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书》多二千余条，其小者不必论，甚有必不可不载而《旧书》所无者。今撮于后《杨贵妃传》，《旧书》不载其先为寿王妃事，但云武惠薨，后庭无当意者，或言杨元琰女有色，乃召见。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帝大悦云云。《新书》补之，谓帝令自出妃意，丐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旧书》盖国史旧文，故有隐讳也）。
宪宗郭皇后，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为太后，及宣宗即位，宣宗母郑氏本后侍婢，有宿怨，故宣宗奉后礼稍薄。后郁郁不自聊，登楼将自殒，左右共持之，乃免。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是后之不得善其终也。《通鉴》载之甚详。而《旧书》则谓宣宗继统，恩礼愈隆于前朝，较为得实。又后崩后，太常王请合葬于宪宗陵。宣宗不悦，今宰相白敏中让之。曰：“后乃宪宗东宫时元妃，顺宗子妇，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事遂定。此亦当时一大事，乃《旧书》亦不载。
武宗王贤妃，《旧书》谓其事阙，故不载。然贤妃当武宗饵药求长生而肤泽消槁，妃独忧之。及武宗病亟，妃誓以身殉。帝崩，遂自经。常时妃妒者，亦皆义其所为。事见《通鉴》，则宋时尚有记述于世。此虽小事，然《旧书》既立传，何其毫无事实耶？《新书》补之，亦见考据。
《韩王元嘉传》，《新书》增武后诏诸宗室朝明堂，元嘉遣告诸王，谓大享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事起。于是琅牙王冲即发兵起。此亦武后朝一大事也。《旧书》不载。
《苏良嗣传》：良嗣为相时，遇薛怀义于朝，颇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颊，曳去。武后闻之，戒怀义曰：“师第出入北门，彼南衙宰相行来，毋犯之。”此亦见武后之淫毒而仍能用正人，《旧书》乃不载，《新书》补之。
《曹王明传》：其母本巢刺王妃，太宗欲立为后，魏徵谏而止。此见太宗开国之初内行有缺，其后唐家累以色荒，未必不由此。《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懿德太子重润传》：高宗立重润为皇太孙，裴敬彝、王方庆以为晋立愍怀子为皇太孙，齐立文惠子为皇太孙，皆居东宫，今既有皇太子，又立皇太孙，于古无例。此议足为后世法，《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狄仁杰传》：武后欲以武三思为皇太子，仁杰力言人心未厌唐，匈奴犯边，使三思募兵，逾月无应者，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后怒罢议。后又与王方庆因论双陆力言姑侄不如母子之亲，以悟后，遂迎庐陵。此见仁杰之忠于唐，《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王传》：李德裕称王方庆（即）为相时，其子为眉州刺史，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远？”对曰：“庐陵是陛下子，今尚在远，臣之子何敢相近？”欲以感悟后。此亦见之忠于唐，《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桓彦范传》：敬晖、桓彦范等斩张易之后，后令太子还宫。彦范曰：“太子不可再归，陛下应传位。”太后乃卧不复言，中宗由是复位。此庐陵复位时一大事，《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姚崇传》：玄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说。此乃相业之始，后来功勋俱自此立。《旧书》竟不载，《新书》补之。
《宋传》，《新书》增郝灵出使斩默啜首以献，恐天子喜边功，抑之不擢。此见之识大体。《旧书》不载，《新书》补之，良有意也。又增后来张嘉贞为相，阅堂案，见危言切论，未尝不失声太息。此尤见之生平。《李林甫传》：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构陷人，即入而思所以中伤者，若喜而出，则其家碎矣。又谕诸言事者曰：“立仗马终日无声，饫三品料，一鸣即斥矣。”由是谏疏绝。此皆老奸稔恶之迹。《旧书》不载，《新书》增之。按《旧书》谓林甫无文学，尝读大杜为杖杜，写弄璋为弄獐，此等碎事既详之，而偃月堂、立仗马等事反不载，何也？《新书》于丈杜、弄璋反删之，以所重不在此也，可谓得要矣。
《刘晏传》，《新书》增其辞永王之官，反时，晏守余杭，力拒之。及晏被籍后，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斛。此有关晏之品行，《旧书》不载。
《田神功传》：神功初受禄山伪官，后率众归朝。又以兵败，降于史思明，既又自拔归。《旧书》全不载，竟似未尝失身于贼者，《新书》补之。
《段秀实传》，《新书》增郭军士纵暴，秀实斩十七人；及大将焦令谌责农租，秀实卖马代偿，令谌愧死。二事皆《旧书》所无。按此出柳宗元所记《段太尉逸事状》，谓之逸事，必是国史所本无者，宗元盖尝见国史本传，故另作状以著之。由此以推，可见《旧书》全抄国史原本，《新书》则参考他书成之，亦见子京用功之深也。
《卢杞传》：杞以私憾陷颜真卿，使于李希烈，被害。又崔宁以播迁咎杞，杞即巫宁反，帝杀之。此等事正见杞之奸恶，《旧书》不载，《新书》补之。《郑注传》：中丞王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注奏言愿入护丧，实欲俟群阉送丧以镇兵悉擒诛之。李训畏注专其功，乃先五日举事，遂有甘露之变。此等大事，乃《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夔王滋传》：昭宗命滋领侍卫诸军，帝将幸太原，韩建邀次华州，恶诸王将兵，诬以他语，遂罢其兵柄，使归十六宅，矫诏以兵围而杀之，凡十三王。此何等事，《旧书》竟不载，《新书》书于此。
《朱玫传》：宰相萧遘密召玫迎帝，玫趋凤翔，田令孜劫帝走，玫追不及，乃立襄王カ。此何等事，《旧书》不著其详，《新书》补之。
《仇士良传》：甘露变后，士良恣横益甚，刘从谏以李训所移诛宦官书腾于朝，请王涯等罪名，欲以死清君侧，累指士良等罪恶。文宗倚其言差自强。士良愤文宗与训、注同谋，夜半命直学士崔慎由草废立诏，引至帝所，面数帝过失，帝俯首而已。慎由以死自誓。士良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送慎由出，曰：“毋泄，祸及尔族！”慎由记其事藏箧中，将殁，以授其子缁郎，故缁郎终与朱全忠尽诛宦官也。士良请老还第，中人送之，士良戒以“事天子不可令闲暇观书史、见儒臣，但以声色狗马惑其心而已。”此数事皆当时阉祸可垂戒后世者，《旧书》不载，《新书》增之。
《田令孜传》：令孜擅权，所为不法。拾遗侯昌蒙劾之，反赐死。黄巢之乱，令孜导帝幸蜀，赏劳不及黄头军，军将变，帝与令孜保车城自守。拾遗孟昭图上疏：宜与宰相群臣共安危。令孜矫诏贬昭图，使人沉之于江。杨复光之党曹知悫遣人入长安，攻贼营。帝将还，知悫拥众散关，欲阅群臣可归者纳之。令孜忌之，密令王行瑜以兵袭杀其众。令孜又募新军，以千人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为十军统之。此皆令孜罪，《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来俊臣传》：俊臣子诬樊戬以谋反诛，戬子诉阙下，不得奏，因自刳腹死。上巳日，俊臣与其党集龙门，题缙绅名于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中。昭德知之，乃令卫遂忠发其奸，言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卫谋反。方俊臣用事，托天官选者二百余员，及败，有司自首。武后诘之，对曰：“乱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族。”此皆见俊臣之恶，《旧书》不载，《新书》补。《颜泉明传》：颜杲卿之子泉明，先从杲卿讨贼，杲卿败，泉明客寿阳。史思明获之，械送幽州。间关得免，后为郫令，迁彭州司马，皆有善政。孤藐相从百口，饣千粥不给，无悔叹。此忠臣之后之能世其家者，《旧书》不载，《新书》补之《旧唐书》所载亦有不应删而《新书》反削之者，今亦录于后《和思赵皇后传》，《旧书》载其死后莫知瘗所，将招魂葬之，于中宗陵。彭景直上言：招魂非古法，宜据《汉书·郊祀志》葬黄帝衣冠于桥山故事，以皇后衣葬。按此可备变礼之用，宜存，《新书》不载。
《顺宗王皇后传》，《旧书》载后崩后，公卿进谥议，欲告天地宗庙。礼院奏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故古者天子称天以诔之，皇后之谥则读于庙。《江都集礼》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谥之，以为于庙。又曰：皇后无外事，无为于郊。故天子谥成于郊，皇后谥成于庙。”诏从之。又初称谥曰庄宪王太后，礼仪使郑引开元中昭成皇太后谥号之议，谓：“入庙称后，义系于夫，在朝称太，义系于子。今百司移牒，恐不合除太字。至神主入庙，始当去之。”此亦议礼故事，《新书》不载。
《封常清传》，《旧书》载其临刑时遗表全文，盖以明其心迹，且著其枉也。《新书》节之，不过一二语，虽觉简净，殊少意味。
《李嗣业传》：香积寺之战，嗣业以长刀陷阵，固为战功第一。及收长安后，进取东都，新店之战，王师又败，郭子仪已为贼兵所包，赖嗣业与回纥夹击，贼始遁去。此亦嗣业大功也，《旧书》详之，《新书》乃不录。
《浑传》、《旧书》载为会盟使，与土番盟梨树园，为土番所劫之事甚详。《新书》但云为结赞所劫，副使以下皆陷，惟得免。按梨树园劫盟乃当时一大事，为会盟使，则此事不详于《传》而详于何处耶？《新书》盖恐形之失策，故略其词耳。
《李吉甫传》，《旧书》吉甫监修国史，上问《时政记》记何事，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即今起居舍人，右史记事，即今起居郎。永徽中，宰相姚虑造膝之言或不下闻，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官，今《时政记》是也。”此于朝制有关第，《新书》删之。
《张传》建议讨李克用，《旧书》全载克用诉表，正见之孟浪生事。及克用之负气不恭，《新书》尽删之，岂为讳耶，抑为克用讳耶？
《王处存传》，《旧书》黄巢据京师，处存选骁卒五千，以白为号，夜入京，贼已遁。军人皆释兵，争据第宅，坊市少年多带白号劫掠。贼侦知之，自灞上复袭京师。市人以为王师，欢呼迎之。处存为贼所迫，收军还营。贼怒，召集两市丁壮七八万杀之，血流成渠。此亦一大事，《新书》不载。
新、旧《唐书》有彼此互异者，今据《通鉴》、《纲目》、《唐鉴》、《贞观政要》、《五代史》、《北梦琐言》等书稍为订正于后阝国公薨，《旧书》在武德二年五月，《新书》在八月。按《纲目》皇泰二年八月唐阝国公薨。隋之皇泰二年即唐高祖武德二年也。薨以八月，与《新书》同。
突厥杀刘武周，《旧书》在武德三年秋，《新书》在武德五年秋。按《纲目》书秦王世民击宋金刚，破之，刘武周及金刚走死，在武德三年夏四月。而《分注》谓是时武周闻金刚败，惧而走突厥，久之谋亡归马邑，事泄为突厥所杀。其曰久之，则原非一时之事。盖武周之逃在三年，而被杀在五年也。
皇太子建成破刘黑闼，《旧书》在武德五年冬，《新书》在六年春。按《纲目》武德五年冬淮阳王道玄击黑闼，败没。十一月始遣建成击之。十二月兵至昌乐，黑闼亡走。六年正月，诸葛德威擒黑闼以献，斩之。是破黑闼在五年冬，斩黑闼在六年春，《旧书》并为一时，误。
《旧书》元和四年十月立邓王宁为皇太子，太赦。《新书》立太子在是年闰三月，大赦在十月。按《纲目》是年闰三月制降系囚、蠲租税，此即大赦也。是月又书立邓王宁为皇太子。是立太子在闰三月，与《新书》同。然《纲目》赦在前，立太子在后，非因立太子而赦也。三书俱不合，未知孰是。
李密致书唐公，欲自为盟主，及唐公答书，伪相推奉之事，《旧书》叙在杀翟让之后，《新书》叙在杀翟让之前。按密自杀让后，声势益盛，败致书高祖应在此时。然《通鉴》、《纲目》俱书此事在杀翟让之前，益密自取兴洛仓，让推密称魏公，则已为群雄中巨擘，而唐祖是时方起兵，胜败未可知，故密以势相凌，有自为盟主之意。唐祖亦伪相推奉以骄之，及密杀让时，唐祖已取长安，密岂复敢以势相凌也？阅《纲目》所书，先后次第自见，《旧书》应误。
《旧书·江夏王道宗传》：征高丽时，道宗与李靖同为先锋。《新书》则云与李同为先锋。按《靖传》征辽时靖己老，太宗虽欲用之，以其老不果。而实在行，则道宗所同李非李靖也，《旧书》误。
《旧书·魏元忠传》：元忠陷周兴狱，诣市将刑，则天以其平敬业功免死，流配贵州。方临刑时，则天先令传声，监刑者遽欲释之，元忠曰：“未知敕虚实，岂可造次。”徐待宜敕，然后起谢。寻诏还为御史中丞，又为来俊臣、侯思止所陷，再流岭南。《新书》则以此临刑传赦事谓为来俊臣所陷，而俊臣狱之前，先为周兴所陷当死，以平扬楚功得流，俊臣狱之后，又为侯思止所陷，仍贬于岭南。是元忠凡三被流，周兴狱一也，来俊臣狱二也，侯思止狱三也。《旧书》则仅周兴一次，俊臣、思止并作一次，凡两被流而已。然《旧书》又云：前后三被流，则天问曰：“卿何以累被得谤？”然则元忠在武后时被流者凡三，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敬晖等诛张易之兄弟时，薛季昶劝并诛武三思等，晖与张柬之不肯。及三思附韦后得柄，柬之叹曰：“主上昔称勇烈，吾留诸武，冀上自诛耳。”是不诛诸武由晖及柬之之误也。《新书》敬晖及桓彦范传则谓，季昶劝时，晖亦苦谏，而彦范不从，是晖亦欲诛诸武者，其误乃由彦范也。又以“留诸武待上自诛”之语为彦范之言。今按《通鉴》，二张之诛也，季昶谓柬之、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几上肉耳。”是晖及柬之皆不肯诛诸武，与《旧书》所记同。其“留诸武待上自诛”之语，亦以为柬之所言。然则当以《旧书》为是。
《旧书》王同皎谋诛武三思，为同谋冉祖雍所告，乃被杀。《新书》谓宋之逊兄之问尝同舍问谋张仲家，知其事，令之逊之子昙密告三思。按《通鉴》宋之问及弟之逊乃密告三思，遂使人告同皎与武当丞周憬等谋杀三思，废皇后，皆坐斩。之问、之逊并除京官，据此，则告同皎者出于之逊兄弟，况冉祖雍本党于三思，在五狗之列，同皎岂肯与之同谋耶？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谓王钅共权盛时，虽李林甫亦畏之。《新书》谓钅共虽得君，然畏林甫，谨事之。按《旧书·安禄山传》：李林甫为相，朝臣莫敢抗礼，禄山来谒，不甚磬折。林甫召钅共，钅共至，趋拜甚谨，禄山乃悚息。是钅共之事林甫固甚谨，《旧书》既详其事于《禄山传》，而《钅共传》反云林甫亦畏之，何耶？《旧书·韦见素传》：禄山、国忠争宠时，见素无所是非，遂至凶逆犯顺，不措一言。《新书·见素传》则谓：禄山请以番将三十二人代汉将，见素力言于帝，谓禄山反状甚明。按《纲目分注》，是时见素谓国忠曰：“禄山反状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耶？”见素极言反已有迹，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与《新书》同，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安禄山传》：杨国忠屡奏禄山必反。天宝十二载，上令辅ギ琳觇之，得其厚赂，还，盛称其忠。国忠又云：“召必不至。”乃召之，十三载，谒于华清宫，遂以为左仆射，遣回。《新书》：十三载禄山来谒华清宫，明年国忠谋授禄山宰相，制未下，帝使辅ギ琳赐大柑，因察之。缪琳得厚赂，还言无他，帝遂不召。据《旧书》则ギ琳之遣在十二年，据《新书》则在十四年。今按《通鉴》、《纲目》二书：十三载禄山入朝，帝欲加以平章事。国忠谓禄山目不知书，乃以为左仆射。十四载，国忠又请除禄山平章事，召入朝，而以贾循等分领禄山所部。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ギ琳觇之。ギ琳得赂，还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曰：“禄山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勿忧也。”乃止。正与《新书》同，当以《新书》为是。
贞元三年，射生将韩钦绪等与妖僧李广宏谋反，《旧书》本纪谓钦绪以游瑰子特赦之，《新书》本纪则云韩钦绪伏诛。按《旧书·游瑰传》谓李广宏谋反事发，德宗命内官捕其党与斩之，而不明言钦绪之或杀或赦。《新书·游瑰传》：钦绪奔州，中人捕斩，以状示游环，游环惧，并执钦绪二子送京师，帝赦之。既曰捕斩以状示游环矣，则钦绪已被斩可知也。况游瑰惧诛，并以钦绪之子送京师，敢匿钦绪乎？《通鉴》：钦绪亡抵州，械送京师，与软奴（即广宏）等皆腰斩。是钦绪之状诛，《通鉴》与《新书》皆同。《旧书》所谓赦之者，盖误以赦钦绪之子为赦钦绪耳。
鱼朝恩之死，《旧书》：上罢朝恩观军容使，会寒食入宴，有诏留之，朝恩惧，言颇逆，上亦不之责。是日，还第自经死。《新书》则云：宴罢，朝恩将还营，有诏留之。帝责其异图，命左右擒缢杀之，外无知者。明日下诏，罢其观军容使。外人皆言既奉诏乃自缢云。《纲目》所书亦与《新书》合，则《旧书》所谓罢官后自缢死者非也。盖唐时国史本讳之，《旧书》但仍其旧，不暇改订耳。《旧书·第五琦传》：贺兰进明遣琦奏事蜀中，玄宗大喜，即命为江淮租庸使。《新书·琦传》谓肃宗在彭原，琦奏事讫，即言当今急务在财用，帝乃令勾当江淮租庸使。据《旧书》则玄宗所命也，据《新书》则肃宗所命也。按《通鉴》：进明遣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上皇悦，以为租庸使。《纲目》亦书此事在上皇遣使以册宝传位肃宗之前，然则琦之为租庸使，尚是玄宗所命也，当以《旧书》为是。
《新书·李泌传》：德宗谓泌曰：“人言卢杞是奸邪，朕殊不知。”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旧书》杞及李勉传则俱以此语为勉之言，而《泌传》不载。按《通鉴》及《纲目》德宗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其奸邪，朕殊不觉。”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与《新书》同。《旧书》谓李勉者应误。
《旧书》本纪：贞元元年正月，始闻颜真卿为李希烈所杀，追赠司徒，谥文忠。《新书》本纪则书：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杀宣慰使颜真卿。据《旧书》是年正月已闻真卿被害，则被害时尚在前也。据《新书》则是年八月始被害也。按《纲目》兴元元年八月真卿为希烈所杀，贞元元年正月赠真卿司徒，谥文忠。是真卿被害于兴元元年八月，赠谥于次年正月，与《旧书》同。《新书》盖误以上年八月为是年八月耳。
《旧书》：武宗会昌元年九月，幽州军乱，逐其节度使史元忠，推牙将陈行泰为留后。八月，雄武军使张绛奏行泰惨虐，不可为帅，请以本镇军讨之。许之，遂诛行泰，诏以绛知兵马使。明年二日，令知留后事，仍赐名仲武。是张仲武即张绛也。《新书》则云：卢龙军将陈行泰杀其节度使史元忠，自称留后，闰月，军将张绛杀行泰，自称留后。十月军乱，逐绛，雄武军使张仲武入于幽州。则仲武与绛截然两人也。按《藩镇传》，行泰邀节度未报，次将张绛杀行泰求帅，武宗自用张仲武代之。又《通鉴》：卢龙军乱，杀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主留后务。既而复乱，杀行泰，立张绛。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吏奉表。李德裕以为其辞理较顺，可许，乃诏以仲武为留后。是《通鉴》所纪与《新书》合，仲武与绛明系两人。《旧书》谓绛即赐名仲武者误。
《旧书》：宣宗大中四年九月，幽州节度使周卒，军中立牙将张允伸为留后。《新书》则云：卢龙军乱，逐其节度使张直方，牙将张允伸自称留后。考之《藩镇传》，亦云张仲武卒，子直方袭留后，虑其下为变，逃奔京师，军中推张允伸为留后。是允伸之前即直方，而无所谓周者。然《旧书·张允伸传》：大中四年，戎帅周寝疾，表允伸为留后。则允伸之留后得之周，而非接自直方，显然明白。又《通鉴》云：卢龙节度使周薨，军中表请张允伸为留后。则与《旧书》相合。是允伸之前有周，《新书》谓直方后允伸即为留后者误。《旧书·郑畋传》：畋镇凤翔，抗黄巢，会卧病，以地当贼冲，宜用武将，乃荐李昌言自代，而身自赴行在。《新书》则云：畋在军府，司马李昌言袭之。畋好语曰：“公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则守此可矣。”乃委军去，昌言自为留后。是畋之去，实昌言逐之也。《纲目分注》亦谓：昌言在兴平，因犒赏稍薄，激怒其众，引军还袭府城。畋告城好语之，乃委以留务，即日西赴行在。与《新书》所记同。《旧书》误。
《旧书》本纪：宝应元年冬，贼范阳尹李怀仙斩史朝义首来献，请降。《朝义传》亦云：朝义走幽州，贼帅李怀仙于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枭首至阙下。《新书》本纪则云：史朝义自杀，其将李怀仙以幽州降。《朝义传》亦云：朝义先奔莫州，田承嗣绐令还幽州，以怀仙兵来再战。朝义遂出，而承嗣即以城降官军。朝义至范阳，怀仙部将李抱忠不纳，谋奔两番。怀仙招之。至幽州，自缢死。怀仙斩其首，传长安。据此则朝义先至莫州，后又至幽州缢死，非被擒于莫州也。《纲目》书此事云：贼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杀朝义，传首京师。《分注》亦云：朝义屡败，田承嗣说令往幽州起兵。朝义既出，承嗣即降。时朝义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降，朝义至，不得入，乃东奔，欲入契丹。怀仙遣兵追之，朝义乃自缢，怀仙斩首以献。所记虽与《新书》小异，然其为至幽州自缢则同，非擒于莫州也。当以《新书》为据。
《旧书·杨复光传》：黄巢犯江西，复光遣吴彦宏谕降之，巢即令尚君长奉表归国。宋威害其功，击之。巢怒，复乱。朝廷诛尚君长。《新书·复光传》则云：宋威击王仙芝，复光遣使约贼降。仙芝遣尚君长如约。威疾其功，密请诛之，故仙芝怨，复叛。《黄巢传》亦云：复光遣吴彦宏以诏谕贼，仙芝遣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来降。威阳许之，上言与君长战，擒之，乃斩君长。仙芝怒，还攻洪州。据《旧书》则遣尚君长者黄巢也，《新书》则王仙芝也。按《纲目》明书乾符四年冬，王仙芝遣尚君长请降，宋威执以献，斩之。而三年之冬《分注》谓仙芝攻蕲州，刺史裴渥许为奏官，授以左神策军押牙。仙芝喜甚，黄巢大怒，谓仙芝独取官去，使此五千馀众将安归。仙芝遂不受命，分其军二千馀人从仙芝及君长，二千人从巢，各分道而去。是蕲州分兵之后，君长常随仙芝，不复在巢所也，然则遣君长降者，乃仙芝，非巢也。当以《新书》为是。
《新书·沙陀传》：天复元年，李克用为汴兵所败。朱友宁长驱围太原。克用与李嗣昭、周德威谋奔云中，李存信谓不如奔北番。国昌妻刘语克用曰：“王尝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奈何效之？”克用悟，乃止。据此则劝止克用者，国昌妻也。国昌乃克用之父，其妻乃克用母也。然《五代史·唐家人传》云。克用正室刘夫人，明敏多智略，当存信劝走入北番时，夫人曰：“存信牧羊儿，安足计成败？公常笑王行瑜弃州为人所擒，今乃自为此乎！”则刘夫人乃克用妻也。《通鉴》及《北梦琐言》亦谓克用妻刘夫人劝克用固守。其下又云：夫人无子，姬曹氏生存勖，夫人待曹加厚。是刘夫人之为克用妻也明矣。乃《新书》以为国昌妻，不知何据。又《通鉴》谓是时克用甚惧，嗣昭、德威曰：“儿辈在此，必能固守。”《五代史·嗣昭传》亦云：存信劝奔云州，嗣昭为争以为不可。是二人亦不主出奔之策者也。而《旧书》谓与二人谋奔云州，亦误。
《旧书·朱传》：汴师来攻，与妻出奔，为野人所害，传首汴州，妻至汴为尼。《新书》：出奔，野人执以献，朱全忠斩之而纳其妻。《纲目分注》又谓：弃城走，野人执以献。其弟朱瑾时守兖州，留其将康怀贞守城，自出掠粮以给军。全忠遣将袭兖州，获瑾妻子。瑾奔淮南。全忠纳瑾妻还，张夫人请见之，瑾妻拜，夫人亦拜且泣曰：“兖郓与司空约与兄弟，以小故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斩。《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已破朱瑾，纳其妻以归。张后见瑾妻云云（与《纲目》同），太祖乃送瑾妻为尼，后常给其衣食。合二书以观，则全忠所纳者瑾妻，而非妻也。《旧书》谓妻至汴为尼，《新书》谓全忠斩而纳其妻，则皆谓妻也。独是《五代史》本欧公所作，《唐书》亦欧公总裁，何以并不参订耶？又按《五代史·瑾传》：瑾归淮南后，以杀徐知训被族，妻陶氏临刑而泣，其妾曰：“何为泣乎？今行见公矣。”陶氏收泪欣然就戮。此盖逃奔江南后再娶之妻也（《北梦琐言》亦以为瑾妻）
南诏涉海及铜柱之误《南诏传》：杨国忠当国，使李宓将兵十万击南诏，涉海而疫死者相踵。按南诏虽有滇池、洱海，然自蜀至大理皆陆路，初不渡此也。又云：玄宗使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复立马援铜柱。铜柱在林邑国，相距七八千里，南诏安得有之？此皆传闻之误。盖宋时南诏已不入版图，故子京无从考订耳。
《顺宗诸子传》《旧书》：冀王纟求本名淮，初封宣城郡王。和王绮本名氵胥，初封德阳郡王。福王绾本名，初封河东郡王。《新书》则纟求本各氵胥，初封岐阳郡王，绮本名，初封河东郡王。
宪宗郭皇后，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为太后，及宣宗即位，宣宗母郑氏本后侍婢，有宿怨，故宣宗奉后礼稍薄。后郁郁不自聊，登楼将自殒，左右共持之，乃免。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是后之不得善其终也。《通鉴》载之甚详。而《旧书》则谓宣宗继统，恩礼愈隆于前朝，较为得实。又后崩后，太常王请合葬于宪宗陵。宣宗不悦，今宰相白敏中让之。曰：“后乃宪宗东宫时元妃，顺宗子妇，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事遂定。此亦当时一大事，乃《旧书》亦不载。
武宗王贤妃，《旧书》谓其事阙，故不载。然贤妃当武宗饵药求长生而肤泽消槁，妃独忧之。及武宗病亟，妃誓以身殉。帝崩，遂自经。常时妃妒者，亦皆义其所为。事见《通鉴》，则宋时尚有记述于世。此虽小事，然《旧书》既立传，何其毫无事实耶？《新书》补之，亦见考据。
《韩王元嘉传》，《新书》增武后诏诸宗室朝明堂，元嘉遣告诸王，谓大享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事起。于是琅牙王冲即发兵起。此亦武后朝一大事也。《旧书》不载。
《苏良嗣传》：良嗣为相时，遇薛怀义于朝，颇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颊，曳去。武后闻之，戒怀义曰：“师第出入北门，彼南衙宰相行来，毋犯之。”此亦见武后之淫毒而仍能用正人，《旧书》乃不载，《新书》补之。
《曹王明传》：其母本巢刺王妃，太宗欲立为后，魏徵谏而止。此见太宗开国之初内行有缺，其后唐家累以色荒，未必不由此。《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懿德太子重润传》：高宗立重润为皇太孙，裴敬彝、王方庆以为晋立愍怀子为皇太孙，齐立文惠子为皇太孙，皆居东宫，今既有皇太子，又立皇太孙，于古无例。此议足为后世法，《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狄仁杰传》：武后欲以武三思为皇太子，仁杰力言人心未厌唐，匈奴犯边，使三思募兵，逾月无应者，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后怒罢议。后又与王方庆因论双陆力言姑侄不如母子之亲，以悟后，遂迎庐陵。此见仁杰之忠于唐，《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王传》：李德裕称王方庆（即）为相时，其子为眉州刺史，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远？”对曰：“庐陵是陛下子，今尚在远，臣之子何敢相近？”欲以感悟后。此亦见之忠于唐，《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桓彦范传》：敬晖、桓彦范等斩张易之后，后令太子还宫。彦范曰：“太子不可再归，陛下应传位。”太后乃卧不复言，中宗由是复位。此庐陵复位时一大事，《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姚崇传》：玄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说。此乃相业之始，后来功勋俱自此立。《旧书》竟不载，《新书》补之。
《宋传》，《新书》增郝灵出使斩默啜首以献，恐天子喜边功，抑之不擢。此见之识大体。《旧书》不载，《新书》补之，良有意也。又增后来张嘉贞为相，阅堂案，见危言切论，未尝不失声太息。此尤见之生平。《李林甫传》：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构陷人，即入而思所以中伤者，若喜而出，则其家碎矣。又谕诸言事者曰：“立仗马终日无声，饫三品料，一鸣即斥矣。”由是谏疏绝。此皆老奸稔恶之迹。《旧书》不载，《新书》增之。按《旧书》谓林甫无文学，尝读大杜为杖杜，写弄璋为弄獐，此等碎事既详之，而偃月堂、立仗马等事反不载，何也？《新书》于丈杜、弄璋反删之，以所重不在此也，可谓得要矣。
《刘晏传》，《新书》增其辞永王之官，反时，晏守余杭，力拒之。及晏被籍后，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斛。此有关晏之品行，《旧书》不载。
《田神功传》：神功初受禄山伪官，后率众归朝。又以兵败，降于史思明，既又自拔归。《旧书》全不载，竟似未尝失身于贼者，《新书》补之。
《段秀实传》，《新书》增郭军士纵暴，秀实斩十七人；及大将焦令谌责农租，秀实卖马代偿，令谌愧死。二事皆《旧书》所无。按此出柳宗元所记《段太尉逸事状》，谓之逸事，必是国史所本无者，宗元盖尝见国史本传，故另作状以著之。由此以推，可见《旧书》全抄国史原本，《新书》则参考他书成之，亦见子京用功之深也。
《卢杞传》：杞以私憾陷颜真卿，使于李希烈，被害。又崔宁以播迁咎杞，杞即巫宁反，帝杀之。此等事正见杞之奸恶，《旧书》不载，《新书》补之。《郑注传》：中丞王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注奏言愿入护丧，实欲俟群阉送丧以镇兵悉擒诛之。李训畏注专其功，乃先五日举事，遂有甘露之变。此等大事，乃《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夔王滋传》：昭宗命滋领侍卫诸军，帝将幸太原，韩建邀次华州，恶诸王将兵，诬以他语，遂罢其兵柄，使归十六宅，矫诏以兵围而杀之，凡十三王。此何等事，《旧书》竟不载，《新书》书于此。
《朱玫传》：宰相萧遘密召玫迎帝，玫趋凤翔，田令孜劫帝走，玫追不及，乃立襄王カ。此何等事，《旧书》不著其详，《新书》补之。
《仇士良传》：甘露变后，士良恣横益甚，刘从谏以李训所移诛宦官书腾于朝，请王涯等罪名，欲以死清君侧，累指士良等罪恶。文宗倚其言差自强。士良愤文宗与训、注同谋，夜半命直学士崔慎由草废立诏，引至帝所，面数帝过失，帝俯首而已。慎由以死自誓。士良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送慎由出，曰：“毋泄，祸及尔族！”慎由记其事藏箧中，将殁，以授其子缁郎，故缁郎终与朱全忠尽诛宦官也。士良请老还第，中人送之，士良戒以“事天子不可令闲暇观书史、见儒臣，但以声色狗马惑其心而已。”此数事皆当时阉祸可垂戒后世者，《旧书》不载，《新书》增之。
《田令孜传》：令孜擅权，所为不法。拾遗侯昌蒙劾之，反赐死。黄巢之乱，令孜导帝幸蜀，赏劳不及黄头军，军将变，帝与令孜保车城自守。拾遗孟昭图上疏：宜与宰相群臣共安危。令孜矫诏贬昭图，使人沉之于江。杨复光之党曹知悫遣人入长安，攻贼营。帝将还，知悫拥众散关，欲阅群臣可归者纳之。令孜忌之，密令王行瑜以兵袭杀其众。令孜又募新军，以千人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为十军统之。此皆令孜罪，《旧书》不载，《新书》补之。
《来俊臣传》：俊臣子诬樊戬以谋反诛，戬子诉阙下，不得奏，因自刳腹死。上巳日，俊臣与其党集龙门，题缙绅名于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中。昭德知之，乃令卫遂忠发其奸，言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卫谋反。方俊臣用事，托天官选者二百余员，及败，有司自首。武后诘之，对曰：“乱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族。”此皆见俊臣之恶，《旧书》不载，《新书》补。《颜泉明传》：颜杲卿之子泉明，先从杲卿讨贼，杲卿败，泉明客寿阳。史思明获之，械送幽州。间关得免，后为郫令，迁彭州司马，皆有善政。孤藐相从百口，饣千粥不给，无悔叹。此忠臣之后之能世其家者，《旧书》不载，《新书》补之《旧唐书》所载亦有不应删而《新书》反削之者，今亦录于后《和思赵皇后传》，《旧书》载其死后莫知瘗所，将招魂葬之，于中宗陵。彭景直上言：招魂非古法，宜据《汉书·郊祀志》葬黄帝衣冠于桥山故事，以皇后衣葬。按此可备变礼之用，宜存，《新书》不载。
《顺宗王皇后传》，《旧书》载后崩后，公卿进谥议，欲告天地宗庙。礼院奏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故古者天子称天以诔之，皇后之谥则读于庙。《江都集礼》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谥之，以为于庙。又曰：皇后无外事，无为于郊。故天子谥成于郊，皇后谥成于庙。”诏从之。又初称谥曰庄宪王太后，礼仪使郑引开元中昭成皇太后谥号之议，谓：“入庙称后，义系于夫，在朝称太，义系于子。今百司移牒，恐不合除太字。至神主入庙，始当去之。”此亦议礼故事，《新书》不载。
《封常清传》，《旧书》载其临刑时遗表全文，盖以明其心迹，且著其枉也。《新书》节之，不过一二语，虽觉简净，殊少意味。
《李嗣业传》：香积寺之战，嗣业以长刀陷阵，固为战功第一。及收长安后，进取东都，新店之战，王师又败，郭子仪已为贼兵所包，赖嗣业与回纥夹击，贼始遁去。此亦嗣业大功也，《旧书》详之，《新书》乃不录。
《浑传》、《旧书》载为会盟使，与土番盟梨树园，为土番所劫之事甚详。《新书》但云为结赞所劫，副使以下皆陷，惟得免。按梨树园劫盟乃当时一大事，为会盟使，则此事不详于《传》而详于何处耶？《新书》盖恐形之失策，故略其词耳。
《李吉甫传》，《旧书》吉甫监修国史，上问《时政记》记何事，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即今起居舍人，右史记事，即今起居郎。永徽中，宰相姚虑造膝之言或不下闻，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官，今《时政记》是也。”此于朝制有关第，《新书》删之。
《张传》建议讨李克用，《旧书》全载克用诉表，正见之孟浪生事。及克用之负气不恭，《新书》尽删之，岂为讳耶，抑为克用讳耶？
《王处存传》，《旧书》黄巢据京师，处存选骁卒五千，以白为号，夜入京，贼已遁。军人皆释兵，争据第宅，坊市少年多带白号劫掠。贼侦知之，自灞上复袭京师。市人以为王师，欢呼迎之。处存为贼所迫，收军还营。贼怒，召集两市丁壮七八万杀之，血流成渠。此亦一大事，《新书》不载。
新、旧《唐书》有彼此互异者，今据《通鉴》、《纲目》、《唐鉴》、《贞观政要》、《五代史》、《北梦琐言》等书稍为订正于后阝国公薨，《旧书》在武德二年五月，《新书》在八月。按《纲目》皇泰二年八月唐阝国公薨。隋之皇泰二年即唐高祖武德二年也。薨以八月，与《新书》同。
突厥杀刘武周，《旧书》在武德三年秋，《新书》在武德五年秋。按《纲目》书秦王世民击宋金刚，破之，刘武周及金刚走死，在武德三年夏四月。而《分注》谓是时武周闻金刚败，惧而走突厥，久之谋亡归马邑，事泄为突厥所杀。其曰久之，则原非一时之事。盖武周之逃在三年，而被杀在五年也。
皇太子建成破刘黑闼，《旧书》在武德五年冬，《新书》在六年春。按《纲目》武德五年冬淮阳王道玄击黑闼，败没。十一月始遣建成击之。十二月兵至昌乐，黑闼亡走。六年正月，诸葛德威擒黑闼以献，斩之。是破黑闼在五年冬，斩黑闼在六年春，《旧书》并为一时，误。
《旧书》元和四年十月立邓王宁为皇太子，太赦。《新书》立太子在是年闰三月，大赦在十月。按《纲目》是年闰三月制降系囚、蠲租税，此即大赦也。是月又书立邓王宁为皇太子。是立太子在闰三月，与《新书》同。然《纲目》赦在前，立太子在后，非因立太子而赦也。三书俱不合，未知孰是。
李密致书唐公，欲自为盟主，及唐公答书，伪相推奉之事，《旧书》叙在杀翟让之后，《新书》叙在杀翟让之前。按密自杀让后，声势益盛，败致书高祖应在此时。然《通鉴》、《纲目》俱书此事在杀翟让之前，益密自取兴洛仓，让推密称魏公，则已为群雄中巨擘，而唐祖是时方起兵，胜败未可知，故密以势相凌，有自为盟主之意。唐祖亦伪相推奉以骄之，及密杀让时，唐祖已取长安，密岂复敢以势相凌也？阅《纲目》所书，先后次第自见，《旧书》应误。
《旧书·江夏王道宗传》：征高丽时，道宗与李靖同为先锋。《新书》则云与李同为先锋。按《靖传》征辽时靖己老，太宗虽欲用之，以其老不果。而实在行，则道宗所同李非李靖也，《旧书》误。
《旧书·魏元忠传》：元忠陷周兴狱，诣市将刑，则天以其平敬业功免死，流配贵州。方临刑时，则天先令传声，监刑者遽欲释之，元忠曰：“未知敕虚实，岂可造次。”徐待宜敕，然后起谢。寻诏还为御史中丞，又为来俊臣、侯思止所陷，再流岭南。《新书》则以此临刑传赦事谓为来俊臣所陷，而俊臣狱之前，先为周兴所陷当死，以平扬楚功得流，俊臣狱之后，又为侯思止所陷，仍贬于岭南。是元忠凡三被流，周兴狱一也，来俊臣狱二也，侯思止狱三也。《旧书》则仅周兴一次，俊臣、思止并作一次，凡两被流而已。然《旧书》又云：前后三被流，则天问曰：“卿何以累被得谤？”然则元忠在武后时被流者凡三，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敬晖等诛张易之兄弟时，薛季昶劝并诛武三思等，晖与张柬之不肯。及三思附韦后得柄，柬之叹曰：“主上昔称勇烈，吾留诸武，冀上自诛耳。”是不诛诸武由晖及柬之之误也。《新书》敬晖及桓彦范传则谓，季昶劝时，晖亦苦谏，而彦范不从，是晖亦欲诛诸武者，其误乃由彦范也。又以“留诸武待上自诛”之语为彦范之言。今按《通鉴》，二张之诛也，季昶谓柬之、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几上肉耳。”是晖及柬之皆不肯诛诸武，与《旧书》所记同。其“留诸武待上自诛”之语，亦以为柬之所言。然则当以《旧书》为是。
《旧书》王同皎谋诛武三思，为同谋冉祖雍所告，乃被杀。《新书》谓宋之逊兄之问尝同舍问谋张仲家，知其事，令之逊之子昙密告三思。按《通鉴》宋之问及弟之逊乃密告三思，遂使人告同皎与武当丞周憬等谋杀三思，废皇后，皆坐斩。之问、之逊并除京官，据此，则告同皎者出于之逊兄弟，况冉祖雍本党于三思，在五狗之列，同皎岂肯与之同谋耶？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谓王钅共权盛时，虽李林甫亦畏之。《新书》谓钅共虽得君，然畏林甫，谨事之。按《旧书·安禄山传》：李林甫为相，朝臣莫敢抗礼，禄山来谒，不甚磬折。林甫召钅共，钅共至，趋拜甚谨，禄山乃悚息。是钅共之事林甫固甚谨，《旧书》既详其事于《禄山传》，而《钅共传》反云林甫亦畏之，何耶？《旧书·韦见素传》：禄山、国忠争宠时，见素无所是非，遂至凶逆犯顺，不措一言。《新书·见素传》则谓：禄山请以番将三十二人代汉将，见素力言于帝，谓禄山反状甚明。按《纲目分注》，是时见素谓国忠曰：“禄山反状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耶？”见素极言反已有迹，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与《新书》同，当以《新书》为是。
《旧书·安禄山传》：杨国忠屡奏禄山必反。天宝十二载，上令辅ギ琳觇之，得其厚赂，还，盛称其忠。国忠又云：“召必不至。”乃召之，十三载，谒于华清宫，遂以为左仆射，遣回。《新书》：十三载禄山来谒华清宫，明年国忠谋授禄山宰相，制未下，帝使辅ギ琳赐大柑，因察之。缪琳得厚赂，还言无他，帝遂不召。据《旧书》则ギ琳之遣在十二年，据《新书》则在十四年。今按《通鉴》、《纲目》二书：十三载禄山入朝，帝欲加以平章事。国忠谓禄山目不知书，乃以为左仆射。十四载，国忠又请除禄山平章事，召入朝，而以贾循等分领禄山所部。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ギ琳觇之。ギ琳得赂，还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曰：“禄山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勿忧也。”乃止。正与《新书》同，当以《新书》为是。
贞元三年，射生将韩钦绪等与妖僧李广宏谋反，《旧书》本纪谓钦绪以游瑰子特赦之，《新书》本纪则云韩钦绪伏诛。按《旧书·游瑰传》谓李广宏谋反事发，德宗命内官捕其党与斩之，而不明言钦绪之或杀或赦。《新书·游瑰传》：钦绪奔州，中人捕斩，以状示游环，游环惧，并执钦绪二子送京师，帝赦之。既曰捕斩以状示游环矣，则钦绪已被斩可知也。况游瑰惧诛，并以钦绪之子送京师，敢匿钦绪乎？《通鉴》：钦绪亡抵州，械送京师，与软奴（即广宏）等皆腰斩。是钦绪之状诛，《通鉴》与《新书》皆同。《旧书》所谓赦之者，盖误以赦钦绪之子为赦钦绪耳。
鱼朝恩之死，《旧书》：上罢朝恩观军容使，会寒食入宴，有诏留之，朝恩惧，言颇逆，上亦不之责。是日，还第自经死。《新书》则云：宴罢，朝恩将还营，有诏留之。帝责其异图，命左右擒缢杀之，外无知者。明日下诏，罢其观军容使。外人皆言既奉诏乃自缢云。《纲目》所书亦与《新书》合，则《旧书》所谓罢官后自缢死者非也。盖唐时国史本讳之，《旧书》但仍其旧，不暇改订耳。《旧书·第五琦传》：贺兰进明遣琦奏事蜀中，玄宗大喜，即命为江淮租庸使。《新书·琦传》谓肃宗在彭原，琦奏事讫，即言当今急务在财用，帝乃令勾当江淮租庸使。据《旧书》则玄宗所命也，据《新书》则肃宗所命也。按《通鉴》：进明遣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上皇悦，以为租庸使。《纲目》亦书此事在上皇遣使以册宝传位肃宗之前，然则琦之为租庸使，尚是玄宗所命也，当以《旧书》为是。
《新书·李泌传》：德宗谓泌曰：“人言卢杞是奸邪，朕殊不知。”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旧书》杞及李勉传则俱以此语为勉之言，而《泌传》不载。按《通鉴》及《纲目》德宗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其奸邪，朕殊不觉。”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与《新书》同。《旧书》谓李勉者应误。
《旧书》本纪：贞元元年正月，始闻颜真卿为李希烈所杀，追赠司徒，谥文忠。《新书》本纪则书：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杀宣慰使颜真卿。据《旧书》是年正月已闻真卿被害，则被害时尚在前也。据《新书》则是年八月始被害也。按《纲目》兴元元年八月真卿为希烈所杀，贞元元年正月赠真卿司徒，谥文忠。是真卿被害于兴元元年八月，赠谥于次年正月，与《旧书》同。《新书》盖误以上年八月为是年八月耳。
《旧书》：武宗会昌元年九月，幽州军乱，逐其节度使史元忠，推牙将陈行泰为留后。八月，雄武军使张绛奏行泰惨虐，不可为帅，请以本镇军讨之。许之，遂诛行泰，诏以绛知兵马使。明年二日，令知留后事，仍赐名仲武。是张仲武即张绛也。《新书》则云：卢龙军将陈行泰杀其节度使史元忠，自称留后，闰月，军将张绛杀行泰，自称留后。十月军乱，逐绛，雄武军使张仲武入于幽州。则仲武与绛截然两人也。按《藩镇传》，行泰邀节度未报，次将张绛杀行泰求帅，武宗自用张仲武代之。又《通鉴》：卢龙军乱，杀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主留后务。既而复乱，杀行泰，立张绛。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吏奉表。李德裕以为其辞理较顺，可许，乃诏以仲武为留后。是《通鉴》所纪与《新书》合，仲武与绛明系两人。《旧书》谓绛即赐名仲武者误。
《旧书》：宣宗大中四年九月，幽州节度使周卒，军中立牙将张允伸为留后。《新书》则云：卢龙军乱，逐其节度使张直方，牙将张允伸自称留后。考之《藩镇传》，亦云张仲武卒，子直方袭留后，虑其下为变，逃奔京师，军中推张允伸为留后。是允伸之前即直方，而无所谓周者。然《旧书·张允伸传》：大中四年，戎帅周寝疾，表允伸为留后。则允伸之留后得之周，而非接自直方，显然明白。又《通鉴》云：卢龙节度使周薨，军中表请张允伸为留后。则与《旧书》相合。是允伸之前有周，《新书》谓直方后允伸即为留后者误。《旧书·郑畋传》：畋镇凤翔，抗黄巢，会卧病，以地当贼冲，宜用武将，乃荐李昌言自代，而身自赴行在。《新书》则云：畋在军府，司马李昌言袭之。畋好语曰：“公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则守此可矣。”乃委军去，昌言自为留后。是畋之去，实昌言逐之也。《纲目分注》亦谓：昌言在兴平，因犒赏稍薄，激怒其众，引军还袭府城。畋告城好语之，乃委以留务，即日西赴行在。与《新书》所记同。《旧书》误。
《旧书》本纪：宝应元年冬，贼范阳尹李怀仙斩史朝义首来献，请降。《朝义传》亦云：朝义走幽州，贼帅李怀仙于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枭首至阙下。《新书》本纪则云：史朝义自杀，其将李怀仙以幽州降。《朝义传》亦云：朝义先奔莫州，田承嗣绐令还幽州，以怀仙兵来再战。朝义遂出，而承嗣即以城降官军。朝义至范阳，怀仙部将李抱忠不纳，谋奔两番。怀仙招之。至幽州，自缢死。怀仙斩其首，传长安。据此则朝义先至莫州，后又至幽州缢死，非被擒于莫州也。《纲目》书此事云：贼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杀朝义，传首京师。《分注》亦云：朝义屡败，田承嗣说令往幽州起兵。朝义既出，承嗣即降。时朝义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降，朝义至，不得入，乃东奔，欲入契丹。怀仙遣兵追之，朝义乃自缢，怀仙斩首以献。所记虽与《新书》小异，然其为至幽州自缢则同，非擒于莫州也。当以《新书》为据。
《旧书·杨复光传》：黄巢犯江西，复光遣吴彦宏谕降之，巢即令尚君长奉表归国。宋威害其功，击之。巢怒，复乱。朝廷诛尚君长。《新书·复光传》则云：宋威击王仙芝，复光遣使约贼降。仙芝遣尚君长如约。威疾其功，密请诛之，故仙芝怨，复叛。《黄巢传》亦云：复光遣吴彦宏以诏谕贼，仙芝遣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来降。威阳许之，上言与君长战，擒之，乃斩君长。仙芝怒，还攻洪州。据《旧书》则遣尚君长者黄巢也，《新书》则王仙芝也。按《纲目》明书乾符四年冬，王仙芝遣尚君长请降，宋威执以献，斩之。而三年之冬《分注》谓仙芝攻蕲州，刺史裴渥许为奏官，授以左神策军押牙。仙芝喜甚，黄巢大怒，谓仙芝独取官去，使此五千馀众将安归。仙芝遂不受命，分其军二千馀人从仙芝及君长，二千人从巢，各分道而去。是蕲州分兵之后，君长常随仙芝，不复在巢所也，然则遣君长降者，乃仙芝，非巢也。当以《新书》为是。
《新书·沙陀传》：天复元年，李克用为汴兵所败。朱友宁长驱围太原。克用与李嗣昭、周德威谋奔云中，李存信谓不如奔北番。国昌妻刘语克用曰：“王尝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奈何效之？”克用悟，乃止。据此则劝止克用者，国昌妻也。国昌乃克用之父，其妻乃克用母也。然《五代史·唐家人传》云。克用正室刘夫人，明敏多智略，当存信劝走入北番时，夫人曰：“存信牧羊儿，安足计成败？公常笑王行瑜弃州为人所擒，今乃自为此乎！”则刘夫人乃克用妻也。《通鉴》及《北梦琐言》亦谓克用妻刘夫人劝克用固守。其下又云：夫人无子，姬曹氏生存勖，夫人待曹加厚。是刘夫人之为克用妻也明矣。乃《新书》以为国昌妻，不知何据。又《通鉴》谓是时克用甚惧，嗣昭、德威曰：“儿辈在此，必能固守。”《五代史·嗣昭传》亦云：存信劝奔云州，嗣昭为争以为不可。是二人亦不主出奔之策者也。而《旧书》谓与二人谋奔云州，亦误。
《旧书·朱传》：汴师来攻，与妻出奔，为野人所害，传首汴州，妻至汴为尼。《新书》：出奔，野人执以献，朱全忠斩之而纳其妻。《纲目分注》又谓：弃城走，野人执以献。其弟朱瑾时守兖州，留其将康怀贞守城，自出掠粮以给军。全忠遣将袭兖州，获瑾妻子。瑾奔淮南。全忠纳瑾妻还，张夫人请见之，瑾妻拜，夫人亦拜且泣曰：“兖郓与司空约与兄弟，以小故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斩。《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已破朱瑾，纳其妻以归。张后见瑾妻云云（与《纲目》同），太祖乃送瑾妻为尼，后常给其衣食。合二书以观，则全忠所纳者瑾妻，而非妻也。《旧书》谓妻至汴为尼，《新书》谓全忠斩而纳其妻，则皆谓妻也。独是《五代史》本欧公所作，《唐书》亦欧公总裁，何以并不参订耶？又按《五代史·瑾传》：瑾归淮南后，以杀徐知训被族，妻陶氏临刑而泣，其妾曰：“何为泣乎？今行见公矣。”陶氏收泪欣然就戮。此盖逃奔江南后再娶之妻也（《北梦琐言》亦以为瑾妻）
南诏涉海及铜柱之误《南诏传》：杨国忠当国，使李宓将兵十万击南诏，涉海而疫死者相踵。按南诏虽有滇池、洱海，然自蜀至大理皆陆路，初不渡此也。又云：玄宗使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复立马援铜柱。铜柱在林邑国，相距七八千里，南诏安得有之？此皆传闻之误。盖宋时南诏已不入版图，故子京无从考订耳。
《顺宗诸子传》《旧书》：冀王纟求本名淮，初封宣城郡王。和王绮本名氵胥，初封德阳郡王。福王绾本名，初封河东郡王。《新书》则纟求本各氵胥，初封岐阳郡王，绮本名，初封河东郡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