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五经正义》虽署孔颖达名，然实非出于一手。《颜师古传》：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既成，太宗又令诸儒详核。诸儒传习已久，非之。师古引晋、宋以来古今本，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始服。是师古于此书功最深。《孔颖达传》亦云：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诏撰《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太宗命付国子监施行。是师古外又有司马才章等参订也。未几，马嘉运驳正其失。永徽中，又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则颖达等原本又经诸臣审订始颁行。
画卦不本于河图伏羲因河图而画卦，大禹因洛书而演畴，古无是说也。《论语》河图与凤鸟并言，但谓王者之瑞耳。其画卦之由，则《系词》下传明言名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并未言因河图而起也。《系词》上传虽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然上文尚有“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等语，则图、书虽亦画卦所取，而画卦究非专取图、书也。汉儒因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遂疑为画卦所本，然亦尚未以画卦专指河、图，演畴专指洛书。按《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春秋纬》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亦见《系词正义》）。是皆谓图与书俱画封所本也。自孔安国始析言之，其于《尚书·顾命》之“河图”，《论语》之“河不出图”，皆曰“河图，八封也”；其于《洪范》之“九畴”，则曰“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也，列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也。”自此说行，而刘歆宗之，亦以为伏羲继天而王，河出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见《汉书·五行志》）。于是马融、王肃、姚信辈群奉其说，至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系词》所言画卦之本已极明白，汉儒不过因“圣人则之”之语而强为附会，安国又析为卦取图、畴取书，其为臆说更不待辨。学者不信《系词》而转信汉儒，可乎？即谓禹演畴本于《洛书》矣，《系词》洛书与河图并言，则皆上古时事，是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书，岂直至禹始出乎？《隋书·经籍志》云：圣人受命，则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是亦但以为圣王之瑞，未尝谓画卦所本。沈约《宋书·符瑞志》谓：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以授轩辕。《隋经籍志》又谓：河图九篇，洛书六篇，相传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则又不以河图专属之伏羲，洛书专属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而不及五行。《尚书》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列以为六府，几疑唐虞以前尚未以五者为定名，所谓太、炎帝、少昊、颛顼五德迭王者，皆后人追溯之辞也。然《洪范》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则又似鲧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泽即水也，坎水、兑泽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为用于天下者转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后儒据《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为河图之数，而以《洪范》所谓一曰水者配河图之天一，谓之天一生水，而河图之位一与六居下，故又谓地六成之，以《洪范》所谓二曰火者配河图之地二，谓之地二生火，而河图之位二与七居上，故又谓天七成之（金、木、土皆仿此）。又泥于孔安国易卦本于河图之说，河图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与《易》之中。郑渔仲《六经奥论》，因谓《月令》之记四时曰木、火、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教，《虞书》之记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者，乃五行相克之数，惟《易》与《洪范》所言五行则天地生成之数（即所谓天一生，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渔仲亦以五行在《易》中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说大衍之数，并未言生水生火也。即以《洪范》所谓一水二火配之，适相吻合，然亦系《系辞》推阐河图之数如此，而伏羲画卦则但以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取象，并未及五行也。窃意伏羲画卦，专推阴阳对待变化之理，言阴阳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则另出于图、书。唐虞以前图、书自图、书，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后儒以阴阳、五行理本相通，故牵连入于《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尝论及此也。观此则余所谓画卦不本图、书者，益非好为创论矣。
河图刻玉河图，昔人皆以为河中龙马负图，其旋毛有八卦之象。惟元人俞琰则谓玉之有文者，盖据《尚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谓河图与天球并列，应亦是玉。昆仑产玉，河出昆仑，故亦有玉，当是玉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说颇新。按《顾命》河图与大训对列于东西序，孔传谓河图即八卦，大训即典谟，历代传宝之，明此二者皆书策也。若河图是玉之有文者，岂典谟亦玉之有文者乎？则琰之论固臆说也。然大训与宏壁、琬、琰同列，河、图与大玉、夷玉同列，皆是三玉一书，不应简册混于彝器之内。当是古人贵重此二者而刻之于玉，故列入宝器耳。然则非玉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于玉也。
《易》阙文衍文《易》未遭秦火，最为完书。然其中阙文衍文亦不一而足。如《系辞》“能悦诸心，能研诸侯之虑”，“侯之”二字为衍文，固人所共知矣。《汉书》杜钦上王凤书，引《易》曰：“正其本，万事理。”今《周易》无此文。沈作《寓简》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观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则：“公用”句原文应有“弓矢”二字，今无之。王昭素谓“序卦离者丽也”之下诸本有“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今亦无之。是皆阙也。《朱子语类》载：郭、京《易》“即鹿无虞”鹿作麓，其象词则云：“即麓无虞，何以从禽也”，谓入山麓而无虞人导之，何以从禽也。今作“即鹿无虞，以从禽也”，是误一鹿字，脱一何字也。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以下七节，“自天之”一节，“憧憧往来”以下十一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易》之错简也。王鏊《震泽长语》云：汉文帝时，《十翼》所存惟彖象、《系词》、《文言》。至宣帝时，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内《说卦》中、下二篇污坏，不可复识，《十翼》遂亡其二，后人以《序卦》、《杂卦》足之。今按《说卦》中乾为天、为圜、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之类，朱子亦谓其多有不可晓者。而荀九家于乾之下又有为龙为直之类，坤之下又有为牝为迷之类，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说卦》已亡，而后人杂取以补之者，则《说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系》第十章自“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语，其下又有“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二语，岂有孔子自作《系词》，又自引己语以证之？则此“子曰”二字亦衍文也。
《尚书》名起于伏生《礼记经解》云：疏通知远，书教也，与易教、诗教并述，未尝云《尚书》也。《左传》、《国语》及战国诸子书，凡引《书》或曰夏书，或曰商书、周书，亦皆无《尚书》之名。其称为《尚书》者，自伏生始。孔安国所谓伏生口授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后之解者纷纷。王肃谓：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则以上为君矣。郑康成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则以上为天矣。康成又据《纬书玑钤》之说，谓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则又以尚书为孔子所加矣。即此二字，议论纷然，亦可见汉儒说经破碎穿凿之一斑也。
《尚书》古、今文皆出壁中孔安国《书序》：鲁共王欲坏孔子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书，此《古文尚书》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书》安国谓伏生之口以传授者，则似非出于壁中，然《史记》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起流亡。汉定天下，伏生求其书，已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班书《艺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伏生《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是《今文尚书》亦出自壁中。故孔颖达谓伏生初亦得于壁间，传教既久，诵文熟，遂以口授，而安国因谓之口以传授也。刘向《别录》：武帝末，民间有得《秦誓》于壁间者，献之，使博士读说，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又《后汉书》：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人屋，得古文《泰誓》三篇。王充《论衡》亦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尚书》一篇。于是《尚书》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增《泰誓》为二十九篇，则所谓《逸尚书》者即是《泰誓》，是《泰誓》亦出自壁也（按此《泰誓》系伪书，说见后）。盖遭秦有挟书之禁，学者多藏书于屋壁，以避时禁，而俟后世，固不独孔壁中一本也。《后汉书·杜林传》：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遭艰困，握持不离。其时孔氏古文传未行，故宝之如此。盖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见秦时藏书者不止一处也。
壁书非孔襄所藏孔壁藏书，《安国传》但云我先人藏其家书于屋壁，而未尝指为何人。《家语序》则谓孔子裔孙子襄所藏。按《史记》子襄为汉惠帝时博士，迁长沙守。而《汉书》惠帝除挟书之禁，则子襄出仕，正当开禁之时。且身为博士，尤可表彰先学，若书是其所藏，岂有不出之以广其传，而尚锢诸屋壁者？按《隋经籍志》汉武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陆德明《释文》亦云：《书》者，孔子删录百篇，为之序。秦禁学，孔子末孙惠壁藏之。是藏书者名惠，非襄也。
虞、夏、商、周书目孔子所分《左传》引二典三谟，今俱在《虞书》之中。而《左传》称为“夏书”者，典谟原系夏时史官追记，故春秋时犹仍旧称也。其名之曰“虞书”者，蔡九峰云：或以为孔子所定。此盖因孔安国《书序》而推之。按《书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书。孔颖达谓壁内所得有此题目也。然则以典谟为《虞书》，本孔壁之原题，春秋时尚以典谟为“夏书”，而藏书题为《虞书》，其为孔子删书时所定无疑也。春秋时谓之“夏书”者，以其书本夏时所作。孔子题为《虞书》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书》修于唐而谓之《隋书》，《唐书》修于宋而谓之《唐书》也。或曰：伏生《尚书大传》以典谟及《禹贡》等篇通谓之虞夏传，此以典谟为《虞书》，安知非出于孔安国所分？曰：吾正以安国《尚书传》而知其非安国所分也。《尧典》开首即云“曰若稽古”，此后代追叙之词，文义了然，安国岂不知？乃必以顺考古道释之，正以泥于卷端有“虞书”二字，据以为虞史官所作。既为虞史官所作，则《尧典》不应有“若稽古”之语，故不得不曲为之解。则以典谟为虞书，必非安国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为孔子所定，益为有据。推此则商、周书当亦孔子所定。《左传》祁奚举善篇引《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宁赢论阳处父篇引《商书》曰：“沉渐刚克，高明柔克。”栾书救郑篇引《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此皆《洪范》词。《左传》称为《尚书》，今依壁书次序则在《周书》中。是知以《洪范》入《周书》，亦孔子所定也。九峰以舜三谟为夏史官所追记，固足以正安国、颖达之误。而于《尧典》犹以为虞史官所作，则仍未免二孔之见。试思虞之与唐相去几时，而谓之古乎？《尧典》亦夏史官所追叙可知也。《大禹谟》亦有“若稽古”之字，盖夏中叶后史官追记之书也。
宋儒疑《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自宋以来，诸儒多疑其伪。吴才老曰：古文皆文从字顺，非伏生书之诘曲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朱子曰：凡书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讹损一字者？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又孔安国《书传》是魏、晋间人作，托安国为名耳。又曰：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似与《孔丛子》同出一手。吴草庐曰：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为伪者。自此三说行，而后人附和纷纷，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读，今文何以皆难读”二语。不知与古文所以易读之故，本在《史记·儒林传》及安国《书序》中，学者初不深求耳。《儒林传》曰：孔壁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安国《书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观，是安国本不识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对读，始以意揣而识其字。既识古文，则今文所无者，即以今文古文相同之字读之，间有不识者，则以文义贯穿之。略如鸠摩罗什及房融等之译经，其义则原本，其词则有出于翻译时之润色者，故与诸书所引《尚书》文转有参差不尽符之处。且所译之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职是故也。盖安国所传古文，原从科斗字译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无改换也。后人不于科斗转为隶字之处反复推求，但谓古文即科斗原文，因而致疑于二十五篇何以皆文从字顺，毋怪乎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矣。至草庐谓采辑补缀，无一字无所本，是直谓伪造者历采各书所引《尚书》之文，零星凑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则《孟子》所引“放勋殒落”“我武维扬”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劳之来之”等句，亦应《尚书》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左传》、《国语》所引《书》尚多，如《左传》楚公子弃疾如晋，晋人欲弗纳，叔向引《书》曰“圣作则”；又叔向告韩宣子断狱，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卫献公在夷仪篇引《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国语》单襄公论却至将败，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上也”（以上皆春秋时人所引书）。《战国策》述荀息之语曰：《周书》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见《汲冢书武称解》）；苏秦说魏王，引《书》曰：“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此书周庙中金人铭，盖周人已笔之于《书》矣）；《魏策》智伯索地于魏桓子，任章劝桓子与之，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韩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语（按《老子》微明章与此大同小异，盖本周人书也。朱子曰：老子为柱下史，故见此书。王应鳞谓苏秦所读《阴符经》当即此）。《韩非子·外储篇》引《周书》“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亦见《汲书寤儆解》）。《吕览·听言篇》引《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书》曰：“刑三百，莫大于不孝。”《慎大篇》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适威篇》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有仇而众，不知无有。”《贵信篇》引《周书》曰：“允哉允哉。”《史记》蔡泽说应侯，引《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又《蒙恬传》引《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以上皆战国时人所引书）《韩诗外传》哀公取人章引《周书》曰：“为虎傅冀。”（与《韩非子》同）《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曰：“欲起毋先。”《商鞅传》引《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汉书·萧何传》引《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又《刘濞传》赞引《尚书》曰：“毋为权首，将受其咎。”《淮南子·泛论篇》引《周书》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览冥篇》引《周书》曰：“掩雉不得，更顺其风。”《白虎通》引《书》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汉书·律志》引《书》曰：“先其算命。”《主父偃传》引《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平当传》引《周书》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仲舒对策引《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周公曰复哉复哉。”《萧望之传》引《书》曰：“戎狄荒服。”《王商传》史丹引《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王莽传》引《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政，勤和天下。“王充《论衡》引《书》曰：”予惟率夷怜尔。”又引《书》曰：“伊尹死，大雾三日。”又引《梓材》曰：“强人有王开贤，厥率化民。”《后汉书》杨赐疏引《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又《刘恺传》引《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左传》杜注引《作雒篇》曰：“千里百县。”（以上汉、晋人所引《书》）如此之类，《书》之零章断句散见于他书者正多，又何以不一一补缀成篇，而听其在二十五篇之外？则草庐所云历采各书凑集成文之说，究未可为定论也。《今文尚书》世以其出于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盘庚》等篇所以告谕愚民，使之家喻户晓，岂转作此艰涩不可解之语？若谓当时语言本是如此，则《左传》、《国语》所引《夏书》、《商书》何以又多文从字顺，绝不如此？今因其艰涩不可解，遂谓之古奥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论语矣。以九十馀岁之人，追忆少时所习记诵，岂无遗忘？一也。以齿豁口去之年，语音岂无淆混？二也。以土音授异乡之人，兼令侍婢传述字句，岂无讹谬？三也。然则《今文尚书》亦未必字字皆孔门原本，与《古文尚书》正同，未可以易读而致疑、难读而深信也。
按：安国《书序》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为隶古定云云。阎百诗力斥其伪，谓萧何以六体试学童，一曰古文，即科斗书，是汉初已使人人习之，何以孔壁中古文无人能识？然卫恒《书势》则谓古文绝于秦，汉兴，人不识，故逸在秘府，不立学官。恒，晋人，去汉初未远，其说必有所自。当秦焚书，书之科斗字者已尽在所焚中，否则藏之壁莫敢习读。其现行文字，惟斯篆、邈隶。是以汉初科斗之学已绝。迨台壁书渐出，如安国辈以今文读之，解释传播，始有识者。至哀、平间，刘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晓，故诸儒尚畏难而不肯立。况安国时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识古文乎？《舜典》当从月正元日分起伏生《今生尚书》但有《尧典》而无《舜典》，今所传《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据伏生今文，俱在《尧典》之内，孔安国所谓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是也。孔壁《古文书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国《书传》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下分为《舜典》，则自东晋始。孔颖达云：东晋初，梅赜上《孔传》，犹阙“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注补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初。至齐建武中，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孔传》，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开皇中购遗典，始得之是也（陆德明《释文》谓梅赜上《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肃。则以“慎徽”以下为《舜典》，或自肃始）。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冠于“慎徽”之首，而为今之《舜典》。孔颖达作《正义》本之，蔡沉作《集传》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书之前，必亲见《尚书》真本，而引之为《尧典》，则此明是《尧典》之文。而晋人分在《舜典》中者，误也。《孟子》不足据，而晋人反足据乎？况《史记·尧本纪》直至禅位后二十八年殂落始毕，凡今《舜典》所载察玑衡、定巡狩、封山浚川及制刑法、诛四凶等事，皆在《尧本纪》中。班固称迁作《史记》多从安国问故，安国乃治《古文尚书》者，而迁本之作《尧纪》，如是可知古文《尧典》原不止于“厘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晋人徒以“慎徽”以下皆舜之事，遂分为《舜典》，不知禅位于舜是尧晚年一极大事，叙舜之功，正见尧之禅让得人。宾门、纳麓皆是尧试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从“慎徽”截断，则尧之事未了，成何《尧典》耶？况《舜典》末总叙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结，以此例之，则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载”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尧典》之总结。是《尧典》必当以“遏密八音”为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属《舜典》也。然近日王西庄尊信伏生今文太过，又全以今《舜典》为《尧典》，而谓当别有《舜典》一篇已经亡逸，则又属过论（顾宁人谓：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而四岳之咨必称“舜曰”者，以别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称帝曰，问答之词已明，则无嫌也。阎百诗亦谓：本是《尧典》一篇，而兼叙尧、舜事。是尚皆谓二典本合在一篇，并无别有《舜典》一篇之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即位之后，咨岳牧，命九官，皆是尧崩后之事。且前此不称帝，此后皆称“帝曰”，明是《舜典》原文，岂得俱指为《尧典》？其末“陟方乃死”一节，更是总结舜之始终，与尧何涉，而可谓之《舜典》乎？又《史记·舜本纪》即位后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后之事。迁既从安国问故而作《舜本纪》，可知古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后数节，并非别有《舜典》一篇。而必泥于《今文尚书》之旧，以今《舜典》作《尧典》，亦窒碍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则《舜典》不过寥寥数语，似非全文。不知舜之功业，全在尧未崩以前，已叙入《尧典》内，及即真后，则第君臣交儆而已，无他事，虽有征苗一节，旋即来格，故孔子亦叹为无为而治。可知《舜典》本自无多，正不必以寥寥数语为疑。惟此篇若但从“月正元日”起，似无头绪，则大航头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虽真假不可知，而即以“乃命以位”冠于“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上，亦属语气紧接，固无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遏密八音”以前乃《尧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后则《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证，后有《史记·舜本纪》作证。试平心玩其文义，则知此说虽创论而实定论矣。
纳于大麓宋儒改正五经注疏，亦有不如旧本之善者。《尚书》“纳于大麓”，孔安国训麓作录，谓使舜大录万几之政而风雨以时也。王肃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尧使舜大录万几之政，故阴阳清和，五星来备，风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正与“烈风雷雨弗迷”之义相合。《汉书·于定国传》“万方之事，大录于君。”《后汉书·刘恺传》：“三公协和阴阳，遭烈风之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录庶政调和阴阳解。惟《尚书大传》云：尧推尊舜，纳之大麓之野，烈风雷雨不迷。《史记》亦谓尧使舜入山林川泽，烈风雷雨，舜行不迷。苏氏并谓洪水为患，尧使舜相视山林，雷雨大至，众惧失常，舜独不迷。今蔡传实宗此说，然反浅矣，杨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斗法之戏也。郑康成注《尚书大传》，谓尧筑坛于山麓，命舜陟位，大录天下之事。则又兼用山麓、大义，未免岐互。苏氏又云：或曰纳于大麓，盖纳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会有大风雷之变，祷之而息，所谓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说。
元、恺、四凶皆在《尚书》辨《左传》八恺：苍舒、ㄨo、祷p、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也；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书《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内无庭坚，有咎繇，伯俱作柏，季狸作季熊），而又别有i（即契）、垂、朱┥、（即殳┥）、柏誉（即伯与）、柏益（即伯益）及龙、夔。则《左传》之元、恺，非《尚书》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国作《尚书传》，乃始以朱虎、熊罴及殳┥、伯与四人为在元、恺之中，以《尚书》朱虎、熊罴与《左传》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预注《左传》，则又以八恺为即垂、益、禹、皋陶之伦，盖以《左传》八恺主后土，而禹、益实平水土，且皆高阳氏之后，又皋陶字庭坚也。以八元为即稷、契、朱虎、熊罴之伦，亦以《左传》八元主敷教，而契实司之，契与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熊名与《左传》合故也。然终未确指元、恺内之某人。且《尚书》所命九官及所让之殳┥、伯与、朱虎、熊罴人数较少，不及十六人，故古来未有即以此作八元、八恺全数者。吴仁杰及分殳┥为二人，伯与一人，又分朱虎、熊罴为四人，合之禹、益、稷、契、皋陶、垂、伯夷、夔、龙九人，共成十六之数，似为巧合。且杜预注浑敦为欢兜，穷奇为共工，祷杌为鲧，饕餮为三苗，则《左传》四凶即《尚书》四罪，宜乎元、恺十六人即《尚书》分命之众官全在内矣。然孔传以殳┥为一人，汉表作殳┥，亦以为一人，未尝分殳┥为二人。孔传以朱虎为一人，熊罴为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罴为四人也。吴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数，究属臆说。况孔颖达《正义》谓安国以伯虎、熊罴在元、恺内者，以虎、熊名字相合故耳。皋陶即庭坚，而益是皋陶之子，皆当在八凯内。垂则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恺之数等语，可知古人阙疑之慎。而吴氏必牵合以充其数，且以苍舒为禹字，伯奋为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蔡九峰注《舜典》，亦以殳┥、伯与为三人，朱虎、熊罴为四人，似与吴说相合。然未确指为元、恺。）
陟方“陟方乃死”，孔安国以为巡狩而崩于苍梧也。韩昌黎则据《竹书纪年》凡帝王之没皆曰陟，因谓陟者升天也，犹言礼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之义也。地势东南下，如言巡狩苍梧而死，应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传主其说，而以方字属上，谓陟方犹言升遐也。据此则陟方即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应从孔传巡守之说为是。舜葬苍枵，见《檀弓》、《山海经》、《史记》诸书，《孟子》亦云卒于鸣条，虽地名不同，要其为崩于巡狩，则有明据。况地势东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苍梧在零陵、九疑一带，正是湘水发源处，地极高，由吴地溯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曰：“古之王者，必都上流，”乃徙之长沙都郴。此正见楚南之在上流也，安得云地势下而不宜言陟乎？昌黎亦尝过岭，乃不知地形乎？《家语·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陟方岳即《书》所谓陟方也，是《家语》亦指为巡狩，与孔传之说合。而必据《竹书》以陟为死之文以驳之，亦固矣。（按王鏊《震泽长语》云：《孟子》谓舜卒于鸣条，按汤与桀战于鸣条，则其去中国不远也。何孟春注《家语》云：陈留县平丘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去鸣条不远。乃知所谓苍梧，非九疑之苍梧也。是又合卒于鸣条、崩于苍梧二说而牵连之，亦可备一说。）
莱夷作牧“莱夷作牧”，孔安国云：莱夷之地，可以牧放。蔡传因其说，谓夷人以畜牧为生也。然游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谷，故但逐水草耳。莱在齐西境，则固耕耨之乡，岂必以其莱夷而悬断为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盖“莱夷作牧”者，谓即用莱夷之长，使之官其地，统其众，如后世之土司耳。牧即伯之牧，《汉官旧仪》云：东莱，周时曰莱子国。尤见即以莱人为君长之明证，而必以牧放释之，亦固矣。
三正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书·甘誓》云“有扈氏怠弃三正”，则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国因商、周在夏之后，故不敢以子、丑、寅释之，而但谓天、地、人之正道。王肃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为正。《尚书大传》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以备三正。马融注《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郑康成注《尧典》“正月上日”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尧正，故云月正元日。则三正迭建，固不始于三代矣。蔡传亦云：唐、虞以前当已有之。（按《魏书》李业兴使梁，梁武帝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此是何正？”业兴曰：“夏正。”梁武曰：“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是《尧典》亦夏正也。”此据《尧典》证尧之以寅为正月，最为明确。郑康成谓尧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伪汉时别有《泰誓》一篇，其中载白鱼入舟，火流王屋化为赤乌等事，而于《左传》、《国语》、《孟子》诸书所引《泰誓》之文无一语相合。故马融疑之，谓：其文义浅露，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内也。然汉以来此《泰誓》盛行，诸儒所见《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马相如《封禅书》、司马迁《周本纪》皆引用白鱼、赤乌之事，王充《论衡》引此事，并明言《泰誓》之文。马融谓《春秋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国语》引《泰誓》“朕梦协朕卜”三句，《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五句，孙卿引《泰誓》“独夫受”一句，《礼记》引《泰誓》“予克受非予武”六句，俱不在今《泰誓》之内。杜预注《左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谓今《泰誓》无此文。故诸儒疑之。韦昭注《国语》，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考《泰誓》无此文。可见诸儒所见《泰誓》皆武帝时所出之本，故反疑《左传》等书所引为脱简。）至周、隋间，孔安国《古文尚书》出，有《泰誓》三篇，与此迥别，且与诸书所引《泰誓》之文多合。于是孔颖达直斥此篇为伪，而以孔传所出为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庄则又以颖达所谓真者为伪，伪者为真。其强词博辨，大概以《史记》及《尚书大传》为据，谓《汉书·儒林传》称司马迁作《史记》多从孔安国问故，而《史记·周本纪》已有白鱼赤乌二事，是必从安国古文《泰誓》中来，则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无疑也。又《尚书大传》出自伏生，而其中《泰誓》传云：太子发升于舟，白鱼入于舟中，有火流于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是又与当时所传《泰誓》中语相合，益可见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也。其证佐可谓确矣。然此《泰誓》一篇本系别出，刘向谓武帝时民间得之于壁间，王充《论衡》谓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之。虽所传时代不同，要其为单行独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国古文中所有，则凿凿不爽。况伏生书本二十八篇，而史迁云二十九篇，孔颖达谓当时此《泰誓》一篇已盛行，迁遂并入伏生书内，而总为二十九篇耳。是迁方以此为伏生今文，而西庄反以为史迁引用安国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尚书大传》与此《泰誓》相合为证，按伏生传《书》在景帝时，而此《泰誓》出在武帝时，则《大传》在先，此《泰誓》在后，明系汉儒因武帝购遗书，遂依仿《大传》造此《泰誓》一篇，托为得自坏屋者而献之。或谓《泰誓》原文若本无此鱼鸟等事，则伏生之徒何由凭空撰传？此更不然也，《大传》所记多有与《尚书》本文不相涉者，不过因某朝有某事，即附叙某朝书篇之下（说见“尚书大传”条内），不得谓此传必从《泰誓》真本而出也。然则此《泰誓》一篇，昔人久斥为伪，不必再翻公案，反以为真，而以今《泰誓》三篇为伪也。至邢凯《坦斋通编》以《左传》“纣有亿兆夷人”数句，杜预注谓今《泰誓》无此文，凯乃驳之，以为现在《泰誓》篇中而预以为无此文，岂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预时但有白鱼赤乌之《泰誓》，而今《泰誓》三篇尚未出也，而遂据今《泰誓》以折之，此又宋人之陋也。
（按：颖达所斥《伪泰誓》今虽不传，然尚有散见于他书者。董仲舒《天人策》引《泰誓》云：“白鱼入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赤乌，周公曰，复哉复哉。”司马迁引《泰誓》云：“师尚父左杖黄钺，秉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马融述《泰誓》云：“八百诸候，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以谷俱来举火。”《汉书·郊祀志》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平当传》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传于无穷。”《白虎通》引《泰誓》云：“太子发升于舟。”刘歆《三统历》引《泰誓》云：“丙午逮师。”又《汉书·谷永传》引《书》曰“自绝于天，”又引《书》曰“乃用妇人之言，”颜注皆曰今文《泰誓》。以上各条，皆汉武时所出《泰誓》之文也。）
帝乙即成汤《周易乾凿度》谓《易》“帝乙归妹”，所以彰汤之美，能顺天地之道，立嫁娶之义也。因引孔子之说，谓《尚书》自成汤至于帝乙，此汤之元孙之孙也，而“归妹”之帝乙即汤也。殷尚质，故以生日名元孙之孙，亲尽矣，故不嫌同名，而亦曰帝乙。《易》之帝乙为成汤，书之帝乙则汤六世孙也。按《世本》及《史记》汤本名天乙，惟孔安国注《论语》“予小子履”，谓履乃汤名。而孔颖达《正义》谓安国之意以汤本名天乙，至将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谧巧欲附会，乃谓汤名履，字天乙，误矣。据此数说，则汤之名天乙无疑，后人以其有天下而称之曰帝乙，则《乾凿度》所云帝乙即成汤者非妄也。《尚书》所云帝乙本亦名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称帝乙。然则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于名，故汤亦称帝乙，祖乙亦称帝乙也。
《康诰》文与《左传》不合《左传》臼季引《康诰》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齐侯使公孙青聘卫篇，亦引《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两处所引大意相同，则其为《康诰》原文可知。而今《康诰》无此语，但云“子弗祗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亦大不友于弟”，其下即曰“刑兹无赦”，无所谓“罪不相及”者。将谓误在《左氏》，则不应两处俱误；将谓误在今所传《尚书》，则不应今、古文又相同也。岂其由伏生遗脱，而孔安国以隶书译写古文时，凡伏生今文所有者，不复细加翻译，悉仍其旧，因与《左传》所引原文稍不合耶？
延洪裴晋公诗：“愿续延洪寿，千春奉圣躬。”毛奇龄引以证《尚书·大诰》“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谓孔传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注《尚书》以“不少延”句，“洪惟”连续，遂致天壤之间无此二字。《汉书·翟方进传》翟义举兵讨王莽，莽依《周书》作《大诰》，其起语曰：“不吊天降丧于赵、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连续，在汉已然，毛氏谓创自九峰者，亦非也。
《尚书大传》《尚书大传》，汉《艺文志》谓伏生所传经二十九篇，传四十一篇；郑康成序谓伏生没后，弟子张生、欧阳生等，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句之曰传，刘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诠次为八十三篇。是《大传》乃伏生弟子所传也。然亦有可疑者。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则弟子所撰大义应只在二十八篇之内。古文则孔壁所出，在后，伏生未尝见也。乃《说命》、《泰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无，而大传反有之。《九共》、《帝告》、《高宗之训》、《归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无，即古文亦逸，安国所谓错乱磨灭，弗可复知者，而《大传》亦载其篇目。当是伏生少时，本习《尚书》百篇全文，遭秦禁亡失，汉兴，寻旧本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尚能粗记篇目及大意，故议论在仿佛之间，而弟子遂笔之于书耳。即如桑谷生庭一事，古文《书序》谓伊陟因此ビ异赞于巫咸，作《咸》四篇，而《大传》则系之《高宗之训》，以为祖已因此以警高宗者。《肜日》“ず雉”，孔传以为耳不聪之应；刘歆以为鼎三公象也，而野鸟来居，是小人将居公位；郑康成亦以为视不明之象。乃《大传》则曰：高宗祭汤庙，有雉升鼎耳而鸣。祖已谓高宗曰：“远方君子将至，否则有远方来朝者。”未几果有六国重译来朝。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王充亦引之，以祖已为祖乙。）按篇中祖已多警戒之词，不知《大传》何所据而云然。又如《金滕》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祷以身代，其后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居东，成王遭风雷之变，乃得金滕而反公。此事之真伪不可知，而叙事自极明白。乃汉儒说此篇，惟孔安国传与本文相合。《史记·蒙恬传》则云：成王有疾，公自扌前其爪沉于河，愿以身代；则以为周公因成王疾而祷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变，成王乃以天子之礼葬公。王充《论衡》引张霸《百两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开金滕，知公之功，决以天子礼葬公。是又以风雷之变为葬周公不备礼而设矣。及考《尚书大传》，乃知此语亦自《大传》出也。《大传》于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于周，而葬之于毕，毕者，文王墓地，葬之于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虽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礼葬公，示以风雷之异，而后人以风雷属之于周公之葬事，则实由于此。按《肜日》等皆伏生今文所有，《大传》又本之伏生，何其与书意全不相合？可知《大传》原非诠释经文，但某朝事即附于某朝某篇之下，所谓别撰大义也。
画卦不本于河图伏羲因河图而画卦，大禹因洛书而演畴，古无是说也。《论语》河图与凤鸟并言，但谓王者之瑞耳。其画卦之由，则《系词》下传明言名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并未言因河图而起也。《系词》上传虽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然上文尚有“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等语，则图、书虽亦画卦所取，而画卦究非专取图、书也。汉儒因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遂疑为画卦所本，然亦尚未以画卦专指河、图，演畴专指洛书。按《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春秋纬》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亦见《系词正义》）。是皆谓图与书俱画封所本也。自孔安国始析言之，其于《尚书·顾命》之“河图”，《论语》之“河不出图”，皆曰“河图，八封也”；其于《洪范》之“九畴”，则曰“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也，列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也。”自此说行，而刘歆宗之，亦以为伏羲继天而王，河出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见《汉书·五行志》）。于是马融、王肃、姚信辈群奉其说，至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系词》所言画卦之本已极明白，汉儒不过因“圣人则之”之语而强为附会，安国又析为卦取图、畴取书，其为臆说更不待辨。学者不信《系词》而转信汉儒，可乎？即谓禹演畴本于《洛书》矣，《系词》洛书与河图并言，则皆上古时事，是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书，岂直至禹始出乎？《隋书·经籍志》云：圣人受命，则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是亦但以为圣王之瑞，未尝谓画卦所本。沈约《宋书·符瑞志》谓：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以授轩辕。《隋经籍志》又谓：河图九篇，洛书六篇，相传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则又不以河图专属之伏羲，洛书专属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而不及五行。《尚书》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列以为六府，几疑唐虞以前尚未以五者为定名，所谓太、炎帝、少昊、颛顼五德迭王者，皆后人追溯之辞也。然《洪范》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则又似鲧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泽即水也，坎水、兑泽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为用于天下者转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后儒据《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为河图之数，而以《洪范》所谓一曰水者配河图之天一，谓之天一生水，而河图之位一与六居下，故又谓地六成之，以《洪范》所谓二曰火者配河图之地二，谓之地二生火，而河图之位二与七居上，故又谓天七成之（金、木、土皆仿此）。又泥于孔安国易卦本于河图之说，河图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与《易》之中。郑渔仲《六经奥论》，因谓《月令》之记四时曰木、火、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教，《虞书》之记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者，乃五行相克之数，惟《易》与《洪范》所言五行则天地生成之数（即所谓天一生，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渔仲亦以五行在《易》中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说大衍之数，并未言生水生火也。即以《洪范》所谓一水二火配之，适相吻合，然亦系《系辞》推阐河图之数如此，而伏羲画卦则但以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取象，并未及五行也。窃意伏羲画卦，专推阴阳对待变化之理，言阴阳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则另出于图、书。唐虞以前图、书自图、书，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后儒以阴阳、五行理本相通，故牵连入于《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尝论及此也。观此则余所谓画卦不本图、书者，益非好为创论矣。
河图刻玉河图，昔人皆以为河中龙马负图，其旋毛有八卦之象。惟元人俞琰则谓玉之有文者，盖据《尚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谓河图与天球并列，应亦是玉。昆仑产玉，河出昆仑，故亦有玉，当是玉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说颇新。按《顾命》河图与大训对列于东西序，孔传谓河图即八卦，大训即典谟，历代传宝之，明此二者皆书策也。若河图是玉之有文者，岂典谟亦玉之有文者乎？则琰之论固臆说也。然大训与宏壁、琬、琰同列，河、图与大玉、夷玉同列，皆是三玉一书，不应简册混于彝器之内。当是古人贵重此二者而刻之于玉，故列入宝器耳。然则非玉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于玉也。
《易》阙文衍文《易》未遭秦火，最为完书。然其中阙文衍文亦不一而足。如《系辞》“能悦诸心，能研诸侯之虑”，“侯之”二字为衍文，固人所共知矣。《汉书》杜钦上王凤书，引《易》曰：“正其本，万事理。”今《周易》无此文。沈作《寓简》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观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则：“公用”句原文应有“弓矢”二字，今无之。王昭素谓“序卦离者丽也”之下诸本有“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今亦无之。是皆阙也。《朱子语类》载：郭、京《易》“即鹿无虞”鹿作麓，其象词则云：“即麓无虞，何以从禽也”，谓入山麓而无虞人导之，何以从禽也。今作“即鹿无虞，以从禽也”，是误一鹿字，脱一何字也。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以下七节，“自天之”一节，“憧憧往来”以下十一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易》之错简也。王鏊《震泽长语》云：汉文帝时，《十翼》所存惟彖象、《系词》、《文言》。至宣帝时，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内《说卦》中、下二篇污坏，不可复识，《十翼》遂亡其二，后人以《序卦》、《杂卦》足之。今按《说卦》中乾为天、为圜、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之类，朱子亦谓其多有不可晓者。而荀九家于乾之下又有为龙为直之类，坤之下又有为牝为迷之类，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说卦》已亡，而后人杂取以补之者，则《说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系》第十章自“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语，其下又有“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二语，岂有孔子自作《系词》，又自引己语以证之？则此“子曰”二字亦衍文也。
《尚书》名起于伏生《礼记经解》云：疏通知远，书教也，与易教、诗教并述，未尝云《尚书》也。《左传》、《国语》及战国诸子书，凡引《书》或曰夏书，或曰商书、周书，亦皆无《尚书》之名。其称为《尚书》者，自伏生始。孔安国所谓伏生口授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后之解者纷纷。王肃谓：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则以上为君矣。郑康成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则以上为天矣。康成又据《纬书玑钤》之说，谓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则又以尚书为孔子所加矣。即此二字，议论纷然，亦可见汉儒说经破碎穿凿之一斑也。
《尚书》古、今文皆出壁中孔安国《书序》：鲁共王欲坏孔子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书，此《古文尚书》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书》安国谓伏生之口以传授者，则似非出于壁中，然《史记》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起流亡。汉定天下，伏生求其书，已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班书《艺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伏生《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是《今文尚书》亦出自壁中。故孔颖达谓伏生初亦得于壁间，传教既久，诵文熟，遂以口授，而安国因谓之口以传授也。刘向《别录》：武帝末，民间有得《秦誓》于壁间者，献之，使博士读说，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又《后汉书》：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人屋，得古文《泰誓》三篇。王充《论衡》亦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尚书》一篇。于是《尚书》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增《泰誓》为二十九篇，则所谓《逸尚书》者即是《泰誓》，是《泰誓》亦出自壁也（按此《泰誓》系伪书，说见后）。盖遭秦有挟书之禁，学者多藏书于屋壁，以避时禁，而俟后世，固不独孔壁中一本也。《后汉书·杜林传》：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遭艰困，握持不离。其时孔氏古文传未行，故宝之如此。盖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见秦时藏书者不止一处也。
壁书非孔襄所藏孔壁藏书，《安国传》但云我先人藏其家书于屋壁，而未尝指为何人。《家语序》则谓孔子裔孙子襄所藏。按《史记》子襄为汉惠帝时博士，迁长沙守。而《汉书》惠帝除挟书之禁，则子襄出仕，正当开禁之时。且身为博士，尤可表彰先学，若书是其所藏，岂有不出之以广其传，而尚锢诸屋壁者？按《隋经籍志》汉武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陆德明《释文》亦云：《书》者，孔子删录百篇，为之序。秦禁学，孔子末孙惠壁藏之。是藏书者名惠，非襄也。
虞、夏、商、周书目孔子所分《左传》引二典三谟，今俱在《虞书》之中。而《左传》称为“夏书”者，典谟原系夏时史官追记，故春秋时犹仍旧称也。其名之曰“虞书”者，蔡九峰云：或以为孔子所定。此盖因孔安国《书序》而推之。按《书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书。孔颖达谓壁内所得有此题目也。然则以典谟为《虞书》，本孔壁之原题，春秋时尚以典谟为“夏书”，而藏书题为《虞书》，其为孔子删书时所定无疑也。春秋时谓之“夏书”者，以其书本夏时所作。孔子题为《虞书》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书》修于唐而谓之《隋书》，《唐书》修于宋而谓之《唐书》也。或曰：伏生《尚书大传》以典谟及《禹贡》等篇通谓之虞夏传，此以典谟为《虞书》，安知非出于孔安国所分？曰：吾正以安国《尚书传》而知其非安国所分也。《尧典》开首即云“曰若稽古”，此后代追叙之词，文义了然，安国岂不知？乃必以顺考古道释之，正以泥于卷端有“虞书”二字，据以为虞史官所作。既为虞史官所作，则《尧典》不应有“若稽古”之语，故不得不曲为之解。则以典谟为虞书，必非安国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为孔子所定，益为有据。推此则商、周书当亦孔子所定。《左传》祁奚举善篇引《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宁赢论阳处父篇引《商书》曰：“沉渐刚克，高明柔克。”栾书救郑篇引《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此皆《洪范》词。《左传》称为《尚书》，今依壁书次序则在《周书》中。是知以《洪范》入《周书》，亦孔子所定也。九峰以舜三谟为夏史官所追记，固足以正安国、颖达之误。而于《尧典》犹以为虞史官所作，则仍未免二孔之见。试思虞之与唐相去几时，而谓之古乎？《尧典》亦夏史官所追叙可知也。《大禹谟》亦有“若稽古”之字，盖夏中叶后史官追记之书也。
宋儒疑《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自宋以来，诸儒多疑其伪。吴才老曰：古文皆文从字顺，非伏生书之诘曲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朱子曰：凡书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讹损一字者？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又孔安国《书传》是魏、晋间人作，托安国为名耳。又曰：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似与《孔丛子》同出一手。吴草庐曰：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为伪者。自此三说行，而后人附和纷纷，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读，今文何以皆难读”二语。不知与古文所以易读之故，本在《史记·儒林传》及安国《书序》中，学者初不深求耳。《儒林传》曰：孔壁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安国《书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观，是安国本不识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对读，始以意揣而识其字。既识古文，则今文所无者，即以今文古文相同之字读之，间有不识者，则以文义贯穿之。略如鸠摩罗什及房融等之译经，其义则原本，其词则有出于翻译时之润色者，故与诸书所引《尚书》文转有参差不尽符之处。且所译之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职是故也。盖安国所传古文，原从科斗字译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无改换也。后人不于科斗转为隶字之处反复推求，但谓古文即科斗原文，因而致疑于二十五篇何以皆文从字顺，毋怪乎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矣。至草庐谓采辑补缀，无一字无所本，是直谓伪造者历采各书所引《尚书》之文，零星凑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则《孟子》所引“放勋殒落”“我武维扬”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劳之来之”等句，亦应《尚书》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左传》、《国语》所引《书》尚多，如《左传》楚公子弃疾如晋，晋人欲弗纳，叔向引《书》曰“圣作则”；又叔向告韩宣子断狱，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卫献公在夷仪篇引《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国语》单襄公论却至将败，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上也”（以上皆春秋时人所引书）。《战国策》述荀息之语曰：《周书》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见《汲冢书武称解》）；苏秦说魏王，引《书》曰：“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此书周庙中金人铭，盖周人已笔之于《书》矣）；《魏策》智伯索地于魏桓子，任章劝桓子与之，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韩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语（按《老子》微明章与此大同小异，盖本周人书也。朱子曰：老子为柱下史，故见此书。王应鳞谓苏秦所读《阴符经》当即此）。《韩非子·外储篇》引《周书》“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亦见《汲书寤儆解》）。《吕览·听言篇》引《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书》曰：“刑三百，莫大于不孝。”《慎大篇》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适威篇》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有仇而众，不知无有。”《贵信篇》引《周书》曰：“允哉允哉。”《史记》蔡泽说应侯，引《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又《蒙恬传》引《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以上皆战国时人所引书）《韩诗外传》哀公取人章引《周书》曰：“为虎傅冀。”（与《韩非子》同）《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曰：“欲起毋先。”《商鞅传》引《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汉书·萧何传》引《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又《刘濞传》赞引《尚书》曰：“毋为权首，将受其咎。”《淮南子·泛论篇》引《周书》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览冥篇》引《周书》曰：“掩雉不得，更顺其风。”《白虎通》引《书》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汉书·律志》引《书》曰：“先其算命。”《主父偃传》引《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平当传》引《周书》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仲舒对策引《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周公曰复哉复哉。”《萧望之传》引《书》曰：“戎狄荒服。”《王商传》史丹引《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王莽传》引《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政，勤和天下。“王充《论衡》引《书》曰：”予惟率夷怜尔。”又引《书》曰：“伊尹死，大雾三日。”又引《梓材》曰：“强人有王开贤，厥率化民。”《后汉书》杨赐疏引《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又《刘恺传》引《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左传》杜注引《作雒篇》曰：“千里百县。”（以上汉、晋人所引《书》）如此之类，《书》之零章断句散见于他书者正多，又何以不一一补缀成篇，而听其在二十五篇之外？则草庐所云历采各书凑集成文之说，究未可为定论也。《今文尚书》世以其出于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盘庚》等篇所以告谕愚民，使之家喻户晓，岂转作此艰涩不可解之语？若谓当时语言本是如此，则《左传》、《国语》所引《夏书》、《商书》何以又多文从字顺，绝不如此？今因其艰涩不可解，遂谓之古奥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论语矣。以九十馀岁之人，追忆少时所习记诵，岂无遗忘？一也。以齿豁口去之年，语音岂无淆混？二也。以土音授异乡之人，兼令侍婢传述字句，岂无讹谬？三也。然则《今文尚书》亦未必字字皆孔门原本，与《古文尚书》正同，未可以易读而致疑、难读而深信也。
按：安国《书序》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为隶古定云云。阎百诗力斥其伪，谓萧何以六体试学童，一曰古文，即科斗书，是汉初已使人人习之，何以孔壁中古文无人能识？然卫恒《书势》则谓古文绝于秦，汉兴，人不识，故逸在秘府，不立学官。恒，晋人，去汉初未远，其说必有所自。当秦焚书，书之科斗字者已尽在所焚中，否则藏之壁莫敢习读。其现行文字，惟斯篆、邈隶。是以汉初科斗之学已绝。迨台壁书渐出，如安国辈以今文读之，解释传播，始有识者。至哀、平间，刘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晓，故诸儒尚畏难而不肯立。况安国时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识古文乎？《舜典》当从月正元日分起伏生《今生尚书》但有《尧典》而无《舜典》，今所传《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据伏生今文，俱在《尧典》之内，孔安国所谓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是也。孔壁《古文书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国《书传》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下分为《舜典》，则自东晋始。孔颖达云：东晋初，梅赜上《孔传》，犹阙“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注补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初。至齐建武中，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孔传》，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开皇中购遗典，始得之是也（陆德明《释文》谓梅赜上《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肃。则以“慎徽”以下为《舜典》，或自肃始）。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冠于“慎徽”之首，而为今之《舜典》。孔颖达作《正义》本之，蔡沉作《集传》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书之前，必亲见《尚书》真本，而引之为《尧典》，则此明是《尧典》之文。而晋人分在《舜典》中者，误也。《孟子》不足据，而晋人反足据乎？况《史记·尧本纪》直至禅位后二十八年殂落始毕，凡今《舜典》所载察玑衡、定巡狩、封山浚川及制刑法、诛四凶等事，皆在《尧本纪》中。班固称迁作《史记》多从安国问故，安国乃治《古文尚书》者，而迁本之作《尧纪》，如是可知古文《尧典》原不止于“厘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晋人徒以“慎徽”以下皆舜之事，遂分为《舜典》，不知禅位于舜是尧晚年一极大事，叙舜之功，正见尧之禅让得人。宾门、纳麓皆是尧试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从“慎徽”截断，则尧之事未了，成何《尧典》耶？况《舜典》末总叙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结，以此例之，则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载”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尧典》之总结。是《尧典》必当以“遏密八音”为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属《舜典》也。然近日王西庄尊信伏生今文太过，又全以今《舜典》为《尧典》，而谓当别有《舜典》一篇已经亡逸，则又属过论（顾宁人谓：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而四岳之咨必称“舜曰”者，以别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称帝曰，问答之词已明，则无嫌也。阎百诗亦谓：本是《尧典》一篇，而兼叙尧、舜事。是尚皆谓二典本合在一篇，并无别有《舜典》一篇之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即位之后，咨岳牧，命九官，皆是尧崩后之事。且前此不称帝，此后皆称“帝曰”，明是《舜典》原文，岂得俱指为《尧典》？其末“陟方乃死”一节，更是总结舜之始终，与尧何涉，而可谓之《舜典》乎？又《史记·舜本纪》即位后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后之事。迁既从安国问故而作《舜本纪》，可知古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后数节，并非别有《舜典》一篇。而必泥于《今文尚书》之旧，以今《舜典》作《尧典》，亦窒碍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则《舜典》不过寥寥数语，似非全文。不知舜之功业，全在尧未崩以前，已叙入《尧典》内，及即真后，则第君臣交儆而已，无他事，虽有征苗一节，旋即来格，故孔子亦叹为无为而治。可知《舜典》本自无多，正不必以寥寥数语为疑。惟此篇若但从“月正元日”起，似无头绪，则大航头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虽真假不可知，而即以“乃命以位”冠于“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上，亦属语气紧接，固无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遏密八音”以前乃《尧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后则《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证，后有《史记·舜本纪》作证。试平心玩其文义，则知此说虽创论而实定论矣。
纳于大麓宋儒改正五经注疏，亦有不如旧本之善者。《尚书》“纳于大麓”，孔安国训麓作录，谓使舜大录万几之政而风雨以时也。王肃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尧使舜大录万几之政，故阴阳清和，五星来备，风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正与“烈风雷雨弗迷”之义相合。《汉书·于定国传》“万方之事，大录于君。”《后汉书·刘恺传》：“三公协和阴阳，遭烈风之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录庶政调和阴阳解。惟《尚书大传》云：尧推尊舜，纳之大麓之野，烈风雷雨不迷。《史记》亦谓尧使舜入山林川泽，烈风雷雨，舜行不迷。苏氏并谓洪水为患，尧使舜相视山林，雷雨大至，众惧失常，舜独不迷。今蔡传实宗此说，然反浅矣，杨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斗法之戏也。郑康成注《尚书大传》，谓尧筑坛于山麓，命舜陟位，大录天下之事。则又兼用山麓、大义，未免岐互。苏氏又云：或曰纳于大麓，盖纳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会有大风雷之变，祷之而息，所谓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说。
元、恺、四凶皆在《尚书》辨《左传》八恺：苍舒、ㄨo、祷p、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也；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书《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内无庭坚，有咎繇，伯俱作柏，季狸作季熊），而又别有i（即契）、垂、朱┥、（即殳┥）、柏誉（即伯与）、柏益（即伯益）及龙、夔。则《左传》之元、恺，非《尚书》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国作《尚书传》，乃始以朱虎、熊罴及殳┥、伯与四人为在元、恺之中，以《尚书》朱虎、熊罴与《左传》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预注《左传》，则又以八恺为即垂、益、禹、皋陶之伦，盖以《左传》八恺主后土，而禹、益实平水土，且皆高阳氏之后，又皋陶字庭坚也。以八元为即稷、契、朱虎、熊罴之伦，亦以《左传》八元主敷教，而契实司之，契与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熊名与《左传》合故也。然终未确指元、恺内之某人。且《尚书》所命九官及所让之殳┥、伯与、朱虎、熊罴人数较少，不及十六人，故古来未有即以此作八元、八恺全数者。吴仁杰及分殳┥为二人，伯与一人，又分朱虎、熊罴为四人，合之禹、益、稷、契、皋陶、垂、伯夷、夔、龙九人，共成十六之数，似为巧合。且杜预注浑敦为欢兜，穷奇为共工，祷杌为鲧，饕餮为三苗，则《左传》四凶即《尚书》四罪，宜乎元、恺十六人即《尚书》分命之众官全在内矣。然孔传以殳┥为一人，汉表作殳┥，亦以为一人，未尝分殳┥为二人。孔传以朱虎为一人，熊罴为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罴为四人也。吴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数，究属臆说。况孔颖达《正义》谓安国以伯虎、熊罴在元、恺内者，以虎、熊名字相合故耳。皋陶即庭坚，而益是皋陶之子，皆当在八凯内。垂则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恺之数等语，可知古人阙疑之慎。而吴氏必牵合以充其数，且以苍舒为禹字，伯奋为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蔡九峰注《舜典》，亦以殳┥、伯与为三人，朱虎、熊罴为四人，似与吴说相合。然未确指为元、恺。）
陟方“陟方乃死”，孔安国以为巡狩而崩于苍梧也。韩昌黎则据《竹书纪年》凡帝王之没皆曰陟，因谓陟者升天也，犹言礼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之义也。地势东南下，如言巡狩苍梧而死，应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传主其说，而以方字属上，谓陟方犹言升遐也。据此则陟方即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应从孔传巡守之说为是。舜葬苍枵，见《檀弓》、《山海经》、《史记》诸书，《孟子》亦云卒于鸣条，虽地名不同，要其为崩于巡狩，则有明据。况地势东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苍梧在零陵、九疑一带，正是湘水发源处，地极高，由吴地溯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曰：“古之王者，必都上流，”乃徙之长沙都郴。此正见楚南之在上流也，安得云地势下而不宜言陟乎？昌黎亦尝过岭，乃不知地形乎？《家语·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陟方岳即《书》所谓陟方也，是《家语》亦指为巡狩，与孔传之说合。而必据《竹书》以陟为死之文以驳之，亦固矣。（按王鏊《震泽长语》云：《孟子》谓舜卒于鸣条，按汤与桀战于鸣条，则其去中国不远也。何孟春注《家语》云：陈留县平丘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去鸣条不远。乃知所谓苍梧，非九疑之苍梧也。是又合卒于鸣条、崩于苍梧二说而牵连之，亦可备一说。）
莱夷作牧“莱夷作牧”，孔安国云：莱夷之地，可以牧放。蔡传因其说，谓夷人以畜牧为生也。然游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谷，故但逐水草耳。莱在齐西境，则固耕耨之乡，岂必以其莱夷而悬断为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盖“莱夷作牧”者，谓即用莱夷之长，使之官其地，统其众，如后世之土司耳。牧即伯之牧，《汉官旧仪》云：东莱，周时曰莱子国。尤见即以莱人为君长之明证，而必以牧放释之，亦固矣。
三正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书·甘誓》云“有扈氏怠弃三正”，则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国因商、周在夏之后，故不敢以子、丑、寅释之，而但谓天、地、人之正道。王肃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为正。《尚书大传》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以备三正。马融注《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郑康成注《尧典》“正月上日”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尧正，故云月正元日。则三正迭建，固不始于三代矣。蔡传亦云：唐、虞以前当已有之。（按《魏书》李业兴使梁，梁武帝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此是何正？”业兴曰：“夏正。”梁武曰：“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是《尧典》亦夏正也。”此据《尧典》证尧之以寅为正月，最为明确。郑康成谓尧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伪汉时别有《泰誓》一篇，其中载白鱼入舟，火流王屋化为赤乌等事，而于《左传》、《国语》、《孟子》诸书所引《泰誓》之文无一语相合。故马融疑之，谓：其文义浅露，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内也。然汉以来此《泰誓》盛行，诸儒所见《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马相如《封禅书》、司马迁《周本纪》皆引用白鱼、赤乌之事，王充《论衡》引此事，并明言《泰誓》之文。马融谓《春秋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国语》引《泰誓》“朕梦协朕卜”三句，《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五句，孙卿引《泰誓》“独夫受”一句，《礼记》引《泰誓》“予克受非予武”六句，俱不在今《泰誓》之内。杜预注《左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谓今《泰誓》无此文。故诸儒疑之。韦昭注《国语》，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考《泰誓》无此文。可见诸儒所见《泰誓》皆武帝时所出之本，故反疑《左传》等书所引为脱简。）至周、隋间，孔安国《古文尚书》出，有《泰誓》三篇，与此迥别，且与诸书所引《泰誓》之文多合。于是孔颖达直斥此篇为伪，而以孔传所出为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庄则又以颖达所谓真者为伪，伪者为真。其强词博辨，大概以《史记》及《尚书大传》为据，谓《汉书·儒林传》称司马迁作《史记》多从孔安国问故，而《史记·周本纪》已有白鱼赤乌二事，是必从安国古文《泰誓》中来，则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无疑也。又《尚书大传》出自伏生，而其中《泰誓》传云：太子发升于舟，白鱼入于舟中，有火流于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是又与当时所传《泰誓》中语相合，益可见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也。其证佐可谓确矣。然此《泰誓》一篇本系别出，刘向谓武帝时民间得之于壁间，王充《论衡》谓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之。虽所传时代不同，要其为单行独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国古文中所有，则凿凿不爽。况伏生书本二十八篇，而史迁云二十九篇，孔颖达谓当时此《泰誓》一篇已盛行，迁遂并入伏生书内，而总为二十九篇耳。是迁方以此为伏生今文，而西庄反以为史迁引用安国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尚书大传》与此《泰誓》相合为证，按伏生传《书》在景帝时，而此《泰誓》出在武帝时，则《大传》在先，此《泰誓》在后，明系汉儒因武帝购遗书，遂依仿《大传》造此《泰誓》一篇，托为得自坏屋者而献之。或谓《泰誓》原文若本无此鱼鸟等事，则伏生之徒何由凭空撰传？此更不然也，《大传》所记多有与《尚书》本文不相涉者，不过因某朝有某事，即附叙某朝书篇之下（说见“尚书大传”条内），不得谓此传必从《泰誓》真本而出也。然则此《泰誓》一篇，昔人久斥为伪，不必再翻公案，反以为真，而以今《泰誓》三篇为伪也。至邢凯《坦斋通编》以《左传》“纣有亿兆夷人”数句，杜预注谓今《泰誓》无此文，凯乃驳之，以为现在《泰誓》篇中而预以为无此文，岂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预时但有白鱼赤乌之《泰誓》，而今《泰誓》三篇尚未出也，而遂据今《泰誓》以折之，此又宋人之陋也。
（按：颖达所斥《伪泰誓》今虽不传，然尚有散见于他书者。董仲舒《天人策》引《泰誓》云：“白鱼入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赤乌，周公曰，复哉复哉。”司马迁引《泰誓》云：“师尚父左杖黄钺，秉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马融述《泰誓》云：“八百诸候，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以谷俱来举火。”《汉书·郊祀志》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平当传》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传于无穷。”《白虎通》引《泰誓》云：“太子发升于舟。”刘歆《三统历》引《泰誓》云：“丙午逮师。”又《汉书·谷永传》引《书》曰“自绝于天，”又引《书》曰“乃用妇人之言，”颜注皆曰今文《泰誓》。以上各条，皆汉武时所出《泰誓》之文也。）
帝乙即成汤《周易乾凿度》谓《易》“帝乙归妹”，所以彰汤之美，能顺天地之道，立嫁娶之义也。因引孔子之说，谓《尚书》自成汤至于帝乙，此汤之元孙之孙也，而“归妹”之帝乙即汤也。殷尚质，故以生日名元孙之孙，亲尽矣，故不嫌同名，而亦曰帝乙。《易》之帝乙为成汤，书之帝乙则汤六世孙也。按《世本》及《史记》汤本名天乙，惟孔安国注《论语》“予小子履”，谓履乃汤名。而孔颖达《正义》谓安国之意以汤本名天乙，至将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谧巧欲附会，乃谓汤名履，字天乙，误矣。据此数说，则汤之名天乙无疑，后人以其有天下而称之曰帝乙，则《乾凿度》所云帝乙即成汤者非妄也。《尚书》所云帝乙本亦名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称帝乙。然则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于名，故汤亦称帝乙，祖乙亦称帝乙也。
《康诰》文与《左传》不合《左传》臼季引《康诰》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齐侯使公孙青聘卫篇，亦引《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两处所引大意相同，则其为《康诰》原文可知。而今《康诰》无此语，但云“子弗祗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亦大不友于弟”，其下即曰“刑兹无赦”，无所谓“罪不相及”者。将谓误在《左氏》，则不应两处俱误；将谓误在今所传《尚书》，则不应今、古文又相同也。岂其由伏生遗脱，而孔安国以隶书译写古文时，凡伏生今文所有者，不复细加翻译，悉仍其旧，因与《左传》所引原文稍不合耶？
延洪裴晋公诗：“愿续延洪寿，千春奉圣躬。”毛奇龄引以证《尚书·大诰》“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谓孔传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注《尚书》以“不少延”句，“洪惟”连续，遂致天壤之间无此二字。《汉书·翟方进传》翟义举兵讨王莽，莽依《周书》作《大诰》，其起语曰：“不吊天降丧于赵、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连续，在汉已然，毛氏谓创自九峰者，亦非也。
《尚书大传》《尚书大传》，汉《艺文志》谓伏生所传经二十九篇，传四十一篇；郑康成序谓伏生没后，弟子张生、欧阳生等，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句之曰传，刘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诠次为八十三篇。是《大传》乃伏生弟子所传也。然亦有可疑者。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则弟子所撰大义应只在二十八篇之内。古文则孔壁所出，在后，伏生未尝见也。乃《说命》、《泰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无，而大传反有之。《九共》、《帝告》、《高宗之训》、《归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无，即古文亦逸，安国所谓错乱磨灭，弗可复知者，而《大传》亦载其篇目。当是伏生少时，本习《尚书》百篇全文，遭秦禁亡失，汉兴，寻旧本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尚能粗记篇目及大意，故议论在仿佛之间，而弟子遂笔之于书耳。即如桑谷生庭一事，古文《书序》谓伊陟因此ビ异赞于巫咸，作《咸》四篇，而《大传》则系之《高宗之训》，以为祖已因此以警高宗者。《肜日》“ず雉”，孔传以为耳不聪之应；刘歆以为鼎三公象也，而野鸟来居，是小人将居公位；郑康成亦以为视不明之象。乃《大传》则曰：高宗祭汤庙，有雉升鼎耳而鸣。祖已谓高宗曰：“远方君子将至，否则有远方来朝者。”未几果有六国重译来朝。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王充亦引之，以祖已为祖乙。）按篇中祖已多警戒之词，不知《大传》何所据而云然。又如《金滕》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祷以身代，其后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居东，成王遭风雷之变，乃得金滕而反公。此事之真伪不可知，而叙事自极明白。乃汉儒说此篇，惟孔安国传与本文相合。《史记·蒙恬传》则云：成王有疾，公自扌前其爪沉于河，愿以身代；则以为周公因成王疾而祷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变，成王乃以天子之礼葬公。王充《论衡》引张霸《百两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开金滕，知公之功，决以天子礼葬公。是又以风雷之变为葬周公不备礼而设矣。及考《尚书大传》，乃知此语亦自《大传》出也。《大传》于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于周，而葬之于毕，毕者，文王墓地，葬之于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虽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礼葬公，示以风雷之异，而后人以风雷属之于周公之葬事，则实由于此。按《肜日》等皆伏生今文所有，《大传》又本之伏生，何其与书意全不相合？可知《大传》原非诠释经文，但某朝事即附于某朝某篇之下，所谓别撰大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