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办?我每天面对着一个机器,你知道吗?他像一台电脑,总是在不折不扣地进行他的运算,而有时他也会像电脑一样死机。但更多的时候他会像数学家或者逻辑学家一样思考缜密,并且运算也会准确无误。他可以不顾别人的打扰,坚持把结果追本溯源。没有谁可以影响到他,他的父母,我,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现在唯独没有试过的就只有您了,虽然我很不愿意相信他的灵魂上出了什么问题,但您若能够把他治好,我仍会由衷地感激您的。”她说得很激动,并且声音中夹杂着抽泣声。

    “您是他的妻子?”我问。

    “是的,先生。对不起,我忘了作自我介绍了。”她回答说。

    “没关系。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的?一直是,还是某个事故以后?”我又问。

    “您也认为这是一次事故惹的祸吗?”她反问我说。

    “我是在等你说,我说的只是我自己的推测而已,而我更想听到实际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我说。

    “实际情况我也不知道,他有一天晚上下班回家就这样了。那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一天,就像将一滴水汇入一条河中那样毫不惹眼。我也向他的同事打听过,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天他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他像平常一样,’他的一位同事是这样强调地。”她回答说。

    我没办法马上给她任何结论,我需要知道她是否向我隐瞒了什么,或者是一些她并不认为是重要的事情,而这些疑问我的助手来了以后就会有结果。

    我让她先稍等一会,暗示掌灯人站在我的身边看她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当然会伴有端茶倒水这样的理由存在着。他理解我的意思,他能读懂我的心思,当然他也能读懂她的。

    我们就这样沉默了五分钟,而掌灯人丝毫没有任何发现。我既为他的读心术失灵感到高兴,同时也有一点点失落,因为对于这个病例的解决我还无从下手。

    “我还不能完全确定他是如何造成这种情况的,不过按照一般原则,一定有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发生了转变。”我说,顺便打断了长时间的沉默。

    “您一定是对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之前在家一直都是温文尔雅的,丝毫不像现在这样。”她说。

    “那么他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我说。

    “这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同事说他很正常,所以我就没多问。我会再向他的同事讨教的,不过您真的认为这对治疗有帮助吗?”她说。

    “也许有,也许没有。不过眼下我也别无他法,只能把这当做一次机会了。”我说

    “那我赶快去打听你需要了解的事情,也许这种尝试的机会会举不胜举的。”她说。

    她说完之后,我们对视着。她低下了头,而我也尴尬的笑了笑。

    她离开后,我又考虑这件事,觉得事情的蹊跷之处应该在于他的生活和工作两个方面,也许是一种双重角色或者多重角色的混乱。虽然交谈中我已经这样判断了,可是自己还是犹豫了,一半是对自己能力的不信任,另一半是觉得自己的能力真的不够。算了,事情的解决反正已经朝向那个方向,接下来就敬候佳音等待结果吧!她会给我带来希望的,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我心里暗暗的想。当我走到窗口,在转头的时候,看见掌灯人在一个开着缝的门口偷偷注视着我,我们对视不到一秒钟他就逃走了。他的目的是在窥探我的心思,还是学习我的能力,我真希望两者都不是,否则的话我的灵魂和事业都无容身之地了。

    第二天一早,那位女士就来到了我的诊所等待。当她见到我的时候,眼睛中充满了敬仰之情。未及我说出属于医生的一套措辞,她已经迫不及待的夸赞我了。

    她说:“先生,您真是料事如神,我的丈夫果然早就有问题了。”

    面对如此激动的她,如果不明真相的人看到,还以为她是为了丈夫早已出现的精神问题而喝彩。不过我没有乱想太久,而是马上就回到了正题上。我问:“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早有征兆?”

    她回答说:“是的,他上班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在同学朋友面前又是别的样子。总之,他扮演多少种身份,就有多少种角色。可是……”她停顿了,一下子接受它们需要很长时间,同样说出来也并不简单。

    “可是他现在让所有角色的表现统一了,成了一种类似机器的角色行为。”我用对待病人家属的口吻跟她说,并没有带着任何的惊讶之情。

    “是的,他太精密了,像是一块机械表。我希望他能够回到从前,让我们继续像家人一样生活。如果他恢复不了正常……”她哭着说。

    “恢复正常?你觉得什么样是正常的,随时随地披上各种各样的面具?他现在的状态已经再正常不过了,他已经把自己的多重身份变成一种角色,同样把所有的角色都表现为一种行为。他再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伪装,就这样一种处事原则多好。”我说。

    她似乎并不认同我的话,认为我只是在胡扯,或者认为我是为自己的无能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她一声不吭地低头坐在那里,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我等了好一会儿,她也没有把话说出口,所以我揣测是不是她想把自己丈夫的角色表现换成对待家人的那种。因为人们愿意留下的最后一张面具一定是留给最亲的人的,可是这位病人的家属似乎不大愿意接受。

    我说:“你是不是希望你丈夫的角色表现改变,变成一种父母心中的好儿子、你心中的好丈夫、儿女心中的好爸爸形象。”

    她说:“如果可以变成那样自然是最好,可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他最后的选择是做一个像机械一样的人,而不是在家里的那种角色。”

    她似乎想知道她丈夫改变的原因,但真相很多时候都是伤人的。或者不是真相伤人,是造成真相结果出现的一些事情伤人,这件事就有一个被伤害的人,但不是病人的家属,而是病人自己。我想明白地告诉她,但为了了结这件事,我还是决定保密。我说:“如果可以治愈丈夫的问题,就让他单独来我的诊所吧!至于你的问题,如果我将他治好了,他自然会跟你说的。”

    她走后,我想知道自己做的有没有错,就去问了掌灯人。可是他不赞成我做的,如果我不告诉病人的家属,她就一直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如果让病人自己告诉家人,我想他也不会变成如今这样,要么一家人其乐融融,要么一家人分崩离析。我仔细推敲了掌灯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我只保护了其中一方的人,虽然这一方的人多,但也只是权衡利弊,而不是不遗余力。于是,我又联系了病人的家属,让他们在病人离开以后全部都到诊所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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