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支顾宁人谓：古人但以干支纪日，其年月时则别有所纪。按《月令章句》大挠探五行之精，占斗纲所建，乃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日，谓之支。支干相配，以成六旬。是干支本以纪日也。《尔雅》纪年则有焉逢至昭阳十名，摄提格至赤奋若十二名，纪月则有陬、荼、毕、聚、皋、涂之类。《周礼》哲蔟氏：十月、十二辰、十二月、十二岁。注曰：日谓从甲至癸，辰谓从子至亥，月谓从陬至荼，岁谓从摄提格至赤奋若。《楚辞》：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摄提格，岁在寅也；孟陬，正月也；庚寅，日也。《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许氏《说文后序》：永元困顿之年孟陬月朔日甲子。可见古人以摄提等纪岁，陬、訾等纪月，甲子等纪日。刘恕《通鉴外纪序》谓：甲子纪岁自王莽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仓龙癸酉；又云：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自此以后，无不以甲子纪年矣。然《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行于十二辰，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孳萌于子，纽牙于丑，引达于寅，冒茆于卯，振美于辰，己盛于巳，Ф布于午，昧于未，申坚于申，留熟于酉，毕入于戍，该阂于亥；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茂于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妊于壬，陈揆于癸。是干支之义，本贯于十二月，又不特以纪日也。《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洲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则又分配于十二分野矣（《淮南子》：甲齐，乙东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韩，庚秦，辛西夷，壬卫，癸越，子周，丑翟）。《律历志》又有“岁在子，太岁在丑”之文（按《尔雅·释天·岁名篇》：太岁在甲曰阏逢，乙曰旃蒙，在寅曰摄提格，卯曰单阏。则虽有阏逢等名，而曰在甲在乙，是亦未尝不以纪岁），则亦以之纪岁矣。建子建丑建寅之异其朔，则亦以之纪月矣，《汉书·五行志》有“日加巳，日加未”之语，则亦以之纪时矣。此皆在新莽以前，则不得谓自莽始也。盖干支之义，所该者广。甲子与摄提格之类，字虽异而义本同。古人惟恐年月日时易混，故分别纪之。后世趋于便易，故年月时概以甲子纪，其实一也。且三代以来及周、秦之书，除《楚词》、《吕览》数语外，亦未见有以摄提格等纪岁，阏、涂等纪月者，则古人亦早以其烦重而不尽用矣。至吴孙皓国山碑文，并以重光、大渊献纪日，则又失之。文文山《吟啸集》有《异人》诗，其题云“岁祝犁单阏、月赤奋若、日焉逢滩”，则反以古人纪岁者来纪月日，此又陶诗甲子纪年之义，未可议其误也。《元史·康里脱脱传》，时仁宗以皇子在都，武宗未至，术者推算两命，曰：“重光大荒落者有灾，旃蒙作噩者久长。”重光者，武宗年干；旃蒙者，仁宗年干也。此又或史家用古名以入文字，非元时尚以此纪岁也。
干支配五行以干支配五行，虽属术家之学，然其理甚微，盖古人通乎阴阳之故，故以十干位五行之正。而其中又有流行消息之理，如日月疾徐，有气盈朔虚之同，故又制十二支以通其变。此即河洛之精理也。后世惟术家用之，学者遂不复措意。抑知三代以来，如《管子》春以甲乙之日发政，复以丙丁之日发政，《国语》晋文公乞食于五鹿，野人与之块，舅犯曰“十二年必得此土，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左传》申叔仪乞粮，登山呼庚癸。庚，西方主谷，癸，北方主水也，《月令》其日甲乙，其日丙丁，《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己午，火也。──久以之协时令而参阴阳，盖非以干支配五行，乃干支从五行出耳。
二十四节气名二十四节气名，其全见于《淮南子·天文篇》及《汉书·历志》。三代以上，《尧典》但有二分、二至，其馀多不经见。惟《汲冢周书·时训解》始有二十四节名，其序云：周公辨二十四气之应，以顺天时，作《时训解》。则其名盖定于周公。今按《国语》楚范无宇曰：“处署之既至。”韦昭注：七月节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语，可见皆周制也。然《大戴礼·夏小正》已有启蛰、雨水等名目，则夏时已有之。第三代以上，惊蛰在雨水前。《左传》桓五年启蛰而郊。注：夏正建寅之月。郑康成《月令》注亦曰：《夏小正》正月启蛰。汉初亦以惊蛰为正月，是汉初惊蛰犹在雨水前。其后改雨水在正月，惊蛰在二月者，邢疏谓始于刘歆作《三统历》。然《淮南子》已先雨水后惊蛰，则汉武时已改。顾宁人谓起于《四分历》，当是也。至如《管子》云：春十二地气发，十二小卯，十二天气下，十二义气至，十二清明始卯，十二中卯，十二下卯，夏十二小郢，十二绝下气，十二中郢，十二中绝，十二大暑，十二中暑，十二小暑。其纪候俱以十二为节，又小暑转在大暑之后，皆不可解。房玄龄云：此但齐国所行，不及天下也。
按汉已改雨水在惊蛰之前，而《新、旧唐书》又先惊蛰后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惊蛰在后。此不知何故，岂唐又改从古法，至宋而定今制耶？又《汉书·历志》先谷雨后清明，《新、旧唐书》则皆先清明后谷雨，《宋史》亦同。
太岁大将军术家有太岁大将军之说，动土者必避其方。按《汉书·天文志》在寅为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又《匈奴传》：单于来朝，舍之太岁厌胜所在。又王充移徙法云：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世俗起土兴工，凡岁月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如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则月食于巳，子寅之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必须作厌胜之法，悬五行之物，如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食东家，东家悬炭。是太岁避忌之法，汉已有之。其“大将军”之称，欧阳公《集古录》载李康碑云：岁在亥，大将军在酉。公谓出于阴阳家，前史所未尝见。周密以为即张晏所谓岁后二辰为太阴者也。（《汉书·翼奉传》：奉上封事曰：“今年太阴建于甲戍。”孟康谓是元帝二年，太岁在子。又《扬雄传》招摇与太阴兮。张晏曰：太阴岁后二辰也，如丙子岁，则太阴在甲戍。）《抱朴子》有诺皋太阴将军之称，术家盖本此。按《汉书》王莽号其将军曰岁宿，则以太岁为大将军并起于新莽矣。（按《集古录》所云，则大将军系岁后二辰，今术家则即以太岁为大将军。）
一日十二时始于汉古时本无一日十二时之分，《左传》卜楚丘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是言一日只十时也。其见于史传者，记日之早晚则曰平旦，曰日中，曰日之夕。又如《史记·天官书》旦至食、食至日失之类。记夜之早晚则曰夜半，曰夜未央，曰夜向晨。又如《汉书·广陵王胥传》鸡唱时，《昌邑王传》夜漏未尽一刻之类，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时也。况古人尚以甲、乙、丙、丁、戊分夜之五更，谓之五夜，若其时已有甲子乙丑纪时，又何得以甲乙纪夜乎？又《淮南子》日出谷为晨明，登扶桑为フ明，至曲阿为旦明，至曾泉为蚤食，至桑野为晏食，至衡阳为隅中，至昆吾为正中，至乌次为小还，至悲谷为哺时，至女纪为大还，至虞渊为高舂，至连石为下舂，至悲泉为悬车，至虞渊为黄昏，至蒙谷为定昏。是古时一日夜尚分十五时，且其所分之候昼多而夜少。其以一日分十二时，而以干支为纪，盖自太初改正朔之后，历家之术益精，故定此法。如《五行志》日加辰巳之类，皆汉法也。杜预注《左传》“卜楚丘十时”之语，则曰夜半，曰鸡鸣，曰平旦，曰日出，曰食时，曰隅中，曰日中，曰日失，曰晡时，曰日入，曰黄昏，曰人定。是虽不立十二支之目，亦已分十二时而非十时矣。盖历家记载已用十二支，而民俗犹以夜半、鸡鸣等为候也。
十二相属曾三异《同话录》云：十二辰属子午卯酉丑，其属体皆有亏，如鼠无胆，鸡无肾，马无角，牛无齿，兔无唇之类，惟三物配附不合。洪｛艹巽｝《谷漫录》云：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戍犬亥猪十二相属，前辈未有明其所以取义者。曩见家璩公选云：子寅辰午申戍俱阳，故以相属之奇数为名，鼠虎龙猴狗俱五指，马则单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阴，故取相属之偶数为名，牛羊鸡猪俱四爪，兔两爪，蛇两舌也。王鏊之论则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惟子午卯酉则三宿，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亥也；奎木狼，娄金狗，戍也；胃土雉，昂日鸡，毕月乌，酉也；觜火猴，参水猿，申也；井水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午也；翼火蛇，轸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龙，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纪十二辰，而以一曜统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郎瑛则谓：地支在下，各取物之足爪，于阴阳上分之。如子虽属阳，上四刻乃昨夜之阴，下四刻乃今日之阳，鼠前足四爪，后足五爪也。丑属阴，牛蹄分。寅属阳，虎五爪也。卯属阴，兔缺唇，且四爪也。辰属阳，龙五爪也。巳属阴，蛇舌分也。午属火，五蹄圆也。未属阴，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鸡四爪，戍犬五爪，亥猪分蹄。寅为三阳之胜则暴，虎性暴也。申为三阴之胜则黠，猴性黠也。日生东而有西酉之鸡，月生西而有东卯之兔，此阴阳交感之义也。辰、巳阳起而动作，龙为盛，蛇次之，故龙蛇配焉。戍、亥阴敛而司寂，狗司夜，未镇静，故狗猪配焉。是数说者，虽各有诠解，然皆未免穿凿。惟鏊论稍优，然朱子已尝有此说。而谓以二十八宿之象类之，惟龙与牛为合，而他皆不配。至于虎当在西而反居寅，鸡为鸟属应在南，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然则鏊所引二十八宿配合之说，亦未为的也。王应麟亦引《月令正义》所云鸡为木、羊为火、牛为土、犬为金、豕为水者，以为揆之十二辰之五行，益不相合。是则十二辰之说，纷纷不定，从未有推明其所以然者。窃以为此本无甚意义，古人但取以纪年月而已。陆深《春风堂随笔》谓本起于北俗，此说较为得之。《唐书》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宋史·吐蕃传》：仁宗遣刘涣使其国，厮罗延使者劳问，具道旧事，亦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辍耕录》记丘处机奏元太祖疏云：“龙儿年三月日奏”云云。顾宁人《山东考古录》亦载泰山有元碑二通，一泰定鼠儿年，一至正猴儿年。此其明证也。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谓其俗十二生肖，亦与中国同，但所呼之名异耳。如以马为卜赛，呼鸡之声为栾，呼猪之声为真卢，呼牛为个之类是也。然则不特起于北俗，沿于中国，且通行于海南诸番矣。
十二相属起于后汉十二相属起于何时，诸书皆无明文。《韩文考异·毛颖传》“封卯地”注谓：十二物未见从来。又朱子尝问蔡季通十二相属起于何时，首见何书，季通亦无以对。今按《金史》黄久约母梦鼠衔珠而生，久约岁实在子。此见于金时者也。《夷坚志》穆度以生于酉，遂不食鸡。朱弁《曲洧旧闻》以崇宁中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戍位，为陛下本命，请禁天下屠狗。”此见于宋时者也。《王文正公遗事》记：周世宗时，张永德遇异人，谓真主已出，但观其色紫黑而属猪者，当善遇之。永德遇宋太祖，英表与年岁悉合，遂归心焉。及太祖即位，宠厚无比。董昌以谶有“兔子上金床”之语，谓己太岁在卯，遂以卯年卯月卯日时即位。此见于五代时者也。陶《清异录》记唐内库有十二时盘，四周有物象，如辰时则花草间皆戏龙，转已则为蛇，午则为马，传至朱梁犹在。《侯鲭录》载：陆长源以勋德为宣武军司马，韩愈为巡宣，同在使幕。或戏年辈相违，长源曰：“大虫老鼠，俱是十二相属，何违之有？”此见于唐时者也。《北史》后周宇文护之母留齐，贻书护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独孤ヌ传》：的好左道，尝事儿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此见于周、隋者也。《晋书》谢安梦乘桓温舆行十六里，遇白鸡而止。后病笃，谓人曰：“白鸡王酉，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起乎？”此见于《晋书》者也。王子年《拾遗记》：郑康成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明年岁在巳。”既悟，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曰：“岁在龙蛇贤人磋。”此见于后汉者。而其时蔡邕《月令论》谓：十二辰之会，五时所食，必家人所畜之物。又十二物见《论衡·物势篇》，曰：五行之气相贼害，寅木，其禽虎也；戍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其禽豕也；已火，其禽蛇也；子亦水，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又《四讳篇》云：子之禽鼠，卯之兽兔。许慎《说文》亦云：巳为蛇取象也。《管辂别传》亦云：蛇者协辰巳之位。是后汉时其说甚行，更推之汉以前，则未有言及者。窃意此本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款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遂流传入中国耳。王应麟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为午马之征，“季冬出土牛”为丑牛之证，此不过因一二偶合而附会之。若古已有是，则子鼠、寅虎之类，何以经书中绝不经见？惟《吴越春秋》子胥为阖闾筑大城，因越在巳地，故作蛇门，而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以象龙角，此则在汉之前。然《吴越春秋》乃后汉赵长君所撰，安知非出于长君之附会耶？则十二相属之起于后汉无疑也。况西汉以前尚未用甲子纪岁，安得有所谓子鼠、丑牛耶？至如《左传》梓慎所云“蛇乘龙”，则谓星也。龙，岁星木也，木为青龙也；蛇，玄武之宿，虚危之星也，则与十二相属无与。
时宪书后列两甲子向来时宪书后止追列一甲子六十年，近月吾乡刘文定公奏请再列一甲子，以便检阅，遂著为例。按此本宋初故事也。《春明退朝录》：至道二年，司天杨文镒建言：“历日六十甲子外，请更留二十年。”太宗谓：“支干相承虽止六十，然本命之外，却从一岁起首，年老者并不见当生年数，宜存两甲子，使期颐之人犹见本生年号。”饬司天监议行之。是宋时原列两甲子。王棠云：近代只列一甲子，不知何时更定？
子平推命吴青坛《读书质疑》云：子平星命之术，起于唐殿中侍御史李虚中，宋有徐子平者精其法，后世术士宗之，故但称子平。或又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尝与麻衣道者陈图南等隐华山，盖异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徐彦升，其实非子平云云。按韩昌黎志李虚中，谓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所值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是推命之法，至虚中而极精。然谓起于虚中，则非也。唐时僧一行、桑道茂已擅其术，六朝时陶弘景先有《三命抄略》一书，临孝恭有《禄命书》二十卷。《南史》：吉士瞻年四十不得志，就卜者王先生计禄命。王生曰：“君拥旄仗节非一州，后一年当得大郡。”《北史》：孙绍善推禄命，偶赴朝，与百官侍于掖门外，私谓辛雄曰：“此中诸人皆当死尽，惟吾与卿犹享富贵，”未几有河阴之役，百官皆为尔朱氏所害。又魏宁善推命，北齐武成帝以己生年月日托为他人者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果崩。《隋书》；仁寿初，袁充上言：“皇帝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运转相符。”文帝大悦。此皆在李虚中之前，则非起于虚中可知也。《史记》有《日者传》。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是汉时已有此法。吕才谓始于司马季主，理或然也。郑康成释“天命之谓性”，已有“木神则仁，金神则义”之语，释“我辰安在”，又谓“六物之吉凶”，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则干支占命，其来久矣。
葬术世传葬术起于郭璞。按《晋书》：璞葬母于暨阳，去水百步，人以近水规之。璞曰：“当即为陆。”已而沙果涨数十里。又尝为人葬地，元帝微服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主人曰：“璞云此葬龙耳，当致天子来问。”帝心甚奇之。又《南史·张裕传》：璞为裕曾祖澄卜葬，其父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葬某处，年几减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贵显。”澄乃葬其劣处，子孙遂昌。璞之术信神矣，然谓葬术起于璞则非也。《周礼疏》已有“堪舆出自黄帝”之语，《史记·日者传》亦有“堪舆家曰不吉”之语。《汉书·艺文志》有《堪舆金匮书》十四卷。师古述许慎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又有《宫室地形》二十卷。《后汉书·王景传》：景参记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作《大衍元基》一书。又《袁安传》：安父殁，初卜葬地，道逢书生指一处云：“葬此当世为上公。”从之，后果累世贵盛。又《郭镇传》：廷尉吴雄不拘禁忌，丧母，择人所不封土，趣办葬事，人言当族灭，而雄子孙世为廷尉，曰：“人所不封土，则术家所不用者也。”王充《论衡·讥日篇》谓：葬术忌九空地陷。《宋书·符瑞志》：孙坚之祖名钟，有三少年指以地曰：“此山下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不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三十余步即反顾，三人并乘白鹤而去。钟死，即葬其地，后子孙遂王江东。《晋书》：羊祜葬亲，遇术者云：“墓当出天子。”祜恶之，遂掘损其墓。术者云：“尚可出折臂三公。”后祜堕车折臂，果至三公。此事亦在璞前，然则葬术非起于璞，盖汉以来已有之。汉以上则不经见，王充所谓春秋时葬埋未闻有所讳也。《南史》梁昭明太子葬丁贵嫔，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长子，请厌之。”乃为蜡鹅及诸物埋于墓侧。则是时并有忌长房次房之说矣。《隋书》：独孤后崩，文帝令萧古择地，及将葬，帝欲自临。吉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罡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宜临丧。”此又后世送丧者有避忌之说也。王《青岩丛录》谓：堪舆家之说，本于郭璞《葬书》，后人增以谬妄之说。蔡元定尝去其十之二，而朱子亦尊信之，以为夺神功、回天命、致力于人力之所不及，莫此为验。后世为其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屋宅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攸乃大行其说，生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沙水之相配。二家之说俱盛行，而赣说较优。测字少时见一拆字者，一人踉跄来问其父之病，随手拈得一字，术者曰：“一者，生字之尽，死字之初也。汝父殆不起矣。”问：“汝父生年云何？”其子曰：“丁丑生，属牛。”术者曰：“然则尔父不死。牛加一划，则生字矣。”其验否不可知，然思致自佳。按此术不知起于何时。《后汉书》；公孙述梦有人告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述以为公孙当贵之兆，遂称帝。《蔡茂传》：茂梦坐大殿上，有三禾，茂取之，得其中穗又失。郭贺曰：“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得禄也。”此后世测字之权舆，然未有专以此为术者。近见王棠《知新录》引宋谢石以拆字擅名。然此术实不自谢石始。《北梦琐言》：玉局观老道士崔无攵有算术，杨德辉欲赴妖人李举事，以叩崔。令画地作字，德辉书“北千”二字。崔以千插入北字内，曰：“去即乖角。”杨遂不赴。则此术唐末已有之。宋时则谓之相字，谢石事见《寓简》及《夷坚志》。石字润失，宣和间人，善相字，求相者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拆而言休咎，无不奇中。徽宗闻之，因书一“朝”字，使中贵持往试之。润夫见字，即曰：“此非观察所书也。据‘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人乎？”中贵大惊，驰奏，召至宫，赏之。石又为钱元素相一“请”字以卜其得宫，曰：“其监察御史乎？请字，言责未全也。”已而果然。宋《稗史》：建炎间，车驾初至杭州，有周生善相字。执政者偶书一杭字示之，周曰：“惧有警报。”乃拆其字，右一点配木即为“兀术”。未几果闻兀术南侵。又秦桧、赵鼎方不协，各欲引退，皆密书一“退”字示之。周曰：“赵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赵书‘退’字‘人’去‘日’远，秦书‘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笔下连，而‘人’字左笔斜贯之，其兆固矣。”果验。张九万以拆字著名，秦桧召之至，偶持一扇柄，就地一画，问之。九万曰：“相公当加官爵。”桧曰：“我丞相，爵国公，更何加？”九万曰：“土上一画，非王而何？”其后果封申王。此皆术之见于记载者。
圆梦黄帝梦大风而得风后，梦人执弩驱羊得力牧，此梦兆之征于人事者。其后遂有占梦之术。《周礼》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角奇＞梦，三曰咸陟。郑氏以为致梦夏后氏所作，＜角奇＞梦商人所作，咸陟者，言梦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梦专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惧。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释菜）于四方，以赠恶梦。《毛诗》亦有“讯之占梦”之语。《左传》：城濮之战，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已而其脑。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鄢陵之战，吕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胜，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之于泥，亦必死矣。”果射楚共王中目，亦为养由基射死。此占梦之最验者也。《汉艺文志》、《七略》杂占十八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古梦》二十卷为首。其说曰：杂占者，记百家之象，候善恶之征，众占非一，而占梦为大。可见古人以梦为重。《后汉书·梁王畅传》：王数有恶梦，从官卞忌善占梦，王数使卜筮。是东汉时尚有占梦之人，乃后世无复以此为业者。郎瑛谓自乐广因想之说兴，而梦之理明矣，其理明则不必占也。然秦再思《洛中纪异录》：唐高祖初起兵，梦身死床下，为群蛆所食，心甚恶之。智满禅师贺曰：“死是毙，坠床是下，群蛆所食是亿兆所附，乃陛下为万民所附也！”后帝登极，以太原旧田宅赐师为兴仪寺，寺内有圆梦堂。周密《浩然斋视听抄》引《南唐近事》冯亻巽举进士时，有徐文友能圆其梦。又洪景卢《夷坚志》新城士人黄开赴秋举，祈梦于大干山，得诗两句云：“一枝丹桂高高折，两朵黄花奕奕香。”后登第，铨桂阳主簿，卒。有圆梦者追绎神旨，所谓“两朵黄花奕奕开”者，华而不实之意也。又有梅溪子者，姓宇文氏，精于太乙数，且善圆梦，以术授乐平人汪经。近世圆梦之术盖本诸此。
佛佛教入如国，始于后汉明帝。按卫宏《汉纪》：帝梦见金人，顶有日月光，以询朝臣。傅毅对：“西方圣人，其名曰佛。”（袁宏《后汉纪》云：浮屠者；佛也。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于是上遣郎中蔡等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之像，并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以来。此为中国有佛之始。然许观《东斋纪事》谓明帝以前已有之，而引刘向《列仙传序》得仙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见于佛经，则西汉时已有佛经矣。《翻译名义集》：周穆王时，文殊目连来化，穆王从之，即《列子》所谓化人者也。鱼豢《魏略·西域传》曰：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休屠经》。《隋经籍志》亦云（景卢，《隋志》作秦景）。是皆西汉时也。罗壁《识遗》引《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则列御冠在战国时已知有佛也。《论衡》记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井泉溢，宫殿震，夜恒星不见。太史苏繇占；西方圣人生。金履祥因之修入《通鉴前编》。则又西周时已知西方有圣人矣。故《隋书·经籍志》云：其书久已流布，遭秦湮没。其说必有所据（《论衡》作昭王二十四年，《隋志》作昭王二十二年）。盖西、东周时虽知有西方异人，而其像其教固未入中国。自汉武时霍去病破匈奴，获休屠祭天金人（张晏曰：佛徒祀金人。颜师古曰：今佛像是也）。又《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帝命依其国俗祀之。于是中国始有佛祀。然其时天子未之信，臣民亦少有习其术者，及明帝遣使求经，而楚王英即信其术，图其形像，斋戒祷祀，于是臣下始有奉佛之事，而天子尚未躬自奉佛也。桓帝于宫中立浮屠之祠（《后汉书·襄楷传》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然则不特奉佛始此，即立老子庙亦始桓帝矣），于是上及宫禁矣。《后汉书·西域传论》谓：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述者。张骞但云地多暑热，班勇虽列其奉浮屠，而精文善法未传，岂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则佛法俟时而兴，盖亦有数焉。至雕刻佛像，李绰《尚书故实》谓自戴始。尝刻一佛像，自隐帐中，听人臧否，随而改之，如是十年，厥功方就。其创立寺字，《古今原始》谓自赵石虎时始。汉、魏惟听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佛图澄，国人化之，始造寺庙云。（石虎时，王度疏言：“汉、魏惟听西域人立寺，汉人皆不出家，今宜禁赵人为沙门者。”虎曰：“朕生自边鄙，享祀应从本俗。其夷、赵百姓乐事佛者，听之。”其后姚兴以鸠摩罗什会为国师，大营塔寺，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家而九。）然《后汉书·陶谦传》：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界金盘，下为重楼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招致旁郡好佛者五千余户。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凡就食及观者且万馀人。亦见《吴志·刘繇传》。则后汉之末，佛像、佛寺已极庄严，不自戴及石虎始也。（《南史·戴传》亦云：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特精其事。宋世子铸丈六金身于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迎视之。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减臂胛，果相称。据此，则佛像不始于。）惟听中国人出家为浮屠，前代无明文。按晋明帝时，听民刘峻出家，又听洛阳妇女阿潘等为尼，此则中土人为僧尼之见于史者也。（佛姨母瞿昙弥欲出家，如来不许，谓阿难言：“若听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净，梵行不得久往。譬如莠生稻田，善谷复败。”又言：“我之正法，千载兴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岁而渐衰徽。”王阮亭引之，以为比邱尼之始。然此乃彼国中人，而非中国人为尼之始。）《隋志》又谓：魏黄初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盖其时民间已私有此风，而其后遂著为令甲耳。《七修类稿》又谓：俗以四月八日为释迦生辰，误也，周建子，当以夏正为二月八月矣。
佛经字数《妙法莲花经》六万九千五百五言，《维摩诘经》三万七千九十二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五千二百八十七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三千二十言，《阿弥陀经》一千八百言，《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六千九百九十言，《实相法蜜经》三千一百五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二百五十八言。此八种经具十二部，合一十六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见白香山所作《苏州重元寺法华院石壁经碑记》，谓三乘之要旨备于此矣。
谏佛骨表有所本昌黎《谏佛骨表》专以自古人君事佛不事佛享国久暂为言。按此亦有所本，《唐书》傅奕上疏诋浮屠法，谓“五帝三王未有佛，君明臣良，年祚长久。汉明帝始立佛祠，然惟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上不许中国人髡发，至石、苻乃弛厥禁，而政虐祚短，梁武、齐襄尤足为戒”云云。又姚崇戒子令曰：“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与之对翻，而兴祚不延，国亦随灭。梁武身为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殄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戳，为天下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其臣则彭祖、老聃皆得六长龄，岂抄经铸像力邢？”此二事又昌黎表所本也。
观音像胡应麟《笔丛》、王洲《观音本纪》皆谓古时观世音无妇人像，而历引《法苑珠林》、《太平广记》诸书以证之。晋久熙十一年，梁州刺史杨收敬以罪下吏，其友郭宣及父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经》十日，夜梦一菩萨，慰以大命无忧，俄而枷锁自脱。张兴妻系狱，昼夜念观音经。一沙门蹴之曰：“起起！”俄而枷脱。然户闭无由出，又梦向沙门曰：“门已开矣！”果得出。王球在狱，念《观音经》，梦一沙门以一卷经与之，又见一车轮。沙门曰：“此五道门也。”既觉，锁皆断脱。毕览随慕容垂北征，陷敌入深山失路，念《观音经》。见一道人法服持锡，示以途径，遂至家。沙门法义得病，念《观音经》，梦一道人为刳出肠胃，洗毕还纳之，遂愈。又一仕宦妻为神摄去，因作观音像虔奉之，梦一僧救之得苏。据此数事，当时梦见者或沙门，或道人，明乎其非妇人像也。王、胡二说固辨矣，然亦有不尽然者。南宋甄龙友题观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洪景卢《夷坚志》：董性之母素持《观音终门品经》，忽病死，其魂呼救若观世音。恍若有妇人璎珞被体，相好端严，以右手把其臂，挈之偕行，遂瘳。许洄妻孙氏临产，危若万状，默祷观世音，恍惚见白氅妇人，抱一金色木龙与之，遂生男。又寿涯禅师咏鱼篮观音词，有“窍窕丰姿都没赛，提鱼卖，堪笑马郎来纳败。”《夷坚志》：徐熙载母程氏虔奉观音，熙载舟行将覆，呼菩萨名得免。既归，母笑曰：“夜梦一妇人抱汝归，果不妄。”则观音之为女像，宋、元间已然。不特此也。《北史》齐武成帝酒色过度，病发，自云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成一美妇人，食顷变为观世音，徐之才疗之而愈。由美妇人而渐变为观世音，则观音之为女像可知。又《南史》陈后主皇后沈氏，陈亡后入隋，隋亡后过江至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皇后。为尼不以他名，而以观音为名，则观音之为女像益可知。此皆见于正史者，则六朝时观音已作女像，王、胡二公尚未深考也。又今世所持诵《高王观世音经》，亦见《北史·卢景裕传》。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又有人责罪当死，诵经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甚行，号曰《高王观世音经》。此经本景裕为高欢开府属时所译者也。
天王堂僧寺多有名天王堂者，按《谈薮》记唐天宝间，番寇西安，诏不空三藏诵咒禳之。忽见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往救矣！”后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观形，胜之。朝廷因敕诸道立像。郎瑛谓：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也。又《括异志》：宋建炎中，敌将屠秀州，天王现于城上，大若数间屋，遂惧而引去。因建天王楼于城西北隅。
西王母世以西王母为女仙之宗，出《列子》及《汲冢周书》穆王乘八骏西巡狩，宴瑶池而捧王母之觞。又《山海经》有“西王母绨几戴胜”之语，因而《汉武外传》递相附会，遂有七夕会于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之事。按《尔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汉贰师将军伐宛，斩王母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陈汤传》又作王母鼓，鼓寡声相近也），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为女王也《七修类稿》亦云：犹之国名女真，人姓胡母，未可谓女真国、胡母姓之皆女人也。盖《山海经》及《汲书》皆因《尔雅》西王母三字，遂造为穆王西巡之事，竟成典故。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乃今睹西王母｛羽高｝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则用之于词赋矣。《史记》造父御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则并入之史册矣。后人又附会作《穆天子传》，有“白云在天”之谣，则更创传奇体矣。哀帝时，民间相传：西王母行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会聚，祠西王母。则且盛于祠祭矣。《晋书·张轨传》：酒泉太守马岌言：“酒泉之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又沮渠蒙逊袭卑和，至盐池，祀西王母寺中。中有元石神图，因命张穆作赋。则并处处有祠庙矣。然《史记·条枝国传》：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五母，而未尝见。《后汉书·大秦国传》：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北史》：大秦国有西王母山，玉为堂室。终皆惝恍之词也。
王子晋《列仙传》：周灵王太子晋，好吹萧，作凤鸣。遇道士浮邱公，按以上嵩山。三十馀年后，七月七日，乘白鹤于缑山，举手谢时人而去。按《国语》：周灵王二十二年，、洛水斗，王欲壅之，太子晋谏。韦昭注：晋早卒，不立。则仙去之说并无明文。
安期生、浮邱伯世以安期生、浮邱伯皆为列仙之徒。《史记·封禅书》：栾大云：“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又郭璞诗“左携浮丘袂，右拍洪崖肩”是也。然安期生实学黄老之术者。《史记·乐毅传》：河上丈人以黄老教安期生，数传至盖公，为曹相国师，教相国以清净为治，而齐国大治。《蒯通传》：安期生尝以策干项羽，羽不能用。授以官，安期生不受而去。则安期盖隐君子也。《汉书·儒林传》：申公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在长安，元王又遣子郢与申公从之，俱卒业。则浮丘伯实儒者也。
容成御女道家别有一种采补之术，本于容成公。《汉书·艺文志》有《容成阴道》二十卷。《后汉·方术传》：冷寿光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刘向《列仙传》：容成公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发白复黑，齿落复生。又《汉武故事》：上起柏梁台以处神君，神君者，女仙也。霍去病微时，数祷于神君，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及病笃，上令再祷。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寿命勿长。吾尝欲以太乙精补之，今不可救也。”遂薨。上尝请其术，行之有效。盖即容成术，而又从女施之于男者。八仙世俗相传有所谓“八仙”者，曰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又女仙二人，蓝采和、何仙姑。按《太平广记》、《神仙通鉴》等书，胪列仙迹，纤悉不遗，并无所谓“八仙”者。胡应麟谓大概起于元世，王重阳教盛行，以钟离为正阳，洞宾为纯阳，何仙姑为纯阳弟子，因而展转附会，成引名目云。今戏有“八仙庆寿”，尚是元人旧本，则八仙之说之出于元人，当不诬也。其中亦有数人见于正史者，其馀杂见于稗官小说，多荒幻不足凭，故摘录以质之有识者。张果见《旧唐书》：开元二十二年，征恒州张果先生，授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钟离权见《宋史·陈抟传》：陈尧咨谒抟，有ヮ髻道人先在坐，尧咨私问抟，抟曰：“钟离子也。”又《王老志传》：有丐者自言钟离先生，以丹授老志，服之而狂，遂弃妻子去。吕洞宾亦见《陈抟传》，谓关西逸人，有剑术，年百馀岁，步履轻捷，顷刻数百里，数来抟斋中。此三人者，皆见于正史，尚或可信。韩湘子者，相传韩昌黎之从孙，即韩诗《左迁蓝关示侄孙湘》者也。然公诗中绝不言其有道术。而《酉阳杂俎》、《青琐高议》等书，转以此诗附会，谓湘能为“顷刻花”。公未谪前，湘先有“秦岭蓝关”一联现于花上。公至蓝关而湘适至，故公足成之云。按《唐宰相世系表》，湘乃老成之子（昌黎有《赠侄老成》诗），登长庆三年进士，官大理丞，初不言其有异术。惟昌黎有《徐州赠族侄》一首，云：“击门者谁子，问言乃吾宗。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曰族侄，则非侄孙也；探妙知天工，盖不过如星士之类，能推人贵贱，故下又云“期我语非佞，当为佐时雍”也。而湘则随昌黎至岭南（昌黎有《宿曾江口示湘》诗，曾江即广州增城县江也），并非如徐州族侄之能知天工也，而转以蓝田诗附会之，其为荒幻更不待辨矣。铁拐李，史传并无其人，惟《宋史·陈从信传》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岁，从信事之甚谨，冀传其术，竟无所得。又《魏汉津传》：自言师事唐人李八百，授以丹鼎之术。则宋时本有李八百者在人耳目间，然不信其跛而铁拐也。胡应麟乃以《神仙通鉴》所谓刘跛子者当之。然刘、李各姓，又未可强附。《续通考》又谓隋时人，名洪水，小字拐儿，亦不言所出何书，则益无稽之谈也。曹国舅，相传为宋曹太后之弟。按《宋史》慈圣光献太后弟曹佾，年七十二而卒，未尝有成仙之事，此外又别无国戚而学仙者，则亦传闻之妄也。《道山清话》记晏殊乃仙人曹八百托生，所谓曹八百者，岂即其人耶，然又非国戚也。何仙姑者，刘贡父《诗话》谓永州人，《续通考》则谓广东增城人。曾达臣《独醒杂志》谓宋仁宗时人，《续通考》则又谓唐武后时人。传闻之讹，已多歧互。至蓝采和者，《太平广记》谓常衣破蓝衫，一足靴，一足跣，夏则絮，冬则卧于雪。尝〔常〕入市持大拍板唱言：“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元遗山因以入诗，有“自惊白鬓先潘岳，人笑蓝衫似采和”之句。又《题蓝采和像》云：“长板高歌本不狂，儿曹自为百钱忙。几时逢着蓝衫老，同向春风舞一场。”是蓝采和乃男子也。今戏本又硬差作女妆，龙可笑。
世所传钟离权故事，《宣和画谱》有一则，《夷坚志》、《潜确类书》、《丹铅录》各一则。
张果故事，《明皇杂录》、《独醒志》、《类书》各一则。
李铁拐，惟《续通考》及《类书》各一则，其他书不经见。
韩湘子故事，《青琐事》、《酉阳杂俎》、《仙传拾遗》各一则。
吕洞宾故事最多，施肩吾有《钟吕传道记》，《雅言杂载》、《青琐集》、《谈苑》、《独醒志》、《辍耕录》、《摭遗古今诗话》、《若父诗话》、《东坡诗话》、《西溪丛语》、《竹坡诗话》、《庚溪诗话》、《鹤林玉露》各有一二则，《夷坚》所载更有八则，其散见于说部书者尚多，或辑为《吕仙外史》，亦可观也。
曹国舅，惟《续通考》、《类书》各一则。
蓝采和故事，《太平广记》、《续仙传》各一则，龙兖《江南野录》载陈学仙，尝醉歌，有蓝采和“尘世纷纷事更多”之句，则又以为陈歌也。何仙姑故事，《贡父诗话》、《续通考》、《独醒志》各一则。
张真人秦、汉以来，但有方士为神仙之说，无所谓道家者。以老聃为道教之祖，张陵为大宗，则始于北魏寇谦之，而唐时乃盛行。至信州龙虎山张氏世袭封号，则又自宋始也。按《三国志注》及《邵氏见闻录》：张陵，汉顺帝时人，入蜀居鹤鸣山中，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朝廷不能讨，就拜鲁为汉宁太守。此张陵之始末见于传记者也。胡氏《笔丛》及《续通考》又引道书，谓陵乃留侯八世孙，生于天目山，学长生之术，后隐于广信龙虎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游名山，至兴安云锦洞，炼丹三年，青龙白虎绕其上。丹成饵之，年六十而貌益少。又得秘书，通神变化，驱除妖鬼。既而入蜀，居鹤鸣山。老君授以秘，遂领弟子赵升、王长来云台，复炼大丹，饵之。汉永寿二年，功成道著，乃以九月九日将诸品秘べ、斩邪二剑、玉册、玉印授其子衡，而自与夫人雍氏白日升天，时年百二十三岁。其四代孙盛，复来居龙虎山云。按《通考》所述虽颇诞幻，然张陵之后迁于龙虎山，其流派大抵如此。《通鉴》亦云：张鲁子自汉川徙居信州龙虎山也。然魏、晋以来，但私相传授，而未尊于朝廷。《世说注》：郗与弟昙奉天师道。此人间奉道教之始也。至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自言尝遇老子，命继张陵为天师，授以云中音诵新科之戒，服食导引口诀之法。又遇老子玄孙李谱，授以图真经，劾召鬼神，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使佐北方太平真君。乃奉其书，献于魏明帝，朝野多未之信。独崔浩深信之，劝魏主崇奉。乃迎致谦之弟子，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东南，重坛五层，月设厨会数千人。此朝廷崇道教之始也。丘琼山谓：云中科戒，即后世斋醮科仪所由起；服气导引，即后世辟谷修养所由起；图真经，即后世符咒摄召之术所由起；销炼金丹，即后世烹炼丹药所由起。然是时虽发于寇谦之，而谦之自云继张陵为天师。又《太平广记》梁武初未知道教，因陶贞白诣张天师道裕，乃为立玄坛三百所。而《通考》亦载唐天宝六载以后，汉天师子孙嗣真教，册赠天师为太师。可见六朝以来，早有天师之称矣。天宝中既令其子孙嗣真教，当己世袭，但其封号，字史经见。《通考》：宋太宗祥不符九年，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王钦若为奏立授院及上清观，蠲其租税。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丘琼山谓此张氏赐号之始，然无阶品。徽宗崇宁二年。赐张继先亦仅号虚静先生。（《续通考》：继先随上入宫，诸妃嫔争以扇求书。继先以经语书之，各契其意。中举一柄扇，稽首书曰：“保镇国祚，与天长存。”则上所御扇也。上奇之，命祷雨，辄应。金人犯汴，钦宗又召之，至泗州天庆观，作颂曰：“西山下红日，烟雨落潸潸。”书绝而化，金人亦以是日陷汴京。又《夷坚志》张虚静天师斩同州白蛇一事：虚静乃汉天师三十代孙，平生不娶，京师将乱，潜出城还乡，尸解，复隐于峨嵋山。天师嫡派遂绝，今以族人绍厥后云。王棠《知新录》云：宋时有林太守者，送张天师于狱中，奏云：“其祖乃汉贼，不宜使子孙袭封。”朱子谓：人人尊信之，而林独能名其为贼，其疏必有可观，惜已不传，不知当时如何施行也。）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乃赐张宗演灵应冲和真人之号，给三品银印，令主江南道教。（《张天师世家叙》谓：宋季有可大者，元世祖密遣使问之。可大谓使者曰：“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至元十二年果验，而可大已死，乃召其子宗演崇奉之。）十五年，又为建正乙祠于京师，以其弟子张留孙居之。嗣后张氏继袭者，屡有加号，进秩至一品。明太祖以张正常为真人，去其旧称天师之号，谓群臣曰：“至尊惟天，岂有师也？”赐秩正二品。按元时所封本号真人，而明祖谓应改其天师之号，盖其时朝廷虽封曰真人，而世尚称为天师。然则天师之称，直自六朝以来不替也。
干支配五行以干支配五行，虽属术家之学，然其理甚微，盖古人通乎阴阳之故，故以十干位五行之正。而其中又有流行消息之理，如日月疾徐，有气盈朔虚之同，故又制十二支以通其变。此即河洛之精理也。后世惟术家用之，学者遂不复措意。抑知三代以来，如《管子》春以甲乙之日发政，复以丙丁之日发政，《国语》晋文公乞食于五鹿，野人与之块，舅犯曰“十二年必得此土，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左传》申叔仪乞粮，登山呼庚癸。庚，西方主谷，癸，北方主水也，《月令》其日甲乙，其日丙丁，《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己午，火也。──久以之协时令而参阴阳，盖非以干支配五行，乃干支从五行出耳。
二十四节气名二十四节气名，其全见于《淮南子·天文篇》及《汉书·历志》。三代以上，《尧典》但有二分、二至，其馀多不经见。惟《汲冢周书·时训解》始有二十四节名，其序云：周公辨二十四气之应，以顺天时，作《时训解》。则其名盖定于周公。今按《国语》楚范无宇曰：“处署之既至。”韦昭注：七月节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语，可见皆周制也。然《大戴礼·夏小正》已有启蛰、雨水等名目，则夏时已有之。第三代以上，惊蛰在雨水前。《左传》桓五年启蛰而郊。注：夏正建寅之月。郑康成《月令》注亦曰：《夏小正》正月启蛰。汉初亦以惊蛰为正月，是汉初惊蛰犹在雨水前。其后改雨水在正月，惊蛰在二月者，邢疏谓始于刘歆作《三统历》。然《淮南子》已先雨水后惊蛰，则汉武时已改。顾宁人谓起于《四分历》，当是也。至如《管子》云：春十二地气发，十二小卯，十二天气下，十二义气至，十二清明始卯，十二中卯，十二下卯，夏十二小郢，十二绝下气，十二中郢，十二中绝，十二大暑，十二中暑，十二小暑。其纪候俱以十二为节，又小暑转在大暑之后，皆不可解。房玄龄云：此但齐国所行，不及天下也。
按汉已改雨水在惊蛰之前，而《新、旧唐书》又先惊蛰后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惊蛰在后。此不知何故，岂唐又改从古法，至宋而定今制耶？又《汉书·历志》先谷雨后清明，《新、旧唐书》则皆先清明后谷雨，《宋史》亦同。
太岁大将军术家有太岁大将军之说，动土者必避其方。按《汉书·天文志》在寅为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又《匈奴传》：单于来朝，舍之太岁厌胜所在。又王充移徙法云：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世俗起土兴工，凡岁月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如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则月食于巳，子寅之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必须作厌胜之法，悬五行之物，如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食东家，东家悬炭。是太岁避忌之法，汉已有之。其“大将军”之称，欧阳公《集古录》载李康碑云：岁在亥，大将军在酉。公谓出于阴阳家，前史所未尝见。周密以为即张晏所谓岁后二辰为太阴者也。（《汉书·翼奉传》：奉上封事曰：“今年太阴建于甲戍。”孟康谓是元帝二年，太岁在子。又《扬雄传》招摇与太阴兮。张晏曰：太阴岁后二辰也，如丙子岁，则太阴在甲戍。）《抱朴子》有诺皋太阴将军之称，术家盖本此。按《汉书》王莽号其将军曰岁宿，则以太岁为大将军并起于新莽矣。（按《集古录》所云，则大将军系岁后二辰，今术家则即以太岁为大将军。）
一日十二时始于汉古时本无一日十二时之分，《左传》卜楚丘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是言一日只十时也。其见于史传者，记日之早晚则曰平旦，曰日中，曰日之夕。又如《史记·天官书》旦至食、食至日失之类。记夜之早晚则曰夜半，曰夜未央，曰夜向晨。又如《汉书·广陵王胥传》鸡唱时，《昌邑王传》夜漏未尽一刻之类，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时也。况古人尚以甲、乙、丙、丁、戊分夜之五更，谓之五夜，若其时已有甲子乙丑纪时，又何得以甲乙纪夜乎？又《淮南子》日出谷为晨明，登扶桑为フ明，至曲阿为旦明，至曾泉为蚤食，至桑野为晏食，至衡阳为隅中，至昆吾为正中，至乌次为小还，至悲谷为哺时，至女纪为大还，至虞渊为高舂，至连石为下舂，至悲泉为悬车，至虞渊为黄昏，至蒙谷为定昏。是古时一日夜尚分十五时，且其所分之候昼多而夜少。其以一日分十二时，而以干支为纪，盖自太初改正朔之后，历家之术益精，故定此法。如《五行志》日加辰巳之类，皆汉法也。杜预注《左传》“卜楚丘十时”之语，则曰夜半，曰鸡鸣，曰平旦，曰日出，曰食时，曰隅中，曰日中，曰日失，曰晡时，曰日入，曰黄昏，曰人定。是虽不立十二支之目，亦已分十二时而非十时矣。盖历家记载已用十二支，而民俗犹以夜半、鸡鸣等为候也。
十二相属曾三异《同话录》云：十二辰属子午卯酉丑，其属体皆有亏，如鼠无胆，鸡无肾，马无角，牛无齿，兔无唇之类，惟三物配附不合。洪｛艹巽｝《谷漫录》云：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戍犬亥猪十二相属，前辈未有明其所以取义者。曩见家璩公选云：子寅辰午申戍俱阳，故以相属之奇数为名，鼠虎龙猴狗俱五指，马则单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阴，故取相属之偶数为名，牛羊鸡猪俱四爪，兔两爪，蛇两舌也。王鏊之论则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惟子午卯酉则三宿，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亥也；奎木狼，娄金狗，戍也；胃土雉，昂日鸡，毕月乌，酉也；觜火猴，参水猿，申也；井水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午也；翼火蛇，轸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龙，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纪十二辰，而以一曜统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郎瑛则谓：地支在下，各取物之足爪，于阴阳上分之。如子虽属阳，上四刻乃昨夜之阴，下四刻乃今日之阳，鼠前足四爪，后足五爪也。丑属阴，牛蹄分。寅属阳，虎五爪也。卯属阴，兔缺唇，且四爪也。辰属阳，龙五爪也。巳属阴，蛇舌分也。午属火，五蹄圆也。未属阴，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鸡四爪，戍犬五爪，亥猪分蹄。寅为三阳之胜则暴，虎性暴也。申为三阴之胜则黠，猴性黠也。日生东而有西酉之鸡，月生西而有东卯之兔，此阴阳交感之义也。辰、巳阳起而动作，龙为盛，蛇次之，故龙蛇配焉。戍、亥阴敛而司寂，狗司夜，未镇静，故狗猪配焉。是数说者，虽各有诠解，然皆未免穿凿。惟鏊论稍优，然朱子已尝有此说。而谓以二十八宿之象类之，惟龙与牛为合，而他皆不配。至于虎当在西而反居寅，鸡为鸟属应在南，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然则鏊所引二十八宿配合之说，亦未为的也。王应麟亦引《月令正义》所云鸡为木、羊为火、牛为土、犬为金、豕为水者，以为揆之十二辰之五行，益不相合。是则十二辰之说，纷纷不定，从未有推明其所以然者。窃以为此本无甚意义，古人但取以纪年月而已。陆深《春风堂随笔》谓本起于北俗，此说较为得之。《唐书》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宋史·吐蕃传》：仁宗遣刘涣使其国，厮罗延使者劳问，具道旧事，亦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辍耕录》记丘处机奏元太祖疏云：“龙儿年三月日奏”云云。顾宁人《山东考古录》亦载泰山有元碑二通，一泰定鼠儿年，一至正猴儿年。此其明证也。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谓其俗十二生肖，亦与中国同，但所呼之名异耳。如以马为卜赛，呼鸡之声为栾，呼猪之声为真卢，呼牛为个之类是也。然则不特起于北俗，沿于中国，且通行于海南诸番矣。
十二相属起于后汉十二相属起于何时，诸书皆无明文。《韩文考异·毛颖传》“封卯地”注谓：十二物未见从来。又朱子尝问蔡季通十二相属起于何时，首见何书，季通亦无以对。今按《金史》黄久约母梦鼠衔珠而生，久约岁实在子。此见于金时者也。《夷坚志》穆度以生于酉，遂不食鸡。朱弁《曲洧旧闻》以崇宁中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戍位，为陛下本命，请禁天下屠狗。”此见于宋时者也。《王文正公遗事》记：周世宗时，张永德遇异人，谓真主已出，但观其色紫黑而属猪者，当善遇之。永德遇宋太祖，英表与年岁悉合，遂归心焉。及太祖即位，宠厚无比。董昌以谶有“兔子上金床”之语，谓己太岁在卯，遂以卯年卯月卯日时即位。此见于五代时者也。陶《清异录》记唐内库有十二时盘，四周有物象，如辰时则花草间皆戏龙，转已则为蛇，午则为马，传至朱梁犹在。《侯鲭录》载：陆长源以勋德为宣武军司马，韩愈为巡宣，同在使幕。或戏年辈相违，长源曰：“大虫老鼠，俱是十二相属，何违之有？”此见于唐时者也。《北史》后周宇文护之母留齐，贻书护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独孤ヌ传》：的好左道，尝事儿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此见于周、隋者也。《晋书》谢安梦乘桓温舆行十六里，遇白鸡而止。后病笃，谓人曰：“白鸡王酉，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起乎？”此见于《晋书》者也。王子年《拾遗记》：郑康成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明年岁在巳。”既悟，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曰：“岁在龙蛇贤人磋。”此见于后汉者。而其时蔡邕《月令论》谓：十二辰之会，五时所食，必家人所畜之物。又十二物见《论衡·物势篇》，曰：五行之气相贼害，寅木，其禽虎也；戍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其禽豕也；已火，其禽蛇也；子亦水，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又《四讳篇》云：子之禽鼠，卯之兽兔。许慎《说文》亦云：巳为蛇取象也。《管辂别传》亦云：蛇者协辰巳之位。是后汉时其说甚行，更推之汉以前，则未有言及者。窃意此本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款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遂流传入中国耳。王应麟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为午马之征，“季冬出土牛”为丑牛之证，此不过因一二偶合而附会之。若古已有是，则子鼠、寅虎之类，何以经书中绝不经见？惟《吴越春秋》子胥为阖闾筑大城，因越在巳地，故作蛇门，而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以象龙角，此则在汉之前。然《吴越春秋》乃后汉赵长君所撰，安知非出于长君之附会耶？则十二相属之起于后汉无疑也。况西汉以前尚未用甲子纪岁，安得有所谓子鼠、丑牛耶？至如《左传》梓慎所云“蛇乘龙”，则谓星也。龙，岁星木也，木为青龙也；蛇，玄武之宿，虚危之星也，则与十二相属无与。
时宪书后列两甲子向来时宪书后止追列一甲子六十年，近月吾乡刘文定公奏请再列一甲子，以便检阅，遂著为例。按此本宋初故事也。《春明退朝录》：至道二年，司天杨文镒建言：“历日六十甲子外，请更留二十年。”太宗谓：“支干相承虽止六十，然本命之外，却从一岁起首，年老者并不见当生年数，宜存两甲子，使期颐之人犹见本生年号。”饬司天监议行之。是宋时原列两甲子。王棠云：近代只列一甲子，不知何时更定？
子平推命吴青坛《读书质疑》云：子平星命之术，起于唐殿中侍御史李虚中，宋有徐子平者精其法，后世术士宗之，故但称子平。或又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尝与麻衣道者陈图南等隐华山，盖异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徐彦升，其实非子平云云。按韩昌黎志李虚中，谓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所值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是推命之法，至虚中而极精。然谓起于虚中，则非也。唐时僧一行、桑道茂已擅其术，六朝时陶弘景先有《三命抄略》一书，临孝恭有《禄命书》二十卷。《南史》：吉士瞻年四十不得志，就卜者王先生计禄命。王生曰：“君拥旄仗节非一州，后一年当得大郡。”《北史》：孙绍善推禄命，偶赴朝，与百官侍于掖门外，私谓辛雄曰：“此中诸人皆当死尽，惟吾与卿犹享富贵，”未几有河阴之役，百官皆为尔朱氏所害。又魏宁善推命，北齐武成帝以己生年月日托为他人者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果崩。《隋书》；仁寿初，袁充上言：“皇帝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运转相符。”文帝大悦。此皆在李虚中之前，则非起于虚中可知也。《史记》有《日者传》。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是汉时已有此法。吕才谓始于司马季主，理或然也。郑康成释“天命之谓性”，已有“木神则仁，金神则义”之语，释“我辰安在”，又谓“六物之吉凶”，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则干支占命，其来久矣。
葬术世传葬术起于郭璞。按《晋书》：璞葬母于暨阳，去水百步，人以近水规之。璞曰：“当即为陆。”已而沙果涨数十里。又尝为人葬地，元帝微服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主人曰：“璞云此葬龙耳，当致天子来问。”帝心甚奇之。又《南史·张裕传》：璞为裕曾祖澄卜葬，其父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葬某处，年几减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贵显。”澄乃葬其劣处，子孙遂昌。璞之术信神矣，然谓葬术起于璞则非也。《周礼疏》已有“堪舆出自黄帝”之语，《史记·日者传》亦有“堪舆家曰不吉”之语。《汉书·艺文志》有《堪舆金匮书》十四卷。师古述许慎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又有《宫室地形》二十卷。《后汉书·王景传》：景参记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作《大衍元基》一书。又《袁安传》：安父殁，初卜葬地，道逢书生指一处云：“葬此当世为上公。”从之，后果累世贵盛。又《郭镇传》：廷尉吴雄不拘禁忌，丧母，择人所不封土，趣办葬事，人言当族灭，而雄子孙世为廷尉，曰：“人所不封土，则术家所不用者也。”王充《论衡·讥日篇》谓：葬术忌九空地陷。《宋书·符瑞志》：孙坚之祖名钟，有三少年指以地曰：“此山下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不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三十余步即反顾，三人并乘白鹤而去。钟死，即葬其地，后子孙遂王江东。《晋书》：羊祜葬亲，遇术者云：“墓当出天子。”祜恶之，遂掘损其墓。术者云：“尚可出折臂三公。”后祜堕车折臂，果至三公。此事亦在璞前，然则葬术非起于璞，盖汉以来已有之。汉以上则不经见，王充所谓春秋时葬埋未闻有所讳也。《南史》梁昭明太子葬丁贵嫔，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长子，请厌之。”乃为蜡鹅及诸物埋于墓侧。则是时并有忌长房次房之说矣。《隋书》：独孤后崩，文帝令萧古择地，及将葬，帝欲自临。吉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罡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宜临丧。”此又后世送丧者有避忌之说也。王《青岩丛录》谓：堪舆家之说，本于郭璞《葬书》，后人增以谬妄之说。蔡元定尝去其十之二，而朱子亦尊信之，以为夺神功、回天命、致力于人力之所不及，莫此为验。后世为其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屋宅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攸乃大行其说，生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沙水之相配。二家之说俱盛行，而赣说较优。测字少时见一拆字者，一人踉跄来问其父之病，随手拈得一字，术者曰：“一者，生字之尽，死字之初也。汝父殆不起矣。”问：“汝父生年云何？”其子曰：“丁丑生，属牛。”术者曰：“然则尔父不死。牛加一划，则生字矣。”其验否不可知，然思致自佳。按此术不知起于何时。《后汉书》；公孙述梦有人告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述以为公孙当贵之兆，遂称帝。《蔡茂传》：茂梦坐大殿上，有三禾，茂取之，得其中穗又失。郭贺曰：“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得禄也。”此后世测字之权舆，然未有专以此为术者。近见王棠《知新录》引宋谢石以拆字擅名。然此术实不自谢石始。《北梦琐言》：玉局观老道士崔无攵有算术，杨德辉欲赴妖人李举事，以叩崔。令画地作字，德辉书“北千”二字。崔以千插入北字内，曰：“去即乖角。”杨遂不赴。则此术唐末已有之。宋时则谓之相字，谢石事见《寓简》及《夷坚志》。石字润失，宣和间人，善相字，求相者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拆而言休咎，无不奇中。徽宗闻之，因书一“朝”字，使中贵持往试之。润夫见字，即曰：“此非观察所书也。据‘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人乎？”中贵大惊，驰奏，召至宫，赏之。石又为钱元素相一“请”字以卜其得宫，曰：“其监察御史乎？请字，言责未全也。”已而果然。宋《稗史》：建炎间，车驾初至杭州，有周生善相字。执政者偶书一杭字示之，周曰：“惧有警报。”乃拆其字，右一点配木即为“兀术”。未几果闻兀术南侵。又秦桧、赵鼎方不协，各欲引退，皆密书一“退”字示之。周曰：“赵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赵书‘退’字‘人’去‘日’远，秦书‘人’字密附‘日’下，‘日’字左笔下连，而‘人’字左笔斜贯之，其兆固矣。”果验。张九万以拆字著名，秦桧召之至，偶持一扇柄，就地一画，问之。九万曰：“相公当加官爵。”桧曰：“我丞相，爵国公，更何加？”九万曰：“土上一画，非王而何？”其后果封申王。此皆术之见于记载者。
圆梦黄帝梦大风而得风后，梦人执弩驱羊得力牧，此梦兆之征于人事者。其后遂有占梦之术。《周礼》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角奇＞梦，三曰咸陟。郑氏以为致梦夏后氏所作，＜角奇＞梦商人所作，咸陟者，言梦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梦专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惧。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释菜）于四方，以赠恶梦。《毛诗》亦有“讯之占梦”之语。《左传》：城濮之战，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已而其脑。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鄢陵之战，吕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胜，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之于泥，亦必死矣。”果射楚共王中目，亦为养由基射死。此占梦之最验者也。《汉艺文志》、《七略》杂占十八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古梦》二十卷为首。其说曰：杂占者，记百家之象，候善恶之征，众占非一，而占梦为大。可见古人以梦为重。《后汉书·梁王畅传》：王数有恶梦，从官卞忌善占梦，王数使卜筮。是东汉时尚有占梦之人，乃后世无复以此为业者。郎瑛谓自乐广因想之说兴，而梦之理明矣，其理明则不必占也。然秦再思《洛中纪异录》：唐高祖初起兵，梦身死床下，为群蛆所食，心甚恶之。智满禅师贺曰：“死是毙，坠床是下，群蛆所食是亿兆所附，乃陛下为万民所附也！”后帝登极，以太原旧田宅赐师为兴仪寺，寺内有圆梦堂。周密《浩然斋视听抄》引《南唐近事》冯亻巽举进士时，有徐文友能圆其梦。又洪景卢《夷坚志》新城士人黄开赴秋举，祈梦于大干山，得诗两句云：“一枝丹桂高高折，两朵黄花奕奕香。”后登第，铨桂阳主簿，卒。有圆梦者追绎神旨，所谓“两朵黄花奕奕开”者，华而不实之意也。又有梅溪子者，姓宇文氏，精于太乙数，且善圆梦，以术授乐平人汪经。近世圆梦之术盖本诸此。
佛佛教入如国，始于后汉明帝。按卫宏《汉纪》：帝梦见金人，顶有日月光，以询朝臣。傅毅对：“西方圣人，其名曰佛。”（袁宏《后汉纪》云：浮屠者；佛也。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于是上遣郎中蔡等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之像，并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以来。此为中国有佛之始。然许观《东斋纪事》谓明帝以前已有之，而引刘向《列仙传序》得仙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见于佛经，则西汉时已有佛经矣。《翻译名义集》：周穆王时，文殊目连来化，穆王从之，即《列子》所谓化人者也。鱼豢《魏略·西域传》曰：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休屠经》。《隋经籍志》亦云（景卢，《隋志》作秦景）。是皆西汉时也。罗壁《识遗》引《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则列御冠在战国时已知有佛也。《论衡》记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井泉溢，宫殿震，夜恒星不见。太史苏繇占；西方圣人生。金履祥因之修入《通鉴前编》。则又西周时已知西方有圣人矣。故《隋书·经籍志》云：其书久已流布，遭秦湮没。其说必有所据（《论衡》作昭王二十四年，《隋志》作昭王二十二年）。盖西、东周时虽知有西方异人，而其像其教固未入中国。自汉武时霍去病破匈奴，获休屠祭天金人（张晏曰：佛徒祀金人。颜师古曰：今佛像是也）。又《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帝命依其国俗祀之。于是中国始有佛祀。然其时天子未之信，臣民亦少有习其术者，及明帝遣使求经，而楚王英即信其术，图其形像，斋戒祷祀，于是臣下始有奉佛之事，而天子尚未躬自奉佛也。桓帝于宫中立浮屠之祠（《后汉书·襄楷传》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然则不特奉佛始此，即立老子庙亦始桓帝矣），于是上及宫禁矣。《后汉书·西域传论》谓：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述者。张骞但云地多暑热，班勇虽列其奉浮屠，而精文善法未传，岂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则佛法俟时而兴，盖亦有数焉。至雕刻佛像，李绰《尚书故实》谓自戴始。尝刻一佛像，自隐帐中，听人臧否，随而改之，如是十年，厥功方就。其创立寺字，《古今原始》谓自赵石虎时始。汉、魏惟听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佛图澄，国人化之，始造寺庙云。（石虎时，王度疏言：“汉、魏惟听西域人立寺，汉人皆不出家，今宜禁赵人为沙门者。”虎曰：“朕生自边鄙，享祀应从本俗。其夷、赵百姓乐事佛者，听之。”其后姚兴以鸠摩罗什会为国师，大营塔寺，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家而九。）然《后汉书·陶谦传》：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界金盘，下为重楼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招致旁郡好佛者五千余户。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凡就食及观者且万馀人。亦见《吴志·刘繇传》。则后汉之末，佛像、佛寺已极庄严，不自戴及石虎始也。（《南史·戴传》亦云：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特精其事。宋世子铸丈六金身于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迎视之。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减臂胛，果相称。据此，则佛像不始于。）惟听中国人出家为浮屠，前代无明文。按晋明帝时，听民刘峻出家，又听洛阳妇女阿潘等为尼，此则中土人为僧尼之见于史者也。（佛姨母瞿昙弥欲出家，如来不许，谓阿难言：“若听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净，梵行不得久往。譬如莠生稻田，善谷复败。”又言：“我之正法，千载兴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岁而渐衰徽。”王阮亭引之，以为比邱尼之始。然此乃彼国中人，而非中国人为尼之始。）《隋志》又谓：魏黄初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盖其时民间已私有此风，而其后遂著为令甲耳。《七修类稿》又谓：俗以四月八日为释迦生辰，误也，周建子，当以夏正为二月八月矣。
佛经字数《妙法莲花经》六万九千五百五言，《维摩诘经》三万七千九十二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五千二百八十七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三千二十言，《阿弥陀经》一千八百言，《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六千九百九十言，《实相法蜜经》三千一百五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二百五十八言。此八种经具十二部，合一十六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见白香山所作《苏州重元寺法华院石壁经碑记》，谓三乘之要旨备于此矣。
谏佛骨表有所本昌黎《谏佛骨表》专以自古人君事佛不事佛享国久暂为言。按此亦有所本，《唐书》傅奕上疏诋浮屠法，谓“五帝三王未有佛，君明臣良，年祚长久。汉明帝始立佛祠，然惟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上不许中国人髡发，至石、苻乃弛厥禁，而政虐祚短，梁武、齐襄尤足为戒”云云。又姚崇戒子令曰：“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与之对翻，而兴祚不延，国亦随灭。梁武身为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殄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戳，为天下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其臣则彭祖、老聃皆得六长龄，岂抄经铸像力邢？”此二事又昌黎表所本也。
观音像胡应麟《笔丛》、王洲《观音本纪》皆谓古时观世音无妇人像，而历引《法苑珠林》、《太平广记》诸书以证之。晋久熙十一年，梁州刺史杨收敬以罪下吏，其友郭宣及父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经》十日，夜梦一菩萨，慰以大命无忧，俄而枷锁自脱。张兴妻系狱，昼夜念观音经。一沙门蹴之曰：“起起！”俄而枷脱。然户闭无由出，又梦向沙门曰：“门已开矣！”果得出。王球在狱，念《观音经》，梦一沙门以一卷经与之，又见一车轮。沙门曰：“此五道门也。”既觉，锁皆断脱。毕览随慕容垂北征，陷敌入深山失路，念《观音经》。见一道人法服持锡，示以途径，遂至家。沙门法义得病，念《观音经》，梦一道人为刳出肠胃，洗毕还纳之，遂愈。又一仕宦妻为神摄去，因作观音像虔奉之，梦一僧救之得苏。据此数事，当时梦见者或沙门，或道人，明乎其非妇人像也。王、胡二说固辨矣，然亦有不尽然者。南宋甄龙友题观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洪景卢《夷坚志》：董性之母素持《观音终门品经》，忽病死，其魂呼救若观世音。恍若有妇人璎珞被体，相好端严，以右手把其臂，挈之偕行，遂瘳。许洄妻孙氏临产，危若万状，默祷观世音，恍惚见白氅妇人，抱一金色木龙与之，遂生男。又寿涯禅师咏鱼篮观音词，有“窍窕丰姿都没赛，提鱼卖，堪笑马郎来纳败。”《夷坚志》：徐熙载母程氏虔奉观音，熙载舟行将覆，呼菩萨名得免。既归，母笑曰：“夜梦一妇人抱汝归，果不妄。”则观音之为女像，宋、元间已然。不特此也。《北史》齐武成帝酒色过度，病发，自云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成一美妇人，食顷变为观世音，徐之才疗之而愈。由美妇人而渐变为观世音，则观音之为女像可知。又《南史》陈后主皇后沈氏，陈亡后入隋，隋亡后过江至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皇后。为尼不以他名，而以观音为名，则观音之为女像益可知。此皆见于正史者，则六朝时观音已作女像，王、胡二公尚未深考也。又今世所持诵《高王观世音经》，亦见《北史·卢景裕传》。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又有人责罪当死，诵经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甚行，号曰《高王观世音经》。此经本景裕为高欢开府属时所译者也。
天王堂僧寺多有名天王堂者，按《谈薮》记唐天宝间，番寇西安，诏不空三藏诵咒禳之。忽见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往救矣！”后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观形，胜之。朝廷因敕诸道立像。郎瑛谓：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也。又《括异志》：宋建炎中，敌将屠秀州，天王现于城上，大若数间屋，遂惧而引去。因建天王楼于城西北隅。
西王母世以西王母为女仙之宗，出《列子》及《汲冢周书》穆王乘八骏西巡狩，宴瑶池而捧王母之觞。又《山海经》有“西王母绨几戴胜”之语，因而《汉武外传》递相附会，遂有七夕会于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之事。按《尔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汉贰师将军伐宛，斩王母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陈汤传》又作王母鼓，鼓寡声相近也），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为女王也《七修类稿》亦云：犹之国名女真，人姓胡母，未可谓女真国、胡母姓之皆女人也。盖《山海经》及《汲书》皆因《尔雅》西王母三字，遂造为穆王西巡之事，竟成典故。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乃今睹西王母｛羽高｝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则用之于词赋矣。《史记》造父御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则并入之史册矣。后人又附会作《穆天子传》，有“白云在天”之谣，则更创传奇体矣。哀帝时，民间相传：西王母行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会聚，祠西王母。则且盛于祠祭矣。《晋书·张轨传》：酒泉太守马岌言：“酒泉之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又沮渠蒙逊袭卑和，至盐池，祀西王母寺中。中有元石神图，因命张穆作赋。则并处处有祠庙矣。然《史记·条枝国传》：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五母，而未尝见。《后汉书·大秦国传》：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北史》：大秦国有西王母山，玉为堂室。终皆惝恍之词也。
王子晋《列仙传》：周灵王太子晋，好吹萧，作凤鸣。遇道士浮邱公，按以上嵩山。三十馀年后，七月七日，乘白鹤于缑山，举手谢时人而去。按《国语》：周灵王二十二年，、洛水斗，王欲壅之，太子晋谏。韦昭注：晋早卒，不立。则仙去之说并无明文。
安期生、浮邱伯世以安期生、浮邱伯皆为列仙之徒。《史记·封禅书》：栾大云：“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又郭璞诗“左携浮丘袂，右拍洪崖肩”是也。然安期生实学黄老之术者。《史记·乐毅传》：河上丈人以黄老教安期生，数传至盖公，为曹相国师，教相国以清净为治，而齐国大治。《蒯通传》：安期生尝以策干项羽，羽不能用。授以官，安期生不受而去。则安期盖隐君子也。《汉书·儒林传》：申公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在长安，元王又遣子郢与申公从之，俱卒业。则浮丘伯实儒者也。
容成御女道家别有一种采补之术，本于容成公。《汉书·艺文志》有《容成阴道》二十卷。《后汉·方术传》：冷寿光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刘向《列仙传》：容成公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发白复黑，齿落复生。又《汉武故事》：上起柏梁台以处神君，神君者，女仙也。霍去病微时，数祷于神君，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及病笃，上令再祷。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寿命勿长。吾尝欲以太乙精补之，今不可救也。”遂薨。上尝请其术，行之有效。盖即容成术，而又从女施之于男者。八仙世俗相传有所谓“八仙”者，曰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又女仙二人，蓝采和、何仙姑。按《太平广记》、《神仙通鉴》等书，胪列仙迹，纤悉不遗，并无所谓“八仙”者。胡应麟谓大概起于元世，王重阳教盛行，以钟离为正阳，洞宾为纯阳，何仙姑为纯阳弟子，因而展转附会，成引名目云。今戏有“八仙庆寿”，尚是元人旧本，则八仙之说之出于元人，当不诬也。其中亦有数人见于正史者，其馀杂见于稗官小说，多荒幻不足凭，故摘录以质之有识者。张果见《旧唐书》：开元二十二年，征恒州张果先生，授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钟离权见《宋史·陈抟传》：陈尧咨谒抟，有ヮ髻道人先在坐，尧咨私问抟，抟曰：“钟离子也。”又《王老志传》：有丐者自言钟离先生，以丹授老志，服之而狂，遂弃妻子去。吕洞宾亦见《陈抟传》，谓关西逸人，有剑术，年百馀岁，步履轻捷，顷刻数百里，数来抟斋中。此三人者，皆见于正史，尚或可信。韩湘子者，相传韩昌黎之从孙，即韩诗《左迁蓝关示侄孙湘》者也。然公诗中绝不言其有道术。而《酉阳杂俎》、《青琐高议》等书，转以此诗附会，谓湘能为“顷刻花”。公未谪前，湘先有“秦岭蓝关”一联现于花上。公至蓝关而湘适至，故公足成之云。按《唐宰相世系表》，湘乃老成之子（昌黎有《赠侄老成》诗），登长庆三年进士，官大理丞，初不言其有异术。惟昌黎有《徐州赠族侄》一首，云：“击门者谁子，问言乃吾宗。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曰族侄，则非侄孙也；探妙知天工，盖不过如星士之类，能推人贵贱，故下又云“期我语非佞，当为佐时雍”也。而湘则随昌黎至岭南（昌黎有《宿曾江口示湘》诗，曾江即广州增城县江也），并非如徐州族侄之能知天工也，而转以蓝田诗附会之，其为荒幻更不待辨矣。铁拐李，史传并无其人，惟《宋史·陈从信传》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岁，从信事之甚谨，冀传其术，竟无所得。又《魏汉津传》：自言师事唐人李八百，授以丹鼎之术。则宋时本有李八百者在人耳目间，然不信其跛而铁拐也。胡应麟乃以《神仙通鉴》所谓刘跛子者当之。然刘、李各姓，又未可强附。《续通考》又谓隋时人，名洪水，小字拐儿，亦不言所出何书，则益无稽之谈也。曹国舅，相传为宋曹太后之弟。按《宋史》慈圣光献太后弟曹佾，年七十二而卒，未尝有成仙之事，此外又别无国戚而学仙者，则亦传闻之妄也。《道山清话》记晏殊乃仙人曹八百托生，所谓曹八百者，岂即其人耶，然又非国戚也。何仙姑者，刘贡父《诗话》谓永州人，《续通考》则谓广东增城人。曾达臣《独醒杂志》谓宋仁宗时人，《续通考》则又谓唐武后时人。传闻之讹，已多歧互。至蓝采和者，《太平广记》谓常衣破蓝衫，一足靴，一足跣，夏则絮，冬则卧于雪。尝〔常〕入市持大拍板唱言：“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元遗山因以入诗，有“自惊白鬓先潘岳，人笑蓝衫似采和”之句。又《题蓝采和像》云：“长板高歌本不狂，儿曹自为百钱忙。几时逢着蓝衫老，同向春风舞一场。”是蓝采和乃男子也。今戏本又硬差作女妆，龙可笑。
世所传钟离权故事，《宣和画谱》有一则，《夷坚志》、《潜确类书》、《丹铅录》各一则。
张果故事，《明皇杂录》、《独醒志》、《类书》各一则。
李铁拐，惟《续通考》及《类书》各一则，其他书不经见。
韩湘子故事，《青琐事》、《酉阳杂俎》、《仙传拾遗》各一则。
吕洞宾故事最多，施肩吾有《钟吕传道记》，《雅言杂载》、《青琐集》、《谈苑》、《独醒志》、《辍耕录》、《摭遗古今诗话》、《若父诗话》、《东坡诗话》、《西溪丛语》、《竹坡诗话》、《庚溪诗话》、《鹤林玉露》各有一二则，《夷坚》所载更有八则，其散见于说部书者尚多，或辑为《吕仙外史》，亦可观也。
曹国舅，惟《续通考》、《类书》各一则。
蓝采和故事，《太平广记》、《续仙传》各一则，龙兖《江南野录》载陈学仙，尝醉歌，有蓝采和“尘世纷纷事更多”之句，则又以为陈歌也。何仙姑故事，《贡父诗话》、《续通考》、《独醒志》各一则。
张真人秦、汉以来，但有方士为神仙之说，无所谓道家者。以老聃为道教之祖，张陵为大宗，则始于北魏寇谦之，而唐时乃盛行。至信州龙虎山张氏世袭封号，则又自宋始也。按《三国志注》及《邵氏见闻录》：张陵，汉顺帝时人，入蜀居鹤鸣山中，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朝廷不能讨，就拜鲁为汉宁太守。此张陵之始末见于传记者也。胡氏《笔丛》及《续通考》又引道书，谓陵乃留侯八世孙，生于天目山，学长生之术，后隐于广信龙虎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游名山，至兴安云锦洞，炼丹三年，青龙白虎绕其上。丹成饵之，年六十而貌益少。又得秘书，通神变化，驱除妖鬼。既而入蜀，居鹤鸣山。老君授以秘，遂领弟子赵升、王长来云台，复炼大丹，饵之。汉永寿二年，功成道著，乃以九月九日将诸品秘べ、斩邪二剑、玉册、玉印授其子衡，而自与夫人雍氏白日升天，时年百二十三岁。其四代孙盛，复来居龙虎山云。按《通考》所述虽颇诞幻，然张陵之后迁于龙虎山，其流派大抵如此。《通鉴》亦云：张鲁子自汉川徙居信州龙虎山也。然魏、晋以来，但私相传授，而未尊于朝廷。《世说注》：郗与弟昙奉天师道。此人间奉道教之始也。至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自言尝遇老子，命继张陵为天师，授以云中音诵新科之戒，服食导引口诀之法。又遇老子玄孙李谱，授以图真经，劾召鬼神，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使佐北方太平真君。乃奉其书，献于魏明帝，朝野多未之信。独崔浩深信之，劝魏主崇奉。乃迎致谦之弟子，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东南，重坛五层，月设厨会数千人。此朝廷崇道教之始也。丘琼山谓：云中科戒，即后世斋醮科仪所由起；服气导引，即后世辟谷修养所由起；图真经，即后世符咒摄召之术所由起；销炼金丹，即后世烹炼丹药所由起。然是时虽发于寇谦之，而谦之自云继张陵为天师。又《太平广记》梁武初未知道教，因陶贞白诣张天师道裕，乃为立玄坛三百所。而《通考》亦载唐天宝六载以后，汉天师子孙嗣真教，册赠天师为太师。可见六朝以来，早有天师之称矣。天宝中既令其子孙嗣真教，当己世袭，但其封号，字史经见。《通考》：宋太宗祥不符九年，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王钦若为奏立授院及上清观，蠲其租税。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丘琼山谓此张氏赐号之始，然无阶品。徽宗崇宁二年。赐张继先亦仅号虚静先生。（《续通考》：继先随上入宫，诸妃嫔争以扇求书。继先以经语书之，各契其意。中举一柄扇，稽首书曰：“保镇国祚，与天长存。”则上所御扇也。上奇之，命祷雨，辄应。金人犯汴，钦宗又召之，至泗州天庆观，作颂曰：“西山下红日，烟雨落潸潸。”书绝而化，金人亦以是日陷汴京。又《夷坚志》张虚静天师斩同州白蛇一事：虚静乃汉天师三十代孙，平生不娶，京师将乱，潜出城还乡，尸解，复隐于峨嵋山。天师嫡派遂绝，今以族人绍厥后云。王棠《知新录》云：宋时有林太守者，送张天师于狱中，奏云：“其祖乃汉贼，不宜使子孙袭封。”朱子谓：人人尊信之，而林独能名其为贼，其疏必有可观，惜已不传，不知当时如何施行也。）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乃赐张宗演灵应冲和真人之号，给三品银印，令主江南道教。（《张天师世家叙》谓：宋季有可大者，元世祖密遣使问之。可大谓使者曰：“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至元十二年果验，而可大已死，乃召其子宗演崇奉之。）十五年，又为建正乙祠于京师，以其弟子张留孙居之。嗣后张氏继袭者，屡有加号，进秩至一品。明太祖以张正常为真人，去其旧称天师之号，谓群臣曰：“至尊惟天，岂有师也？”赐秩正二品。按元时所封本号真人，而明祖谓应改其天师之号，盖其时朝廷虽封曰真人，而世尚称为天师。然则天师之称，直自六朝以来不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