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
半个多世纪前，何兹全先生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一文中，详细论述了东晋南朝钱币使用的广泛性和交换经济的发达。对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钱币问题，长期以来鲜有论者作系统梳理，偶有论者也大都认为该时期货币经济严重衰落，钱币基本退出流通领域，甚至认为倒退到纯粹自然经济时代，完全是实物经济的天下。考诸史实，这种看法值得进一步讨论。一、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的钱币铸造和流通问题
十六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凋敝，商业废弛。不过，在社会相对安定的间隙，局部地区和某些时段的商品经济仍有所恢复和发展，钱币使用并未绝迹。前凉张轨时期就曾铸行钱币，史载：“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注：《晋书》卷86《张轨传》。）。河西地区行钱时间较长，如后凉时以钱标明谷价，“谷价踊贵，斗直五百”（注：《晋书》卷122《吕光载记》。）；北凉沮渠蒙逊“散钱以赐百姓”等（注：《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与中原地区的混战局面相比，河西地区相对安宁，加之地处于中西方交通要道，与西域和中亚的贸易未曾中断，商旅往来频繁，行钱相对容易。
后赵在石勒时期，政治较为清明，统治者注意劝课农桑，减轻租税，发展生产，商业有所复苏。如襄国和平乐都有“市”（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丰国市则“五日一会”（注：《太平御览》卷827引《赵书》。）。石赵全盛时期，与东晋、西凉和周边民族均有贡献和聘使贸易往来。适应商品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石勒“置挈壶署，铸丰货钱”（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为了推行钱货，政府甚至采取了压低绢价、宫赋收钱甚至严刑竣法等强制措施，“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注：《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太平御览》卷836《资产部十六·钱下》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赵王三年，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钱三十文曰‘当千当万’，鼎铭十三字，篆不可晓，藏之于永丰仓。因此令公私行钱，而民不乐，乃重立禁制，官赋至皆取钱，廛肆故不行也。”）。虽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但其希望通过发行货币，促进商品流通，以收取商利的目的十分明显。石勒还曾一次赐与樊坦“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注：《晋书卷》卷105《石勒载记》下。），亦表明后赵的钱币有一定的贮藏量。石虎统治时，曾经“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注：《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以钱币代替谷帛赎罪，说明钱币使用有一定的广泛性。不过由于石赵穷兵黩武，连年战争，社会动荡，钱币终未通行全境。
前秦时期，关陇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商业一度比较兴盛，“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富商大贾“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注：《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来自西域和中亚的胡商在长安城中都能见到，史称“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注：《太平御览》363引车频《秦书》。）。在这样的商业背景下，流通领域中理应使用钱币，但史料阙如。有人认为苻坚曾毁铜人铸钱，《水经注》卷4“河水注”云：“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会贞按：下言苻坚毁二为钱，一推河中，是董卓毁九而存三也。”从前秦商业发展水平来看，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前燕也有行钱的记载，慕容皝赏赐谏臣“钱五万”（注：《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慕容评“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注：《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对聚敛钱货十分执着。此外，南方的成汉在李寿时曾铸“汉兴钱”，有人认为是最早的年号钱；李庠以讨羌有功，被赐钱多达百万（注：《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北魏太和（477－499年）以前，“钱货无所周流”，基本上为实物交易，但钱币使用也未绝迹。魏世祖（424－452年）讨伐凉州前，崔浩与奚斤争辩凉州有无水草，李顺替奚斤分辨，崔浩指责李顺“受人金钱，欲为之辞”（注：《魏书》卷35《崔浩传》；《北史》卷21《崔宏传附崔浩传》），以钱为贿赂之物。世祖还以战功赏赐王慧龙“剑马钱帛”（注：《魏书》卷38《王慧龙传》；《北史》卷35《王慧龙传》。）。北魏显祖（466－471年）时，元澄之父云治理徐兖有方，“为百姓所追恋，送遗钱货，一无所受。”（注：《魏书》卷19中《任城王澄传》。）。当时绢的价格也有以钱标定的，如“天安、皇兴间（466－471年），岁频大旱，绢匹千钱”（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对此我们不难理解，虽然北魏建国后百余年未遑兴铸钱币，但中原地区的汉人很早就有使用钱币的传统和习惯，民间使用的旧钱不可能完全废弃，人们在日常交往和社会生活中使用钱币自在情理之中。北魏前期的钱币来源，主要是用魏晋旧钱，此外也有从南朝抢掠而来的，如皇兴三年(469)年慕容白曜攻入东阳的时候，就获得“铜五千斤，钱十五万”（注：《魏书》卷50《慕容白曜传》。）。不过总体看来，十六国和北魏前期商品经济不发达，实物交易盛行，钱币流通使用仅见于少数几个政权的局部地区和时段，史书所称的“遂不用钱”、“钱终不行”、“钱货无所周流”等现象，应是当时普遍情形。二、北朝后期（北魏太和以后）的钱币铸造和流通问题
（一）官方铸币
北魏太和以后官方三次铸币，《魏书·食货志》载：“（太和）十九年（495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世宗永平三年（510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永安二年（529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魏分东西后，东魏武定（543－550年）初曾改铸，仍称永安五铢；西魏大统六年（540年）和十二年（546年）两次铸五铢钱。北齐初年沿用永安五铢，“文宣受禅（天保四年即553年），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注：《隋书》卷24《食货志》。）。北周铸行过三种钱，《隋书》卷24《食货志》载：“武帝保定元年（561年）七月，及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估之利，与布泉钱并行……至宣帝大象元年（579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由上可见，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北朝官方铸币共9次，与同时期的南朝差不多。
北朝官方铸币基本上承袭汉魏五铢传统，并以此来规范天下钱制。从北魏太和五铢、永平五铢、永安五铢，东西魏五铢到北齐常平五铢，都是五铢钱。东魏时，五铢钱的标准是“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天下钱“皆准此为数”。高澄还建议“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注：《魏书》卷110《食货志》。）。东魏在市场大门上悬秤以称钱重，惜未实行。北周铸行大钱，比五铢钱略重，名曰当五当十，实际上是一种减重求利的作法，大钱仍与五铢“三品并用”。这一点也与南朝类似，南朝历代官方铸币也是“钱重五铢，一依汉法”（注：《南齐书》卷37《刘悛传》。）。正如顾炎武所说，“自汉五铢以来，为历代通行之货”（注：《日知录》卷11《钱法之变》。），“南北朝皆铸五铢钱”（注：《日知录》卷11《五铢钱》。）。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创制，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元通宝发行，流通700多年，是汉唐时期最主要的币种，也是中国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发行最成功的金属货币。南北朝时期虽系乱世，从货币发展史的角度看，币制沿革依然没有背离这一历史发展轨迹。
（二）民间私铸
北魏新铸太和五铢的同时，就允许民间私铸，“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熙平二年（517年）冬，尚书崔亮奏广开恒农郡铜青谷、苇池谷、鸾帐山，河内郡王屋山，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等铜矿铸钱，私铸之风随之大盛，“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稍就小薄，价用弥贱”（注：《魏书》卷110《食货志》。）。永安五铢铸行后，为抑制私铸，北魏政府将国库藏绢拿到市场销售以稳定币值，但收效甚微，所谓“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注：《魏书》卷110《食货志》。）。东魏私铸轻滥尤多，王则“性贪婪，在（洛）州取受非法，旧京诸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注：《北齐书》卷20《王则传》。）。为了遏制这种局面，高欢曾派人收天下之铜及私铸之钱，下令全部改铸，史称“武定（543－550年）初，齐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然奸侥之徒，越法趋利，未几之间，渐复细薄”（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北齐私铸之风更甚，币种名目繁多，芜杂不堪，“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武平（570－576年）已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注：《隋书》卷24《食货志》。）。北周时因“人多盗铸”，不得不禁行新铸的五行大布。总之，私铸滥恶，币种杂糅，是北朝铸币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与南朝类似，如刘宋时“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注：《宋书》卷75《颜竣传》。），可见南朝私铸之烈不逊北朝。
私铸的根本原因是暴利驱使，当时“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余二百”，一斤铜可铸成薄钱二百文，获利两倍以上，钱愈薄则利愈厚，这对盗铸者无疑是很大的诱惑，于是私铸之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针对这种情况，北魏高恭之建议“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注：《魏书》卷77《高崇传附高恭之传》。），希望通过铸造大钱，一斤铜只许铸钱七十六文，而铜价至少为五十文，加上工料费用，使盗铸者无利可图。
私铸属于违法禁行为，北朝法律都严禁盗铸。北魏明帝时规定“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建义（528年）时，“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裴叔义在洛阳时，“与兄叔仁铸钱。事发，合家逃逸，叔义见执”（注：《北史》卷24《崔呈传附崔儦传》。）。北周政府也下令“铸钱者绞，其从者远配为民”（注：《周书》卷6《武帝纪》下。）。但是，由于北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法律禁令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政府甚至允许私铸，规定只要铜色精练，重够五铢，就可行用。如北魏时“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注：《魏书》卷58《杨播传》。），西魏大统（535－551年）时，“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加剧了私铸的泛滥。毫无疑问，北朝私铸泛滥，恶钱充斥市面，严重干扰了钱币的正常流通和商业秩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私铸屡禁不止，官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私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对货币的客观需求增多，这表明北朝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处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之中。
（三）钱币流通区域
北魏铸行太和五铢，欲以为“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实际上只是“专贸于京邑”，并未流布四境。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新钱甚至不如古钱好用，影响了商业贸易正常发展。永平三年（510年），北魏政府下令“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实际上默认了禁行之钱流通的既成事实。熙平初（516年），任城王元澄描述了当时各地用钱形制不一，流通混乱的情形时说：“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徐州、东南之州和河南州镇“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京师洛阳西北域内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而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又恢复为太和以前的实物交易。北齐只铸过一次钱，数量不大，“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北周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建德四年（575年），“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注：《隋书》卷24《食货志》。）以上为北朝钱币流通的大致情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是流通的区域有限。各代钱币流通均未布于全境，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和商业相对发达的统治中心区域，如北魏的京师洛阳、东魏北齐的冀州地区、西魏北周的关内地区等。二是流通的币制十分混乱。由于长期分裂和频繁战争，各地经济缺乏紧密联系，政府无力统一货币，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新旧杂糅，形制不一，官私并用，出现“接境乖商，连邦隔贸”（注：《魏书》卷110《食货志》。）的怪现象，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商业发展。三是钱帛兼行普遍。这一方面说明钱币短缺，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布帛经济的强固存在，货币经济受到排挤与冲击，这是北朝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表现。这种情况在南朝也存在，如“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注：《隋书》卷24《食货志》。）。三、北朝的钱币使用
北朝时期由于国家长期分裂，干戈不息，社会动荡，商品经济衰落，实物经济以其强固性而占主导地位，谷帛广泛用于交换媒介、价值尺度、租税、俸禄、赏赐、赎身、计赃、军费、悬赏、施舍、贿赂、聘礼和丧费等方面，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有充分论述。李剑农先生就曾指出，“北朝虽至太和以后开始行钱，仍未减其现物经济之色彩，绢帛犹据货币之重要地位”（注：《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9页。）。然而，就流通规律本身而言，与金属货币相比，实物充当货币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小额交易必须“裂匹为段”，而“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的使用价值已大大降低，谷帛易劳毁于商贩之手，投机分子更以湿谷要利、薄绢为市等。北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钱币使用的范围和区域逐步扩大，体现在商品交换、社会生活和国家财政等各个方面。
（一）钱与商品交换
北朝时期，在谷帛交易盛行的同时，钱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的基本职能仍继续发挥作用。从大宗商品如粮食、绢帛、马匹等到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以钱交易或计价的现象。如北魏因私铸泛滥导致粮价腾贵，“米斗几直一千”（注：《魏书》卷58《杨播传》。），东魏“元象(538－539)、兴和(539－542)之中，频岁大穰，谷斛九钱”（注：《隋史》卷24《食货志》。）。以钱标绢价者，如太和十九(495)年，“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永安二年(529)，为推行新铸五铢，在洛阳二市抛售官绢，“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在北朝，马是主要商品之一，马匹交易中很多是用钱的。如北魏羊深等六人“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送给友人常景（注：《魏书》卷82《常景传》。）：孝昌（525－527年）初，高谦之为河阴县令时，“有人囊盛瓦砾，指作钱物，诈市人马，因逃去……谦之乃伪枷一囚立于马市，宣言是前诈市马贼，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议者。有二人相见忻然曰：‘无复忧矣。’执送按问，具伏盗马，徒党悉获。（注：《魏书》卷77《高崇传》。）”可见河阴县有马市，也是用钱进行交易的。北齐天统（565－569年）、武平（570－576年）中，高元海执政，为增加府库收入，下令“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注：《北史》卷30《卢玄传附卢潜传》。），官方卖马也是用钱交易。
在生活用品买卖方面，也多以钱交换。有以钱买食物者，如北齐宋钦道为中山太守，“其州府佐吏使人间者，先酬钱然后敢食”（注：《北史》卷26《宋隐传附宋钦道传》。）：有以钱买菜者，如北齐时“官无菜，赊买于人，负钱三百万”（注：《北史》卷54《斛律金附斛律光传》。）。有以钱买药者，如西魏大统（535－551年）中，李辉多病，太祖“日赐钱一千，供其药石之费”（注：《周书》卷15《李弼传》。）：北齐库狄伏连鄙吝愚狠，“其妻病，以百钱买药，每自恨之”（注：《北史》卷53《慕容俨传附厍狄伏连传》。）。有以钱酤酒者，如周末隋初时独孤陁“尝从家中索酒，其妻曰：‘无钱可酤’”（注：《北史》卷61《独孤信传附独孤陁传》。）。
此外，在北朝著名农书《齐民要术》中，多以钱来标明农副产品价格，或计算种植、养殖成本与收益，如种瓜“瓜收亩万钱”《齐民要术·卷二·种瓜第十四》；种瓠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齐民要术·卷二·种瓠第十五》；种蔓菁“十亩得钱一万”《齐民要术·卷三·蔓菁第十八》；种桑树，一根拐杖“直二十文”，“马鞭一枚直十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弓材“一张三百”，车材“一乘直万钱”《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第四十五》。种榆“一年卖三十亩，得钱六十四万八千文”《齐民要术·卷五·种榆白杨第四十》。种槐“根直八钱，（亩）合收钱五十一万八千四百文……载直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钱五十八万三千二百文”《齐民要术·卷五·种槐第五十》。养羊“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齐民要术·卷六·养羊第五十七》。养鱼“枚直五十，（一年）得钱一百二十五万……（二年）得钱五百一十五万钱”《齐民要术·卷六·养鱼第六十一》等等。应当指出，这些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与上文提到的粮食、绢帛、马匹一样，是北朝传统市场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贾思勰作为一个大农学家，在其著作中反复以钱来计算价格和收益，并不是偶然的，应该是当时市场交换中钱币使用较为普遍的客观反映。北朝民歌中也有“东城采桑返，南市数钱归”（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北周诗》卷2。）、“苦李无人摘，秋瓜不直钱”（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北齐诗》卷1。）等语。
（二）钱与社会经济生活
钱作为财富的象征，往往成为人们聚敛追逐的对象。北朝官员也不例外，他们聚钱成风，如北魏平昌太守崔和“家巨富，而性吝啬，埋钱数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钱不买”（注：《魏书》卷24《崔玄伯传》。）；崔光韶“家足于财……绫绢钱布，匮箧充积”（注：《魏书》卷66《崔亮传》。）；景明时（500－503年），元诞任齐州刺史，在州贪暴，竟言“齐州七万户，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注：《魏书》卷19上《济阴王新成传》。）。为了追逐钱财，也有人不惜杀人越货，如董及祖“杀人取钱”（注：《魏书》卷37《司马楚之》。），崔轨“盗钱百万”（注：《魏书》卷24《崔玄伯传》。）等。
钱是达官显贵们穷奢极欲、恣情任物的标志。北魏高阳王雍“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注：《太平广记》卷165《吝啬·李崇》条引《洛阳伽蓝记》。）；北齐韩晋明“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注：《北齐书》卷15《韩轨传》。）；宠幸和士开与沙门昙献私通，“布金钱于献席下”（注：《北齐书》卷9《武成胡后传》。）；昏君高洋飞扬跋扈，“驰骋衢路，散掷钱物，恣人拾取，争竞喧哗，方以为喜”（注：《北史》卷7《齐本纪》中。）；汝南王“悦数散钱于地，令诸佐争拾之”（注：《魏书》卷24《王宪传附王昕传》。）以取乐。
北朝货赂公行，政以贿成，狱以贿生，行贿者亦常使钱。北魏时，元庆智“为太尉主簿，事无大小，得物然后判，或十数钱，或二十钱，得便取之，府中号为‘十钱主簿’”（注：《北史》卷16《道武七王传》。）。东魏武定（543－550年）中，崔昂指责当时法狱枉滥，“至如钱绢粟麦，其状难分，径指为赃，罪从此定”（注：《北史》卷32《崔挺传》。），可见以钱计赃是普遍现象。北齐冯子琮为吏部尚书时，其妻“恃亲放纵，请谒公行，贿货填积。守宰除授，先定钱帛多少，然后奏闻”（注：《北齐书》卷40《冯子琮传》。）宋游道为司州中从事，判免三富人死刑，“得钱百五十万”（注：《北齐书》卷47《酷吏传》。）；刘粹枭首于邺市，“孙腾使客告市司，得钱五百万后听收”（注：《北齐书》卷47《酷吏传》。），连死后收尸也得花钱贿赂。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钱扮演着重要角色。赠与用钱，如北魏薛怀吉在汾州，迎来送往必“赠以钱缣，下及厮佣”（注：《魏书》卷61《薛安都传》。）；贺拔胜在荆州路过綦俊家宅，“遗之钱物”（注：《魏书》卷81《綦俊传》。）；北周天和（566－572年）年间，陆腾为招抚蛮帅冉伯犁，“结为父子，又多遗钱帛”（注：《北史》卷95《蛮传》。）。悬赏用钱在当时也比较普遍，如魏末尔朱世隆与兄弟密谋杀元晔母卫氏，故意“以千万钱募贼”（注：《北史》卷48《尔朱荣传》。）北齐时，辽阳山中有“购钱十万”以求治病的悬榜（注：《北齐书》卷49《方伎传》。）。聘礼用钱，如魏末赵起“持钱帛躬往求刘氏”（注：《北史》卷43《李崇传》。）。举债行贷用钱，如北魏“河间邢子才曾贷钱数万”（注：《魏书》卷66《崔亮传》。）；永安二年（529年），北魏政府“诏诸有公私债负，一钱以上巨万以还，悉皆禁断，不得征责”（注：《魏书》卷10《孝庄纪》。）。赎金用钱，“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注：《隋书》卷25《刑法志》。）。租赁用钱，北魏灵太后出幸时，“赁马假乘，交费钱帛”（注：《魏书》卷67《崔光传》。）。计算运力和报酬用钱，如魏世宗（500－515年）时，元燮建议从华阴、龙门伐木顺流而下可省功省力，这样可以“丁不十钱之费，人无八旬之勤”（注：《魏书》卷19下《安定王传附子燮传》。）。赌博用钱，如北齐文襄王“以《遍略》数帙质钱樗蒲”（注：《北齐书》卷39《祖莹传》。）等。
（三）钱与国家财政
首先，钱是北朝国家财政重要收入之一。北魏赋税基本上是征收实物，“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注：《魏书》68《甄琛传》。），但也有部分钱物兼征的情况，“魏朝以河南数州，乡俗绢滥，退绢一疋，征钱三百，人庶苦之。（房）谟乃表请钱绢两受，任人所乐，朝廷从之”（注：《北史》卷55《房谟传》。）；北齐河清三年（564年），规定“人欲输钱者，准上绢输钱”（注：《隋书》卷24《食货志》。）。户调也有征收钱的，如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北魏政府规定“天下绢调，四百一匹”（注：《魏书》卷11《前废帝纪》。），似可按钱折纳；北齐时，规定“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注：《隋书》卷24《食货志》。）；武平（570－576年）之后，“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注：《颜氏家训》卷7。）。北朝商业税则以征钱为主，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冬，因“国用不足”，“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即按人收取“市门钱”，店舍分五等收取市租，是否收钱不得而知。（注：《魏书》卷9《肃宗纪》：“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北史》卷4魏本纪》：“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门》同此，均多“出”、“各”二字。）北周闵帝元年（557年），“初除市门税”（注：《周书》卷3《闵帝纪》。《资治通鉴》卷167陈武帝永定元年胡三省注此条为“魏末盗贼群起，国用不足，税入市门者人一钱，今除之”。）；宣帝大象二年（580年），“初税入市者，人一钱”（注：《周书》卷7《宣帝纪》。《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门》：“复税入市者，人一钱”；《隋书》卷。）：同年五月，“罢入市税钱”（注：《周书》卷8《静帝纪》。）。可见，北朝市税虽存废不定，但市税收钱是可以肯定的。此外，盐税也征收钱，北魏“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注：《隋书》卷24《食货志》：“闵帝元年，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
其次，钱是重要的国库府藏之物。北魏末年，高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上书灵太后请求铸三铢钱，理由就是国库空虚，可铸钱益富，“别铸小钱，可以富益”（注：《北史》卷50《高道穆传附高谦之传》引高谦之上表。）。北齐皇建二年（561年），卢思道“私贷库钱四十万娉太原王乂女为妻”（注：《北齐书》卷42《袁聿修传》。）。河清三年（564年），孟业为东郡太守，为鼓励百姓养驴，“令宜权出库钱，贷人取办”（注：《北史》卷86《循吏传》。）。北周武成元年（559年），下诏“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远，一不须问”（注：《周书》卷4《明帝纪》。）。北朝有专门藏钱之库，史书有“钱府未充，须以杂物”（注：《魏书》卷91《术艺传》。）之语，还有专门掌管库钱之官，西魏大统九年（543年），“有大司空掌钱物典李贵……隐费钱五百万”（注：《周书》卷35《裴侠传》。），隋朝则置女官尚工局司宝“掌金玉珠玑钱货”（注：《北史》卷13《后妃传》上。）。
第三，钱是国家财政重要支出之物。北朝官吏禄秩主要是帛、绢、谷、粟、给恤、给力等实物和力役，但也部分给钱。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始班禄制，“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注：《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册府元龟》卷505《邦计部·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斗”。），到太和十九年后，“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北齐天保元年，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奉绢三万匹，钱一千万，粟二万石”，实为赏赐性质（注：《魏书》卷12《孝静纪》。）；天保七年定禄秩：“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注：《隋书》卷27《百官志》中，《北齐书》同此。《北史》卷5《魏本纪》五：“奉绢一万疋，钱一万贯。粟二万石”。）。隋初，“以百僚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注：《北史》卷75《苏孝慈传》。），即公廨钱。
赐钱是政府支出的另一大宗。史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最多，兹不一一罗列。笔者粗略统计，《魏书》载赐钱26次，分别是：世祖时1次，高祖时10次，世宗时7次，肃宗时1次，孝庄时1次，数量以一二十万居多，最多者一次达百万：《北齐书》载赐钱8次，数额巨大，多至百万（二次），甚至千万；《周书》载赐钱13次，一般为三十万以下，按北周实行大钱，以一当十，十万实则百万。北朝赐钱次数之多、数量之大，也反映出钱币贮藏较多和使用的广泛性。
总之，北朝后期钱币使用范围日益扩大，除继续发挥交换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等基本职能外，还广泛用于社会生活和国家财政的各个方面，如聚敛、赎金、借贷、馈赠、贪污、赋税、库藏、俸禄、资费、赏赐等多用钱币，可以说钱币使用关乎国计民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货币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状况。何兹全先生指出南朝钱币使用的范围和区域一天天扩大，谷帛使用范围和区域一天天缩小，这种趋势在北朝同样存在。当然，南北朝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总体看来，北朝实物经济色彩浓于南朝，南朝货币经济较北朝发达一些。至于北朝存在的钱币短缺、私铸滥恶、流通混乱等现象，南朝同样存在（何先生认为南朝钱币的根本问题是钱币数量缺乏即筹码不足问题，其他问题居其次），这是战乱时期共性的问题，很难说南北朝有多大的差别。在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的历史背景下，这些问题也始终得不到妥善解决，制约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隋朝统一南北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中央集权加强，各地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货币流通逐步统一，商品经济也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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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何兹全先生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一文中，详细论述了东晋南朝钱币使用的广泛性和交换经济的发达。对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钱币问题，长期以来鲜有论者作系统梳理，偶有论者也大都认为该时期货币经济严重衰落，钱币基本退出流通领域，甚至认为倒退到纯粹自然经济时代，完全是实物经济的天下。考诸史实，这种看法值得进一步讨论。一、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的钱币铸造和流通问题
十六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凋敝，商业废弛。不过，在社会相对安定的间隙，局部地区和某些时段的商品经济仍有所恢复和发展，钱币使用并未绝迹。前凉张轨时期就曾铸行钱币，史载：“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注：《晋书》卷86《张轨传》。）。河西地区行钱时间较长，如后凉时以钱标明谷价，“谷价踊贵，斗直五百”（注：《晋书》卷122《吕光载记》。）；北凉沮渠蒙逊“散钱以赐百姓”等（注：《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与中原地区的混战局面相比，河西地区相对安宁，加之地处于中西方交通要道，与西域和中亚的贸易未曾中断，商旅往来频繁，行钱相对容易。
后赵在石勒时期，政治较为清明，统治者注意劝课农桑，减轻租税，发展生产，商业有所复苏。如襄国和平乐都有“市”（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丰国市则“五日一会”（注：《太平御览》卷827引《赵书》。）。石赵全盛时期，与东晋、西凉和周边民族均有贡献和聘使贸易往来。适应商品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石勒“置挈壶署，铸丰货钱”（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为了推行钱货，政府甚至采取了压低绢价、宫赋收钱甚至严刑竣法等强制措施，“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注：《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太平御览》卷836《资产部十六·钱下》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赵王三年，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钱三十文曰‘当千当万’，鼎铭十三字，篆不可晓，藏之于永丰仓。因此令公私行钱，而民不乐，乃重立禁制，官赋至皆取钱，廛肆故不行也。”）。虽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但其希望通过发行货币，促进商品流通，以收取商利的目的十分明显。石勒还曾一次赐与樊坦“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注：《晋书卷》卷105《石勒载记》下。），亦表明后赵的钱币有一定的贮藏量。石虎统治时，曾经“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注：《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以钱币代替谷帛赎罪，说明钱币使用有一定的广泛性。不过由于石赵穷兵黩武，连年战争，社会动荡，钱币终未通行全境。
前秦时期，关陇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商业一度比较兴盛，“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富商大贾“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注：《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来自西域和中亚的胡商在长安城中都能见到，史称“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注：《太平御览》363引车频《秦书》。）。在这样的商业背景下，流通领域中理应使用钱币，但史料阙如。有人认为苻坚曾毁铜人铸钱，《水经注》卷4“河水注”云：“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会贞按：下言苻坚毁二为钱，一推河中，是董卓毁九而存三也。”从前秦商业发展水平来看，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前燕也有行钱的记载，慕容皝赏赐谏臣“钱五万”（注：《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慕容评“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注：《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对聚敛钱货十分执着。此外，南方的成汉在李寿时曾铸“汉兴钱”，有人认为是最早的年号钱；李庠以讨羌有功，被赐钱多达百万（注：《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北魏太和（477－499年）以前，“钱货无所周流”，基本上为实物交易，但钱币使用也未绝迹。魏世祖（424－452年）讨伐凉州前，崔浩与奚斤争辩凉州有无水草，李顺替奚斤分辨，崔浩指责李顺“受人金钱，欲为之辞”（注：《魏书》卷35《崔浩传》；《北史》卷21《崔宏传附崔浩传》），以钱为贿赂之物。世祖还以战功赏赐王慧龙“剑马钱帛”（注：《魏书》卷38《王慧龙传》；《北史》卷35《王慧龙传》。）。北魏显祖（466－471年）时，元澄之父云治理徐兖有方，“为百姓所追恋，送遗钱货，一无所受。”（注：《魏书》卷19中《任城王澄传》。）。当时绢的价格也有以钱标定的，如“天安、皇兴间（466－471年），岁频大旱，绢匹千钱”（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对此我们不难理解，虽然北魏建国后百余年未遑兴铸钱币，但中原地区的汉人很早就有使用钱币的传统和习惯，民间使用的旧钱不可能完全废弃，人们在日常交往和社会生活中使用钱币自在情理之中。北魏前期的钱币来源，主要是用魏晋旧钱，此外也有从南朝抢掠而来的，如皇兴三年(469)年慕容白曜攻入东阳的时候，就获得“铜五千斤，钱十五万”（注：《魏书》卷50《慕容白曜传》。）。不过总体看来，十六国和北魏前期商品经济不发达，实物交易盛行，钱币流通使用仅见于少数几个政权的局部地区和时段，史书所称的“遂不用钱”、“钱终不行”、“钱货无所周流”等现象，应是当时普遍情形。二、北朝后期（北魏太和以后）的钱币铸造和流通问题
（一）官方铸币
北魏太和以后官方三次铸币，《魏书·食货志》载：“（太和）十九年（495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世宗永平三年（510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永安二年（529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魏分东西后，东魏武定（543－550年）初曾改铸，仍称永安五铢；西魏大统六年（540年）和十二年（546年）两次铸五铢钱。北齐初年沿用永安五铢，“文宣受禅（天保四年即553年），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注：《隋书》卷24《食货志》。）。北周铸行过三种钱，《隋书》卷24《食货志》载：“武帝保定元年（561年）七月，及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估之利，与布泉钱并行……至宣帝大象元年（579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由上可见，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北朝官方铸币共9次，与同时期的南朝差不多。
北朝官方铸币基本上承袭汉魏五铢传统，并以此来规范天下钱制。从北魏太和五铢、永平五铢、永安五铢，东西魏五铢到北齐常平五铢，都是五铢钱。东魏时，五铢钱的标准是“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天下钱“皆准此为数”。高澄还建议“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注：《魏书》卷110《食货志》。）。东魏在市场大门上悬秤以称钱重，惜未实行。北周铸行大钱，比五铢钱略重，名曰当五当十，实际上是一种减重求利的作法，大钱仍与五铢“三品并用”。这一点也与南朝类似，南朝历代官方铸币也是“钱重五铢，一依汉法”（注：《南齐书》卷37《刘悛传》。）。正如顾炎武所说，“自汉五铢以来，为历代通行之货”（注：《日知录》卷11《钱法之变》。），“南北朝皆铸五铢钱”（注：《日知录》卷11《五铢钱》。）。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创制，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元通宝发行，流通700多年，是汉唐时期最主要的币种，也是中国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发行最成功的金属货币。南北朝时期虽系乱世，从货币发展史的角度看，币制沿革依然没有背离这一历史发展轨迹。
（二）民间私铸
北魏新铸太和五铢的同时，就允许民间私铸，“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熙平二年（517年）冬，尚书崔亮奏广开恒农郡铜青谷、苇池谷、鸾帐山，河内郡王屋山，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等铜矿铸钱，私铸之风随之大盛，“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稍就小薄，价用弥贱”（注：《魏书》卷110《食货志》。）。永安五铢铸行后，为抑制私铸，北魏政府将国库藏绢拿到市场销售以稳定币值，但收效甚微，所谓“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注：《魏书》卷110《食货志》。）。东魏私铸轻滥尤多，王则“性贪婪，在（洛）州取受非法，旧京诸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注：《北齐书》卷20《王则传》。）。为了遏制这种局面，高欢曾派人收天下之铜及私铸之钱，下令全部改铸，史称“武定（543－550年）初，齐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然奸侥之徒，越法趋利，未几之间，渐复细薄”（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北齐私铸之风更甚，币种名目繁多，芜杂不堪，“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武平（570－576年）已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注：《隋书》卷24《食货志》。）。北周时因“人多盗铸”，不得不禁行新铸的五行大布。总之，私铸滥恶，币种杂糅，是北朝铸币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与南朝类似，如刘宋时“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注：《宋书》卷75《颜竣传》。），可见南朝私铸之烈不逊北朝。
私铸的根本原因是暴利驱使，当时“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余二百”，一斤铜可铸成薄钱二百文，获利两倍以上，钱愈薄则利愈厚，这对盗铸者无疑是很大的诱惑，于是私铸之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针对这种情况，北魏高恭之建议“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注：《魏书》卷77《高崇传附高恭之传》。），希望通过铸造大钱，一斤铜只许铸钱七十六文，而铜价至少为五十文，加上工料费用，使盗铸者无利可图。
私铸属于违法禁行为，北朝法律都严禁盗铸。北魏明帝时规定“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建义（528年）时，“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裴叔义在洛阳时，“与兄叔仁铸钱。事发，合家逃逸，叔义见执”（注：《北史》卷24《崔呈传附崔儦传》。）。北周政府也下令“铸钱者绞，其从者远配为民”（注：《周书》卷6《武帝纪》下。）。但是，由于北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法律禁令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政府甚至允许私铸，规定只要铜色精练，重够五铢，就可行用。如北魏时“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注：《魏书》卷58《杨播传》。），西魏大统（535－551年）时，“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加剧了私铸的泛滥。毫无疑问，北朝私铸泛滥，恶钱充斥市面，严重干扰了钱币的正常流通和商业秩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私铸屡禁不止，官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私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对货币的客观需求增多，这表明北朝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处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之中。
（三）钱币流通区域
北魏铸行太和五铢，欲以为“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实际上只是“专贸于京邑”，并未流布四境。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新钱甚至不如古钱好用，影响了商业贸易正常发展。永平三年（510年），北魏政府下令“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实际上默认了禁行之钱流通的既成事实。熙平初（516年），任城王元澄描述了当时各地用钱形制不一，流通混乱的情形时说：“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徐州、东南之州和河南州镇“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京师洛阳西北域内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而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又恢复为太和以前的实物交易。北齐只铸过一次钱，数量不大，“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北周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建德四年（575年），“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注：《隋书》卷24《食货志》。）以上为北朝钱币流通的大致情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是流通的区域有限。各代钱币流通均未布于全境，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和商业相对发达的统治中心区域，如北魏的京师洛阳、东魏北齐的冀州地区、西魏北周的关内地区等。二是流通的币制十分混乱。由于长期分裂和频繁战争，各地经济缺乏紧密联系，政府无力统一货币，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新旧杂糅，形制不一，官私并用，出现“接境乖商，连邦隔贸”（注：《魏书》卷110《食货志》。）的怪现象，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商业发展。三是钱帛兼行普遍。这一方面说明钱币短缺，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布帛经济的强固存在，货币经济受到排挤与冲击，这是北朝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表现。这种情况在南朝也存在，如“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注：《隋书》卷24《食货志》。）。三、北朝的钱币使用
北朝时期由于国家长期分裂，干戈不息，社会动荡，商品经济衰落，实物经济以其强固性而占主导地位，谷帛广泛用于交换媒介、价值尺度、租税、俸禄、赏赐、赎身、计赃、军费、悬赏、施舍、贿赂、聘礼和丧费等方面，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有充分论述。李剑农先生就曾指出，“北朝虽至太和以后开始行钱，仍未减其现物经济之色彩，绢帛犹据货币之重要地位”（注：《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9页。）。然而，就流通规律本身而言，与金属货币相比，实物充当货币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小额交易必须“裂匹为段”，而“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的使用价值已大大降低，谷帛易劳毁于商贩之手，投机分子更以湿谷要利、薄绢为市等。北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钱币使用的范围和区域逐步扩大，体现在商品交换、社会生活和国家财政等各个方面。
（一）钱与商品交换
北朝时期，在谷帛交易盛行的同时，钱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的基本职能仍继续发挥作用。从大宗商品如粮食、绢帛、马匹等到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以钱交易或计价的现象。如北魏因私铸泛滥导致粮价腾贵，“米斗几直一千”（注：《魏书》卷58《杨播传》。），东魏“元象(538－539)、兴和(539－542)之中，频岁大穰，谷斛九钱”（注：《隋史》卷24《食货志》。）。以钱标绢价者，如太和十九(495)年，“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永安二年(529)，为推行新铸五铢，在洛阳二市抛售官绢，“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在北朝，马是主要商品之一，马匹交易中很多是用钱的。如北魏羊深等六人“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送给友人常景（注：《魏书》卷82《常景传》。）：孝昌（525－527年）初，高谦之为河阴县令时，“有人囊盛瓦砾，指作钱物，诈市人马，因逃去……谦之乃伪枷一囚立于马市，宣言是前诈市马贼，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议者。有二人相见忻然曰：‘无复忧矣。’执送按问，具伏盗马，徒党悉获。（注：《魏书》卷77《高崇传》。）”可见河阴县有马市，也是用钱进行交易的。北齐天统（565－569年）、武平（570－576年）中，高元海执政，为增加府库收入，下令“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注：《北史》卷30《卢玄传附卢潜传》。），官方卖马也是用钱交易。
在生活用品买卖方面，也多以钱交换。有以钱买食物者，如北齐宋钦道为中山太守，“其州府佐吏使人间者，先酬钱然后敢食”（注：《北史》卷26《宋隐传附宋钦道传》。）：有以钱买菜者，如北齐时“官无菜，赊买于人，负钱三百万”（注：《北史》卷54《斛律金附斛律光传》。）。有以钱买药者，如西魏大统（535－551年）中，李辉多病，太祖“日赐钱一千，供其药石之费”（注：《周书》卷15《李弼传》。）：北齐库狄伏连鄙吝愚狠，“其妻病，以百钱买药，每自恨之”（注：《北史》卷53《慕容俨传附厍狄伏连传》。）。有以钱酤酒者，如周末隋初时独孤陁“尝从家中索酒，其妻曰：‘无钱可酤’”（注：《北史》卷61《独孤信传附独孤陁传》。）。
此外，在北朝著名农书《齐民要术》中，多以钱来标明农副产品价格，或计算种植、养殖成本与收益，如种瓜“瓜收亩万钱”《齐民要术·卷二·种瓜第十四》；种瓠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齐民要术·卷二·种瓠第十五》；种蔓菁“十亩得钱一万”《齐民要术·卷三·蔓菁第十八》；种桑树，一根拐杖“直二十文”，“马鞭一枚直十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弓材“一张三百”，车材“一乘直万钱”《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第四十五》。种榆“一年卖三十亩，得钱六十四万八千文”《齐民要术·卷五·种榆白杨第四十》。种槐“根直八钱，（亩）合收钱五十一万八千四百文……载直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钱五十八万三千二百文”《齐民要术·卷五·种槐第五十》。养羊“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齐民要术·卷六·养羊第五十七》。养鱼“枚直五十，（一年）得钱一百二十五万……（二年）得钱五百一十五万钱”《齐民要术·卷六·养鱼第六十一》等等。应当指出，这些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与上文提到的粮食、绢帛、马匹一样，是北朝传统市场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贾思勰作为一个大农学家，在其著作中反复以钱来计算价格和收益，并不是偶然的，应该是当时市场交换中钱币使用较为普遍的客观反映。北朝民歌中也有“东城采桑返，南市数钱归”（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北周诗》卷2。）、“苦李无人摘，秋瓜不直钱”（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北齐诗》卷1。）等语。
（二）钱与社会经济生活
钱作为财富的象征，往往成为人们聚敛追逐的对象。北朝官员也不例外，他们聚钱成风，如北魏平昌太守崔和“家巨富，而性吝啬，埋钱数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钱不买”（注：《魏书》卷24《崔玄伯传》。）；崔光韶“家足于财……绫绢钱布，匮箧充积”（注：《魏书》卷66《崔亮传》。）；景明时（500－503年），元诞任齐州刺史，在州贪暴，竟言“齐州七万户，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注：《魏书》卷19上《济阴王新成传》。）。为了追逐钱财，也有人不惜杀人越货，如董及祖“杀人取钱”（注：《魏书》卷37《司马楚之》。），崔轨“盗钱百万”（注：《魏书》卷24《崔玄伯传》。）等。
钱是达官显贵们穷奢极欲、恣情任物的标志。北魏高阳王雍“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注：《太平广记》卷165《吝啬·李崇》条引《洛阳伽蓝记》。）；北齐韩晋明“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注：《北齐书》卷15《韩轨传》。）；宠幸和士开与沙门昙献私通，“布金钱于献席下”（注：《北齐书》卷9《武成胡后传》。）；昏君高洋飞扬跋扈，“驰骋衢路，散掷钱物，恣人拾取，争竞喧哗，方以为喜”（注：《北史》卷7《齐本纪》中。）；汝南王“悦数散钱于地，令诸佐争拾之”（注：《魏书》卷24《王宪传附王昕传》。）以取乐。
北朝货赂公行，政以贿成，狱以贿生，行贿者亦常使钱。北魏时，元庆智“为太尉主簿，事无大小，得物然后判，或十数钱，或二十钱，得便取之，府中号为‘十钱主簿’”（注：《北史》卷16《道武七王传》。）。东魏武定（543－550年）中，崔昂指责当时法狱枉滥，“至如钱绢粟麦，其状难分，径指为赃，罪从此定”（注：《北史》卷32《崔挺传》。），可见以钱计赃是普遍现象。北齐冯子琮为吏部尚书时，其妻“恃亲放纵，请谒公行，贿货填积。守宰除授，先定钱帛多少，然后奏闻”（注：《北齐书》卷40《冯子琮传》。）宋游道为司州中从事，判免三富人死刑，“得钱百五十万”（注：《北齐书》卷47《酷吏传》。）；刘粹枭首于邺市，“孙腾使客告市司，得钱五百万后听收”（注：《北齐书》卷47《酷吏传》。），连死后收尸也得花钱贿赂。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钱扮演着重要角色。赠与用钱，如北魏薛怀吉在汾州，迎来送往必“赠以钱缣，下及厮佣”（注：《魏书》卷61《薛安都传》。）；贺拔胜在荆州路过綦俊家宅，“遗之钱物”（注：《魏书》卷81《綦俊传》。）；北周天和（566－572年）年间，陆腾为招抚蛮帅冉伯犁，“结为父子，又多遗钱帛”（注：《北史》卷95《蛮传》。）。悬赏用钱在当时也比较普遍，如魏末尔朱世隆与兄弟密谋杀元晔母卫氏，故意“以千万钱募贼”（注：《北史》卷48《尔朱荣传》。）北齐时，辽阳山中有“购钱十万”以求治病的悬榜（注：《北齐书》卷49《方伎传》。）。聘礼用钱，如魏末赵起“持钱帛躬往求刘氏”（注：《北史》卷43《李崇传》。）。举债行贷用钱，如北魏“河间邢子才曾贷钱数万”（注：《魏书》卷66《崔亮传》。）；永安二年（529年），北魏政府“诏诸有公私债负，一钱以上巨万以还，悉皆禁断，不得征责”（注：《魏书》卷10《孝庄纪》。）。赎金用钱，“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注：《隋书》卷25《刑法志》。）。租赁用钱，北魏灵太后出幸时，“赁马假乘，交费钱帛”（注：《魏书》卷67《崔光传》。）。计算运力和报酬用钱，如魏世宗（500－515年）时，元燮建议从华阴、龙门伐木顺流而下可省功省力，这样可以“丁不十钱之费，人无八旬之勤”（注：《魏书》卷19下《安定王传附子燮传》。）。赌博用钱，如北齐文襄王“以《遍略》数帙质钱樗蒲”（注：《北齐书》卷39《祖莹传》。）等。
（三）钱与国家财政
首先，钱是北朝国家财政重要收入之一。北魏赋税基本上是征收实物，“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注：《魏书》68《甄琛传》。），但也有部分钱物兼征的情况，“魏朝以河南数州，乡俗绢滥，退绢一疋，征钱三百，人庶苦之。（房）谟乃表请钱绢两受，任人所乐，朝廷从之”（注：《北史》卷55《房谟传》。）；北齐河清三年（564年），规定“人欲输钱者，准上绢输钱”（注：《隋书》卷24《食货志》。）。户调也有征收钱的，如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北魏政府规定“天下绢调，四百一匹”（注：《魏书》卷11《前废帝纪》。），似可按钱折纳；北齐时，规定“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注：《隋书》卷24《食货志》。）；武平（570－576年）之后，“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注：《颜氏家训》卷7。）。北朝商业税则以征钱为主，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冬，因“国用不足”，“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即按人收取“市门钱”，店舍分五等收取市租，是否收钱不得而知。（注：《魏书》卷9《肃宗纪》：“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北史》卷4魏本纪》：“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门》同此，均多“出”、“各”二字。）北周闵帝元年（557年），“初除市门税”（注：《周书》卷3《闵帝纪》。《资治通鉴》卷167陈武帝永定元年胡三省注此条为“魏末盗贼群起，国用不足，税入市门者人一钱，今除之”。）；宣帝大象二年（580年），“初税入市者，人一钱”（注：《周书》卷7《宣帝纪》。《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门》：“复税入市者，人一钱”；《隋书》卷。）：同年五月，“罢入市税钱”（注：《周书》卷8《静帝纪》。）。可见，北朝市税虽存废不定，但市税收钱是可以肯定的。此外，盐税也征收钱，北魏“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注：《隋书》卷24《食货志》：“闵帝元年，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
其次，钱是重要的国库府藏之物。北魏末年，高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上书灵太后请求铸三铢钱，理由就是国库空虚，可铸钱益富，“别铸小钱，可以富益”（注：《北史》卷50《高道穆传附高谦之传》引高谦之上表。）。北齐皇建二年（561年），卢思道“私贷库钱四十万娉太原王乂女为妻”（注：《北齐书》卷42《袁聿修传》。）。河清三年（564年），孟业为东郡太守，为鼓励百姓养驴，“令宜权出库钱，贷人取办”（注：《北史》卷86《循吏传》。）。北周武成元年（559年），下诏“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远，一不须问”（注：《周书》卷4《明帝纪》。）。北朝有专门藏钱之库，史书有“钱府未充，须以杂物”（注：《魏书》卷91《术艺传》。）之语，还有专门掌管库钱之官，西魏大统九年（543年），“有大司空掌钱物典李贵……隐费钱五百万”（注：《周书》卷35《裴侠传》。），隋朝则置女官尚工局司宝“掌金玉珠玑钱货”（注：《北史》卷13《后妃传》上。）。
第三，钱是国家财政重要支出之物。北朝官吏禄秩主要是帛、绢、谷、粟、给恤、给力等实物和力役，但也部分给钱。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始班禄制，“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注：《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册府元龟》卷505《邦计部·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斗”。），到太和十九年后，“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北齐天保元年，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奉绢三万匹，钱一千万，粟二万石”，实为赏赐性质（注：《魏书》卷12《孝静纪》。）；天保七年定禄秩：“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注：《隋书》卷27《百官志》中，《北齐书》同此。《北史》卷5《魏本纪》五：“奉绢一万疋，钱一万贯。粟二万石”。）。隋初，“以百僚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注：《北史》卷75《苏孝慈传》。），即公廨钱。
赐钱是政府支出的另一大宗。史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最多，兹不一一罗列。笔者粗略统计，《魏书》载赐钱26次，分别是：世祖时1次，高祖时10次，世宗时7次，肃宗时1次，孝庄时1次，数量以一二十万居多，最多者一次达百万：《北齐书》载赐钱8次，数额巨大，多至百万（二次），甚至千万；《周书》载赐钱13次，一般为三十万以下，按北周实行大钱，以一当十，十万实则百万。北朝赐钱次数之多、数量之大，也反映出钱币贮藏较多和使用的广泛性。
总之，北朝后期钱币使用范围日益扩大，除继续发挥交换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等基本职能外，还广泛用于社会生活和国家财政的各个方面，如聚敛、赎金、借贷、馈赠、贪污、赋税、库藏、俸禄、资费、赏赐等多用钱币，可以说钱币使用关乎国计民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货币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状况。何兹全先生指出南朝钱币使用的范围和区域一天天扩大，谷帛使用范围和区域一天天缩小，这种趋势在北朝同样存在。当然，南北朝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总体看来，北朝实物经济色彩浓于南朝，南朝货币经济较北朝发达一些。至于北朝存在的钱币短缺、私铸滥恶、流通混乱等现象，南朝同样存在（何先生认为南朝钱币的根本问题是钱币数量缺乏即筹码不足问题，其他问题居其次），这是战乱时期共性的问题，很难说南北朝有多大的差别。在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的历史背景下，这些问题也始终得不到妥善解决，制约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隋朝统一南北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中央集权加强，各地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货币流通逐步统一，商品经济也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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