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言将稿子送去刊印后不久，书稿便印成了。
这部分书稿徐言命人免费向百姓分发，不取一分一文。如此一来徐家就不会牵扯其中，即便将来官府追究徐家也可以置身事外。
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不然将来徐家肯定会遭到报复。
事实证明宣传的效果非常不错，百姓们都对这些喝着同胞血的闽浙海商恨之入骨。
徐言见效果如此之好，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将稿子附在信后叫人送去杭州让徐渭照着刊印。
他在信中再三嘱咐，万万不可暴露徐家身份。
杭州书业比宁波要繁华的多，只要这书在杭州火了用不了多久就会传遍天下。
而远在京师躲在西苑万寿宫中修道的那位大明天子也一定会看到这本书。
到了那时嘉靖帝震怒之余恐怕会怀疑人生：
大明这究竟是怎么了？真的是自己人坑自己人？坑习惯了？坑上瘾了？
这样下去大明岂不是成了各顾各的一盘散沙了？
与此同时徐言继续写新的章回，以便能够续上，时刻保持此书的热度。
一想到写了这么多字却不能因此赚到一分钱，徐言就感到心痛啊。
可细细一想，这是为了能够保住朱纨。
只要朱纨闽浙总督的官位保住了，根基就在，徐言便能够继续有大腿抱。
这么一看，区区一些银钱倒也是不足在意了。
定下心神，徐言提笔写道：
“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倭寇见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
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
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徐言只觉得酣畅淋漓。
痛快，写的真是痛快！
他写的这么明了白话，便是村口老妪听了也能明白倭寇有真倭假倭之分了吧？
只要明白了这点，其实东南的乱局就很好理解了。
不知道英明神武的圣天子看到此部分会作何感想。
那些食大明粮食，说着汉话的人偏偏会对同胞举起屠刀，劫掠那些弱小的妇孺老少。
在他们心中没有道义可言，有的只是利益。
为了利益他们可以做出任何禽兽不如的事情。
其实倭寇犯境也是看天吃饭的，进犯东南何处完全听凭风势。
若刮得风向朝北，他们便犯广东一带;若刮的风向朝东，他们便朝福建劫掠;若是东北风，则犯温州、宁波；若是东南风，则去往淮扬一带。
当然，这仅限于真倭。
那些闽浙海商勾结的海上武装势力，如许栋、李光头之流不在此列。
他们都是四处流窜，见到商船就劫掠。
如今徐言需要的便是时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发酵，这篇小说便能让百姓们看到闽浙海商的真面目，也能让嘉靖帝看清东南海患的本质。
只要民智开启，其它的都不是事。
徐言对于肃平东南还是很有信心的。
...
...
京师，西苑万寿宫。
司礼监佥书黄锦恭声道：“皇爷，陶真人求见。”
帷幔之后正自悟道的嘉靖帝十分不耐烦的问道：“朕尚在闭关，他这时来做什么？”
“回皇爷的话，陶真人新炼出了一颗仙丹，不敢耽搁这便想着立刻进献给皇爷。”
一听有丹药吃了，嘉靖帝猛地睁开了眼睛。
“怎么不早说？快宣！”
“奴婢遵旨。”
黄锦早在嘉靖帝还在安陆做兴王世子时就是他的的伴读，对于这位道君皇帝的性格脾气摸得十分清楚。
他清了清嗓子，尖声道：“陛下有旨，宣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恭诚伯、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陶仲文觐见。”
要说这位陶真人确实是简在帝心的人物。
嘉靖帝信奉道教，最早得到他老人家宠信的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邵元节。后来邵元节在嘉靖十八年仙逝，嘉靖帝便启用了和邵元节关系很好的陶仲文。
陶仲文很会忖度君心，除了写一些祈雨的文章、替皇帝做扶乩（占卜）外，还极为善于炼制丹药。
他炼制的丹药里面不仅有许多珍稀药材，还有一些春药的成分。
嘉靖帝吃了陶仲文的丹药可以一夜御数女。
这可比臣子在奏疏里夹带春宫图来讨皇帝欢心有用的多。
已经四十一岁的嘉靖皇帝通过嗑药复又找回了男人的雄风。
长生不长生且不说，至少当下爽了啊。
嘉靖皇帝觉得陶仲文有功于社稷，是忠君爱国的典范便对他加官进爵，赐予了无数官职、爵位。
大明的官职体系很是复杂，有实官、虚官、加衔、爵位等等。
邵元节一人兼领三孤，这自大明立国以来是绝无仅有的。
加上礼部尚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恭诚伯这等封赐，说他是简在帝心怕是没人敢反驳。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他的家人也得到了各种封赐。
其妻为一品夫人。其子陶世同为太常丞，陶世恩为尚宝丞。女婿吴浚，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甚至他的徒弟郭弘经，王永宁也因为祈雨有功被封为“真人”。
可以说陶仲文是真真切切的皇帝身边的红人。
却说陶仲文斌并未穿官袍，而是身着一身紫色道袍。
进殿之后他便走到嘉靖皇帝身前跪倒行礼道：“臣陶仲文拜见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
这尊号是嘉靖皇帝自己起的尊号，平日里没有几个人用。外臣一般都是称其为圣人、陛下，内臣则多曰皇爷。
除了陶仲文，基本没人用这个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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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书稿徐言命人免费向百姓分发，不取一分一文。如此一来徐家就不会牵扯其中，即便将来官府追究徐家也可以置身事外。
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不然将来徐家肯定会遭到报复。
事实证明宣传的效果非常不错，百姓们都对这些喝着同胞血的闽浙海商恨之入骨。
徐言见效果如此之好，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将稿子附在信后叫人送去杭州让徐渭照着刊印。
他在信中再三嘱咐，万万不可暴露徐家身份。
杭州书业比宁波要繁华的多，只要这书在杭州火了用不了多久就会传遍天下。
而远在京师躲在西苑万寿宫中修道的那位大明天子也一定会看到这本书。
到了那时嘉靖帝震怒之余恐怕会怀疑人生：
大明这究竟是怎么了？真的是自己人坑自己人？坑习惯了？坑上瘾了？
这样下去大明岂不是成了各顾各的一盘散沙了？
与此同时徐言继续写新的章回，以便能够续上，时刻保持此书的热度。
一想到写了这么多字却不能因此赚到一分钱，徐言就感到心痛啊。
可细细一想，这是为了能够保住朱纨。
只要朱纨闽浙总督的官位保住了，根基就在，徐言便能够继续有大腿抱。
这么一看，区区一些银钱倒也是不足在意了。
定下心神，徐言提笔写道：
“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倭寇见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
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
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徐言只觉得酣畅淋漓。
痛快，写的真是痛快！
他写的这么明了白话，便是村口老妪听了也能明白倭寇有真倭假倭之分了吧？
只要明白了这点，其实东南的乱局就很好理解了。
不知道英明神武的圣天子看到此部分会作何感想。
那些食大明粮食，说着汉话的人偏偏会对同胞举起屠刀，劫掠那些弱小的妇孺老少。
在他们心中没有道义可言，有的只是利益。
为了利益他们可以做出任何禽兽不如的事情。
其实倭寇犯境也是看天吃饭的，进犯东南何处完全听凭风势。
若刮得风向朝北，他们便犯广东一带;若刮的风向朝东，他们便朝福建劫掠;若是东北风，则犯温州、宁波；若是东南风，则去往淮扬一带。
当然，这仅限于真倭。
那些闽浙海商勾结的海上武装势力，如许栋、李光头之流不在此列。
他们都是四处流窜，见到商船就劫掠。
如今徐言需要的便是时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发酵，这篇小说便能让百姓们看到闽浙海商的真面目，也能让嘉靖帝看清东南海患的本质。
只要民智开启，其它的都不是事。
徐言对于肃平东南还是很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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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西苑万寿宫。
司礼监佥书黄锦恭声道：“皇爷，陶真人求见。”
帷幔之后正自悟道的嘉靖帝十分不耐烦的问道：“朕尚在闭关，他这时来做什么？”
“回皇爷的话，陶真人新炼出了一颗仙丹，不敢耽搁这便想着立刻进献给皇爷。”
一听有丹药吃了，嘉靖帝猛地睁开了眼睛。
“怎么不早说？快宣！”
“奴婢遵旨。”
黄锦早在嘉靖帝还在安陆做兴王世子时就是他的的伴读，对于这位道君皇帝的性格脾气摸得十分清楚。
他清了清嗓子，尖声道：“陛下有旨，宣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恭诚伯、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陶仲文觐见。”
要说这位陶真人确实是简在帝心的人物。
嘉靖帝信奉道教，最早得到他老人家宠信的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邵元节。后来邵元节在嘉靖十八年仙逝，嘉靖帝便启用了和邵元节关系很好的陶仲文。
陶仲文很会忖度君心，除了写一些祈雨的文章、替皇帝做扶乩（占卜）外，还极为善于炼制丹药。
他炼制的丹药里面不仅有许多珍稀药材，还有一些春药的成分。
嘉靖帝吃了陶仲文的丹药可以一夜御数女。
这可比臣子在奏疏里夹带春宫图来讨皇帝欢心有用的多。
已经四十一岁的嘉靖皇帝通过嗑药复又找回了男人的雄风。
长生不长生且不说，至少当下爽了啊。
嘉靖皇帝觉得陶仲文有功于社稷，是忠君爱国的典范便对他加官进爵，赐予了无数官职、爵位。
大明的官职体系很是复杂，有实官、虚官、加衔、爵位等等。
邵元节一人兼领三孤，这自大明立国以来是绝无仅有的。
加上礼部尚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恭诚伯这等封赐，说他是简在帝心怕是没人敢反驳。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他的家人也得到了各种封赐。
其妻为一品夫人。其子陶世同为太常丞，陶世恩为尚宝丞。女婿吴浚，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甚至他的徒弟郭弘经，王永宁也因为祈雨有功被封为“真人”。
可以说陶仲文是真真切切的皇帝身边的红人。
却说陶仲文斌并未穿官袍，而是身着一身紫色道袍。
进殿之后他便走到嘉靖皇帝身前跪倒行礼道：“臣陶仲文拜见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
这尊号是嘉靖皇帝自己起的尊号，平日里没有几个人用。外臣一般都是称其为圣人、陛下，内臣则多曰皇爷。
除了陶仲文，基本没人用这个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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