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朝鲜为焦点，日俄矛盾迅速成为日本最大的对外矛盾，但不意味着日本就跟中国没有矛盾了，日本政府依然将中国看作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只不过俄国现在是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第一道绞索罢了，在挣脱这个套索之前，他们是不会跟中国动手的。
同样对俄国扩张十分警惕的英国成了日本可以依赖的外援，于是为了挣脱俄国套在他们脖子上的套索，他们愿意拴上英国送上来的狗链。
随着日俄矛盾迅速升温，英日关系迅速靠近，结盟倒还不至于。但是英国却开始为日本提供越来越多的财政支持，主要是帮助日本在伦敦发行大量低息外资，兵工厂帮助日本打造军事装备。
此时日本的经济状况，早就无力支撑他们的军事扩张，如果没有英国的帮助，别说海军竞赛这种烧钱的玩意，就是维持现在的海军水平都做不到。
历史只会记述日本打败了满清和俄国是多么的辉煌，却从未看到日本老百姓为此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和牺牲。
整个明治维新期间，日本都面对着极为不利的经济状况，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和资源。
经过了极为充分的西方式的商业改革之后，严重破坏了农村传统社会的自我保护能力。导致农村的兼并现象严重，日本的土地，大量集中，地主、富农据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土地，多数零散小农，所有的土地还不到百分之五十，全日本农户，半佃农占百分之四十以上，纯佃农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
三井等财团的银行发展迅速，网络迅速延伸到了农村社会，一方面是日本金融业的发展程度深，另一方面加剧了传统经济的崩溃速度，让人震惊的事实是，日本农民普遍学会了从银行贷款，因为每当交税的时候，不借款的情况下，日本农户普遍无法完税。而同时期，哪怕是满清同样困苦的农民，甚至都不知道银行是何物。
在土地大批集中于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同时，佃农的收获，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得付给地主，地主兼为商人、高利贷者、资本家，又用投机的方式来赚取农民的生产品。在地租和商业的双重剥削之下，占农户27%以上的佃农终年在生死线上挣扎，许多半自耕农也只能勉强维生。
农村被盘剥到了极致，根据数据对比，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田赋收入约为3100万两，征收实物漕粮约250万石，合计田赋收入约为3500万两，田赋税率为1.6%。各级官吏实际征收的田赋约为统计数的2倍以上，因而实际征收的田赋约占农业产值的3.2%。日本百姓则要上交土地产出的21.25%，对比之下日本农民是满清农民赋税的六倍，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能在甲午战争之前将自己的财政收入提高到跟满清差不多的程度的原因。
明治维新时期，由于日本对本国农民的盘剥之狠，乃至让后世评论认为，日本农村就是日本的国内殖民地。
除了沉重的赋税之外，如果是地主还好一些，如果是佃农的话，跟满清一样，还要接受地主的盘剥，满清的农民十分困苦，日本最下层的佃农基本上都要活不下去了。
贫苦农民普遍不得不让自己的女儿、次子、三子外出做工，挣点钱补贴家用。即便这样，也最多能够谋生，一旦遇上一丁点变故，贫农抗风险的能力完全没有，中国的农民还可以通过亲戚朋友宗族的接济，依靠传统的农村共同体承担风险，日本的传统已经破坏，农民只能卖儿卖女，他们遭遇的是中国民国大乱时期的境况。
有些日本家庭由于交不起租金，就拿小女儿当作抵押。这些女孩往往会被送入院妓，日本的院妓称之为游廓，幕府时代属于公营院妓，但到了明治时期，明治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对游廓表示出了相当的支持和保护。首相伊藤博文公开表态“不希望废除游廓”，明治政府继续经营游廓产业，伊藤博文为此被日本人男人视为“唯一的英雄”。
为了积累工业化的资金，还向海外输送女妓，在海外的日本女妓数以万计，占日本海外人口的七成以上。对此日本政府不但不加以限制，反而公开支持。此时，普通的农村女孩卖给妓院只能换到十三两钱，被卖掉的女孩不能有丝毫怨言。因为她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了家的利益，为了孝敬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应该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为了家庭而被卖掉，不仅没有人鄙视，甚至还会受到人们的称赞。有一个卖了自己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因为“孝心奇特”受到日本官方的表彰。
与被掠夺工业化资金的农村，被称作日本国内殖民地对比，日本的女人出国卖肉，则被称呼为支持“现代日本”的“妇女奴隶”。
极度剥夺农村和农民，城市的情况会好一些吗？也不是。
城市工薪阶层同样承受着高额赋税，按照比例，日本人承担的税收相当于美国人的三倍，英国人的两倍以上。在原料无法自足的情况下，工业还需要承担进口原料的成本，在这种劣势下和欧美商品竞争，自然无法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工资。涌入城市的过剩劳动力，让占日本工人多数的纺织女工的工资，比英国殖民地印度工人的工资还低。工资最高的重工业熟练工人，如果每天不做13到16小时的加班劳动，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
在城市市民也仅仅能够糊口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这就让日本的国内市场极为狭小。要么依赖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为人家提供生丝、棉纱等原料，要么就是依靠朝鲜这样的殖民地市场，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掠夺工业化利润。
后世的人只会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光鲜，只会看到日本飞速崛起的工业，迅速现代化的成就，却看不到日本人在背后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日本人是以连奴隶都不如的生活水准，支撑了日本的现代化。
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都必须附和一定的经济规律，没有外部市场，就只能对内掠夺，这是无法更改的，就好像21世纪当中国经济结束了外部红利之后，大家赫然发现，中国竟然在悄无声息间变成了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于是民怨四起，纷纷觉得政府在搜刮民财，事实上，这也是需要承担的代价。
不过就好像这个时代的日本人能够忍受一样，后世中国人嘴上骂得凶，但骂的却不是高税收本身，而是大家觉得高税收没有带来高福利和高的公共服务，骂的是官僚集团的腐敗，人民其实是讲理的，他们可以接受承担国家发展的成本，但他们不愿意看到不公平，所以一边是老百姓对重税不满，骂官僚腐敗，另一边则大肆欢呼国家开建航母等军事设施，因为大家知道那些不产出的军事设施，是公家能提供给他们的看得见的利益，是保障大家尊严的强大后盾。
所以高压也好，困苦也罢，只要给老百姓一个足够的理由，他们可以承担这些代价。
日本选择给老百姓的理由，就是不断的扩张国权，用国家的荣耀来给人民一个交代。
因此日本在扩张的道路上，其实已经无法回头了。
但日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国内搜刮到足够的扩张资金，因为不管怎么说，人得吃饭。你搜刮的底线是让人活着，哪怕卖儿卖女都得让他们活着。
所以日本选择了给英国人当打手，也是形势使然。
跟俄国在朝鲜的对抗，最终以日本暂时性的退缩结束，随即日本跟英国签订了一份条约，这份条约还算不上军事条约，因为大量的规避了英国所承担的义务，而大大增加了日本需要承担的义务。
条约规定，日本在朝鲜，英国在中国利益在受到侵害时，两国应采取共同进退的措施。双方约定，日英两国海军平时要加强协作，在入坞修船、补给煤炭等方面相互提供方便；并且在远东水域，日英两国要努力保持优于第三国的海军力量；在英国为了维护中国利益，而导致本国海军力量无法为本国商船提供保护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应当予以援助；当日本为保护朝鲜利益而导致与第三国的战争时，大英帝国应予以财政上的支持。
这份条约中，两国看似没有承担军事义务，算不上军事同盟条约，但却带有一定的军事色彩。
当条约内容曝光之后，大明帝国洋务司的官员一开始认为这主要是针对俄国的，但是当他们详细研究过这份条约之后，他们突然感觉到，这份条约竟然是英国拿来针对中国的。
朱敬伦一眼就看到了英国人的意图，他认识的更为深刻，他知道这份条约有针对中国崛起的色彩，但条约背后隐藏的，则是大英帝国重塑东亚新秩序的政策。
同样对俄国扩张十分警惕的英国成了日本可以依赖的外援，于是为了挣脱俄国套在他们脖子上的套索，他们愿意拴上英国送上来的狗链。
随着日俄矛盾迅速升温，英日关系迅速靠近，结盟倒还不至于。但是英国却开始为日本提供越来越多的财政支持，主要是帮助日本在伦敦发行大量低息外资，兵工厂帮助日本打造军事装备。
此时日本的经济状况，早就无力支撑他们的军事扩张，如果没有英国的帮助，别说海军竞赛这种烧钱的玩意，就是维持现在的海军水平都做不到。
历史只会记述日本打败了满清和俄国是多么的辉煌，却从未看到日本老百姓为此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和牺牲。
整个明治维新期间，日本都面对着极为不利的经济状况，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和资源。
经过了极为充分的西方式的商业改革之后，严重破坏了农村传统社会的自我保护能力。导致农村的兼并现象严重，日本的土地，大量集中，地主、富农据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土地，多数零散小农，所有的土地还不到百分之五十，全日本农户，半佃农占百分之四十以上，纯佃农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
三井等财团的银行发展迅速，网络迅速延伸到了农村社会，一方面是日本金融业的发展程度深，另一方面加剧了传统经济的崩溃速度，让人震惊的事实是，日本农民普遍学会了从银行贷款，因为每当交税的时候，不借款的情况下，日本农户普遍无法完税。而同时期，哪怕是满清同样困苦的农民，甚至都不知道银行是何物。
在土地大批集中于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同时，佃农的收获，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得付给地主，地主兼为商人、高利贷者、资本家，又用投机的方式来赚取农民的生产品。在地租和商业的双重剥削之下，占农户27%以上的佃农终年在生死线上挣扎，许多半自耕农也只能勉强维生。
农村被盘剥到了极致，根据数据对比，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田赋收入约为3100万两，征收实物漕粮约250万石，合计田赋收入约为3500万两，田赋税率为1.6%。各级官吏实际征收的田赋约为统计数的2倍以上，因而实际征收的田赋约占农业产值的3.2%。日本百姓则要上交土地产出的21.25%，对比之下日本农民是满清农民赋税的六倍，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能在甲午战争之前将自己的财政收入提高到跟满清差不多的程度的原因。
明治维新时期，由于日本对本国农民的盘剥之狠，乃至让后世评论认为，日本农村就是日本的国内殖民地。
除了沉重的赋税之外，如果是地主还好一些，如果是佃农的话，跟满清一样，还要接受地主的盘剥，满清的农民十分困苦，日本最下层的佃农基本上都要活不下去了。
贫苦农民普遍不得不让自己的女儿、次子、三子外出做工，挣点钱补贴家用。即便这样，也最多能够谋生，一旦遇上一丁点变故，贫农抗风险的能力完全没有，中国的农民还可以通过亲戚朋友宗族的接济，依靠传统的农村共同体承担风险，日本的传统已经破坏，农民只能卖儿卖女，他们遭遇的是中国民国大乱时期的境况。
有些日本家庭由于交不起租金，就拿小女儿当作抵押。这些女孩往往会被送入院妓，日本的院妓称之为游廓，幕府时代属于公营院妓，但到了明治时期，明治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对游廓表示出了相当的支持和保护。首相伊藤博文公开表态“不希望废除游廓”，明治政府继续经营游廓产业，伊藤博文为此被日本人男人视为“唯一的英雄”。
为了积累工业化的资金，还向海外输送女妓，在海外的日本女妓数以万计，占日本海外人口的七成以上。对此日本政府不但不加以限制，反而公开支持。此时，普通的农村女孩卖给妓院只能换到十三两钱，被卖掉的女孩不能有丝毫怨言。因为她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了家的利益，为了孝敬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应该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为了家庭而被卖掉，不仅没有人鄙视，甚至还会受到人们的称赞。有一个卖了自己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因为“孝心奇特”受到日本官方的表彰。
与被掠夺工业化资金的农村，被称作日本国内殖民地对比，日本的女人出国卖肉，则被称呼为支持“现代日本”的“妇女奴隶”。
极度剥夺农村和农民，城市的情况会好一些吗？也不是。
城市工薪阶层同样承受着高额赋税，按照比例，日本人承担的税收相当于美国人的三倍，英国人的两倍以上。在原料无法自足的情况下，工业还需要承担进口原料的成本，在这种劣势下和欧美商品竞争，自然无法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工资。涌入城市的过剩劳动力，让占日本工人多数的纺织女工的工资，比英国殖民地印度工人的工资还低。工资最高的重工业熟练工人，如果每天不做13到16小时的加班劳动，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
在城市市民也仅仅能够糊口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这就让日本的国内市场极为狭小。要么依赖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为人家提供生丝、棉纱等原料，要么就是依靠朝鲜这样的殖民地市场，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掠夺工业化利润。
后世的人只会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光鲜，只会看到日本飞速崛起的工业，迅速现代化的成就，却看不到日本人在背后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日本人是以连奴隶都不如的生活水准，支撑了日本的现代化。
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都必须附和一定的经济规律，没有外部市场，就只能对内掠夺，这是无法更改的，就好像21世纪当中国经济结束了外部红利之后，大家赫然发现，中国竟然在悄无声息间变成了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于是民怨四起，纷纷觉得政府在搜刮民财，事实上，这也是需要承担的代价。
不过就好像这个时代的日本人能够忍受一样，后世中国人嘴上骂得凶，但骂的却不是高税收本身，而是大家觉得高税收没有带来高福利和高的公共服务，骂的是官僚集团的腐敗，人民其实是讲理的，他们可以接受承担国家发展的成本，但他们不愿意看到不公平，所以一边是老百姓对重税不满，骂官僚腐敗，另一边则大肆欢呼国家开建航母等军事设施，因为大家知道那些不产出的军事设施，是公家能提供给他们的看得见的利益，是保障大家尊严的强大后盾。
所以高压也好，困苦也罢，只要给老百姓一个足够的理由，他们可以承担这些代价。
日本选择给老百姓的理由，就是不断的扩张国权，用国家的荣耀来给人民一个交代。
因此日本在扩张的道路上，其实已经无法回头了。
但日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国内搜刮到足够的扩张资金，因为不管怎么说，人得吃饭。你搜刮的底线是让人活着，哪怕卖儿卖女都得让他们活着。
所以日本选择了给英国人当打手，也是形势使然。
跟俄国在朝鲜的对抗，最终以日本暂时性的退缩结束，随即日本跟英国签订了一份条约，这份条约还算不上军事条约，因为大量的规避了英国所承担的义务，而大大增加了日本需要承担的义务。
条约规定，日本在朝鲜，英国在中国利益在受到侵害时，两国应采取共同进退的措施。双方约定，日英两国海军平时要加强协作，在入坞修船、补给煤炭等方面相互提供方便；并且在远东水域，日英两国要努力保持优于第三国的海军力量；在英国为了维护中国利益，而导致本国海军力量无法为本国商船提供保护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应当予以援助；当日本为保护朝鲜利益而导致与第三国的战争时，大英帝国应予以财政上的支持。
这份条约中，两国看似没有承担军事义务，算不上军事同盟条约，但却带有一定的军事色彩。
当条约内容曝光之后，大明帝国洋务司的官员一开始认为这主要是针对俄国的，但是当他们详细研究过这份条约之后，他们突然感觉到，这份条约竟然是英国拿来针对中国的。
朱敬伦一眼就看到了英国人的意图，他认识的更为深刻，他知道这份条约有针对中国崛起的色彩，但条约背后隐藏的，则是大英帝国重塑东亚新秩序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