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5
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5
从治疗师可怕的脸上和医生的皱眉中，我被告之大事不妙。他将器械从我喉中取出后就给我展示声带的影像，在将病变放大的照片上，我看到红肿发炎的声带和巨大的溃疡，我觉得我的胃都要翻出来了，就像进医学院第一天，用解剖刀入尸体时的感觉一样。多年的训练已经使我习惯了血污景象，但这次不同，这次是在自己身上，我又回到了学医的第一天。
杜伏医生温和的对我说，“你得了一个肿瘤，”又补充说，“x光治疗可能有用。”即使他没有说出这个词，我也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得了癌。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丑陋的溃疡，我明白对它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假如杜伏医生随从通行的医疗惯例，他就不会对我说一个字，他会让我转诊到另一个医生预约一次重复检查，然后他会私密地将正确的诊断告诉我的医生。这样，我，作为一个病人就不会知道我自己的医生所犯的错误。所以尽管消息是令人痛苦的，我还是庆幸自己没有在这惯例中通行。我知道杜伏医生是为此付出代价的，他将失去转诊病人，因为凯特医生可能再也不会给他送去一个病人了。杜伏医生是遵循了一条良善的规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曾教导我的：“符合道德的规则是病人利益至上，而非医生利益至上。”
“你还需要一个彻底的检查，”杜伏医生继续说，“半小时后我在办公室见你，我会让秘书替你登记和准备好病历卡。”
在穿过校园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是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不需要做登记手续，医生打破他自己的时间安排为我检查，但是我仍然对他不满，不愿意相信他。全部经过的事实在我脑中回放了一遍，声音嘶哑，这是事实，不错，但我没有生病。两位优秀的资深医师最早安慰我，只是小小的嗓子问题。我就在医学院为改善讲话而进行发声治疗，没有看过一个医生。
现在，这个年轻家伙，比我小三十岁，毫不客气的提出了癌的可能，他有什么权力这么做？我是医生，只有我告诉别人得了癌，从没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得了癌。医生有免疫力，他们不会生病。
他年轻，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他想让我对他留下深刻印象。我真不该到医学院来，谁能仅仅凭着一眼便能告诉你是癌还是不是癌，这孩子还没做活检呢！待我回过神来，不免又想到了他，年纪轻轻，高高瘦瘦，蓝眼睛，一头浓密的头发和修剪整齐的胡子，外表威严，像电视肥皂剧中的医生。但我不喜欢他，他对我讲了我从未料到和不愿意听到的事情。
总之，我是一个有五十年经验的内科医生，而且在卢森堡家族里有九个医生为我保驾。大儿子里查德是神经科医生，二儿子杰米是风湿科医生，他的妻子桑德拉是心藏科医生，我的第三个儿子霍华德和他妻子玛西亚都是心理医师。（我第四个儿子啃尼，一个异数，是个律师。）我和弟弟比尔一起行医，他是外科医生，他的大儿子罗伯特是神经科医生，他的第二个儿子汤姆是个神经外科医生。
我不吸烟，甚少饮酒，我岳母可算得上是世界顶级的厨师，我吃的都是致上等之品，还有我妻子娣是训练有素的营养师，所以我们知道吃什么。
医学迷信说，医生会死于他自己专业的疾病，我是个风湿病专家，但鲜有人死于风湿病。
没有理由我会生癌，我肯定产生误解了。医生和护士之间讲行话，他们说的词句对他们自己和对病人是含义不同的。
多年以前，我在一个很忙的医院急诊室工作，护士把病人都安置在挤挤的小隔间内，为了节约医生的时间，护士在病人的病历卡上预先记录着病人的生命体征：温度，脉搏，血压和呼吸。有一天晚上特别忙，我走进小隔间看见一个老先生躺在检查床上，那个护士跟在我后面气喘嘘嘘的奔进来坚持说：“医生，等一会，不要看他，我还没有记录他的体征。”这个病人抓住他的拐杖从床上一跃而起，气呼呼地说：“小姐，你想碰我，没门！”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样子，医生会对我说有一个赘生物，还是说有一个癌？也许我也听不准。这不会发生吧，医生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已经从司空见惯的生命磨难中获得了免疫。
凡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去过，我医治了所有的上门求医者，穷人或富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甚至在战争中我医治了受伤的敌人。我捍卫了我的职业道德，我把儿子们培养成医生，他们又和医生们结婚，肯定的，上帝的名单上应该还没有轮到我吧。
我们在办公室见面时，杜伏医生用我从未经历过的方法为我检查。他首先让我躺倒在一张狭狭的床上，在我喉咙里喷了一些令我咳嗽和吐痰的苦味麻醉剂，等了十分钟，麻醉起效后，他从消毒里取出一件奇怪的器械，长长窄窄的，直径如苏打水吸管一般的管子，一头有一个微小的照明灯，另一头接着一个目视镜。以前我从未见过，当然也从未被训练使用过。“在我身上你用的什么？”我问。
“是一纤维鼻咽镜。”他回答。再没有对话，他将这管子从我鼻孔入，直到喉咙，我觉着他是尽量的动作小心柔和，将这器械上下移动和侧面转动，在目视镜里看了五分钟，还要我发出“唉，唉，唉。。。。，啊，啊，啊。。。。”的声音，但我几乎不能发声。终了，他将管子抽了出来。
回到他的看诊室，他重点地讲了一下接着该进行的程序，“你将被全身麻醉，我再做一次活体组织检查。”“你认为这是恶的吗？”“假如我不认为是恶的，也就不会让你担当第二次手术的风险了。”他一脸严肃认真，“手术前你还需要做一次心电图，一次部 x光拍片，全血球计数和生化常规，尿常规。”他递给了我这些必要检查的预约单。
“为什麽先前的两个医生会漏失诊断？”
“他们用了纤维鼻咽镜了吗？”
“没有，”我说，“他们是用普通喉镜，我也只知道这种方法。”
“最近四年，”杜伏解释道，“我们一直使用这种仪器，因为能直接观察，比老式的仪器好得多。你的病变是在声带的下面，用普通喉镜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许多老医生还没有学会使用这种仪器。”然后，他非常决断地说：“我用 x线给你治疗。”
他着实吓了我一跳，x线，对我来说意味着姑息治疗，意味着治疗无望，死马当活马医。我曾有一个病人作了声带切除，他还活着，声音是没有了，但他命保住了。x线？我自己默默地想，x线会致癌，所有早期的 x线工作人员都死于过度曝露于线而致的癌症。现在这位仁兄建议我用 x线治疗，而我自己很早以前就停止对病人用 x线治疗了。“看着办吧，”我对他说，“不要把我从麻醉中弄醒，忘掉那 x线吧，如果冰冻切片的活检显示阳，就直接连着给我动手术，省得把我弄醒后再一次让我睡着，我是个医生，你用不着取得我的同意书。”“不，”他说：“我要让你醒来，才能讨论选择治疗，x线可能要比手术好。”
我们一起走到外面的接待室，他握住了我的双手，“在这里等一会儿，”他说，“我的秘书会安排活检的时间，我很遗憾我们必须在这种场合相见。”
我被这一连串消息弄得茫然无措，就给我妻——娣，打电话，我也没有打算缓和我的口气，就直接告诉了她所有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和你讲，我太忙了。”她说。
结婚四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她如此说话。她很少责怪我没有和她充分的商量，我为什么如此直率告诉她这个消息呢？在过去，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要么避免告诉她，要么尽量放缓口气，这一次我确实感到因失去控制而变得鲁唐突了。第一次我体会到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五分钟后她回电了，“我只能和你讲一分钟，”她说，“我现在在桥牌俱乐部，我拿了一手好牌。”我重复了今天早晨的全部经过，她却没有任何评论。
我理解娣的反应，“癌”这个字是如此令人惊怕而又恐躲之不及。当我在梅耶医院做住院医生时，有上千个胃癌病人等待治疗，有一位老医生也得了胃癌，他坚持不要在和其他胃癌病人同一层病房内治疗，还要求只能有一个医生去看他，因为他不愿意被告诉这个诊断。
我们畏惧“癌”这个字。我做心脏科医生时，有一个病人很严重，压迫痛，出冷汗，当救护车将其送到医院时已陷入休克。整晚上我耽在他床边，天亮之前，我知道我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我走出去会见焦急地等待在走廊里的家属，“他不行了，”我说，“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还能活多久？”他儿子问。“我不知道，”我摇摇头，“他处在休克之中，不会很长时间。”
时间都被这个消息而凝住了，最后病人的妻子说了一句“感谢上帝，他得的不是癌。”
现在医生的秘书处理我的事项了，“星期一的手术都已排满了，”她说，“我们只能看看星期二的日程表，是否有可能，但安排星期二日程表的秘书不在，我们得等她回来。”
所以我坐着等了四十五分钟。我想，假如安排一个日程要花一小时，而一个姑娘安排星期一，另外一个秘书安排星期二，这个医院效率何在呀？还有，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二是三天之后了，每一分钟的延迟都会给癌细胞有向全身扩散的机会啊，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则无论医生作什么，我的前景是一无希望了。这是一个急诊！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明天，星期六做？医院不应在周末关门。就在今天早晨，我听无线电里有一个医院做软 x光的广告，宣传早期探测□癌的重要。现在我是在医生的手中，为什么要延迟？医生们鼓吹的就是早期发现，但他们肯定又忘记了他们在鼓吹什么。
我认识教务长，我认识医学院的院长，也许我应该给他们打电话。假如我是个百万富翁，或者是个州长，这些障碍也许就被打破了。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从经验中知道，干扰一架运行自如的机器会造成灾难的后果。脱离程序只能增加错误的风险；在晚上或周末进行手术，意味着要召集一个特殊的团队，而这个团队绝对不会如常规团队那样配合默锲。我想，我是懂得这个道理，但病人怎么懂得呢，在像我这样的场合，他们脑子里又会怎样想呢？
上午将完时，我才离开杜伏医生的办公室，我奔向实验室，要在中午之前赶到才能免得等候他们的午餐时间。没人承认我是医生，尽管我曾是这里的头头之一，现在实验室里无人认识我，我被给了一个号码并告知等着。尔后，我听见有人在叫，“你不知道他是谁吗？这是卢生保医生！”一个高大的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给了我一个结实的拥抱，我认出他来了，以前我关节炎门诊的一个病人。现在这个技术员把我领出了等候的队伍，我获得了正当的尊重。
那天晚上我没等吃完晚饭便坐下来评价自己的情况。诊断是正确的，我有癌肿，且明显不能手术，医生已经告诉我用 x光治疗，但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是否会非常疼痛。“从积极的一面思考，”我对自己说，并搜罗出我的正面观点。首先，我一贯说，死亡作为一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一个悲剧，对我尤其适用。我的小孩都已长大自立，更重要的是，我的孩子中还没有一个超越过我目前的成就和地位。
我有四十三年的幸福婚姻，不是有很多人能如此说的。突然间金钱不重要了，我不必忧心核爆炸和地球生态了，在这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我们只是持续变化中的浩瀚系统的一部分。即使是地球本身，它也是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已经走过了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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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伏医生温和的对我说，“你得了一个肿瘤，”又补充说，“x光治疗可能有用。”即使他没有说出这个词，我也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得了癌。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丑陋的溃疡，我明白对它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假如杜伏医生随从通行的医疗惯例，他就不会对我说一个字，他会让我转诊到另一个医生预约一次重复检查，然后他会私密地将正确的诊断告诉我的医生。这样，我，作为一个病人就不会知道我自己的医生所犯的错误。所以尽管消息是令人痛苦的，我还是庆幸自己没有在这惯例中通行。我知道杜伏医生是为此付出代价的，他将失去转诊病人，因为凯特医生可能再也不会给他送去一个病人了。杜伏医生是遵循了一条良善的规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曾教导我的：“符合道德的规则是病人利益至上，而非医生利益至上。”
“你还需要一个彻底的检查，”杜伏医生继续说，“半小时后我在办公室见你，我会让秘书替你登记和准备好病历卡。”
在穿过校园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是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不需要做登记手续，医生打破他自己的时间安排为我检查，但是我仍然对他不满，不愿意相信他。全部经过的事实在我脑中回放了一遍，声音嘶哑，这是事实，不错，但我没有生病。两位优秀的资深医师最早安慰我，只是小小的嗓子问题。我就在医学院为改善讲话而进行发声治疗，没有看过一个医生。
现在，这个年轻家伙，比我小三十岁，毫不客气的提出了癌的可能，他有什么权力这么做？我是医生，只有我告诉别人得了癌，从没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得了癌。医生有免疫力，他们不会生病。
他年轻，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他想让我对他留下深刻印象。我真不该到医学院来，谁能仅仅凭着一眼便能告诉你是癌还是不是癌，这孩子还没做活检呢！待我回过神来，不免又想到了他，年纪轻轻，高高瘦瘦，蓝眼睛，一头浓密的头发和修剪整齐的胡子，外表威严，像电视肥皂剧中的医生。但我不喜欢他，他对我讲了我从未料到和不愿意听到的事情。
总之，我是一个有五十年经验的内科医生，而且在卢森堡家族里有九个医生为我保驾。大儿子里查德是神经科医生，二儿子杰米是风湿科医生，他的妻子桑德拉是心藏科医生，我的第三个儿子霍华德和他妻子玛西亚都是心理医师。（我第四个儿子啃尼，一个异数，是个律师。）我和弟弟比尔一起行医，他是外科医生，他的大儿子罗伯特是神经科医生，他的第二个儿子汤姆是个神经外科医生。
我不吸烟，甚少饮酒，我岳母可算得上是世界顶级的厨师，我吃的都是致上等之品，还有我妻子娣是训练有素的营养师，所以我们知道吃什么。
医学迷信说，医生会死于他自己专业的疾病，我是个风湿病专家，但鲜有人死于风湿病。
没有理由我会生癌，我肯定产生误解了。医生和护士之间讲行话，他们说的词句对他们自己和对病人是含义不同的。
多年以前，我在一个很忙的医院急诊室工作，护士把病人都安置在挤挤的小隔间内，为了节约医生的时间，护士在病人的病历卡上预先记录着病人的生命体征：温度，脉搏，血压和呼吸。有一天晚上特别忙，我走进小隔间看见一个老先生躺在检查床上，那个护士跟在我后面气喘嘘嘘的奔进来坚持说：“医生，等一会，不要看他，我还没有记录他的体征。”这个病人抓住他的拐杖从床上一跃而起，气呼呼地说：“小姐，你想碰我，没门！”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样子，医生会对我说有一个赘生物，还是说有一个癌？也许我也听不准。这不会发生吧，医生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已经从司空见惯的生命磨难中获得了免疫。
凡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去过，我医治了所有的上门求医者，穷人或富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甚至在战争中我医治了受伤的敌人。我捍卫了我的职业道德，我把儿子们培养成医生，他们又和医生们结婚，肯定的，上帝的名单上应该还没有轮到我吧。
我们在办公室见面时，杜伏医生用我从未经历过的方法为我检查。他首先让我躺倒在一张狭狭的床上，在我喉咙里喷了一些令我咳嗽和吐痰的苦味麻醉剂，等了十分钟，麻醉起效后，他从消毒里取出一件奇怪的器械，长长窄窄的，直径如苏打水吸管一般的管子，一头有一个微小的照明灯，另一头接着一个目视镜。以前我从未见过，当然也从未被训练使用过。“在我身上你用的什么？”我问。
“是一纤维鼻咽镜。”他回答。再没有对话，他将这管子从我鼻孔入，直到喉咙，我觉着他是尽量的动作小心柔和，将这器械上下移动和侧面转动，在目视镜里看了五分钟，还要我发出“唉，唉，唉。。。。，啊，啊，啊。。。。”的声音，但我几乎不能发声。终了，他将管子抽了出来。
回到他的看诊室，他重点地讲了一下接着该进行的程序，“你将被全身麻醉，我再做一次活体组织检查。”“你认为这是恶的吗？”“假如我不认为是恶的，也就不会让你担当第二次手术的风险了。”他一脸严肃认真，“手术前你还需要做一次心电图，一次部 x光拍片，全血球计数和生化常规，尿常规。”他递给了我这些必要检查的预约单。
“为什麽先前的两个医生会漏失诊断？”
“他们用了纤维鼻咽镜了吗？”
“没有，”我说，“他们是用普通喉镜，我也只知道这种方法。”
“最近四年，”杜伏解释道，“我们一直使用这种仪器，因为能直接观察，比老式的仪器好得多。你的病变是在声带的下面，用普通喉镜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许多老医生还没有学会使用这种仪器。”然后，他非常决断地说：“我用 x线给你治疗。”
他着实吓了我一跳，x线，对我来说意味着姑息治疗，意味着治疗无望，死马当活马医。我曾有一个病人作了声带切除，他还活着，声音是没有了，但他命保住了。x线？我自己默默地想，x线会致癌，所有早期的 x线工作人员都死于过度曝露于线而致的癌症。现在这位仁兄建议我用 x线治疗，而我自己很早以前就停止对病人用 x线治疗了。“看着办吧，”我对他说，“不要把我从麻醉中弄醒，忘掉那 x线吧，如果冰冻切片的活检显示阳，就直接连着给我动手术，省得把我弄醒后再一次让我睡着，我是个医生，你用不着取得我的同意书。”“不，”他说：“我要让你醒来，才能讨论选择治疗，x线可能要比手术好。”
我们一起走到外面的接待室，他握住了我的双手，“在这里等一会儿，”他说，“我的秘书会安排活检的时间，我很遗憾我们必须在这种场合相见。”
我被这一连串消息弄得茫然无措，就给我妻——娣，打电话，我也没有打算缓和我的口气，就直接告诉了她所有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和你讲，我太忙了。”她说。
结婚四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她如此说话。她很少责怪我没有和她充分的商量，我为什么如此直率告诉她这个消息呢？在过去，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要么避免告诉她，要么尽量放缓口气，这一次我确实感到因失去控制而变得鲁唐突了。第一次我体会到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五分钟后她回电了，“我只能和你讲一分钟，”她说，“我现在在桥牌俱乐部，我拿了一手好牌。”我重复了今天早晨的全部经过，她却没有任何评论。
我理解娣的反应，“癌”这个字是如此令人惊怕而又恐躲之不及。当我在梅耶医院做住院医生时，有上千个胃癌病人等待治疗，有一位老医生也得了胃癌，他坚持不要在和其他胃癌病人同一层病房内治疗，还要求只能有一个医生去看他，因为他不愿意被告诉这个诊断。
我们畏惧“癌”这个字。我做心脏科医生时，有一个病人很严重，压迫痛，出冷汗，当救护车将其送到医院时已陷入休克。整晚上我耽在他床边，天亮之前，我知道我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我走出去会见焦急地等待在走廊里的家属，“他不行了，”我说，“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还能活多久？”他儿子问。“我不知道，”我摇摇头，“他处在休克之中，不会很长时间。”
时间都被这个消息而凝住了，最后病人的妻子说了一句“感谢上帝，他得的不是癌。”
现在医生的秘书处理我的事项了，“星期一的手术都已排满了，”她说，“我们只能看看星期二的日程表，是否有可能，但安排星期二日程表的秘书不在，我们得等她回来。”
所以我坐着等了四十五分钟。我想，假如安排一个日程要花一小时，而一个姑娘安排星期一，另外一个秘书安排星期二，这个医院效率何在呀？还有，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二是三天之后了，每一分钟的延迟都会给癌细胞有向全身扩散的机会啊，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则无论医生作什么，我的前景是一无希望了。这是一个急诊！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明天，星期六做？医院不应在周末关门。就在今天早晨，我听无线电里有一个医院做软 x光的广告，宣传早期探测□癌的重要。现在我是在医生的手中，为什么要延迟？医生们鼓吹的就是早期发现，但他们肯定又忘记了他们在鼓吹什么。
我认识教务长，我认识医学院的院长，也许我应该给他们打电话。假如我是个百万富翁，或者是个州长，这些障碍也许就被打破了。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从经验中知道，干扰一架运行自如的机器会造成灾难的后果。脱离程序只能增加错误的风险；在晚上或周末进行手术，意味着要召集一个特殊的团队，而这个团队绝对不会如常规团队那样配合默锲。我想，我是懂得这个道理，但病人怎么懂得呢，在像我这样的场合，他们脑子里又会怎样想呢？
上午将完时，我才离开杜伏医生的办公室，我奔向实验室，要在中午之前赶到才能免得等候他们的午餐时间。没人承认我是医生，尽管我曾是这里的头头之一，现在实验室里无人认识我，我被给了一个号码并告知等着。尔后，我听见有人在叫，“你不知道他是谁吗？这是卢生保医生！”一个高大的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给了我一个结实的拥抱，我认出他来了，以前我关节炎门诊的一个病人。现在这个技术员把我领出了等候的队伍，我获得了正当的尊重。
那天晚上我没等吃完晚饭便坐下来评价自己的情况。诊断是正确的，我有癌肿，且明显不能手术，医生已经告诉我用 x光治疗，但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是否会非常疼痛。“从积极的一面思考，”我对自己说，并搜罗出我的正面观点。首先，我一贯说，死亡作为一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一个悲剧，对我尤其适用。我的小孩都已长大自立，更重要的是，我的孩子中还没有一个超越过我目前的成就和地位。
我有四十三年的幸福婚姻，不是有很多人能如此说的。突然间金钱不重要了，我不必忧心核爆炸和地球生态了，在这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我们只是持续变化中的浩瀚系统的一部分。即使是地球本身，它也是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已经走过了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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