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连发生了张觉事件、金国夺取了大宋的云地九州事件，让赵佶有些焦头烂额，也让赵佶忧心忡忡！
赵佶于是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为由，颁布诏书，大赦天下，并借着诏书向金国（也包括西夏）传递了几条政治信息：
第一，大宋收复燕云地区，仅仅是为完成一种历史使命，并不是对外扩张；
第二，除了收复燕云地区以外，大宋对其他地区没有兴趣，也不会再对外扩张了；
第三，大宋希望从此与邻国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
可赵佶的这番政治用意，在金国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应，也没有得到有任何回应。
也许是因为此时金国上下都很繁忙，没有人注意到赵佶的这份诏书。
或者是有人看到了赵佶的这份诏书，但毫无深入解读的兴趣，因为此时金人对赵佶已经很不信任了，甚至已经准备给大宋点教训了，进而没必要再去理会赵佶的政治思想。
然而可悲的是，赵佶对此并不知道。
谭稹被撤职了之后，作为谭稹的举荐人与政治后台，王黼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虽然，名义上，王黼仍然是太傅，仍然为三高官官，仍然是大宋的宰相，但实际上赵佶对王黼已日渐冷淡，许多事情都已不让王黼插手了。
这让王黼每天都惶恐不安！
紧接着，赵佶开始对赵宋朝廷的高层人事进行调整。
这年九月，赵佶提拔白时中担任特进、太宰兼门下侍郞即右相，提拔李邦彦担任少宰兼中书侍郎即左相。
不久，赵佶又任命赵野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宇文粹中为尚书右丞、开封府尹蔡懋同知枢密院。
这些人，加上领枢密院事的蔡攸，一起构成了赵宋目前的高层决策团队。
白时中是寿州寿县（后世安徽寿县）人，登进士第，历任吏部侍郎、尚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等要职。政和年间，他曾经担任过春官，负责编辑地方上奏的各种祥瑞。他做事很认真，当无法用文字来描绘那些祥瑞时，他就用图画来表述。他呈送的《政和瑞应记》以及《赞》，曾获得蔡京好评，赵佶也很喜欢，后来他便以此平步青云。
李邦彦，即所谓“李浪子”、“浪子宰相”，也不是什么“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他“生长市井，习惯猥亵卑鄙，应对便捷，善调笑谑骂，能踢蹴鞠，经常以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相传唱，自号李浪子”，踏入官场后，他很善于交际，很善于奉承，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官职也不断升迁，从秘书省校书郎开始，一步步升迁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右丞、尚书左丞，直至现在担任了左相，他曾说自己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
关键时刻，赵佶让白时中、李邦彦这样的只懂得献媚的文人出任宰相，这只能说明，赵佶的用人之道的确存在着问题——作为一个领导者，其领导水平的高低，往往通过其所用之人就能很鲜明地反映出来。
近几年来，李邦彦与王黼一直争宠，他处处与王黼作对——王黼主张收复燕云，李邦彦则反对出兵北伐。王黼在陪赵佶曲宴时，经常亲自登台演出粗鄙节目，用以取悦赵佶，太子赵桓闻而讨厌王黼，于是，王黼与太子赵恒之间便产生了矛盾。王黼见郓王赵楷得宠，遂暗中谋划企图废掉赵恒，立赵楷为太子（在这点上，王黼和他的政治盟友梁师成也产生了矛盾）。李邦彦则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捍卫赵桓的太子地位。可以说，李邦彦与王黼是无处不斗。
现在，见王黼虽然已经失宠，但还没去职，李邦彦遂私下悄悄与蔡攸密谋，打算弹劾并罢免王黼。
而蔡攸窥视王黼的宰相之位已久，遂与李邦彦一拍即合。
于是乎，蔡攸、李邦彦便开始运作扳倒王黼。
其实——
王黼失宠，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推荐的谭稹失察，导致云地九州得而复失，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赵佶突然发现，王黼与梁师成居然是邻居，而且两家还有便门想通，赵佶这才明白王黼和梁师成内外勾结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任何朝代，大臣与内侍相交结都是犯忌讳的，皇帝对此都很敏感。
朝官不得交结宦官，宦官也不宜与朝官交结，这是宋代防范宦官专权的一条重要原则。
按照规定，两者若相互往来，将受到惩处。
然而，赵佶一朝，特别是宣和以来，宦官与朝官相交结，已成为一种普遍风气。
赵佶一朝，士大夫几乎无不奔走于宦官之门，皆以依附权贵内侍为荣。
这也就导致了，但凡权势显赫的宦官，无不门庭若市，他们各立门户，公受货赂，以贩鬻官爵。
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张迪，尤其是前两者，甚至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势力，一曰“立里客”，一曰“木脚客”。
对于这些事，有些赵佶是知道的，不过也有一些是赵佶不知道的。
像王黼和梁师成内外勾结，赵佶就不知道。
一直以来，赵佶都以为，王黼聪明绝顶，总能猜到他所想，然后切中他的心思提出附和他心意的建议，与他不谋而合。
如此，赵佶一直都以为，他与王黼是君臣相得，两人一定能带领大宋繁荣富强。
不想，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王黼不是懂他，而是在他身边放了一个他以为很老实的眼线。
这天晚上，赵佶在王黼家喝的酩酊大醉，话都不能说了，昏昏睡去。
直到夜里漏上五刻之时，赵佶才醒来。
赵佶没从皇宫大门回去，而是下令打开龙德宫与皇宫相连的一道夹墙，从小门以过，内侍十余人执兵接拥，三衙卫士无一人可以靠近赵佶。
这天晚上，皇宫里面的气氛很紧张——是夜，诸班禁从皆集教场，备不虞，几至生变。
由于饮酒过量，第二天早晨，赵佶仍不能上朝御殿。
不久之后，真相才大白，人们才知道，当晚不是出了什么大事，而是因为赵佶对王黼太失望了，而在他家喝得酩酊大醉。
赵佶有理由如此。
当初，赵佶力排众议，破格提拔王黼，可以说是对王黼寄予了厚望。
赵佶给王黼的待遇也最高，不仅赐给他宅邸，还亲自给他的宅邸命名为“得贤治定”，甚至又亲自给他题写了载赓堂、膏露堂、宠光亭、十峰亭、老山亭、荣光斋、隐庵等七块碑额。
可结果却是，王黼联合梁师成将赵佶骗惨了，关键大宋变成现在这个破烂的样子，哪哪都是问题，处处都是危机，哪有以前繁荣昌盛的样子？
赵佶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王黼这个宰相的责任。
赵佶一场大醉之后，王黼不仅彻底失宠，而且其政治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不久，御史中丞史何栗，挺身而出，他上疏弹劾王黼，连奏七章，列举了王黼奸邪专横、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巧取豪夺、骄奢淫逸等十五条罪状，请求朝廷罢免王黼，并按律治罪——这背后有蔡攸、李邦彦的影子。
何栗，字文缜，仙井监(后世四川仁寿)人，政和五年进士第一名(即状元)，颇得赵佶青睐——一进入官场，何栗就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后官职逐步提升，前不久，因为他博学强记，正直敢言，赵佶安排他担任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
王黼的政治嗅觉很灵敏，他感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于是在今年十一月初，他主动上章请求致仕，他在奏章中说：“陛下用臣不为不尽，任臣不为不专。缘臣薄祐，取戾阴阳，内积忧虞，外伤疲敝，扪心自悼，吊影生嗟，获戾天人，莫之可逭。倘许尽还印绶，退即里居，脱身于风波汹涌之中，收功于桑榆衰蹇之域，人非鬼责，少缓颠隮，永言此恩，是为终惠。”
赵佶很快便批准了王黼的请求，他在御笔中写道：“王黼陈乞致仕，其应恩人数、朝谒礼数等，一切并依蔡京例施行，仍给节度使俸。”
而今年，王黼才四十五岁，正值一个从政的男人最巅峰的年纪。
王黼是宣和二年十一月正式出任少保、太宰兼门下侍郎（即宰相职务）的。
其实，早在宣和二年六月蔡京退休前，王黼就已经深得赵佶的信任，并开始掌控赵宋的朝政大权。
王黼上任之后，采取罢方田、毁辟雍与医学算学、并会要和六典诸局等，一系列减轻赋税杂役和精简政府机构的改革措施，赢得了人们的好评。
那时，人们觉得王黼很有魄力，当时都称赞他为“贤相”。
后来，因为要与蔡京争宠，王黼也设置应奉局，自兼提领，以进贡赵佶为名，向各地官员摊派，要求进贡四方珍异之物，此事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当时有一说，这些东西，能到赵佶手中的也就是十分之一，其余都被他和粱师成瓜分了。
再后来，王黼赞成收复燕云十六州，又以朝廷出兵北伐收复燕京为名，成立了一个叫“经抚房”的专门机构，掌管从全国收集而来的免夫钱——免夫者，谓燕山之役，天下应出夫调，今但令出免夫钱而已。
当时，总共收集了六千二百余万缗免夫钱。
这笔钱本来应该储存起来以备缓急，可是至宣和七年春这笔钱已基本用完，只余下六百万缗——用掉的钱中，有帐可查的只有四千万缗，另有二千二百余万缗，谁也说不清楚下落。
有人怀疑这笔钱被王黼私自挪用了，因为燕京告功之后，王黼匆忙奏请，将经抚房的文籍尽取焚之。
也正是因为如此，关于这笔巨款的下落，已经无法说清了。
事实上，这笔钱有可能是花在了艮岳的建设中了。
因为，当时艮岳还差一些没有完工。
而等免夫钱收上来不久，当时停滞了很久的艮岳才再度开工，然后历经半年时间终得修完。
王黼当政了共四年时间，这期间大宋发生了两件可谓轰轰烈烈的大事。
这两件大事，对大宋的历史进程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一件事是平定方腊起义，另一件事是出兵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
公平的讲，这两件事都应该算是王黼主持的。
至于结果，那只能由世人去评说了。
……
自从王黼主政，赵宋朝廷的收入的确有所增多。
但由于接连发动了平定方腊起义和北伐收复燕京这两场战争，花掉了大量的钱财。
再加上赵佶君臣的贪腐挥霍。
以至于，富饶的大宋，现在已经没钱也没粮了。
尚书右丞宇文粹中，对此深感忧虑。
因此，王黼致仕后，宇文粹中便对赵佶说：“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量入为出，沛然有余。近年诸局务、应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减，虑智者无以善后。”
直白一点说，宇文粹中就是在提醒赵佶，国家没钱也没粮了，这很危险，您老快想办法。
宇文粹中，字仲达，成都府华阳县（后世四川成都成华区）人，崇宁二年登进士第三名，他也是宇文虚中和宇文时中的兄长，是蔡京的甥婿（娶了蔡京妹妹的女儿），也是蔡仍的姐夫。
赵佶觉得宇文粹中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下诏撤销应奉司，又下诏给蔡攸、白时中、李邦彦，令他们想办法弄钱弄粮。
蔡攸、白时中、李邦彦这三个只会陪着赵佶玩的弄臣哪有什么弄钱弄粮的好办法，他们只能一天又一天的往下拖延。
慢慢的，赵佶也看出来了，蔡攸、白时中、李邦彦还不如王黼呐，就更别提蔡京了。
不久，京东路一带盗贼蜂拥而起，北方各地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蔡京一党趁机纷乱吵嚷，认为白时中与李邦彦名望太轻，担当不了宰相大任，无力压服天下，他们呼吁请蔡京重新出山。
朱勔此时因为帮赵佶建成了艮岳很得宠，他也极力说服赵佶用蔡京。
赵佶觉得，在这个艰难的局势下，能够力挽狂澜的，也就蔡京这个为大宋掌了十六七年舵、让大宋富强无比的老宰相了。
赵佶以为，蔡京一定能找到解决困难与克服危机的办法。
于是乎，赵佶让蔡京复相。
就这样，蔡京重新出山，兼领讲议司，仍领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请，至都堂治事。
蔡京又一次登上了大宋的政治舞台。
这是蔡京第四次出任宰相。
这年蔡京已经整整八十岁，已“目盲不能书字，足蹇不能拜跪”，已是一个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行将就木的老人了……
……
接连发生了张觉事件、金国夺取了大宋的云地九州事件，让赵佶有些焦头烂额，也让赵佶忧心忡忡！
赵佶于是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为由，颁布诏书，大赦天下，并借着诏书向金国（也包括西夏）传递了几条政治信息：
第一，大宋收复燕云地区，仅仅是为完成一种历史使命，并不是对外扩张；
第二，除了收复燕云地区以外，大宋对其他地区没有兴趣，也不会再对外扩张了；
第三，大宋希望从此与邻国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
可赵佶的这番政治用意，在金国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应，也没有得到有任何回应。
也许是因为此时金国上下都很繁忙，没有人注意到赵佶的这份诏书。
或者是有人看到了赵佶的这份诏书，但毫无深入解读的兴趣，因为此时金人对赵佶已经很不信任了，甚至已经准备给大宋点教训了，进而没必要再去理会赵佶的政治思想。
然而可悲的是，赵佶对此并不知道。
谭稹被撤职了之后，作为谭稹的举荐人与政治后台，王黼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虽然，名义上，王黼仍然是太傅，仍然为三高官官，仍然是大宋的宰相，但实际上赵佶对王黼已日渐冷淡，许多事情都已不让王黼插手了。
这让王黼每天都惶恐不安！
紧接着，赵佶开始对赵宋朝廷的高层人事进行调整。
这年九月，赵佶提拔白时中担任特进、太宰兼门下侍郞即右相，提拔李邦彦担任少宰兼中书侍郎即左相。
不久，赵佶又任命赵野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宇文粹中为尚书右丞、开封府尹蔡懋同知枢密院。
这些人，加上领枢密院事的蔡攸，一起构成了赵宋目前的高层决策团队。
白时中是寿州寿县（后世安徽寿县）人，登进士第，历任吏部侍郎、尚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等要职。政和年间，他曾经担任过春官，负责编辑地方上奏的各种祥瑞。他做事很认真，当无法用文字来描绘那些祥瑞时，他就用图画来表述。他呈送的《政和瑞应记》以及《赞》，曾获得蔡京好评，赵佶也很喜欢，后来他便以此平步青云。
李邦彦，即所谓“李浪子”、“浪子宰相”，也不是什么“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他“生长市井，习惯猥亵卑鄙，应对便捷，善调笑谑骂，能踢蹴鞠，经常以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相传唱，自号李浪子”，踏入官场后，他很善于交际，很善于奉承，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官职也不断升迁，从秘书省校书郎开始，一步步升迁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右丞、尚书左丞，直至现在担任了左相，他曾说自己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
关键时刻，赵佶让白时中、李邦彦这样的只懂得献媚的文人出任宰相，这只能说明，赵佶的用人之道的确存在着问题——作为一个领导者，其领导水平的高低，往往通过其所用之人就能很鲜明地反映出来。
近几年来，李邦彦与王黼一直争宠，他处处与王黼作对——王黼主张收复燕云，李邦彦则反对出兵北伐。王黼在陪赵佶曲宴时，经常亲自登台演出粗鄙节目，用以取悦赵佶，太子赵桓闻而讨厌王黼，于是，王黼与太子赵恒之间便产生了矛盾。王黼见郓王赵楷得宠，遂暗中谋划企图废掉赵恒，立赵楷为太子（在这点上，王黼和他的政治盟友梁师成也产生了矛盾）。李邦彦则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捍卫赵桓的太子地位。可以说，李邦彦与王黼是无处不斗。
现在，见王黼虽然已经失宠，但还没去职，李邦彦遂私下悄悄与蔡攸密谋，打算弹劾并罢免王黼。
而蔡攸窥视王黼的宰相之位已久，遂与李邦彦一拍即合。
于是乎，蔡攸、李邦彦便开始运作扳倒王黼。
其实——
王黼失宠，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推荐的谭稹失察，导致云地九州得而复失，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赵佶突然发现，王黼与梁师成居然是邻居，而且两家还有便门想通，赵佶这才明白王黼和梁师成内外勾结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任何朝代，大臣与内侍相交结都是犯忌讳的，皇帝对此都很敏感。
朝官不得交结宦官，宦官也不宜与朝官交结，这是宋代防范宦官专权的一条重要原则。
按照规定，两者若相互往来，将受到惩处。
然而，赵佶一朝，特别是宣和以来，宦官与朝官相交结，已成为一种普遍风气。
赵佶一朝，士大夫几乎无不奔走于宦官之门，皆以依附权贵内侍为荣。
这也就导致了，但凡权势显赫的宦官，无不门庭若市，他们各立门户，公受货赂，以贩鬻官爵。
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张迪，尤其是前两者，甚至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势力，一曰“立里客”，一曰“木脚客”。
对于这些事，有些赵佶是知道的，不过也有一些是赵佶不知道的。
像王黼和梁师成内外勾结，赵佶就不知道。
一直以来，赵佶都以为，王黼聪明绝顶，总能猜到他所想，然后切中他的心思提出附和他心意的建议，与他不谋而合。
如此，赵佶一直都以为，他与王黼是君臣相得，两人一定能带领大宋繁荣富强。
不想，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王黼不是懂他，而是在他身边放了一个他以为很老实的眼线。
这天晚上，赵佶在王黼家喝的酩酊大醉，话都不能说了，昏昏睡去。
直到夜里漏上五刻之时，赵佶才醒来。
赵佶没从皇宫大门回去，而是下令打开龙德宫与皇宫相连的一道夹墙，从小门以过，内侍十余人执兵接拥，三衙卫士无一人可以靠近赵佶。
这天晚上，皇宫里面的气氛很紧张——是夜，诸班禁从皆集教场，备不虞，几至生变。
由于饮酒过量，第二天早晨，赵佶仍不能上朝御殿。
不久之后，真相才大白，人们才知道，当晚不是出了什么大事，而是因为赵佶对王黼太失望了，而在他家喝得酩酊大醉。
赵佶有理由如此。
当初，赵佶力排众议，破格提拔王黼，可以说是对王黼寄予了厚望。
赵佶给王黼的待遇也最高，不仅赐给他宅邸，还亲自给他的宅邸命名为“得贤治定”，甚至又亲自给他题写了载赓堂、膏露堂、宠光亭、十峰亭、老山亭、荣光斋、隐庵等七块碑额。
可结果却是，王黼联合梁师成将赵佶骗惨了，关键大宋变成现在这个破烂的样子，哪哪都是问题，处处都是危机，哪有以前繁荣昌盛的样子？
赵佶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王黼这个宰相的责任。
赵佶一场大醉之后，王黼不仅彻底失宠，而且其政治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不久，御史中丞史何栗，挺身而出，他上疏弹劾王黼，连奏七章，列举了王黼奸邪专横、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巧取豪夺、骄奢淫逸等十五条罪状，请求朝廷罢免王黼，并按律治罪——这背后有蔡攸、李邦彦的影子。
何栗，字文缜，仙井监(后世四川仁寿)人，政和五年进士第一名(即状元)，颇得赵佶青睐——一进入官场，何栗就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后官职逐步提升，前不久，因为他博学强记，正直敢言，赵佶安排他担任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
王黼的政治嗅觉很灵敏，他感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于是在今年十一月初，他主动上章请求致仕，他在奏章中说：“陛下用臣不为不尽，任臣不为不专。缘臣薄祐，取戾阴阳，内积忧虞，外伤疲敝，扪心自悼，吊影生嗟，获戾天人，莫之可逭。倘许尽还印绶，退即里居，脱身于风波汹涌之中，收功于桑榆衰蹇之域，人非鬼责，少缓颠隮，永言此恩，是为终惠。”
赵佶很快便批准了王黼的请求，他在御笔中写道：“王黼陈乞致仕，其应恩人数、朝谒礼数等，一切并依蔡京例施行，仍给节度使俸。”
而今年，王黼才四十五岁，正值一个从政的男人最巅峰的年纪。
王黼是宣和二年十一月正式出任少保、太宰兼门下侍郎（即宰相职务）的。
其实，早在宣和二年六月蔡京退休前，王黼就已经深得赵佶的信任，并开始掌控赵宋的朝政大权。
王黼上任之后，采取罢方田、毁辟雍与医学算学、并会要和六典诸局等，一系列减轻赋税杂役和精简政府机构的改革措施，赢得了人们的好评。
那时，人们觉得王黼很有魄力，当时都称赞他为“贤相”。
后来，因为要与蔡京争宠，王黼也设置应奉局，自兼提领，以进贡赵佶为名，向各地官员摊派，要求进贡四方珍异之物，此事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当时有一说，这些东西，能到赵佶手中的也就是十分之一，其余都被他和粱师成瓜分了。
再后来，王黼赞成收复燕云十六州，又以朝廷出兵北伐收复燕京为名，成立了一个叫“经抚房”的专门机构，掌管从全国收集而来的免夫钱——免夫者，谓燕山之役，天下应出夫调，今但令出免夫钱而已。
当时，总共收集了六千二百余万缗免夫钱。
这笔钱本来应该储存起来以备缓急，可是至宣和七年春这笔钱已基本用完，只余下六百万缗——用掉的钱中，有帐可查的只有四千万缗，另有二千二百余万缗，谁也说不清楚下落。
有人怀疑这笔钱被王黼私自挪用了，因为燕京告功之后，王黼匆忙奏请，将经抚房的文籍尽取焚之。
也正是因为如此，关于这笔巨款的下落，已经无法说清了。
事实上，这笔钱有可能是花在了艮岳的建设中了。
因为，当时艮岳还差一些没有完工。
而等免夫钱收上来不久，当时停滞了很久的艮岳才再度开工，然后历经半年时间终得修完。
王黼当政了共四年时间，这期间大宋发生了两件可谓轰轰烈烈的大事。
这两件大事，对大宋的历史进程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一件事是平定方腊起义，另一件事是出兵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
公平的讲，这两件事都应该算是王黼主持的。
至于结果，那只能由世人去评说了。
……
自从王黼主政，赵宋朝廷的收入的确有所增多。
但由于接连发动了平定方腊起义和北伐收复燕京这两场战争，花掉了大量的钱财。
再加上赵佶君臣的贪腐挥霍。
以至于，富饶的大宋，现在已经没钱也没粮了。
尚书右丞宇文粹中，对此深感忧虑。
因此，王黼致仕后，宇文粹中便对赵佶说：“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量入为出，沛然有余。近年诸局务、应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减，虑智者无以善后。”
直白一点说，宇文粹中就是在提醒赵佶，国家没钱也没粮了，这很危险，您老快想办法。
宇文粹中，字仲达，成都府华阳县（后世四川成都成华区）人，崇宁二年登进士第三名，他也是宇文虚中和宇文时中的兄长，是蔡京的甥婿（娶了蔡京妹妹的女儿），也是蔡仍的姐夫。
赵佶觉得宇文粹中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下诏撤销应奉司，又下诏给蔡攸、白时中、李邦彦，令他们想办法弄钱弄粮。
蔡攸、白时中、李邦彦这三个只会陪着赵佶玩的弄臣哪有什么弄钱弄粮的好办法，他们只能一天又一天的往下拖延。
慢慢的，赵佶也看出来了，蔡攸、白时中、李邦彦还不如王黼呐，就更别提蔡京了。
不久，京东路一带盗贼蜂拥而起，北方各地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蔡京一党趁机纷乱吵嚷，认为白时中与李邦彦名望太轻，担当不了宰相大任，无力压服天下，他们呼吁请蔡京重新出山。
朱勔此时因为帮赵佶建成了艮岳很得宠，他也极力说服赵佶用蔡京。
赵佶觉得，在这个艰难的局势下，能够力挽狂澜的，也就蔡京这个为大宋掌了十六七年舵、让大宋富强无比的老宰相了。
赵佶以为，蔡京一定能找到解决困难与克服危机的办法。
于是乎，赵佶让蔡京复相。
就这样，蔡京重新出山，兼领讲议司，仍领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请，至都堂治事。
蔡京又一次登上了大宋的政治舞台。
这是蔡京第四次出任宰相。
这年蔡京已经整整八十岁，已“目盲不能书字，足蹇不能拜跪”，已是一个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行将就木的老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