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8 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杨根奎对樊建国说道：“我要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把这三枚证章捐赠给你的博物馆。”
2010年12月4日，博物馆外下着蒙蒙细雨，在馆内，杨根奎老人向樊建国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在逃回川省金堂白果场的老家后，杨根奎不久就订婚了。
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打铁营生已经难以维持度日。
于是杨根奎就找到了成都，被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录取。
之后，杨根奎又在奉节遇到了原88师的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
杨根奎被任命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后又被任命为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赴川省新繁上任。
杨根奎得到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任命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12月了。
在杨根奎到新繁准备走马上任的时候，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
无奈之下，吃了闭门羹的杨根奎灰头土脸地回到了白果场的老家，没过多久便听说124军起义了。
回到老家后的杨根奎改用旧名字，继续以打铁为生。
日子过得紧巴，但好歹也可以勉强维持生活。
同村的人只知道他在国民党的军队当过兵，但至于他的军官和‘八百壮士
’的身份，就没人知道了。
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杨根奎还是被划为五类分子。
在遭受到冲击的时候，杨根奎将自己珍藏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派出所想证明自己虽然是国*军的编制，但却是抗战军人，从来都没有打过内战。
但殊不知，杨根奎的这一举动给自己招来了更大的灾难。
那枚‘谢晋元纪念章’被当场没收，杨根奎本人也被当即关押。
在七十年代的那场大风波到来的时候，杨根奎也没能幸免于难。
他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们一起成为时常当众表演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
杨根奎回忆起大风波时的那段和在日军战俘营一样的噩梦日子时对樊建国说道：“当时最痛苦的就是他们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
打那之后杨根奎就明白了，仅仅暴露了自己是国民党士兵的身份就要接受这样非人的折磨和惩罚，那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不用说223师少将副师长，哪怕自己是连排长的身份暴露，那也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死无葬身之地。
就是这样，杨根奎咬紧牙关，隐藏着昔日英勇故事和英雄身份的壮士，默默忍受着一次又一次非人的折磨。
樊建国仔细回忆着杨根奎的讲述，道：“最让老人家心惊胆战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大风波的时候，杨根奎所在大队的书记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杨根奎的一张老照片。
照片中的杨根奎身着国民革命军中尉排长军服，腰里别着两支手枪。
面对这张照片，身处绝境的杨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轻人不是自己。
幸运的是，杨根奎当时已经隐姓埋名多年，大队的人在国*军的档案中始终没能查到记录，加上多年磨难让杨根奎老得不成样子，最终让他侥幸地躲过了更为残酷的迫害。
王亮认认真真地听着，这是他从未了解过的一位抗战老兵。
王亮能够体会到杨根奎在那个年代里所遭受的痛苦，因为王亮也一样经历过，遭受过打击。
王亮能够理解，在那段苦难而漫长的岁月中，每当杨根奎听到‘杨根奎’这个自己在国*军服役时所用的名字的时候，会恐惧成什么样子。
等到那场大风波过去，等到那场全民族人民从那场噩梦中彻底清醒过来后，杨根奎才敢吐露一直以来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段段往事。
也是在那个时候，杨根奎的妻子和儿女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老爸，竟然是当年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中的八百壮士之一。
震惊，不可思议。
他终于不用再隐姓埋名了。
他终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他终于可以出现在众人面前讲述自己的故事。
樊建国不能忘记，在那位九十岁的老人向自己讲述他的经历的时候，他的假牙不时的会松落，老人边扶正边满怀歉意地告诉自己：“这个假牙是六七年前在成都配的，不好用了，舍不得配，一直没买新的。”
老人又道：“还有我这眼睛，右眼已经几乎看不见东西了，这是守四行仓库时被日军使用的催泪弹熏的，老了又有白内障。”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找回当年被没收的那枚谢晋元纪念章。”
听完这些，王亮已经是两目泪痕：“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老兵在慢慢凋零，一代抗战老兵的荣光，永不凋零。”
樊建国为众人介绍起了其他的手印：“这枚手印是属于张朗轩老人。他是一位川军老兵，参加过1938年的藤县保卫战。老人很幸运的存活了下来，但在后来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老人对自己过去的事迹只字不提，甚至连家里人都不知这件事。”
“我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位老兵的手印给印上。没想到这个广场建成的前夕，老人突然辞世，为完成老人生前的心愿，在太平间印下了僵硬的手印......”
樊建国继续道：“这是炸死过日本中将的抗战老兵黄士伟的手印。1942年浙赣会战期间，5月27日夜，独立工兵团士兵黄士伟奉命和同战友一起在日军中将酒井直次师团前进的路线上设伏，并选点布雷。5月28日清晨，当酒井直次带兵行至一个三岔路口时，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弹片和沙石腾空而起，气浪把酒井掀落在地，身受重伤，不久便一命呜呼。”
“当时，黄老先生并不知道自己炸死的是日军中将酒井直次，直到1985年参与编写《川军抗战亲历记》时，才从其中一位作者的回忆文章中，得知自己立下的这一战功。老先生苦笑道如果当年知道的话，肯定会受到嘉奖的。”
“这是......”
杨根奎对樊建国说道：“我要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把这三枚证章捐赠给你的博物馆。”
2010年12月4日，博物馆外下着蒙蒙细雨，在馆内，杨根奎老人向樊建国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在逃回川省金堂白果场的老家后，杨根奎不久就订婚了。
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打铁营生已经难以维持度日。
于是杨根奎就找到了成都，被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录取。
之后，杨根奎又在奉节遇到了原88师的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
杨根奎被任命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后又被任命为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赴川省新繁上任。
杨根奎得到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任命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12月了。
在杨根奎到新繁准备走马上任的时候，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
无奈之下，吃了闭门羹的杨根奎灰头土脸地回到了白果场的老家，没过多久便听说124军起义了。
回到老家后的杨根奎改用旧名字，继续以打铁为生。
日子过得紧巴，但好歹也可以勉强维持生活。
同村的人只知道他在国民党的军队当过兵，但至于他的军官和‘八百壮士
’的身份，就没人知道了。
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杨根奎还是被划为五类分子。
在遭受到冲击的时候，杨根奎将自己珍藏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派出所想证明自己虽然是国*军的编制，但却是抗战军人，从来都没有打过内战。
但殊不知，杨根奎的这一举动给自己招来了更大的灾难。
那枚‘谢晋元纪念章’被当场没收，杨根奎本人也被当即关押。
在七十年代的那场大风波到来的时候，杨根奎也没能幸免于难。
他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们一起成为时常当众表演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
杨根奎回忆起大风波时的那段和在日军战俘营一样的噩梦日子时对樊建国说道：“当时最痛苦的就是他们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
打那之后杨根奎就明白了，仅仅暴露了自己是国民党士兵的身份就要接受这样非人的折磨和惩罚，那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不用说223师少将副师长，哪怕自己是连排长的身份暴露，那也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死无葬身之地。
就是这样，杨根奎咬紧牙关，隐藏着昔日英勇故事和英雄身份的壮士，默默忍受着一次又一次非人的折磨。
樊建国仔细回忆着杨根奎的讲述，道：“最让老人家心惊胆战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大风波的时候，杨根奎所在大队的书记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杨根奎的一张老照片。
照片中的杨根奎身着国民革命军中尉排长军服，腰里别着两支手枪。
面对这张照片，身处绝境的杨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轻人不是自己。
幸运的是，杨根奎当时已经隐姓埋名多年，大队的人在国*军的档案中始终没能查到记录，加上多年磨难让杨根奎老得不成样子，最终让他侥幸地躲过了更为残酷的迫害。
王亮认认真真地听着，这是他从未了解过的一位抗战老兵。
王亮能够体会到杨根奎在那个年代里所遭受的痛苦，因为王亮也一样经历过，遭受过打击。
王亮能够理解，在那段苦难而漫长的岁月中，每当杨根奎听到‘杨根奎’这个自己在国*军服役时所用的名字的时候，会恐惧成什么样子。
等到那场大风波过去，等到那场全民族人民从那场噩梦中彻底清醒过来后，杨根奎才敢吐露一直以来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段段往事。
也是在那个时候，杨根奎的妻子和儿女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老爸，竟然是当年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中的八百壮士之一。
震惊，不可思议。
他终于不用再隐姓埋名了。
他终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他终于可以出现在众人面前讲述自己的故事。
樊建国不能忘记，在那位九十岁的老人向自己讲述他的经历的时候，他的假牙不时的会松落，老人边扶正边满怀歉意地告诉自己：“这个假牙是六七年前在成都配的，不好用了，舍不得配，一直没买新的。”
老人又道：“还有我这眼睛，右眼已经几乎看不见东西了，这是守四行仓库时被日军使用的催泪弹熏的，老了又有白内障。”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找回当年被没收的那枚谢晋元纪念章。”
听完这些，王亮已经是两目泪痕：“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老兵在慢慢凋零，一代抗战老兵的荣光，永不凋零。”
樊建国为众人介绍起了其他的手印：“这枚手印是属于张朗轩老人。他是一位川军老兵，参加过1938年的藤县保卫战。老人很幸运的存活了下来，但在后来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老人对自己过去的事迹只字不提，甚至连家里人都不知这件事。”
“我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位老兵的手印给印上。没想到这个广场建成的前夕，老人突然辞世，为完成老人生前的心愿，在太平间印下了僵硬的手印......”
樊建国继续道：“这是炸死过日本中将的抗战老兵黄士伟的手印。1942年浙赣会战期间，5月27日夜，独立工兵团士兵黄士伟奉命和同战友一起在日军中将酒井直次师团前进的路线上设伏，并选点布雷。5月28日清晨，当酒井直次带兵行至一个三岔路口时，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弹片和沙石腾空而起，气浪把酒井掀落在地，身受重伤，不久便一命呜呼。”
“当时，黄老先生并不知道自己炸死的是日军中将酒井直次，直到1985年参与编写《川军抗战亲历记》时，才从其中一位作者的回忆文章中，得知自己立下的这一战功。老先生苦笑道如果当年知道的话，肯定会受到嘉奖的。”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