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走访工作进行得细致而又缜密,他们没有理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个聚集了二十几栋六层楼住房的居民小区。正门的右边是家中等规模的“好又多”超市,右边一个圆弧状的房间是保安室。现在里面坐着三个穿制服的男青年,案发之后物业特地加派了人手,来重塑居民的安全感。
    这个小区除了正门之外,四周都是一人多高的铁栅栏,但想想也不可能固若金汤,稍微有点儿身手的中学生,都能翻越进去。警方已调取了监控录像,正在对可疑的人进行逐一排查。
    冯天天的家在沿街数进去第二栋,我们进入小区之后第二个路口左拐,一直在那边保护现场的民警,从黑色的桑塔纳里走了出来。
    “特地把现场保留到你们来为止的。”闫磊解释道。
    闫磊带着我们走上了二楼。看护现场的民警从荷包里掏出了钥匙,然后分发给了我们每人一副白手套,开门进去,打开了客厅的灯。
    这是一个一眼就能看出女性居住的家。一进门门旁是一个鞋架,上面整齐地放着各种鞋子;墙壁被粉刷成了粉红色,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我叫不出名字的女人肖像油画;靠右手边墙角的储物台上有一台液晶电视,正对着一张绿色的双人沙发;沙发前有个长方形的茶几,上面放着电视、空调的遥控器和一盒舒云牌的餐巾纸;再往左是一张三脚支架支起来的玻璃桌子,上面有茶杯。
    冯天天会在这桌子上吃点儿夜宵,我这样想着,现场保持着两天前她遇害时的样子,桌上有一份来不及丢弃的吃剩下的寿司。
    地上是奶白色的格子地砖,光洁鲜亮,客厅里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和可疑的线索,为了保证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看见现场,除了一些无法保存的物证,其余皆保留着受害人被发现时的原貌。
    我们走近了两步,正对面被一扇长约两米的玻璃拉门隔开,门后面是厨房,冰箱、微波炉、碗柜,还有天然气的灶台合理地布局在八九平方米的空间里,再往里是窗户,先是纱窗,再是玻璃窗,我走过去特地注意了一下,玻璃窗外安有不锈钢的防盗栏杆,并且上面没有破损。
    靠北的那间房不大,一张单人床横卧在靠墙的位置,上面没有被单被套,裸露着的一张席梦思盖在上面,上面放着一沓沓旧报纸和杂志,床边是个空置的大衣柜,如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了,很明显,这只是个暂时存放杂物用的小房间。小房间的窗户外照例安装了防盗栏杆。
    勘察报告上――客厅、厨房和小房间――均没有提到有价值的线索,凶手似乎对屋子很熟悉,直奔主题地把冯天天制伏在了她的卧室里。
    主卧靠南,门紧邻着卫生间,这套房子总共有四扇窗户,三扇装有防盗设备,唯独卫生间没装。前天晚上,凶手就是从下水管道爬了上来,翻进了虚掩的那扇窗户,然后进入室内,并且在窗把上留了一枚锁定嫌疑人身份的指纹。
    “吱呀”一声,闫磊推开了卧室的门。迎面突然扑过来一阵风。死亡的气息,就像一股挥之不去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就在走到门口的一瞬间,死去的冯天天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瞧,才发现原来是贴在床头墙上的一张艺术照。照片上的冯天天,穿着波西米亚风格的长裙,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下,灿烂地笑着。
    冯天天36岁,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单身。公安局档案中夹有冯天天的生活照,只是艺术照更楚楚动人,我不敢相信她有36岁。
    这张床是南北方向摆在中间位置的,里侧是梳妆台,外侧是个床头柜,上面有盏台灯,床的面前斜45度的地方是电视机,放电视机柜子的隔层是dvd,上面有两张电影碟片:《大侦探福尔摩斯》和《通天帝国狄仁杰》。电视机旁左边是书桌,右边是米黄色的大衣柜,衣柜的一侧被钉上了一排玫红色的储物格,装饰小包、袜子,还有一些女性用的日常用品,有条不紊地被插进了白色透明的塑料格子里。
    这一切都保持着原貌,即使两天前发生了丧心病狂的一幕,现在看起来依然和日常的情况没什么两样。凶手很干脆利落地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把冯天天解决了。
    第一现场是在开门的地方,地上滴有血迹,凶手在这儿一棍子打在她的额头,导致她丧失抵抗能力,然后用台灯上的电线捆住她四肢,并把她搬到床边的椅子上。
    我在尝试着体会这种痛苦,冯天天是不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遇害的?是否看见了凶手,与他交谈了呢?或者没有,凶手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给她,直接用胶带结束了她的生命。
    周炳国正在看着门沿上留下的血迹,我绕过床来到写字台边。“冯天天还保持着跑步的习惯吧!”周炳国突然插话道。
    “什么?”闫磊在一边问道。
    “我是说,我刚刚看到鞋架子上有双运动鞋,上面沾了些泥点儿,其他的鞋子都很干净,所以我想冯天天每天都会穿着它去跑步的。”
    闫磊回答道:“这是线索吗?”
    “哦,我就先问问,至于和案子有没有关系,我还不知道。”周炳国回答道。
    “我想应该是的,”闫磊做回忆状,“局里打羽毛球比赛的时候,她得过女子冠军,应该有体育基础,其实从她的身材应该看得出来,三十多岁的女人,身材还能保持得那么好。”
    “那跑步一定很有规律,”周炳国似是自言自语,然后又抬起头对我们说,“我是说时间。”
    “我记得我听她说过,她有每天晚上跑步的习惯。”
    “她遇害的那天,不出意外也应该出去跑步了。”周炳国又说道。
    “应该是的。这线索有价值吗?”闫磊问。
    “现在还不知道。”周炳国依然还是那句话。
    我在想着,冯天天那天跑完步,身体一定很放松,洗了一个澡,吃了两块寿司,然后安静地上床睡了,这个普通的夜晚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她不知道有个未知的神秘男人,正像丛林中的野兽一样觊觎着卧室里的灯光,然后爬了进来。
    “可问题是,为什么会在卧室门口遇袭呢?”周炳国又似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门口?”
    “你们看,根据冯天天的遇害时间,是在凌晨两点到四点,”周炳国突然来了精神,环视了房间,“屋内没有其他打斗的痕迹,照冯天天的身体素质,她绝不可能束手就擒,只有趁着她还没反应过来,凶手就抡起棍子制伏了她,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他顿了一顿,“你们不觉得这其中很有问题吗?”
    沉默,所有人都不做声,我们在思考着周炳国说的话。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了过来,周炳国说得没错,尽管其中的破绽不太明显,但还是留下了疑问。
    周炳国继续说道:“重点在于冯天天为什么会半夜起床呢?难道是听到了卫生间里的异响,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警察的她应该会提高警觉,开门出去探个究竟的时候,起码会有一个本能性的防护,那么凶手不可能迎面一记就击中冯天天的要害,就算拿手去挡一下,也会在手臂上出现伤痕,而尸检报告说明她几乎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袭的;反过来说,如果她只是半夜起床去卫生间,睡眼惺忪还在懵懂当中,这就完全有可能了。但问题是,凶手怎么可能断定冯天天一定会起夜,然后静候在门外呢?况且他犯不着这样做,推开卧室的门直接对熟睡中的冯天天下手,岂不是更有把握?”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凶手打不开卧室的门,所以只能守在门外。可――”周炳国转过身把卧室的门转过一个角度,排除了这种可能,卧室门是有锁的,但钥匙就插在门上。
    周炳国抬头想了想,很快低下头来:“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当晚的情况,凶手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爬进了卫生间,并且没有惊动到冯天天,他正想开门进卧室,恰逢冯天天起夜,然后开了卧室的门,凶手顺势用木棍击打了迷迷糊糊的冯天天。”
    这才是最合理的解释。可未免也太巧了,难道凶手进来的时候,恰好遇到冯天天起夜?
    这个问题谁也回答不了。
    我们在房间里又看了一会儿,没有更有价值的线索出现。东方已露出鱼肚白,我们出了门,在小区对面的早点摊上吃早点,灌汤包加稀饭。
    “李舒然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刚刚定下心来,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比起冯天天的死,我更关心那个半年来一直让我咬牙切齿的对象。
    按照闫磊的说法,如果全都属实,那真是可以用不遗余力来形容,调查分三条主线,第一条线是以黄玉芬入手,彻查她的社会关系,按照已有的线索,对其现有的亲人,以及两任前夫作了详尽的调查,刘定伟前面已经交代过,因为车祸受伤,现在跟个废人一样,在临终关怀疗养院里,安静地等死。
    她的第一任前夫,原本就不是本地人,在和黄玉芬离婚后,早就远走他乡,并且有绝对的证明,近一年来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所在的城市。
    黄玉芬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双亡,在老一辈的亲人过世之后,几乎和其他人就不再走动了,所以直至案发,警方走访了她的一些表亲,他们才惊讶地想起来黄家还有一个失踪多年,突然以杀人犯的方式,回到他们眼前的亲戚;她原先在医院当护士的时候,性情就比较孤僻,没有可以谈谈知心话的好朋友,经过排查,也基本没有可疑的人员出现……
    第二条线是以受害者家属为基点,逐一排查报复谋杀的可能。7名幼童的家属,被叫到公安局问询,在关键的时间点,均没有出现可疑情况,他们比警察更不愿意黄玉芬此人的存在,因为原先还有个盼头,盼望奇迹发生,被拐跑的儿女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身边,但因为黄玉芬案的发生,确定这已经不可能了。
    警方还就此扩大了侦查范围,重新提审了五年内,因拐卖儿童罪被捕入狱的罪犯,希望能够从中找到线索,事实也令人遗憾,没有人和黄玉芬做过买卖,就此倒是又牵扯出几个隐藏很深的犯拐卖罪的嫌疑人,继而又掀起了一股打击此类犯罪的专项行动,却与李舒然毫无瓜葛……
    第三条线,也是最直接的一条线,根据李舒然及其同伙的模拟画像征集线索,因为正值龙舟赛的临近,原本j市各项安保措施就已经日趋严谨,车站、码头以及各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都被更换了先进设备,增派了人员,可就是没有这一行人的线索,要么他们早已离开本市,要么就是模拟画像出了问题……
    工作量大且杂,而且毫无收获,说实话,以我从警五年的经验,这往往就是悬案造成的先兆。在最初的“黄金期”过去之后,如果凶手仍未落网,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和侦查范围的扩大,警察的工作量将会呈几何基数增长。这就是考验办案人员意志力的时候了,现实情况经常会因为一些主观和客观因素,慢慢使得他们的办案热情低沉下去,悬案就是这样形成的。
    闫磊梳理完对李舒然调查的情况,然后顿了顿,低头喝着稀饭,突然像想起一件事似的,又把头抬了起来。
    “你们原来说过,凶手有可能去男性专科医院看过病是吧?”他把话题又转回到了当年的案子上来。
    我们听着他陈述。
    原来就在追查李舒然的空隙,他们还是很认真地分析肯定了这一可能,并专门调派了民警,对全市的此类门诊作了走访,将2001年之前患有性无能的男性病人资料逐一调出,与先期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画像作了交叉对比,同时走访调查可疑人员,目前仍没有有价值的线索浮现。
    闫磊说这话的时候很有底气,似乎在刻意告诉我们,他们非常重视我们的意见,并作了细致全面的调查,可惜没有收获,只是没有想到,正当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反倒是他自己蹦了出来,使得案子完全形成了新的局面。
    听完闫磊冗长的侦查报告,周炳国伸伸脖子,脸上露出沮丧的表情,然后问我:“你怎么看?”
    我想了一下,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有头绪。”如果闫磊没有夸张自己的工作量,那么综合这些已知信息,先期我们对当年大悬案凶手可能是黄玉芬的前夫刘定伟,以及他会去男性病医院为自己看病的猜测全都被否定了。
    周炳国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连连遭遇挫折的情况。这是很要命的,失误其实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在连续遭遇失败之后,是否还能保持住良好的心态,继续冷静思考,坚持自己的判断。
    周炳国不说话。
    闫磊一边吃着东西,一边问:“这就是所谓的变态杀手吧?”
    “干了十几年的刑警,没见过这样的案子。”闫磊补充道,他往嘴里塞着包子,“什么叫过度残杀?”
    “杀人不是主要目的。”
    闫磊愣在那里,没完全听明白周炳国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给你一刀足以致命了,但插20多刀……”我在一旁解释道。
    “恨一个人恨到骨子里去了?”闫磊看看我,“那绕了那么多层封箱带,把冯天天的脑袋绕得跟粽子似的,也是这个意思?”他又把脑袋转向了周炳国。
    “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他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什么?”
    “就像家长不给小孩买玩具一样,他就会坐在地上大吵大叫,”周炳国顿了顿,“凶手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什么地方让他不爽,所以要这么做。”
    周炳国的意思是容易理解的,但凶手的意图揣测起来,就要颇费些工夫了。
    周炳国喝着豆浆,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像是什么东西憋在那儿想不出来,过了会儿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冒着。
    “40岁到45岁之间……”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已婚,且社会熟练度高……”
    “身材较好,没有40岁男人普遍的发福……”
    这是新的心理画像,和最初的那份已经天壤之别,周炳国的分析是有依据的,若干年来,凶手早就改头换面了。“我还觉得你们已经碰到过他了。”周炳国顺着先前的分析,突然又冒出来一句。
    周炳国用不经意的口气说着,可闫磊还是突然一下子语塞,没回答,低下头继续吃着早饭。看他的表情,这句话是戳到他的痛处了。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是否就这个问题探讨过?
    即使没有,我估计他们也猜得到。沉默已证明他听懂了周炳国的意思,是啊,比起冯天天遇害,更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凶手的身份。
    半年前我们来到j市,而且“媒体事故”已让大伙儿都知道了,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调查当年的悬案。半年之后,凶手在沉寂了6年之后,再度出手,而对象选择了专案组的成员,这意味什么,已经一目了然。
    这是否再一次证明,黄玉芬案和当年的大悬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周炳国又说了一个让人沮丧又不可否认的事实。闫磊抬头点了一根烟,然后看看我,又看看周炳国,表情有点儿尴尬。周炳国的话是说很有可能警方跟十几年来一直被追捕着的嫌疑犯擦肩而过了。不仅激怒了他,而且让他有机会知道冯天天也是专案组里的人。
    但究竟是在查黄玉芬案时出了问题,还是在查男性病专科医院时出了问题呢?这就很难确认。如果两者之间果真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那么完全有可能在追查李舒然时遇到凶手。
    无论哪一部分,都是规模浩大的工程,而且这一猜测一旦成立,那就意味着,前期的工作等于白做,网撒了,可没捞着鱼。
    “要不用笨办法,把原来查过的人重新组织起来,查一下指纹。”我这话刚说出口,就意识到,这话说出来也挺笨的。龙舟赛马上就要开始,时间根本来不及。
    闫磊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显然被我这句话触动了。我马上意识到这话不妥,这话相当于又否定了他们的工作,我的言外之意,仿佛不是因为我们提供的侦查方向出了问题,而是他们办案不力。
    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本意,闫磊脸上露出了不服,他以其中一条线为例:“j市总共就一家男性病专科医院,两家综合性医院设有此类的门诊,说实话,被怀疑的对象总数还没有到海量的地步……”
    “嗯,可能问题出在别的地方。”我点了点头,赶紧打断他。
    “就怕是有遗漏。”周炳国也嗅到了空气中尴尬的气氛,自言自语似地说出了这句话。
    闫磊眉头皱得更深了:“2001年之前总共就三个正规医院能看阳痿,j市共几十万人口,难道全是有病的,需要这样的诊所遍地开花不成?”
    我没有说话,不过心倒是一抽,立即明白了周炳国的意思:“有没有黑诊所?”我顺着周炳国的话说下去。闫磊愣了愣,想必这是他们排查的时候,没有考虑进去的地方。
    “我不是这个意思,”周炳国打断了我,“凶手将死者的尸体肢解,然后带回去很多器官组织和人皮,我们还是得从这个方向上去想,他带回去的目的是什么?”
    “留作纪念,满足幻想。”我又把书上的理论搬了出来,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这只是精神层面上的,”周炳国继续说道,“仅仅因为这个需求,头发、耳朵,或者其他的‘小部件’,更适合‘保存’,而且从肢解尸体的细节来看,他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很随意地割去不同受害者完全不同的身体部分,乳房、背部的表皮,或者更加隐秘的地方。”
    “难道他准备拼凑起一个人不成?”闫磊皱起眉头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立马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那应该一截截地往家带才对,现在被割下的部分,又显得太少了。”
    “但如果有其他东西辅助的话,也许就不一样了。”周炳国往远处看着,然后把视线又拉了回来,落在我和闫磊的身上,“你觉得他会用什么东西来辅助这些器官,拼一个人出来?”
    我立马猜到了答案,和闫磊几乎是异口同声叫出来的:“充气娃娃。”
    我不知道闫磊是怎么想的,反正这个答案脱口而出的一瞬间,我差点儿没恶心得吐出来。我知道这个变态凶手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疗自己的性无能了,他利用成人用的充气娃娃,然后在关键部位替换成女人的组织器官,以此激发自己的性本能。
    如果这个设想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显然男性病专科医院的调查方向,果然是出了错,从一开始,凶手有治愈疾病的需求,但从没想过去医院,而是在家,利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治疗,那么就应该把侦查对象放在那些出售成人用品的商店里。
    如果说这案子发生在近几年,几乎很难查出个所以然了。现在这样的店到处都是,更别说从网上邮购的那些,但如果从凶手恢复性功能、开始有强奸行为的2001年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和排查医院患者资料一样,只要查2001年之前的,问题就容易得多。
    那个时候,成人用品商店还不是普遍的玩意儿,去工商所问问,还是完全有可能查出眉目来的。“但是等等――”闫磊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您刚刚不是说我们已经遇见过他了吗?如果我们先期的调查方向错误了,他应该从未接触过我们专案组才对啊,怎么能把冯天天锁定为作案对象呢?”
    周炳国自己也被绕了进去,是啊,难道充气娃娃这条线,还能再和闫磊以前查的某些线索捻合起来?“也未必,”过了一会儿,周炳国突然兴奋起来,“冯天天只是内勤人员,根本不出现场,走访工作更谈不上了,是吧?”他问闫磊。
    闫磊边思考,边点点头。
    “所以未必是你们在调查案子的时候遇到过凶手,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我们应该从冯天天的身边开始查起,在此案的调查过程中,凶手一定是能够接触到冯天天,又不会引起怀疑的人――最近半年,关于此案的工作,她都做过些什么?”
    闫磊低头想了一会儿,猛然抬头说了句让我们都没有意料到的话。“记者,这半年来,大部分新闻文稿都是她起草的,很多记者都跟她接触过。”闫磊咂着嘴说道,“黄玉芬案发后,就是冯天天一直进行媒体联络和舆论控制的,许多警方传出去的信息都是经由她手。”
    闫磊说完之后,脸上马上就露出狐疑。
    凶手是个记者?显然和最初的想象有出入,凶手如果是个菜场杀猪的屠夫,或者医院里的运尸工,倒还在接受范围之内,但要说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记者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来,是有些不太可能。
    “我倒不这么看,罪犯作案的残忍程度和职业没什么关系,而且变态和精神错乱是两个概念,事实上他们往往比正常人还正常,比正常人还能隐藏自己。更何况其他人员如果都排查过的话,那么是时候从我们不曾意料到的人群中入手了,”周炳国顿了顿,眼神发亮,“有句话怎么讲来着,所有的因素都排除了,那么剩下的即使再不合理,也只能是真相了。”他掏出一根烟来点上,“说起记者,我倒突然想起个事儿来。”
    “什么?”
    “我们一直不是很清楚凶手当年为什么要把受害人受害过程拍成照片的动机,是不是?”
    一阵沉默,我和闫磊喝着碗里的稀饭,周炳国也不解释,等着我们自己去悟透其中的道理。过了一会儿,我率先明白过来了。“他在制造新闻事件?”我尝试问道。
    但不对,我接着想,制造新闻事件理应公布出来才对,为什么要和受害人尸体放在一起呢?
    周炳国还是没有回答,估计他也在琢磨其中的逻辑。又过了一会儿,闫磊开口了:“不管了,先查了再说。只是,接下来怎么办?”
    “交叉比对,”周炳国建议着侦查方向,“从这半年来接触过冯天天的记者入手,从成人用品商店入手,然后看看两者之间有没有交集。”
    “这都没问题,”闫磊想了想回答道,“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儿。”
    “但要注意一点,对于记者,最好最有效的办法自然是提取他们的指纹,直接进行比对,但我并不建议明着来,因为一旦中间出现啥差错,太容易打草惊蛇了。”周炳国说出自己的顾虑,“所以――咱们得想个法子。”
    按照周炳国的想法,这是个计谋,管不管用还不知道,但怎么着都得试试。不过“媒体事故”刚刚过去不久,人人自危,都害怕担责任,我们可以发挥的余地很小。
    周炳国的意思,咱们干脆再开一个官方性质的媒体通气会,把那帮记者招拢过来。但说说容易,做起来还是有点儿难度的。问题是会上说什么?有关冯天天死亡的信息?这案子还没破,就兴师动众地向外公布不合常理。讨论下来,还是只能从让记者协助调查的路子上走。
    最终决定,我们分头行动,闫磊继续走访查案,查成人用品店,我和周炳国回局里,同负责此事的更高级的官员谈谈。负责此案的副局长坐在椅子上一边喝着茶,一边听我们分析,他觉得可以赌一赌,但要注意分寸,既不影响破案,又能达到效果。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商量下来,这事只有我、周炳国和闫磊知道,就连负责媒体通气会的张凡双也不知晓内情。
    周炳国觉得核心点仍在于指纹,先发函给先期和警方接触过的记者,说明案情有重大突破。那些记者来了之后,把现场的勘察报告交代一下,着重强调我们已经获取嫌疑人指纹的事实。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通气会的中间要有一个中场休息,在会议室的边上放上茶杯,记者们喝水的时候,就会在茶杯上留有指纹,可以对比了。
    中午,刚刚从外面赶回来的闫磊显得很疲惫,他坐下来点上烟,然后交代一下上午的进展。果然不出所料,工商所登记的,在2001年前卖成人用品的商家共有5家,闫磊拿到了这些店主的一手资料,只要接着花点儿时间去逐一走访就行了。
    他走到净水机边,为自己泡了一杯茶,听完周炳国的法子,有些不以为然:“那还不如直接摁手印,况且你能保证每个人都会去拿茶杯喝水?再说如果对应起来,难道每个杯子上还写上名字?”
    “喝水不是重点。”周炳国看了眼闫磊,然后解释道。
    闫磊愣了。
    “不喝水才是重点。”周炳国补充道。
    闫磊眨巴了会儿眼,反应过来,周炳国的意思是说,在明知道警方已经掌握指纹的情况下,为了不露出线索,凶手是不会碰茶杯的。也就是说,届时我们只要盯牢那些行为奇怪,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留下蛛丝马迹的人就可以了。范围将会被大大缩小。
    趁着他们准备活动,我帮不上什么忙,周炳国让我先回招待所休息会儿,好集中精力对付傍晚的通气会,我自然是摩拳擦掌,心想着如果真能就此破获多年未决的大悬案,这可就神了。
    偏偏事情就在此时出现了转折。
    我回到房间,洗完澡之后重新回到卧室,总觉得房间里有些变化,就像有人趁我洗澡的当口进来过。我四周看了看,又看不出个所以然,就躺到床上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着地方新闻,我一边转台,一边在想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猛然间我一下坐起来,房间里多了一样东西,我看向门口,有人从门缝里给我塞进来一封信。
    我走过去打开来看,上面写着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不要相信任何人!
    我打开门时,门外早已空无一人。
    和媒体打交道一直是张凡双的强项,说办就办,她在这点上还是很专业的。尽管她不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但新闻通气会这样的小活动,她还是得心应手的。主要的传递信息很快被提炼出来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该怎么说,她都有细致有效的安排。局里宣传科的老李担任主持人,包括会议用的会议室和背景板,短时间内就被布置起来。
    我被那封信弄得心神不宁,大伙儿都在忙,我一直找不到机会跟周炳国沟通。下午5点,接到通知的记者陆续赶到现场。
    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个案子还是很关心的,总共发出去38封邀请函,到了37个,那个在郊区实在赶不回来。37个人当中,有11个是女性,可以排除,剩下的26人中,有11个35岁以下,也可以排除,只剩下15人。
    所有的记者被安排在六七十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不算太大。这也是周炳国要求的,他要把所有人都控制在视野范围之内。
    “着重注意那些牙齿较白、肌肉匀称的。”周炳国补充道。
    5点45分,会议准时开始。主席台上坐着老李和张凡双,我、闫磊和周炳国站在四周。老李一开始讲述案情,所有人都拿出纸笔“沙沙”写着稿子。我们分散在角落里,观察他们在做些什么。
    说实话周炳国的点子并不出新,而且点子本身并不能让嫌疑人自己走出来,这其中得用到心理学意义上的一门技术――非语言行为的判别,通俗一点说,就是通过行为去捕捉对方心里的蛛丝马迹。观察这些人在特定环境中细小的行为差别,并且判断他就是嫌疑人,确实有很大的难度。老李在台上讲,底下的人大都没太大区别。坐着,膝盖上放着纸,时而看看台上,时而埋头写字。
    20分钟之后,我发现第一排最左侧的那个中年人有些不同。
    首先让我注意到的是他的右手手背,包了一块纱布,证明这个男人刚受伤不久。按照周炳国的说法,这个看上去40岁左右的男人,并没有发胖,起码一眼就会让人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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