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帝国，在后世的中国带有强烈的贬义味道，在全世界也不是什么好词。
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帝国主义的扩张，在各个国家的语境中都给这个词赋予了扩张、战争等不好的意义。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中性的政治学术语。
所谓帝国，必然有几个特征。
一个是大，国土面积广大，人口数量庞大，政治影响力巨大，这时代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要求扩张殖民地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这样可以扩大德意志帝国的影响力。
除了大之外，另一个特征，也是必备的特征，则是多元化，在国土之内至少包含两个以上的民族，这就是帝国区别于民族国家的最大特征。英国占领了印度之后，就是大英帝国，失去了印度之后，就是联合王国，并不仅仅是一顶王冠的问题。
中国统一在大明的旗帜之下，顿时就成了一个民族众多，地域广大，人口庞大，影响力巨大的国度。尽管西方人在感情上并不认同中国是一个世界性的重要国家，可事实上他们根本无法忽视中国，但凡提到亚洲，必然提到中国，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就代表了亚洲，至少代表了东亚，所以日本精英强烈感觉到日本被中国大陆所遮蔽。
新的中国政府迁都南京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行政问题，因为之前准备的极为充分，有三年的准备期。
这三年让南京各种设施都赶上了广州的水平。
这里也具有这种条件，电报早就通了，太平天国时代就通了，曾国藩控制江南之后，也保留了这些设施。新政府只需要接上电话，通上电灯，疏通和新建上下水设施等新技术就可以了，三年时间足够做这些工作。
另外太平天国的统治，让这里成了一座王府众多的园林之城，太平天国诸王在这里营建了大大小小上百座王府，后来曾国藩攻克南京之后，荒废了相当一部分，破坏了相当一部分，但依然留下了三十多座颇有规模的王府。只可惜洪秀全那座是紫禁城两倍大的天王府没能留下来，曾国藩没有像历史上一样烧掉这里，但是却持续不断的拆除这里的建筑材料，修复城里的府衙、道路，甚至有一部分用来加固残破的南京城墙了。
当年洪秀全修建天王府，建筑材料不足，听说拆毁了不少民房，最后连朱元璋时候修建的明故宫都拆了修王府，曾国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将天王府差不多拆毁了。
残破不堪的天王府，因为占地广大，最后被曾国藩用作了军营，在里面驻扎軍队，倒也保留了大部分的建筑，但是围墙是没有了。
天王府更早的时候，是明朝的汉王府，到了清朝辟为江宁织造和两江总督署，曾国藩拆毁了天王府后，重新修建了两江总督署，现在这里就成了中国最高政府籍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衙门。
杨秀清的东王府面积同样广大，曾经三次改换位置，最后在黄泥岗一带圈地建造，也大肆拆毁了明故宫用来修建。东王府北至虎贲仓，南至侯家桥、华藏庵、罗廊巷、牌楼巷；西至石鼓路西，汉西门大街、堂子街边口；东至汉中路东端，黄鹂巷，约有六七里范围。
庞大的东王府则成为六部办公衙门。
朱敬伦的皇宫没有选择任何一处王府，而是购买了一座私家园林。这座园林最早为明中山王徐达后裔徐傅的别业。后来卖给了徽州商贾汪氏，再卖给吴用光。乾隆以后，该园逐渐败落。
朱敬伦找人从主人手里重金买下，进行新的装修建造，成为一座规模不大，但有山有水的秀丽园林。历史上，这里曾被晚清官员买下，建造了愚园，但现在成了大明皇宫了。
这座只有五十多亩的小皇宫，比广州的皇宫还下，内阁开始是十分反对的，理由是面积太小防卫工作不好做，这理由不成立，朱敬伦反而认为面积越小越容易防卫。其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他们认为作为中国的皇帝，不应该住这么小的地方。但朱敬伦不太喜欢庞大的皇宫，皇宫越大，需要维持的人就越多，反而不是什么居住的地方，更像是一个衙门了。
内阁也不太喜欢这里的园林，不是文官们不懂得欣赏，他们自己家这么搞他们非常喜欢，但是皇宫就不行，他们曾经坚持要将这里的花草树木铲平，理由是浓密的树木会给刺客隐藏提供机会。
显然这点也被朱敬伦否决了。
新皇宫住的还算舒服，两百多个人就能维护的过来不说，还显得到处都是人，很热闹。
皇帝的私事撇开不提，搬迁到南京之后，很快政府的第一个大的行政调整就开始了。
赫德力主推动一项权力改革计划，他认为应该给予地方公局更大的权力，理由是这有助于政府与民间社会更密切的沟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显然赫德是将中国的公局当作英国的议会在推动的，公局直达民间底层，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就是赋予人民更多的权力。
这很好的相应了越来越崇尚宪政、议会的新派人物。
以议会为代表的平权，是现代政治的趋势，是一种很好的官方与地方相互妥协的形式，在这上面朱敬伦一点都不反对，他反对的是那种贸然的崩溃式的革命，始终认为，除非到了万不得已，否则革命都是比不要的，因为革命的成本远远大于其他任何改革。
对美战争期间，已经开始有精英批评政府权力过大，只差批评皇帝毒菜了，从那时候起立宪的呼声就没有断绝过，当然像以往的情形一样，这种新派学习西方的要求，被老派势力自发的抵制，认为中国制度源远流长，不需要东施效颦效仿西方，不管新派说的多好听，他们就一句话，主明臣贤乃施治良方，坚决不愿意建立什么议会。
公局是中国广东乡间自发形成了一种自治机构，类似俄国的杜马，早期的城市会议，朱敬伦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自治传统，可以加以推广扩大，形成更适合中国自己的议会制，所以他支持了赫德的方案。
但是方山坚决反对，他认为：“陛下，赫德这个洋鬼子，用心不纯啊！”
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帝国主义的扩张，在各个国家的语境中都给这个词赋予了扩张、战争等不好的意义。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中性的政治学术语。
所谓帝国，必然有几个特征。
一个是大，国土面积广大，人口数量庞大，政治影响力巨大，这时代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要求扩张殖民地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这样可以扩大德意志帝国的影响力。
除了大之外，另一个特征，也是必备的特征，则是多元化，在国土之内至少包含两个以上的民族，这就是帝国区别于民族国家的最大特征。英国占领了印度之后，就是大英帝国，失去了印度之后，就是联合王国，并不仅仅是一顶王冠的问题。
中国统一在大明的旗帜之下，顿时就成了一个民族众多，地域广大，人口庞大，影响力巨大的国度。尽管西方人在感情上并不认同中国是一个世界性的重要国家，可事实上他们根本无法忽视中国，但凡提到亚洲，必然提到中国，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就代表了亚洲，至少代表了东亚，所以日本精英强烈感觉到日本被中国大陆所遮蔽。
新的中国政府迁都南京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行政问题，因为之前准备的极为充分，有三年的准备期。
这三年让南京各种设施都赶上了广州的水平。
这里也具有这种条件，电报早就通了，太平天国时代就通了，曾国藩控制江南之后，也保留了这些设施。新政府只需要接上电话，通上电灯，疏通和新建上下水设施等新技术就可以了，三年时间足够做这些工作。
另外太平天国的统治，让这里成了一座王府众多的园林之城，太平天国诸王在这里营建了大大小小上百座王府，后来曾国藩攻克南京之后，荒废了相当一部分，破坏了相当一部分，但依然留下了三十多座颇有规模的王府。只可惜洪秀全那座是紫禁城两倍大的天王府没能留下来，曾国藩没有像历史上一样烧掉这里，但是却持续不断的拆除这里的建筑材料，修复城里的府衙、道路，甚至有一部分用来加固残破的南京城墙了。
当年洪秀全修建天王府，建筑材料不足，听说拆毁了不少民房，最后连朱元璋时候修建的明故宫都拆了修王府，曾国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将天王府差不多拆毁了。
残破不堪的天王府，因为占地广大，最后被曾国藩用作了军营，在里面驻扎軍队，倒也保留了大部分的建筑，但是围墙是没有了。
天王府更早的时候，是明朝的汉王府，到了清朝辟为江宁织造和两江总督署，曾国藩拆毁了天王府后，重新修建了两江总督署，现在这里就成了中国最高政府籍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衙门。
杨秀清的东王府面积同样广大，曾经三次改换位置，最后在黄泥岗一带圈地建造，也大肆拆毁了明故宫用来修建。东王府北至虎贲仓，南至侯家桥、华藏庵、罗廊巷、牌楼巷；西至石鼓路西，汉西门大街、堂子街边口；东至汉中路东端，黄鹂巷，约有六七里范围。
庞大的东王府则成为六部办公衙门。
朱敬伦的皇宫没有选择任何一处王府，而是购买了一座私家园林。这座园林最早为明中山王徐达后裔徐傅的别业。后来卖给了徽州商贾汪氏，再卖给吴用光。乾隆以后，该园逐渐败落。
朱敬伦找人从主人手里重金买下，进行新的装修建造，成为一座规模不大，但有山有水的秀丽园林。历史上，这里曾被晚清官员买下，建造了愚园，但现在成了大明皇宫了。
这座只有五十多亩的小皇宫，比广州的皇宫还下，内阁开始是十分反对的，理由是面积太小防卫工作不好做，这理由不成立，朱敬伦反而认为面积越小越容易防卫。其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他们认为作为中国的皇帝，不应该住这么小的地方。但朱敬伦不太喜欢庞大的皇宫，皇宫越大，需要维持的人就越多，反而不是什么居住的地方，更像是一个衙门了。
内阁也不太喜欢这里的园林，不是文官们不懂得欣赏，他们自己家这么搞他们非常喜欢，但是皇宫就不行，他们曾经坚持要将这里的花草树木铲平，理由是浓密的树木会给刺客隐藏提供机会。
显然这点也被朱敬伦否决了。
新皇宫住的还算舒服，两百多个人就能维护的过来不说，还显得到处都是人，很热闹。
皇帝的私事撇开不提，搬迁到南京之后，很快政府的第一个大的行政调整就开始了。
赫德力主推动一项权力改革计划，他认为应该给予地方公局更大的权力，理由是这有助于政府与民间社会更密切的沟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显然赫德是将中国的公局当作英国的议会在推动的，公局直达民间底层，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就是赋予人民更多的权力。
这很好的相应了越来越崇尚宪政、议会的新派人物。
以议会为代表的平权，是现代政治的趋势，是一种很好的官方与地方相互妥协的形式，在这上面朱敬伦一点都不反对，他反对的是那种贸然的崩溃式的革命，始终认为，除非到了万不得已，否则革命都是比不要的，因为革命的成本远远大于其他任何改革。
对美战争期间，已经开始有精英批评政府权力过大，只差批评皇帝毒菜了，从那时候起立宪的呼声就没有断绝过，当然像以往的情形一样，这种新派学习西方的要求，被老派势力自发的抵制，认为中国制度源远流长，不需要东施效颦效仿西方，不管新派说的多好听，他们就一句话，主明臣贤乃施治良方，坚决不愿意建立什么议会。
公局是中国广东乡间自发形成了一种自治机构，类似俄国的杜马，早期的城市会议，朱敬伦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自治传统，可以加以推广扩大，形成更适合中国自己的议会制，所以他支持了赫德的方案。
但是方山坚决反对，他认为：“陛下，赫德这个洋鬼子，用心不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