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8章 袁崇焕(1)
犹豫的人
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魏忠贤害怕了，他以及他的阉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用历史书上的话说，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相比而言，第二个结果有点儿歪打正着：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尊素，逃过了一劫。
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尊素之所以能幸免，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只是因为连颜佩韦等人都不知道，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位兄弟是无辜的。
其实民变发生当天，抓周顺昌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有一批人恰好正经过苏州，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抓黄尊素的特务。
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要去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于是就赶上了。实在有点儿冤枉，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无非是过个路，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过于能打，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要说还是特务，那反应真是快，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虽说不知怎么回事，立马就闪人了，被逼急了就往河里跳，总算是逃过了一劫。
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坏了，驾帖丢了。
所谓驾帖，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照眼下这情景，要是没有驾帖就跑去，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想来想去，也就不去了。
于是黄尊素纳闷了，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结果等了十几天，人影都没有。
但黄尊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躲是躲不过去的，大家都死了，一个人怎能独活呢？
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到衙门去报到，几个月后，他被许显纯拷打至死。在黄尊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大家都很悲痛，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父亲若一去不归，儿子来日自当报仇！”一年之后，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黄尊素死了，东林党覆灭，“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无一幸免，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
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输得那真叫彻底，局势基本是一边倒，朝廷是魏公公的，皇帝听魏公公的，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
事实上，机会还是有的，一个。
在东林党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
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疏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
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大见人，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实在难如登天。
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虽说没啥效果，但两人感情很好，魏公公几次想挑事，想干掉孙承宗，朱木匠都笑而不答，从不理会，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
他并不傻，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
于是魏忠贤惊慌了，他很清楚，孙承宗极不简单，不但狡猾大大的，和皇帝关系铁，还手握兵权，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那就真没戏了。就算没告倒，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啥指望的。
魏忠贤正心慌，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
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公立齑粉矣）。
魏公公疯了，二话不说，马上跑到皇帝那里，苦苦哀求，不要让孙承宗进京，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身为忠臣，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皇帝大人毫不慌张，他还安慰魏公公，孙老师靠得住，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
这个判断充分说明，皇帝大人非但不傻，还相当之幽默，魏公公被涮得一点儿脾气都没有。
话说完，皇帝还要干木匠活，就让魏公公走人，可是魏公公不走。
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儿就真成粉末了。所以他开始哭，还哭出了花样——“绕床痛哭”。
也就是说，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不停地哭。皇帝在床头，他就哭到床头，皇帝到床尾，他就哭到床尾，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皇帝也是人，也要睡觉，哭来哭去，真没法了，只好发话：“那就让他回去吧。”有了这句话，魏忠贤胆壮了，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让孙承宗回去。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孙承宗若入九门，即刻逮捕！”那个消息的内容是，孙承宗没有带兵。
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他只想上访，不想造反。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大胆反抗来到京城，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鉴于全人类都知道，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进入九门，光荣被捕。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也没有看到这一幕。孙承宗十分愤怒，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可是他没有丝毫犹豫——返回了。
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却不可能是假的。
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他见皇帝，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说来就来了，胡说八道是没用的。
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如果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回去睡觉，老老实实待着。二、索性带兵进京，干他娘的一票，解决问题。
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
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希望。
三十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力。
为了这个理想，他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
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终究再无回天之力。
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
小时候，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曾说道：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
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老师答：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多年以后，我亲手翻开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也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拯救辽东。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待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儿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可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在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里磕头（叩头乞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虽胆小，但也很无耻。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还是有时间跑路的。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弃，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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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魏忠贤害怕了，他以及他的阉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用历史书上的话说，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相比而言，第二个结果有点儿歪打正着：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尊素，逃过了一劫。
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尊素之所以能幸免，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只是因为连颜佩韦等人都不知道，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位兄弟是无辜的。
其实民变发生当天，抓周顺昌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有一批人恰好正经过苏州，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抓黄尊素的特务。
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要去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于是就赶上了。实在有点儿冤枉，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无非是过个路，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过于能打，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要说还是特务，那反应真是快，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虽说不知怎么回事，立马就闪人了，被逼急了就往河里跳，总算是逃过了一劫。
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坏了，驾帖丢了。
所谓驾帖，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照眼下这情景，要是没有驾帖就跑去，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想来想去，也就不去了。
于是黄尊素纳闷了，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结果等了十几天，人影都没有。
但黄尊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躲是躲不过去的，大家都死了，一个人怎能独活呢？
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到衙门去报到，几个月后，他被许显纯拷打至死。在黄尊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大家都很悲痛，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父亲若一去不归，儿子来日自当报仇！”一年之后，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黄尊素死了，东林党覆灭，“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无一幸免，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
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输得那真叫彻底，局势基本是一边倒，朝廷是魏公公的，皇帝听魏公公的，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
事实上，机会还是有的，一个。
在东林党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
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疏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
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大见人，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实在难如登天。
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虽说没啥效果，但两人感情很好，魏公公几次想挑事，想干掉孙承宗，朱木匠都笑而不答，从不理会，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
他并不傻，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
于是魏忠贤惊慌了，他很清楚，孙承宗极不简单，不但狡猾大大的，和皇帝关系铁，还手握兵权，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那就真没戏了。就算没告倒，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啥指望的。
魏忠贤正心慌，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
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公立齑粉矣）。
魏公公疯了，二话不说，马上跑到皇帝那里，苦苦哀求，不要让孙承宗进京，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身为忠臣，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皇帝大人毫不慌张，他还安慰魏公公，孙老师靠得住，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
这个判断充分说明，皇帝大人非但不傻，还相当之幽默，魏公公被涮得一点儿脾气都没有。
话说完，皇帝还要干木匠活，就让魏公公走人，可是魏公公不走。
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儿就真成粉末了。所以他开始哭，还哭出了花样——“绕床痛哭”。
也就是说，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不停地哭。皇帝在床头，他就哭到床头，皇帝到床尾，他就哭到床尾，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皇帝也是人，也要睡觉，哭来哭去，真没法了，只好发话：“那就让他回去吧。”有了这句话，魏忠贤胆壮了，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让孙承宗回去。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孙承宗若入九门，即刻逮捕！”那个消息的内容是，孙承宗没有带兵。
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他只想上访，不想造反。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大胆反抗来到京城，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鉴于全人类都知道，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进入九门，光荣被捕。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也没有看到这一幕。孙承宗十分愤怒，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可是他没有丝毫犹豫——返回了。
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却不可能是假的。
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他见皇帝，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说来就来了，胡说八道是没用的。
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如果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回去睡觉，老老实实待着。二、索性带兵进京，干他娘的一票，解决问题。
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
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希望。
三十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力。
为了这个理想，他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
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终究再无回天之力。
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
小时候，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曾说道：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
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老师答：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多年以后，我亲手翻开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也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拯救辽东。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待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儿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可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在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里磕头（叩头乞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虽胆小，但也很无耻。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还是有时间跑路的。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弃，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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