这个缘故,余光落在了另一个女记者的脸上。
    我注意到她,是因为她正对我笑着,开始我还没在意,还定眼回过去一个表情以示招呼,她依然保持着笑容,我就觉得有些不对了,她又眨了眨眼,我脸色大变,这个表情我见过。我刚要作出反应,却率先明白过来老李要做什么了,他已经预示过一切。
    “别――”我还没叫出声,会议室里灯“刷”地一下灭了。
    我的大脑在高速运转。那个女记者的表情我确认见到过,没错,树林子里的那具“尸体”,浑身泥浆,对我露出白牙。
    她怎么在这里?从一开始,我们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男人身上,把女人忽略了,否则应该更早一些发现她的存在。
    可毕竟还没有发现,为什么她要自己跳出来,暗示我她在这里呢?而就在如此紧要关头,老李为什么要把灯灭了?一连串的疑问像机关枪的子弹射过来,让我无从招架。
    难道又是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行动?
    我保持着镇定,由于这个会议室没有朝着户外的窗户,所以灯一灭,几乎一片昏暗。周围的人出现了小范围的骚乱。我听见杂乱的脚步声,还有人和人撞在一起的声音。
    “大家不要乱!”有个声音喊着,大伙儿果然就不动了。要说还是记者群,基本的素质和应变能力还是有的。一有人出来引导,马上镇定下来。
    我蜷着身子,保持战斗姿势,“咣当”,门不大不小地响了一声,我估计这事儿已经迟了。就在灯再次亮起的一瞬间,那个女人果然不在了。
    “是她!”我大声叫着,所有人都看向了我。我想要跑出去,想想不对,转头去找老李,老李正死死地盯着我。
    “谁?”周炳国走到我的身边。
    我已经彻底明白过来了,我面朝着老李,没错,老李熄灯不是什么秘密行动,而是找机会让那个假装记者的女孩逃跑,老李和李舒然也是一伙的。一开始老李并不知晓我们通气会的真正目的,那个假记者来此的目的我们还不知道,但被我们发现现场多了一个人后,老李用了这个笨办法保住同伙,舍去了自己。
    李舒然果然又因为大悬案出现了!
    周炳国顺着我的视线看向老李。这要命的僵持就出现了。其他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对视的气场,很快就让他们把目光集中过来。无形中我们之间就像隔开了很大一块空地,周围的人都在围观,这不是个好现象,不动正是为了预谋该如何行动。
    老李的身边还有两个女记者无辜地看着前后,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我紧盯着老李,往前走了两步,闫磊他们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虽然还不知缘由,可包围圈在慢慢缩小,老李侧了侧身子,我们集体停了停。
    那两个傻妞终于嗅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刚想离开,已经来不及了,老李更大幅度地侧身,一把拿起桌上的剪刀,抓住其中一个矮个子记者,绕过她的脖子,抵住了要害。
    “冷静点儿。”我叫着,把双手平放在前。
    “全部往后,谁也不准出这个门!”他说道。
    没有人出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可我知道,他是在给那个假记者争取逃跑的时间。
    现在有一点是确认的。这个老李和李舒然是一伙的。这意味着李舒然团伙的能量无限,居然渗透到了警方内部。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所有人都傻了眼。记者们虽说见多识广,但也愣着不知所措。
    “我们不动。”周炳国说道,他往前走了两步,老李的手在用力,有血从女记者雪白的脖子上渗出来。
    这回周炳国真的不动了。老李挟持着女记者往后走,那里还有个小房间。我吃不准他的路子,那个房间里没有出口的。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行动。他刚进入房间,我转身对闫磊说:“林子里,林子里的那个女人刚刚就在现场。”
    闫磊赶忙布置人追了出去,然后压着嗓子说:“把记者全都关房里去,这事儿没解决之前,谁也不许走出公安局的门,也不能外传。”
    他拿起手机汇报,安排谈判专家、特警武警忙得不亦乐乎,还没空下来,屋里的电话响了。闫磊四处找,周炳国拍拍他的肩膀,指了指桌上的电话。
    闫磊接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听完之后,脸色很难看,他指指我:“提条件了,他只让你一个人进去。”
    说实话,当时我很吃惊。为什么选的是我?但我立功心切,好奇心也重,没想那么多就逼着自己进去。
    没过多久,现场就来了不少人,刚刚从市里赶回来的局长亲自挂帅督战,在小房间外面候着。临时作战指挥所被建立起来,一群人围在桌子前讨论策略。武警部队来了个神枪手,据说1000米内弹无虚发。可照现在的情形,有点儿用不上劲儿。老李进的房间很小,事实上只是个储物间。只有很小的一个气窗开在墙壁上方。神枪手被引到对面的楼上,用对讲机,把瞄准镜里观察到的情况反馈到指挥所。
    “尽量把他引到桌子那边去。”局长对我说,“只有桌子那儿是有效射程。”他指着桌上简单画出来的储物间示意图上的右边。
    “进门之后,他一定会要求你立刻关门的,届时你就和我们失去联系了。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沟通的方式。”周炳国也在一旁预测着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有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思考着可以沟通的方式。老李不会给我们很多时间,最多三分钟,三分钟之后,如果我还没有进入那个房间,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闫磊拍拍脑袋,冒出一个不算很好但最有可能实现的沟通方式。他想起来,局里有几把红色的手电筒,可以通过门底的缝隙,往里照射红色光线,来向我传递简单的信息。只不过这种方式只能单向沟通。也就是说,我只能依靠门缝底下微弱的红色光线来判断老李是否进入射程,然后我要做出反应,让狙击手行动。
    “我觉得不到万不得已,还是留活口的好。”我把老李是李舒然的同伙的推论再次和局长说了一遍。
    局长皱着眉头:“保证安全为主,能够活捉当然更好。”
    我往前走着,武警跟在身后,我敲了敲门,门没锁,我深呼一口气,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把门关上。”
    我刚进屋,他果然说到了这一点。
    这个“战术”运用得很到位。老李也是警察,即使没出过外勤,耳濡目染地也把警察会的那些东西全看熟了。站在门附近那是找死,武警部队里有很多那种一招制敌的神人,躲避他们的唯一办法,就只有保持距离,老李挟持着那个女记者退在墙角,我毫无办法地转身,再把门带上。
    这个储物间果然不大,只有20平方米不到,因为东西早些时候全被清空了,我看了看要把老李引过去的那个桌子,上面布满了灰尘,桌子的底下折叠着一块鲜红的地毯。也许是开什么庆典会议用的。
    我有一些色彩心理学的皮毛常识,知道这不是个好现象。地毯的红色,是个刺激人情绪的颜色,对于高度紧张的绑架者,视野里长时间地出现红色,会增加其失控的概率。
    我贴着墙角,往左走了几步,这是周炳国教我的,绑架者通常会选择直视警察,而且在空间中本能地保持最大距离的对角线,果然随着我的步伐,老李转动着身子,直到他自己感到位置不适,然后移动着脚步往桌子那边移了几步。
    周炳国到底不是吃干饭的,这个实战再次证明了他一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计谋明显有效用。“我要一辆车。”老李开口说话了。
    我看着他,说:“你也是警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可能。”老李冷冷地看着我。
    “从来没有过先例,外面那帮当官的不会在乎我们是死是活,我们全死光了,他们也不会受一点儿影响,但让你跑了,没准儿乌纱帽就丢了。你要是他们会选择怎么做?”我坚决地说。
    老李沉默了,似乎在分析我的话。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现实点儿,你现在没犯什么大事儿,说清楚,也许没什么了不起的,再这样下去性质可就变了。”
    我又往左边走了一步,我和老李就像圆直径上的两个端点,绕着中心画圆,这也是周炳国教的,他之前特意嘱咐道:“别过于急躁,走两步停一停,然后和他说话,趁着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话上,这种无意识的移动,才能实现。”
    老李也在无形中转着身子,抬起头看着我冷笑,问:“你知道些什么?”
    老李正在接近有效射程,我皱了皱眉头,故意装不明白,反问:“什么?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必须帮我弄到一辆车,”他继续看着我,“因为你很想知道李舒然是谁。”我愣了愣,脚步停了下来。老李开诚布公地说这个话题,反倒让我愣了。
    “我们观察你很久了。”他接着说道。
    这句话更让我云里雾里,我皱眉看着他。难道很久以前我就被牵扯进来了?我当然是完全摸不着头脑,这是故弄玄虚的缓兵之计,还是另有阴谋?这个谜题出得太玄,弄得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才好。
    “你要跟我说什么?明白点儿。”我继续看着他。
    很要命的是,门缝底下钻进来红色的光线,刚刚还在庆幸让他进入绕圈的惯性,可以将他引入射程之内,可现在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我却不能让他死,他在继续往桌子那边靠。
    “别动!”我喊出口,老李一死,刚刚有的线索就会又全部断了。
    老李也突然意识到不对,赶紧拉着女记者离开桌子,可已经迟了,说也快,玻璃破碎和子弹呼啸响起,就在老李刚要开口说话的一瞬间,他的脑后出现了一个窟窿,老李应声倒地,我急忙冲了过去。
    我刚到老李身边,储物间的门就被一脚踹开了,外面的人蜂拥而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后领子被人用力一提拉了出来。有人用脚踩在老李的身上。这没什么意义,老李已经死了。房间里反而乱成一团。
    局长见到我,还没等我坐定,就劈头盖脸问了过来:“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局长的表情夸张,可能是因为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表情,他才意识到刚刚自己的失态,把脸色缓和过来,说,“人没事儿吧!”
    我看看身旁的女记者,她正缩成一团,老李刚刚在房间里对我说的话,我肯定瞒不住了:“也没说什么,就跟我说不要相信任何人。”周炳国在一旁不动声色地听着,我原本想把在招待所里收到同样的字条也告诉局长,但本能地觉得这时候应该少说为妙。
    局长的脸色很尴尬,冒出了一句很扯淡的话:“任何与人民为敌的人,都是神经病。”
    我奇怪地看着他,然后说道:“嗯,我也这样想。”也许就是从这一时刻开始,让我有所醒悟,这不是简单的刑事案,背后一定存在着更大的阴谋。
    另一个房间的记者仍然懵然无知。尽管这事儿是再大不过的新闻了,但还是不用担心。事儿出得越大,反而越好控制,稳定压倒一切,警察在公安局公然绑架记者,这事儿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在案子未破之前,记者们应该有这样的素质,暂且保密。这和媒体监督无关,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已经到了深夜,公安局里还是灯火通明。记者们一个个被叫进去谈话,签订保密协议。对老李的身份还在调查中,那个混进新闻通气会的女记者不知所踪,老李为她争取到了逃跑的时间。
    我被送回到了招待所的房间里。关了门之后,我进了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水哗哗地响着,然后又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耳朵贴在门上听外面的动静,没有声响。
    我重新又回到洗手间,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铁牌,老李在临死之前,把这玩意儿塞到了我手里。
    已经进入了龙舟赛开幕倒数的第五天,案子没有剥丝抽茧,反而是越查越复杂,确切地说是越查越混乱。
    我洗完澡躺在招待所的床上,一边看着老李给我的铁牌,一边分析错综复杂的案情。
    半年前,我和张凡双因为十几年前的大悬案来到j市,还没摸到公安局的大门,就被一个叫李舒然的男人绑到郊外,莫名其妙地目睹了黄玉芬的死。
    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之后,那边的调查并没有得到我们预料中的结局,李舒然不是黄玉芬的前夫刘定伟,更别说是大悬案的凶手了。
    半年之后,当我以为j市公安局把我们找来是因为李舒然时,却得知凶手再次出山,屠杀了民警冯天天,而李舒然依然毫无踪迹。
    当排除其他可能,怀疑是记者,在警方设下的“通气会”圈套中,凶手没有出现,反而是李舒然的团伙又插进来一脚,还对我说不要相信任何人……
    李舒然和凶手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在阻止我们查当年的悬案吗?看上去也不像,如果这样的话,直接在树林子里把我干掉不是更省事吗?还有,他给我发了那么多信,难道是在暗中协助我们调查?
    也不对,除了纸上谈兵地分析凶手的性格,在实战中,他一直没干什么好事儿。更重要的是,李舒然团伙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团伙,居然能让公安局宣传科的老李也被牵扯进来?
    不要相信任何人!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我再次拿起那块小铁牌,不知道这又是什么,完全没有概念。
    总而言之,现在有两起案子,第一起是当年的大悬案凶手又开始杀人了;第二起是有个叫李舒然的男人总是出现在我们的左右,但凡我们对大悬案开始调查,他就弄出点事儿。
    更要命的是我们现在的境地尴尬。老李“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告诫,证明确实有隐情存在。就在刚刚,我和公安局局长就这个问题心照不宣,用屁股想想也知道,他肯定不会愿意我们知道真相。我从床上爬起来,从猫眼里看看门外,门外没有人,然后走到茶几旁,拨打了周炳国房间的电话,没响几下,那边就接起来了。
    “周教授――”我刚要把话说下去,周炳国就把话打断了:“嗯,我知道,你在房间等我,我这就过来。”
    挂掉电话,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周炳国的警惕心。如果局长真的有真相不希望我们知道,没准儿有人正在监听电话。周炳国是为了安全起见,人生地不熟,在别人的地盘上,还是小心为妙。
    我打开电视,开大了声音,然后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的墙壁。难道真被监视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只能躺回床上耐心地等着周炳国的到来。
    离龙舟赛还剩下五天,电视里播放着各种各样的准备活动。我继续观察房间里的其他设施,这是在二楼,夜已黑,我心里有些不踏实,会不会有人正在对面的房里看过来。自己的一举一动,完全有可能就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站在房间的中央脱掉汗衫,接着脱裤子,裤子褪到一半,佯装看了看窗外,仿佛怕被人偷窥似的,走到卫生间的门口,打开里面的灯,然后再关上房间的灯。接着把卫生间的水龙头打开,蹲着身子潜回黑暗的房间里,来到窗户旁往外看。
    对面是座五层楼的居民房。多数的房间都亮着,从这边可以看到里面居民的日常生活,我看不出个所以然,又悄然潜回卫生间,打开淋浴洗了个澡,重新开灯躺回床上。
    电视画面从赛场的布置转回到了演播室,此次龙舟赛的主赞助商正在本地的一个访谈节目里侃侃而谈。
    我点了一根烟躺在床上。那个梳着背头的中年男人,在女主持人的面前一直在介绍自己的企业,绕了一大圈才绕到重点。
    “我一直认为从商和体育竞技没什么两样,通俗地说,它们都是一场游戏,要想获得游戏的主动权,就必须通晓其中的规则。”他意气风发地总结了一句,“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句话突然让我一颤,是啊,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半年前我就被牵扯到这个游戏中来了,在貌似繁华的背后,正有个不知名的操控手,在操纵着游戏规则和进程。
    “杀黄玉芬只是开始。”我把自己的话拿出来问自己,龙舟赛还剩下5天时间,游戏真的能按时结束,还是只是刚刚开始?到了9点多钟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从床上爬起来,从猫眼里看到周炳国的脸。我打开门,周炳国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然后迅速钻了进来。
    我刚要说话,他先把食指竖在嘴唇上,然后走到电话机旁,拿起电话机翻过来看,再沿着墙角,顺溜摸了一遍,最后站到房间中央,环顾四周,压低着嗓子问我:“什么情况?”
    我被周炳国的紧张兮兮弄得反而不淡定了,从裤袋里拿出那块铁牌,连同老李给我的那封信一块儿递给他。他拆开信看,然后又把铁牌拿在手上掂了掂,这是块类似于美国大兵身份牌的银色铁片,呈椭圆状,上面刻了一排钢印数字:960320st1184。
    他皱起了眉头,显然也分辨不出来这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轮到我问他了:“你怎么看?”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我们很有可能进了人家的套。”周炳国表情严肃,他的分析比我的更加令人不安。他说得没错,如果真有隐情不想让我们知道,可为什么还要把我们邀请来呢?
    “不管怎么说,”周炳国把铁片还给了我,“这牌子先别交给任何人,我们以静制动,在没有把握之前,还是什么都不要做的好,”他顿了顿,“不过,我估计即使我们想做什么,现在也并非那么容易了。”
    果然,第二天当我问及老李的案子,无论旁敲侧击还是直抒胸臆,每个人都闭口不谈,理由是这是他们内部的问题。态度倒是很诚恳,说是调查出了结果之后自会给我们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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