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欣赏陈芝廷这样的士大夫身上的民本主义思想，朱敬伦甚至都会将他轰出去。
陈芝廷的说服，初听之下完全是胡说八道。
城市工人阶层，作为摆脱了农村束缚的一个群体，在传统观念中，确实跟流民无异。
王朝时代，对流民的处理，一般是择地安置，重新将他们纳入农村共同体之中，用土地束缚住他们。
但现在是工业时代，怎么看，这些工人的生产力都远高于农民，朱敬伦想要的，是给工人建立基本的保障体系，让他们在社会危机中不至于生活无着，走向伟大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朱敬伦的考虑在革命者看来，是反勭的，是打算用福利收买工人。
可陈芝廷竟然表示应该将这些工人重新迁回农村，让他们重新变成农民，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朱敬伦一瞬间感觉到自己竟然跟这样的人共事了几十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但是慢慢听陈芝廷的说法，竟然也听出了一些道理来。
“前些年城里市面不景气，很多城里人回乡，城里市面好了，就又回去了。所以城里市面不景气，官府就该让这些农民返乡，而不是给他们发救济。人都留在城里，没有活干，不管有没有救济，迟早都要出问题的。”
陈芝廷的说法让朱敬伦也不由得点点头。
这是一个事实，这些年每次经济危机，都是农村容纳了最大量的失业群体，没有完全破坏的乡村传统社会，给了第一代进入城市的工人一条后路，这种现象在后世也经常发生，农村被称作城市的劳动力蓄水池，也是城市危机的最大缓冲地。
工人在城里失业，活不下去了，回农村就能生活，原因无非那么几条：一种是可以依靠宗族和亲戚救济；一种是自家在农村还有土地，或者一两亩，种地虽然富不了，但在经济危机时期也饿不死；一种是在城市工作多少有些积蓄，在城里生活成本太高，回农村可以享受到低生活成本，更能挺过经济危机时期。
社会关系表现上，一些人是个人进城，也就是农民工形势，兄弟姐妹甚至老婆孩子都在乡下务农；一些人是自耕农家庭，但却没有变卖土地，将土地免费借给或者租给别人耕种，城里过不下去了，一家老小回农村还有后路；还有一些人，在农村的时候，种的是宗族里的公地，城里活不下去了，回农村，宗族还会给他们分地。
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因为自耕农本就很普遍，宗族现象也很普遍。
真正那些在农村没有地的纯粹佃农，进入城里成为产业工人，这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可即便是这样的无产人群，真的在农村连一个亲戚都没有的，其实也很少。
所以这些年农村才成了经济危机期间，城市最大的稳定器。
“所以，没几个工人真正找不到饭吃。一百个人里，在城里没有活干，在乡下没有亲戚，没有宗族的，也没几个。官府要管的，就这么几个人。”
陈芝廷说着，朱敬伦越来越觉得有道理。
但他还有疑问：“可要是城里人回乡，他们的族人、同乡不愿意分地给他们怎么办？农村的地也是不够分的吧。”
农村土地不够种，这才是农村人进城最大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生存的压力，而不是城里富庶生活的拉力，说不好听点，工业化初期，城里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陈芝廷说道：“确实有这些现象，有的家族不太和睦。这就得让官府出面了，找他们的族长说情，总得让人活着啊，更何况是自家亲戚。”
朱敬伦笑道：“光说情怕是不行，可以立法。宗族土地本就是公田，是他们祖先留下的，每一个族人都有权力种。平常时候不算，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族人有权要求重新分地。”
朱敬伦暗想，这样就解决了一大半城市工人经济危机期间的生活。
可问题是：“那些不是宗族的田产怎么办？进城的佃户怎么回去？”
纯粹的地主和佃户组成的农村数量也不少。
陈芝廷道：“重新厘定田产，只要城里人回乡，土地均分耕种。”
这倒是一个办法，尽管可能把土地划分的更小，原本就一人一亩多的，可能降到一亩以下，但经济危机时期，是选择让一部分人饿死，还是选择让大家一块挨饿，但所有人都饿不死，这不是一个问题。
朱敬伦还有一个问题：“那外乡人呢，现在九龙、赤湾这样的大城市里，有大量的外地人。”
陈芝廷道：“回原籍！”
朱敬伦摆摆手，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这年头只有籍贯，可没有户口。
如果能通过现代化的管理能力，将农村人送回原籍生活，可以说经济危机期间，农村能平衡绝大都数社会问题，即便有个别彻底失去原籍关系的城市第二代，第三代工人，经济危机期间城市也不至于瘫痪，总有一些工作机会给他们的。再大的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大部分人失业的情况。而农村可以容纳绝大部分人回去，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破坏的巨大福利。08经济危机的时候，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也没见中国怎么样，这是西方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不管多么先进的福利体系都承受不了。
但朱敬伦的目的不仅仅是在经济危机期间，解决社会动乱问题，他的根本目的是富民。
“如何富民？”
说道富民问题，陈芝廷目光一闪，显然他的观念，让他对这个问题极为敏感。
但他遇到的问题又太复杂。
叹了口气：“难矣！”
长叹一声后道：“草民这些年与乡民长谈，百姓苦矣。佃农最苦。官府虽不征税，但地租极重，所产半者归地主。一户小农，耕地六七亩，所得不过两三亩，一家三口尚能糊口，四口之家就要挨饿。若遇灾荒年景，少不得借债度日，常年背上高利贷。官府虽然不许，但卖儿卖女乃是常事。”
朱敬伦皱起眉头，卖儿卖女的问题他知道，官府管不过来，而且农村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为，规避了法律禁令，法律不准买卖人口，但大量的童养媳出现了，他家养不起，放在我家养，给我儿子当媳妇，这官府也要管？
这些童养媳从小给人干活，挨打挨骂，张大了给人当媳妇，说不好听点，跟大户人家过去的下人没什么不同，而且还不好管理，认定这算买卖人口吧，确实很多穷人养不起女儿，给大户人家当童养媳，总好过溺婴，或者遗弃。
“必须减租减息啊！”
朱敬伦叹道，这让他想起了历史上的减租减息运动，得到的民心支持，可以让某组织从农村起步，干掉蒋家王朝，这说明老百姓是多么的渴望能够减少租息啊。
陈芝廷叹道：“谈何容易啊。我见过许多户地主，就是靠吃佃户的租息过活。我问过他们，何不减少租息，他们说，没有租息，他们凭什么要放债？如果不让地主吃租息，老百姓灾年就借不到粮食，到头来苦的还是百姓。”
陈芝廷说的是真心话，因为这跟陈家没有厉害关系，他们是典型的宗族，而不是地主，陈家的土地是陈姓人家在种，大多数都是公田，即便也有租出去的，也是租给同族，租息不是用来享乐，租息是也是公产，除了用于祭祀祖宗，还用于学堂和赡养孤寡的善堂。
“你有没有主意？”
朱敬伦问道，陈芝廷显然比他更了解农村，又在乡下蛰伏了十几年，相比考虑过相关的问题。
陈芝廷道：“唯有放公债。灾难官府救济，寻常年间，佃户遇到点小灾小病的，不能让他们借地主的高利贷。官府给他们放低息公债，将来能免则免，能减则减。只是怕财政上吃不消。”
朱敬伦道：“是啊，几亿农民，哪年没个千万人遇到点事。都靠财政，财政得破产。”
但这事不能不做，朱敬伦脑子里飞快的想着，将地主从农村高利贷中排除出去简单，但之所以是高利贷，不是低息贷款，从经济学上看，是以为风险高，一个个一穷二白的佃户，想低息借贷是不可能的，没有银行会做这种生意。所以能控制佃户人身的地主成了大债主，他们能保证收回来。
用公益来做这件事的话，巨大的成本是一个考虑，财政是支持不住的，必须降低每年几千万人可能借债的风险，这需要一笔巨大的低成本资金。
“保险！”
朱敬伦说道，什么样的资金成本最低，当然是保险基金了。难怪后世各国都将福利保险化，没有一个国家说用财政来给全民养老。
中国现在的情况，还牵扯不到养老，因为老百姓的观念是养儿防老，政府不给他们养老，他们恨不到政府头上。现在要关心的是，很多人因病而穷，因灾而穷，是抗风性能力差的问题。
“保险？找何人保险？”
保险陈芝廷并不陌生，社会上早就出现了很多保险公司，比如徐润等大买办都在经营水火保险等业务，最早是洋人办的，现在都是中国资本家在办，很多银行都在办。
让几亿农民找这些保险公司，朱敬伦相信如果政府给特权，有的是人愿意办，但问题是商业保险自身的风险，让政府不敢放心交给他们。一旦他破产，几千万农民受累。所以必须是一个不会破产的保险公司来办。
“不找别人，我们自己办！”
朱敬伦设想的是政府出面来办，政府不会破产，这保险公司也就不会破产，同样也不会去经营风险性的商业投资。
陈芝廷叹道：“可佃户买不起保险啊？”
朱敬伦道：“这都不是问题。佃户才有多少。农民中完全没有自己土地的，没有公田耕种的，只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怕十人中只有一两个罢了。用十个农民承担这一两个佃户的保费还是绰绰有余的。况且一旦办了保险，也就不用担心地主灾年不放贷了，减租减息的收益也可以放进保险中。”
朱敬伦已经觉得强令大地主减租减息了，那么减少的租息，除了一部分归还佃户，大部分他都打算放进保险基金中，预防这些佃户在遇到灾荒。
到这里，朱敬伦的乡村政策已经明确了，那就是从吃租息的食利地主身上剥夺资源，再分配到最穷的佃农身上。这对大地主是不公平的，他们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而是他们的奋斗或者他们祖宗的奋斗得来的，比如伍崇曜家族在乡下也有庞大的地产，他们是靠经商得来的财富。现在限制他们财富的增值，这对他们公平吗？
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倡导的私产神圣观念中，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可是对千千万万穷人来说，谁为他们想过。说白了，这还是少部分人的公平与大部分人的公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朱敬伦坚决站在大部分人一边考虑问题。
陈芝廷道：“不知这保险都保些什么？”
朱敬伦道：“保的是孤寡没人养老，保的是孤贫看不起病，保的是穷人吃不起饭。”
陈芝廷一愣：“这不就是个善堂吗？”
朱敬伦笑道：“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大号的善堂。但跟善堂不一样，善堂是一些善人办的，救济是随心所欲的，是他们说了算的。但农村保险不一样，得有严密的章程，得让真正需要的人受益。而且现在不是救贫，不是救苦，现在我们还只能做到救死。让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能活下去，所以只能救最穷，最苦的人。”
朱敬伦的想法中，只需要让社会最底层的十分之一的佃农，能够做到不卖儿卖女也能活着，让他们的基本生活跟那些自耕农看齐，能吃饱饭，每年还能扯几尺布做衣服。这是最基本的再分配了。
至于更高层面的，还得等制度建立起来后，慢慢发展。
“皇上圣明！”
陈芝廷觉得他除了说这几个字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内心隐隐激动，这件事做成了，是多么大的功业啊。
“陈大人，救民的问题我们现在谈完了。该谈谈富民了！”
接济穷人是陈芝廷最关心的，但朱敬伦却认为，那只是最基本的，做到了不值得骄傲，没做到是执政者的羞耻。
他要搞财富再分配，可不仅仅是让最穷的人活下去，而是让绝大多数人生活能过的更好一些，让现在这种绝大多数人都是穷人的社会，变成绝大多数人都是中等收入的社会。
陈芝廷的说服，初听之下完全是胡说八道。
城市工人阶层，作为摆脱了农村束缚的一个群体，在传统观念中，确实跟流民无异。
王朝时代，对流民的处理，一般是择地安置，重新将他们纳入农村共同体之中，用土地束缚住他们。
但现在是工业时代，怎么看，这些工人的生产力都远高于农民，朱敬伦想要的，是给工人建立基本的保障体系，让他们在社会危机中不至于生活无着，走向伟大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朱敬伦的考虑在革命者看来，是反勭的，是打算用福利收买工人。
可陈芝廷竟然表示应该将这些工人重新迁回农村，让他们重新变成农民，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朱敬伦一瞬间感觉到自己竟然跟这样的人共事了几十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但是慢慢听陈芝廷的说法，竟然也听出了一些道理来。
“前些年城里市面不景气，很多城里人回乡，城里市面好了，就又回去了。所以城里市面不景气，官府就该让这些农民返乡，而不是给他们发救济。人都留在城里，没有活干，不管有没有救济，迟早都要出问题的。”
陈芝廷的说法让朱敬伦也不由得点点头。
这是一个事实，这些年每次经济危机，都是农村容纳了最大量的失业群体，没有完全破坏的乡村传统社会，给了第一代进入城市的工人一条后路，这种现象在后世也经常发生，农村被称作城市的劳动力蓄水池，也是城市危机的最大缓冲地。
工人在城里失业，活不下去了，回农村就能生活，原因无非那么几条：一种是可以依靠宗族和亲戚救济；一种是自家在农村还有土地，或者一两亩，种地虽然富不了，但在经济危机时期也饿不死；一种是在城市工作多少有些积蓄，在城里生活成本太高，回农村可以享受到低生活成本，更能挺过经济危机时期。
社会关系表现上，一些人是个人进城，也就是农民工形势，兄弟姐妹甚至老婆孩子都在乡下务农；一些人是自耕农家庭，但却没有变卖土地，将土地免费借给或者租给别人耕种，城里过不下去了，一家老小回农村还有后路；还有一些人，在农村的时候，种的是宗族里的公地，城里活不下去了，回农村，宗族还会给他们分地。
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因为自耕农本就很普遍，宗族现象也很普遍。
真正那些在农村没有地的纯粹佃农，进入城里成为产业工人，这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可即便是这样的无产人群，真的在农村连一个亲戚都没有的，其实也很少。
所以这些年农村才成了经济危机期间，城市最大的稳定器。
“所以，没几个工人真正找不到饭吃。一百个人里，在城里没有活干，在乡下没有亲戚，没有宗族的，也没几个。官府要管的，就这么几个人。”
陈芝廷说着，朱敬伦越来越觉得有道理。
但他还有疑问：“可要是城里人回乡，他们的族人、同乡不愿意分地给他们怎么办？农村的地也是不够分的吧。”
农村土地不够种，这才是农村人进城最大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生存的压力，而不是城里富庶生活的拉力，说不好听点，工业化初期，城里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陈芝廷说道：“确实有这些现象，有的家族不太和睦。这就得让官府出面了，找他们的族长说情，总得让人活着啊，更何况是自家亲戚。”
朱敬伦笑道：“光说情怕是不行，可以立法。宗族土地本就是公田，是他们祖先留下的，每一个族人都有权力种。平常时候不算，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族人有权要求重新分地。”
朱敬伦暗想，这样就解决了一大半城市工人经济危机期间的生活。
可问题是：“那些不是宗族的田产怎么办？进城的佃户怎么回去？”
纯粹的地主和佃户组成的农村数量也不少。
陈芝廷道：“重新厘定田产，只要城里人回乡，土地均分耕种。”
这倒是一个办法，尽管可能把土地划分的更小，原本就一人一亩多的，可能降到一亩以下，但经济危机时期，是选择让一部分人饿死，还是选择让大家一块挨饿，但所有人都饿不死，这不是一个问题。
朱敬伦还有一个问题：“那外乡人呢，现在九龙、赤湾这样的大城市里，有大量的外地人。”
陈芝廷道：“回原籍！”
朱敬伦摆摆手，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这年头只有籍贯，可没有户口。
如果能通过现代化的管理能力，将农村人送回原籍生活，可以说经济危机期间，农村能平衡绝大都数社会问题，即便有个别彻底失去原籍关系的城市第二代，第三代工人，经济危机期间城市也不至于瘫痪，总有一些工作机会给他们的。再大的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大部分人失业的情况。而农村可以容纳绝大部分人回去，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破坏的巨大福利。08经济危机的时候，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也没见中国怎么样，这是西方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不管多么先进的福利体系都承受不了。
但朱敬伦的目的不仅仅是在经济危机期间，解决社会动乱问题，他的根本目的是富民。
“如何富民？”
说道富民问题，陈芝廷目光一闪，显然他的观念，让他对这个问题极为敏感。
但他遇到的问题又太复杂。
叹了口气：“难矣！”
长叹一声后道：“草民这些年与乡民长谈，百姓苦矣。佃农最苦。官府虽不征税，但地租极重，所产半者归地主。一户小农，耕地六七亩，所得不过两三亩，一家三口尚能糊口，四口之家就要挨饿。若遇灾荒年景，少不得借债度日，常年背上高利贷。官府虽然不许，但卖儿卖女乃是常事。”
朱敬伦皱起眉头，卖儿卖女的问题他知道，官府管不过来，而且农村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为，规避了法律禁令，法律不准买卖人口，但大量的童养媳出现了，他家养不起，放在我家养，给我儿子当媳妇，这官府也要管？
这些童养媳从小给人干活，挨打挨骂，张大了给人当媳妇，说不好听点，跟大户人家过去的下人没什么不同，而且还不好管理，认定这算买卖人口吧，确实很多穷人养不起女儿，给大户人家当童养媳，总好过溺婴，或者遗弃。
“必须减租减息啊！”
朱敬伦叹道，这让他想起了历史上的减租减息运动，得到的民心支持，可以让某组织从农村起步，干掉蒋家王朝，这说明老百姓是多么的渴望能够减少租息啊。
陈芝廷叹道：“谈何容易啊。我见过许多户地主，就是靠吃佃户的租息过活。我问过他们，何不减少租息，他们说，没有租息，他们凭什么要放债？如果不让地主吃租息，老百姓灾年就借不到粮食，到头来苦的还是百姓。”
陈芝廷说的是真心话，因为这跟陈家没有厉害关系，他们是典型的宗族，而不是地主，陈家的土地是陈姓人家在种，大多数都是公田，即便也有租出去的，也是租给同族，租息不是用来享乐，租息是也是公产，除了用于祭祀祖宗，还用于学堂和赡养孤寡的善堂。
“你有没有主意？”
朱敬伦问道，陈芝廷显然比他更了解农村，又在乡下蛰伏了十几年，相比考虑过相关的问题。
陈芝廷道：“唯有放公债。灾难官府救济，寻常年间，佃户遇到点小灾小病的，不能让他们借地主的高利贷。官府给他们放低息公债，将来能免则免，能减则减。只是怕财政上吃不消。”
朱敬伦道：“是啊，几亿农民，哪年没个千万人遇到点事。都靠财政，财政得破产。”
但这事不能不做，朱敬伦脑子里飞快的想着，将地主从农村高利贷中排除出去简单，但之所以是高利贷，不是低息贷款，从经济学上看，是以为风险高，一个个一穷二白的佃户，想低息借贷是不可能的，没有银行会做这种生意。所以能控制佃户人身的地主成了大债主，他们能保证收回来。
用公益来做这件事的话，巨大的成本是一个考虑，财政是支持不住的，必须降低每年几千万人可能借债的风险，这需要一笔巨大的低成本资金。
“保险！”
朱敬伦说道，什么样的资金成本最低，当然是保险基金了。难怪后世各国都将福利保险化，没有一个国家说用财政来给全民养老。
中国现在的情况，还牵扯不到养老，因为老百姓的观念是养儿防老，政府不给他们养老，他们恨不到政府头上。现在要关心的是，很多人因病而穷，因灾而穷，是抗风性能力差的问题。
“保险？找何人保险？”
保险陈芝廷并不陌生，社会上早就出现了很多保险公司，比如徐润等大买办都在经营水火保险等业务，最早是洋人办的，现在都是中国资本家在办，很多银行都在办。
让几亿农民找这些保险公司，朱敬伦相信如果政府给特权，有的是人愿意办，但问题是商业保险自身的风险，让政府不敢放心交给他们。一旦他破产，几千万农民受累。所以必须是一个不会破产的保险公司来办。
“不找别人，我们自己办！”
朱敬伦设想的是政府出面来办，政府不会破产，这保险公司也就不会破产，同样也不会去经营风险性的商业投资。
陈芝廷叹道：“可佃户买不起保险啊？”
朱敬伦道：“这都不是问题。佃户才有多少。农民中完全没有自己土地的，没有公田耕种的，只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怕十人中只有一两个罢了。用十个农民承担这一两个佃户的保费还是绰绰有余的。况且一旦办了保险，也就不用担心地主灾年不放贷了，减租减息的收益也可以放进保险中。”
朱敬伦已经觉得强令大地主减租减息了，那么减少的租息，除了一部分归还佃户，大部分他都打算放进保险基金中，预防这些佃户在遇到灾荒。
到这里，朱敬伦的乡村政策已经明确了，那就是从吃租息的食利地主身上剥夺资源，再分配到最穷的佃农身上。这对大地主是不公平的，他们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而是他们的奋斗或者他们祖宗的奋斗得来的，比如伍崇曜家族在乡下也有庞大的地产，他们是靠经商得来的财富。现在限制他们财富的增值，这对他们公平吗？
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倡导的私产神圣观念中，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可是对千千万万穷人来说，谁为他们想过。说白了，这还是少部分人的公平与大部分人的公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朱敬伦坚决站在大部分人一边考虑问题。
陈芝廷道：“不知这保险都保些什么？”
朱敬伦道：“保的是孤寡没人养老，保的是孤贫看不起病，保的是穷人吃不起饭。”
陈芝廷一愣：“这不就是个善堂吗？”
朱敬伦笑道：“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大号的善堂。但跟善堂不一样，善堂是一些善人办的，救济是随心所欲的，是他们说了算的。但农村保险不一样，得有严密的章程，得让真正需要的人受益。而且现在不是救贫，不是救苦，现在我们还只能做到救死。让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能活下去，所以只能救最穷，最苦的人。”
朱敬伦的想法中，只需要让社会最底层的十分之一的佃农，能够做到不卖儿卖女也能活着，让他们的基本生活跟那些自耕农看齐，能吃饱饭，每年还能扯几尺布做衣服。这是最基本的再分配了。
至于更高层面的，还得等制度建立起来后，慢慢发展。
“皇上圣明！”
陈芝廷觉得他除了说这几个字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内心隐隐激动，这件事做成了，是多么大的功业啊。
“陈大人，救民的问题我们现在谈完了。该谈谈富民了！”
接济穷人是陈芝廷最关心的，但朱敬伦却认为，那只是最基本的，做到了不值得骄傲，没做到是执政者的羞耻。
他要搞财富再分配，可不仅仅是让最穷的人活下去，而是让绝大多数人生活能过的更好一些，让现在这种绝大多数人都是穷人的社会，变成绝大多数人都是中等收入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