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春江水暖鸭先知
1972年下学期临开学之前几天，一纸调令，王耀楚又回到了武冈二中。当然，这不是什么“荣归”。那年月，当教师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来来去去是家常便饭。他离开时是静悄悄地离开的，回来时依然是静悄悄地回来的，还是一根扁担挑着一床被子、几件换洗衣服、一摞工具书籍，外带一把用得锃光发亮的锄头。
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没完没了还在蔓延。但国家需要人才，经济建设需要人才，因为连续几年高等学校不招生，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也不招生，许多行业和领域因无“新鲜血液”补充已无以为继。1969年春季普通中学开始招生，1970年部分高等院校开始由基层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目的都是为解人才需求的燃眉之急。全面复兴教育虽然还没有作为当务之急列入议事日程，但距离作为当务之急列入议事日程的时间应该已不太遥远了。“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个国家对于人才的匮乏，当教师的有时也能先知一点哦！但先知归先知，你即便先知了又能怎么样？其实也用不着怎么样，就象人类的第六感觉，冥冥之中能感觉到罢了。王耀楚目下和即将要经历的，自觉应该是全面复兴教育的前奏曲了。不过这个前奏曲顺不顺畅、间不间断、有无反复、需演奏多长时间，他是无论如何也先知不了的。
学校已非昔时的学校。号称县里最高学府的武冈二中，这时除了有普通高中班以外，还开办了5个专业班，即财会、卫生、化工、植保和农机。学校负责抓教学的副校长刘文明对王耀楚很了解，特别是对他的语文教学水平和工作态度有深切的了解。鉴于专业班学制短、对文化知识的实际应用性强，才作为特殊需要人才特意点名将他从基层调回的。在分配教学任务时，除植保班外，其余4个专业班的语文教学全部由他担任。他自知担子重、责任大，出于对领导的理解和形势的认同，咬咬牙二话没说也就承担了。
专业班和普通高中班的教学，严格说来还是有区别的。就教学目的而言，专业班更注重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不仅要帮助学生掌握基础和专业知识，更要教会学生运用基础和专业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即在解决“为什么”的同时，还要解决“怎么办”。就教学内容而言，须增加应用文的份量，诸如公文、报告、总结、调研文章以及常用新闻文体，诸如消息、通讯、小评论、新闻分析之类。就教学形式而言，除传统课堂教学之外，应带领学生“走出去”，深入基层现场教学；“请进来”，聘请有经验的行家里手现身说法进行直观教学。经过一番短暂的但比较周密的思考之后，他形成了以上一些粗略的想法。他把自己的想法向钟鹤鸣、张松山、刘志华、沈生福等班主任征求意见，大家一致同意。然后口头向学校主管领导刘文明副校长作了汇报。刘听后高兴地说：“你的想法很好。就大胆地干吧！”
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当时“读书无用”的思想还根深蒂固。有的学生把“二分之一和五分之一谁小谁大”说成是“当然五分之一大”；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解释为“知道的就不要讲，即使讲也不要讲完”；把“鍚荼壸”念成“锡茶壶”......尽管闹了不少笑话，但还是强词夺理、大言不惭：“只要阶级斗争觉悟高，照样前程远大过金桥！”他没有针尖对麦芒地进行驳斥，而是顺着同学们的思路加以引导，讲原子弹爆炸、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靠的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半点马虎和误差。我们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练好过硬本领，才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更好地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他特别推心置腹地跟同学们谈心：“读书归根结蒂还是武装了自己，用知识武装了自己，知识越多越有力量。在漫长的人生路上，知识不仅是我们的忠实伴侣，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10年后，20年后，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同学们再相聚一堂，就会发现同学与同学之间，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那时候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想一想，就会对我今天的话有更深切的体会。”他总是那么慈祥、那么仁爱、那么亲和，一点也不教训人，一点也不轻视人，一点也不逼迫人，一点也没有居高临下或站在对立面的感觉；他的谈话，完全是设身处地与学生平等相待的、讨论启发式的、慈父长兄般的谆谆告诫。同学们在他的循循善诱下，终于慢慢亲近了老师、亲近了书本、亲近了知识。人是有潜能的。读书学习也有潜能。而潜能的激发，却决非易事。世间万事皆同理。无论什么事情，“要我干”、“命令我干”、“强迫我干”，总是被动的，总是消极的，总是难于激发潜能的，其结果也总会打了折扣。只有在“我要干”的情势下，才能是主动的、积极的，才会充分发挥潜能，其结果才总会最好。王耀楚老师深谙此道，他不管是当班主任还是进行语文教学，总是千方百计让学生从“要我读书”的状况向“我要读书”的境界转化，都特别注意激发学生自觉、奋发的潜能，所以不断创造佳绩。
与同学们关系融洽后，语文课就出现了许多精彩。凭借他广博的知识功底和娴熟的课堂教学艺术水平，一门本来有点单调和枯燥乏味的课程，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艺术磁场。莘莘学子惊奇地发现，语言和文字原来都是瑰宝，能组合成那么多艺术珍品！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老中青幼妇，禾黍稻粱粟，喜笑怒骂忧，等等等等，信手拈来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真是太神奇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同学们都在心里盟誓：“一定要好好跟老师学，学最好的老师，做最好的自己！”
在此基础上，他广泛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改进语文教学。同学们提得最多的是作文，要求多写实实在在的文章，特别是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有可能用得上的文章。他非常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在校学习的时间有限，尽量多学一些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以为将来之用。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看着同学们在主动学习的问题上迈开了可喜的第一步。这也正好与他的教学计划相吻合。于是，他集中安排了日常公文等应用文体的教学，诸如通知、公告、请示报告、工作总结、调查报告、调研文章等等。他还坚持给同学们当面批改作文，全神贯注、特别细心，每个用错的标点符号、错别字、病句都一一改正，最后写好评语，记好分数，叮咛同学们多到图书馆看些课外书籍，增长见识，扩大知识面，提高写作水平。在每次作文讲评课中，他把写得好的文章让全班同学传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王耀楚老师在专业班的语文教学很快引起了学校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后来，干脆因人设事，开办了通讯专业班，由他当班主任和主要授课老师。他干劲十足，自己动手编写补充教材、编制详细的教学计划、联系聘请兼职教师、协商确定采访对象。他主讲写作基础知识、新闻理论、新闻文选，带领同学们走工厂矿山、下乡镇村庄、进商店街巷，面对面进行采访实践，然后辅导学生写成新闻文稿，又指导学生互相批改，最后再进行讲评总结提高。
这些专业班虽然只是共和国教育史上一个昙花一现的应急产物，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解决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如财会班学生毕业后，不少都走上了财会工作岗位，阳天才同学由于工作优秀、成绩突出，后提拔担任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班长王伟查也担任了县统计局局长，杜正解担任了县农办主任。卫生班学生毕业后，基本上都从事医药卫生事业，李管生同学因医德好、业务拔尖，还担任了县正骨医院院长，王祥告同学成了武冈市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通讯班毕业的学生成了县广播系统的生力军。王伟查2008年在临退休前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师生真情，专门撰写了《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为党工作铁骨铮铮》一文。文中写道：“我在武冈二中读书，饱受了恩师的至深关爱……那时候学校搞学工学农、自力更生，学种蔬菜。同学们争当先进，每天清晨争着掏大粪浇菜。有一次我第一个抢到厕所掏粪处，一不小心板子滑动，我掉进粪坑，弄得满身是粪，使得别人送给我的唯一的一件破旧棉袄不能再穿。万分尴尬之际，恩师急忙从家里拿来自己的棉袄、鞋子、袜子给我穿上，帮我渡过了难关。1972年国庆节，我留在学校值班守校，晚上去校内巡逻，途经红楼时摔下深坎，摔断了三根肋骨。我家是地道的农村贫困户，无钱医治，恩师和肖竞存老师慷慨解囊，并精心照料我三个多月，我才恢复了健康。恩师还常常为我交生活费，我常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老师的那份情、那份真、那份人世间纯真的关爱，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我诚恳地希望，我们中国既有人性又有党性，既讲学习、讲政治、讲党性、又讲正气的以天下为公的好官如雨后春笋；我更希望像我恩师王耀楚这样的既有高尚人性又有党性、正气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层出不穷。”
1975年下学期，经省教育局批准，县里创办五七大学，一位县领导兼校长，县文教局局长傅鸣勋兼任党支部书记，戴友元任副书记、副校长，从武冈二中抽调副校长刘文明任副校长抓教学，骨干教师从几所县属中学借调。丁光、王耀楚、许第敏、许治涛、王慈作都在借调之列。此外，还从县农业局、卫生局借调了谌泉章、程苏民等专业技术骨干。
五七大学选址龙田公社的合心大队原县玉屏农垦场。这里离县城约10公里左右，有大片松树林、水田、100多亩茶叶地。茶叶地的周边，有猫儿岩等几座小石山；数公里之外，是横亘于武冈、绥宁两县之间的巍巍雄峙的天子岭大山。这里名为大学，其实连个茅棚也没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一切都需白手起家、自己建设。
王耀楚挑着行李，兴致勃勃来到五七大学。他是上过大学的，在长沙，岳麓山下、湘江之滨的湖南师范学院有多大？从二里半到麓山门，公共汽车整整一站路，全是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这还是北院，还有南院。至于教工宿舍，更是星罗棋布。旁边的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就更大了！现如今县里也办大学，要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能办得起来吗？一路上，他不停地设问，又不停地作答。他想，上面既然已经作出决策，想必也是有一定把握的，自己只需要脚踏实地努力去干就行了。况且，从普通中学办专业班的实践中，他也捕捉到了一种信息，国家已搞了这么长时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了，肯定会抓经济建设，肯定需要大批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自己能战斗在为国育才第一线，能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培育人才，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光荣、一种机遇、一种缘份！
他和另外两位教师一起，被安排在附近一位下放知识青年戴建平家里借住。已到职的领导和教师，全部都是借住在附近的社员群众家中。
第一件大事是盖房子。不是用推土机、挖掘机、吊车，而是用赤手空拳！
没有红砖。甚至连未经烧制的土砖也没有！
那用什么做建筑材料？就用泥土！
湘西南非比陕北，气候潮湿，地下水位高，连窑洞也不能挖。有人也挖过洞，想用来贮藏物品。可是挖着挖着，就有泉水涌出，结果成了一口井！
说起这种盖房子的方式，如今的年轻人是没有眼福看不到的了。只有在解放前，乡村农民因为穷，才发明了这种盖房子的方法。首先是筑墙。工具是用一种墙盒子，也叫墙板，就是用木板做成一个长方体，不过只有3面，上面无盖，下面无底，有一个端头空着用活动闩固定。筑墙时先在墙盒里填土，然后用粗棒槌夯紧，再填土，再夯紧。如此逐步筑上去。王耀楚很乐观，边筑墙边说笑话：“我们没赶上南泥湾开荒种地纺棉花，没能上‘抗大’住窑洞，却赶上了在五七大学筑土墙盖新房。这种筑土墙盖新房的创举，今后或许会有人写到书里去！”逗得其他的老师捧腹大笑，浑身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
土墙筑到一定的高度，老师们就带领学生上天子岭大山砍来树木作桁条，砍来楠竹作椽皮，割来茅草当屋瓦。很短的时间内，新屋就盖好了。老书记傅名勋也搬进新房居住，刘文明副校长、丁光老教师、办公室负责人周宜馥老少3人则睡在一张床上，虽然地面有点潮湿，土墙也未经粉刷，但都非常惬意，还说真正闻到了泥土的芬芳，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南泥湾精神。
学校也办起了自己的食堂。当然很简陋，没有包厢，没有圆桌，甚至没有凳子。老师们吃饭时，到临时垒起的灶台上打好饭菜，就端着饭钵子到露天草地上，然后或蹲下，或站立，狼吞虎嚥，倏忽就风卷残云。吃饱了，有人就模仿前苏联电影里的姿势和声音：“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他们心里明白，有县委领导、教育局长在前面撑着，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等专项经费划拨下来，红砖楼房、水泥球场、教学设备都会有的。如今是创业阶段，不吃点苦哪还叫“白手起家”？今后在后来者面前，怎好意思说“吃水莫忘挖井人”？
就这样“头顶一片蓝天，脚踏一片草坪”，五七大学的教师们，准确点说，是先行者们、创业者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荒山野岭上，惨淡经营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县一级基层遍地开花办大学的梦想。
忠心赤胆的从各中学、各有关科局抽调来的骨干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们，挥动着自己并不灵巧的双手，在茶园里采摘茶叶......
山坡上，老师们挥动着随身带来的银锄，在刨草皮，烧制土子灰，为农作物准备肥料......
几个月后，学校用师生亲手烧制的红砖终于盖成了两间地面没有铺水泥、内墙没有粉刷的教室，还有两座同样简陋的男女生宿舍。
首次招生的是师资班、农技班。学生都由贫下中农推荐入学，培养对象为小学教师和公社农技员。
那时新生入学不要考试，名义上是由贫下中农推荐。说起来其实也比较简单，县里将名额分配到公社，公社再分配到大队。大队根本也不开什么贫下中农会研究，当头的根据印象想让谁去就给谁填表，再签上“同意推荐”的话，盖上红印章。公社再照签“同意推荐”照盖红色大印送到县教育局，然后下发录取通知书就大功告成。此举省事倒也省事，也阳光，全过程都是名正言顺、公开办理的，因为不要文化考查也无从考试舞弊或弄虚作假。只是这样招收的新生，文化程度、年龄都有点参差，小的十七八岁，大的快40岁了也不一定；有初、高中毕业生，也有与领导关系好或沾亲带故、没进过中学门坎，却在乡村小学有十几年教龄的代课老师。如果单就文化知识而言，有的学生完全可以充当另一些学生的老师；如果单从年龄上看呢，有的学生又完全可以充当另一些学生的父母。
王耀楚担任师资班班主任，教语文，对所有的新生都充满爱心。这群最特殊的学生，在眼下这个最特殊的时候，聚集在五七大学这个最特殊的地方。他们都是满怀希望而来，对未来充满憧憬，而且都和若干年前的自己一样，选择了教书育人这门崇高伟大而又十分艰难的职业。作为先行者，作为幸运者，作为过来人，自己应全身心地、无条件地、尽其所能地向他们“传道”、“授业”，使他们短暂的培训时间不致虚度。他从来就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的古训，相信不管客观环境多么艰苦，不管参加接力赛跑的队伍多么良莠不齐，只要尽心尽力去培养扶植，都会产生千里马，都会产生良才干将。五七大学这片暂时还显得过于贫瘠的土壤也不例外。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可以作为见证：第一次班会是在山头草坪上开的，那时教室还未修建好。等学生到齐之后，王耀楚幽默地说：“同学们，今天在山头开会，先来一次考试。别紧张，不是我考你们，而是由你们来考我。题目是开学已有7天，我能不能叫出每个同学的名字。”说完，王耀楚就指着一个学生然后叫出他的名字，就这样逐个逐个地叫完50多个学生的名字，竟然没有叫错一个，赢得全班同学热烈的掌声。这个小故事体现了王耀楚的一种信念：关心爱护学生，必须从认识他并且记住他的名字开始。
校领导以惊人的毅力实施了坚强的领导和正确决策，紧紧依靠和充分发挥教职员工的创造精神，在一张白纸上写新的文字，画新的图画。
应该开设的各种文化课程都开设了。
能够开设的有关专业课程也创造条件开设了。
学校教育既注重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提高，又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和培养，还注重了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同时兼顾一些年纪轻素质高的同学日后可以继续深造和发展。
课堂上，老师们使出浑身解数力图让学生坐得住、听得懂、记得下。王耀楚老师不仅坚持按时上课、认真教学，还鼓励大家刻苦学文化，谆谆告诫大家学好文化将来大有用场。由于同学们的拼音基础差，在上课前，他就带领大家唱《汉语拼音字母歌》。他还大胆改革，把同学们分成若干个小组，对课文先预习，然后按小组讨论，在课堂上由同学讲解，他最后再归纳总结，气氛十分活跃。因此，同学们特别喜欢语文课，觉得轻松、愉快，每节课都能学到有用的东西。他还特别注重作文教学。每节作文课，他会提出总的要求，时间、题目一般不限，只要第二天交卷就行，留给同学们足够的自由写作空间。
学工、学农是重要的教学内容。由于学校的周围都是农村，所以学农更方便。同学们经常在老师带领下到附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插秧、扮禾、种油菜小麦都干过。学校自己还有农场蔬菜，也经常需要挖地、锄草、中耕、施肥。另有一个大茶场，每到春夏两季，师生们就得花不少时间忙于采茶、制茶。王耀楚老师总是把学农的过程跟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指导学生细心观察体验生活，写出有创意、有生动情节和细节、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来。在作文讲评时又画龙点睛地加以深化提高，告诫同学们如何在平常的生活中注意留心观察、认真思考、有的放矢、捕捉细节；如何在下笔写作前审清题意、提炼主题、精密构思、取舍材料；如何在正式写作时凝聚精力、文思泉涌、跌宕起伏、一气呵成；如何在文章写完后自诊自断、静心细读、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还特意给同学们讲贾岛改诗的故事，说贾岛的诗本来写得很好，但他力求最好，写好后总是一改再改。有一次他写了“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的诗句后，觉得“推”字仍有不足之处，就试图改换成别的字，经过一番思索后，终于改成了“敲”字。但“推”字与“敲”字到底哪个字更好，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反复吟诵。吟诵来吟诵去，又实地去“推门”和“敲门”，一比较，有了结果，“敲”比“推”好，因为“敲”既有形又有声，更适合“月下”的特定环境，最后，采用了“敲”字。说到这里，他提高语气说：“贾岛改诗，改出了千古名句！改出了一段千古流传的佳话！”
师资班的学员依依不舍告别五七大学后，绝大部分都活跃在全县教育战线，成了乡村学校的新鲜血液和骨干中坚。也有一部分在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入高等院校，成为新时期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如郭荣学同学1979年考入高校，毕业后以优异的业绩和骄人的作为，一路春风得意马蹄疾，被选调到湖南省教育厅工作，后担任普教处处长。
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没完没了还在蔓延。但国家需要人才，经济建设需要人才，因为连续几年高等学校不招生，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也不招生，许多行业和领域因无“新鲜血液”补充已无以为继。1969年春季普通中学开始招生，1970年部分高等院校开始由基层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目的都是为解人才需求的燃眉之急。全面复兴教育虽然还没有作为当务之急列入议事日程，但距离作为当务之急列入议事日程的时间应该已不太遥远了。“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个国家对于人才的匮乏，当教师的有时也能先知一点哦！但先知归先知，你即便先知了又能怎么样？其实也用不着怎么样，就象人类的第六感觉，冥冥之中能感觉到罢了。王耀楚目下和即将要经历的，自觉应该是全面复兴教育的前奏曲了。不过这个前奏曲顺不顺畅、间不间断、有无反复、需演奏多长时间，他是无论如何也先知不了的。
学校已非昔时的学校。号称县里最高学府的武冈二中，这时除了有普通高中班以外，还开办了5个专业班，即财会、卫生、化工、植保和农机。学校负责抓教学的副校长刘文明对王耀楚很了解，特别是对他的语文教学水平和工作态度有深切的了解。鉴于专业班学制短、对文化知识的实际应用性强，才作为特殊需要人才特意点名将他从基层调回的。在分配教学任务时，除植保班外，其余4个专业班的语文教学全部由他担任。他自知担子重、责任大，出于对领导的理解和形势的认同，咬咬牙二话没说也就承担了。
专业班和普通高中班的教学，严格说来还是有区别的。就教学目的而言，专业班更注重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不仅要帮助学生掌握基础和专业知识，更要教会学生运用基础和专业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即在解决“为什么”的同时，还要解决“怎么办”。就教学内容而言，须增加应用文的份量，诸如公文、报告、总结、调研文章以及常用新闻文体，诸如消息、通讯、小评论、新闻分析之类。就教学形式而言，除传统课堂教学之外，应带领学生“走出去”，深入基层现场教学；“请进来”，聘请有经验的行家里手现身说法进行直观教学。经过一番短暂的但比较周密的思考之后，他形成了以上一些粗略的想法。他把自己的想法向钟鹤鸣、张松山、刘志华、沈生福等班主任征求意见，大家一致同意。然后口头向学校主管领导刘文明副校长作了汇报。刘听后高兴地说：“你的想法很好。就大胆地干吧！”
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当时“读书无用”的思想还根深蒂固。有的学生把“二分之一和五分之一谁小谁大”说成是“当然五分之一大”；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解释为“知道的就不要讲，即使讲也不要讲完”；把“鍚荼壸”念成“锡茶壶”......尽管闹了不少笑话，但还是强词夺理、大言不惭：“只要阶级斗争觉悟高，照样前程远大过金桥！”他没有针尖对麦芒地进行驳斥，而是顺着同学们的思路加以引导，讲原子弹爆炸、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靠的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半点马虎和误差。我们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练好过硬本领，才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更好地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他特别推心置腹地跟同学们谈心：“读书归根结蒂还是武装了自己，用知识武装了自己，知识越多越有力量。在漫长的人生路上，知识不仅是我们的忠实伴侣，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10年后，20年后，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同学们再相聚一堂，就会发现同学与同学之间，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那时候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想一想，就会对我今天的话有更深切的体会。”他总是那么慈祥、那么仁爱、那么亲和，一点也不教训人，一点也不轻视人，一点也不逼迫人，一点也没有居高临下或站在对立面的感觉；他的谈话，完全是设身处地与学生平等相待的、讨论启发式的、慈父长兄般的谆谆告诫。同学们在他的循循善诱下，终于慢慢亲近了老师、亲近了书本、亲近了知识。人是有潜能的。读书学习也有潜能。而潜能的激发，却决非易事。世间万事皆同理。无论什么事情，“要我干”、“命令我干”、“强迫我干”，总是被动的，总是消极的，总是难于激发潜能的，其结果也总会打了折扣。只有在“我要干”的情势下，才能是主动的、积极的，才会充分发挥潜能，其结果才总会最好。王耀楚老师深谙此道，他不管是当班主任还是进行语文教学，总是千方百计让学生从“要我读书”的状况向“我要读书”的境界转化，都特别注意激发学生自觉、奋发的潜能，所以不断创造佳绩。
与同学们关系融洽后，语文课就出现了许多精彩。凭借他广博的知识功底和娴熟的课堂教学艺术水平，一门本来有点单调和枯燥乏味的课程，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艺术磁场。莘莘学子惊奇地发现，语言和文字原来都是瑰宝，能组合成那么多艺术珍品！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老中青幼妇，禾黍稻粱粟，喜笑怒骂忧，等等等等，信手拈来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真是太神奇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同学们都在心里盟誓：“一定要好好跟老师学，学最好的老师，做最好的自己！”
在此基础上，他广泛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改进语文教学。同学们提得最多的是作文，要求多写实实在在的文章，特别是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有可能用得上的文章。他非常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在校学习的时间有限，尽量多学一些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以为将来之用。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看着同学们在主动学习的问题上迈开了可喜的第一步。这也正好与他的教学计划相吻合。于是，他集中安排了日常公文等应用文体的教学，诸如通知、公告、请示报告、工作总结、调查报告、调研文章等等。他还坚持给同学们当面批改作文，全神贯注、特别细心，每个用错的标点符号、错别字、病句都一一改正，最后写好评语，记好分数，叮咛同学们多到图书馆看些课外书籍，增长见识，扩大知识面，提高写作水平。在每次作文讲评课中，他把写得好的文章让全班同学传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王耀楚老师在专业班的语文教学很快引起了学校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后来，干脆因人设事，开办了通讯专业班，由他当班主任和主要授课老师。他干劲十足，自己动手编写补充教材、编制详细的教学计划、联系聘请兼职教师、协商确定采访对象。他主讲写作基础知识、新闻理论、新闻文选，带领同学们走工厂矿山、下乡镇村庄、进商店街巷，面对面进行采访实践，然后辅导学生写成新闻文稿，又指导学生互相批改，最后再进行讲评总结提高。
这些专业班虽然只是共和国教育史上一个昙花一现的应急产物，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解决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如财会班学生毕业后，不少都走上了财会工作岗位，阳天才同学由于工作优秀、成绩突出，后提拔担任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班长王伟查也担任了县统计局局长，杜正解担任了县农办主任。卫生班学生毕业后，基本上都从事医药卫生事业，李管生同学因医德好、业务拔尖，还担任了县正骨医院院长，王祥告同学成了武冈市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通讯班毕业的学生成了县广播系统的生力军。王伟查2008年在临退休前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师生真情，专门撰写了《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为党工作铁骨铮铮》一文。文中写道：“我在武冈二中读书，饱受了恩师的至深关爱……那时候学校搞学工学农、自力更生，学种蔬菜。同学们争当先进，每天清晨争着掏大粪浇菜。有一次我第一个抢到厕所掏粪处，一不小心板子滑动，我掉进粪坑，弄得满身是粪，使得别人送给我的唯一的一件破旧棉袄不能再穿。万分尴尬之际，恩师急忙从家里拿来自己的棉袄、鞋子、袜子给我穿上，帮我渡过了难关。1972年国庆节，我留在学校值班守校，晚上去校内巡逻，途经红楼时摔下深坎，摔断了三根肋骨。我家是地道的农村贫困户，无钱医治，恩师和肖竞存老师慷慨解囊，并精心照料我三个多月，我才恢复了健康。恩师还常常为我交生活费，我常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老师的那份情、那份真、那份人世间纯真的关爱，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我诚恳地希望，我们中国既有人性又有党性，既讲学习、讲政治、讲党性、又讲正气的以天下为公的好官如雨后春笋；我更希望像我恩师王耀楚这样的既有高尚人性又有党性、正气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层出不穷。”
1975年下学期，经省教育局批准，县里创办五七大学，一位县领导兼校长，县文教局局长傅鸣勋兼任党支部书记，戴友元任副书记、副校长，从武冈二中抽调副校长刘文明任副校长抓教学，骨干教师从几所县属中学借调。丁光、王耀楚、许第敏、许治涛、王慈作都在借调之列。此外，还从县农业局、卫生局借调了谌泉章、程苏民等专业技术骨干。
五七大学选址龙田公社的合心大队原县玉屏农垦场。这里离县城约10公里左右，有大片松树林、水田、100多亩茶叶地。茶叶地的周边，有猫儿岩等几座小石山；数公里之外，是横亘于武冈、绥宁两县之间的巍巍雄峙的天子岭大山。这里名为大学，其实连个茅棚也没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一切都需白手起家、自己建设。
王耀楚挑着行李，兴致勃勃来到五七大学。他是上过大学的，在长沙，岳麓山下、湘江之滨的湖南师范学院有多大？从二里半到麓山门，公共汽车整整一站路，全是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这还是北院，还有南院。至于教工宿舍，更是星罗棋布。旁边的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就更大了！现如今县里也办大学，要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能办得起来吗？一路上，他不停地设问，又不停地作答。他想，上面既然已经作出决策，想必也是有一定把握的，自己只需要脚踏实地努力去干就行了。况且，从普通中学办专业班的实践中，他也捕捉到了一种信息，国家已搞了这么长时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了，肯定会抓经济建设，肯定需要大批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自己能战斗在为国育才第一线，能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培育人才，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光荣、一种机遇、一种缘份！
他和另外两位教师一起，被安排在附近一位下放知识青年戴建平家里借住。已到职的领导和教师，全部都是借住在附近的社员群众家中。
第一件大事是盖房子。不是用推土机、挖掘机、吊车，而是用赤手空拳！
没有红砖。甚至连未经烧制的土砖也没有！
那用什么做建筑材料？就用泥土！
湘西南非比陕北，气候潮湿，地下水位高，连窑洞也不能挖。有人也挖过洞，想用来贮藏物品。可是挖着挖着，就有泉水涌出，结果成了一口井！
说起这种盖房子的方式，如今的年轻人是没有眼福看不到的了。只有在解放前，乡村农民因为穷，才发明了这种盖房子的方法。首先是筑墙。工具是用一种墙盒子，也叫墙板，就是用木板做成一个长方体，不过只有3面，上面无盖，下面无底，有一个端头空着用活动闩固定。筑墙时先在墙盒里填土，然后用粗棒槌夯紧，再填土，再夯紧。如此逐步筑上去。王耀楚很乐观，边筑墙边说笑话：“我们没赶上南泥湾开荒种地纺棉花，没能上‘抗大’住窑洞，却赶上了在五七大学筑土墙盖新房。这种筑土墙盖新房的创举，今后或许会有人写到书里去！”逗得其他的老师捧腹大笑，浑身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
土墙筑到一定的高度，老师们就带领学生上天子岭大山砍来树木作桁条，砍来楠竹作椽皮，割来茅草当屋瓦。很短的时间内，新屋就盖好了。老书记傅名勋也搬进新房居住，刘文明副校长、丁光老教师、办公室负责人周宜馥老少3人则睡在一张床上，虽然地面有点潮湿，土墙也未经粉刷，但都非常惬意，还说真正闻到了泥土的芬芳，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南泥湾精神。
学校也办起了自己的食堂。当然很简陋，没有包厢，没有圆桌，甚至没有凳子。老师们吃饭时，到临时垒起的灶台上打好饭菜，就端着饭钵子到露天草地上，然后或蹲下，或站立，狼吞虎嚥，倏忽就风卷残云。吃饱了，有人就模仿前苏联电影里的姿势和声音：“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他们心里明白，有县委领导、教育局长在前面撑着，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等专项经费划拨下来，红砖楼房、水泥球场、教学设备都会有的。如今是创业阶段，不吃点苦哪还叫“白手起家”？今后在后来者面前，怎好意思说“吃水莫忘挖井人”？
就这样“头顶一片蓝天，脚踏一片草坪”，五七大学的教师们，准确点说，是先行者们、创业者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荒山野岭上，惨淡经营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县一级基层遍地开花办大学的梦想。
忠心赤胆的从各中学、各有关科局抽调来的骨干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们，挥动着自己并不灵巧的双手，在茶园里采摘茶叶......
山坡上，老师们挥动着随身带来的银锄，在刨草皮，烧制土子灰，为农作物准备肥料......
几个月后，学校用师生亲手烧制的红砖终于盖成了两间地面没有铺水泥、内墙没有粉刷的教室，还有两座同样简陋的男女生宿舍。
首次招生的是师资班、农技班。学生都由贫下中农推荐入学，培养对象为小学教师和公社农技员。
那时新生入学不要考试，名义上是由贫下中农推荐。说起来其实也比较简单，县里将名额分配到公社，公社再分配到大队。大队根本也不开什么贫下中农会研究，当头的根据印象想让谁去就给谁填表，再签上“同意推荐”的话，盖上红印章。公社再照签“同意推荐”照盖红色大印送到县教育局，然后下发录取通知书就大功告成。此举省事倒也省事，也阳光，全过程都是名正言顺、公开办理的，因为不要文化考查也无从考试舞弊或弄虚作假。只是这样招收的新生，文化程度、年龄都有点参差，小的十七八岁，大的快40岁了也不一定；有初、高中毕业生，也有与领导关系好或沾亲带故、没进过中学门坎，却在乡村小学有十几年教龄的代课老师。如果单就文化知识而言，有的学生完全可以充当另一些学生的老师；如果单从年龄上看呢，有的学生又完全可以充当另一些学生的父母。
王耀楚担任师资班班主任，教语文，对所有的新生都充满爱心。这群最特殊的学生，在眼下这个最特殊的时候，聚集在五七大学这个最特殊的地方。他们都是满怀希望而来，对未来充满憧憬，而且都和若干年前的自己一样，选择了教书育人这门崇高伟大而又十分艰难的职业。作为先行者，作为幸运者，作为过来人，自己应全身心地、无条件地、尽其所能地向他们“传道”、“授业”，使他们短暂的培训时间不致虚度。他从来就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的古训，相信不管客观环境多么艰苦，不管参加接力赛跑的队伍多么良莠不齐，只要尽心尽力去培养扶植，都会产生千里马，都会产生良才干将。五七大学这片暂时还显得过于贫瘠的土壤也不例外。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可以作为见证：第一次班会是在山头草坪上开的，那时教室还未修建好。等学生到齐之后，王耀楚幽默地说：“同学们，今天在山头开会，先来一次考试。别紧张，不是我考你们，而是由你们来考我。题目是开学已有7天，我能不能叫出每个同学的名字。”说完，王耀楚就指着一个学生然后叫出他的名字，就这样逐个逐个地叫完50多个学生的名字，竟然没有叫错一个，赢得全班同学热烈的掌声。这个小故事体现了王耀楚的一种信念：关心爱护学生，必须从认识他并且记住他的名字开始。
校领导以惊人的毅力实施了坚强的领导和正确决策，紧紧依靠和充分发挥教职员工的创造精神，在一张白纸上写新的文字，画新的图画。
应该开设的各种文化课程都开设了。
能够开设的有关专业课程也创造条件开设了。
学校教育既注重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提高，又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和培养，还注重了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同时兼顾一些年纪轻素质高的同学日后可以继续深造和发展。
课堂上，老师们使出浑身解数力图让学生坐得住、听得懂、记得下。王耀楚老师不仅坚持按时上课、认真教学，还鼓励大家刻苦学文化，谆谆告诫大家学好文化将来大有用场。由于同学们的拼音基础差，在上课前，他就带领大家唱《汉语拼音字母歌》。他还大胆改革，把同学们分成若干个小组，对课文先预习，然后按小组讨论，在课堂上由同学讲解，他最后再归纳总结，气氛十分活跃。因此，同学们特别喜欢语文课，觉得轻松、愉快，每节课都能学到有用的东西。他还特别注重作文教学。每节作文课，他会提出总的要求，时间、题目一般不限，只要第二天交卷就行，留给同学们足够的自由写作空间。
学工、学农是重要的教学内容。由于学校的周围都是农村，所以学农更方便。同学们经常在老师带领下到附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插秧、扮禾、种油菜小麦都干过。学校自己还有农场蔬菜，也经常需要挖地、锄草、中耕、施肥。另有一个大茶场，每到春夏两季，师生们就得花不少时间忙于采茶、制茶。王耀楚老师总是把学农的过程跟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指导学生细心观察体验生活，写出有创意、有生动情节和细节、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来。在作文讲评时又画龙点睛地加以深化提高，告诫同学们如何在平常的生活中注意留心观察、认真思考、有的放矢、捕捉细节；如何在下笔写作前审清题意、提炼主题、精密构思、取舍材料；如何在正式写作时凝聚精力、文思泉涌、跌宕起伏、一气呵成；如何在文章写完后自诊自断、静心细读、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还特意给同学们讲贾岛改诗的故事，说贾岛的诗本来写得很好，但他力求最好，写好后总是一改再改。有一次他写了“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的诗句后，觉得“推”字仍有不足之处，就试图改换成别的字，经过一番思索后，终于改成了“敲”字。但“推”字与“敲”字到底哪个字更好，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反复吟诵。吟诵来吟诵去，又实地去“推门”和“敲门”，一比较，有了结果，“敲”比“推”好，因为“敲”既有形又有声，更适合“月下”的特定环境，最后，采用了“敲”字。说到这里，他提高语气说：“贾岛改诗，改出了千古名句！改出了一段千古流传的佳话！”
师资班的学员依依不舍告别五七大学后，绝大部分都活跃在全县教育战线，成了乡村学校的新鲜血液和骨干中坚。也有一部分在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入高等院校，成为新时期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如郭荣学同学1979年考入高校，毕业后以优异的业绩和骄人的作为，一路春风得意马蹄疾，被选调到湖南省教育厅工作，后担任普教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