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 作者:君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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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的战争,这的确是一个“捷径”。但是,这个捷径走多了,将会造成执政者贪图外在快便,一旦国家出现困难,就寻求向外发展,以外力驱动,最终只是转移或掩盖了内部的问题,而实际上没有解决。

    这就好比武家只练外功,因为显效快啊,练内功就算练十几年也未必有成效。但是外功再厉害,就算练得体如金刚,没有内力,那也不是高手,还是外强中干。

    名可秀认为,这种执政思想的危害很大,不仅会破坏儒家治世的“仁”道,而且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差。比如讲农学,因为国家向外扩张解决了土地紧张的问题,治政重心还会放在提高稻谷的亩产量上吗?至少不会那么紧迫的重视。而没有这种紧迫的重视,农学、农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就会慢下来,长久来讲,外部带来的利益远远及不上内部的损失来得大。

    所以名可秀强调内治,也就是内在的张力。国家的王道之心不能破坏,国家的内治能力也必须迎面一个个困难,才能磨砺出朝廷执政团体的坚韧和智慧。

    但是,对于皇帝和政事堂来讲,必须要有人口压力这方面的认识,提前敲一敲警醒钟是有必要的。当然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卫希颜在朝下对皇帝讲的人口原因,普仁及圣却是真的,这是名可秀“致中和”的儒家思想。

    那么卫希颜为什么要在廷辩上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法则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让大宋的儒家君臣们深刻认识外族觊觎入侵中国的根源,清楚这些“蛮夷”的本质,让君臣产生持续前进的外在压力,同时也让“物竞”这个法则有个极好登台机会亮相。

    名可秀认为,既然是自然万物的法则,儒家就必须清醒认识它,并且正视它,然后才能驾驭它。

    正所谓,道理不辩不明。通过从朝堂非战之争延伸到朝外稷下学会的王霸论辩,这种思想碰撞,就使得真理如掩在泥沙下的真金般被洗去了砂砾,露出了纯粹的本色,使人心智清明的同时也铭记深刻。

    对卫希颜来讲,朝内朝外对她的弹劾非议并不损她什么。她的兵家名声早就传扬在外,兵家嘛,不好战怎么行,军中怎么保持旺盛的血气?所以卫希颜对于表现出好战、扩张是很乐意的。军人不是执政者,只是执行者,表现得再好战,只要执政的政事堂保持着“中庸”就行了。卫希颜对名可秀这环环紧扣的谋划也很佩服,包括稷下论学的王霸之辩都是被她谋算在内的——最终的收效非常好。在王霸之辩后再论中庸之道,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卫希颜唯有两个字评论:中的。

    名可秀此时讲“辨”,着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道来举例,就是讲儒学对包容的学术要有分辨地吸收,不符合儒家精神的“道”就不可吸纳为儒家思想。

    学子们还在深思。

    这回学者们率先鼓起掌来。

    这样的宽而辨,他们认同!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四句是:因时制宜。

    《中庸》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这是讲生在如今的时代,却要拼命想走回古代的道路,这就是“反古之道”。违背了潮流前进的道理,硬要逆流而行,怎么行呢?小则灾及其身,放大,就是灾及其国了。

    《中庸》又道:“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这是讲国家为政的好坏,人们会像对天气一样的敏感。而土质好不好,看看种下的树就知道了,如果树长得不好,就说明这个土质不好,或者不适合这棵树,要么肥土,要么移树。

    这就是讲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道理。

    《左传》里说郑国子产的治政:孔子赞其曰,宽猛相济,善哉。

    这就是讲,如果国家施政太宽和,因为宽,百姓就会渐渐怠慢起来,于是朝廷就要以严厉的措施去纠正。但是,如果严厉的治政让百姓普遍受到了伤害,那就要施政放宽。

    这就是讲国家的为政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变化调整。

    论语里讲“权”,孔子道“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说可以共道的人,未必能够通达权变——“权”即变的意思。

    但名可秀没有用“权”,而是用了“因时制宜”,表示不仅要变,还必须是合适的、中用的变。

    自靖康以后,南北两个朝廷都实施了变革。为什么呢?因为靖康之祸暴.露出了大宋的弊政,这些弊政才是致使国家差点灭亡的根源,女真入侵只是外因。所以必须要变,不变就不能强军,不变就不能强政,不变就不能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所以,祖宗的法度,适合时宜的,我们继续要用,不适合时宜的,就要变。

    比如西周的井田制,在当时,是很合适的,但现在要回到井田制,让全国土地皆王田,那肯定要乱了,这就是不合时宜。

    再讲封建制,西周分封诸侯是适合当时的措施,但现在不合时宜了。不,也不能说完全不合时宜,如今我们南北两国就相当于是诸侯,只不过诸侯之上的共主不是哪一个“王”,是华夏文明——这也是一种变,是“以人王为共主”的进化阶级。这就是进,与时俱进,这也是因时制宜的内涵。

    所以,没有万古不变之法,只有最中心的“道”是不变的,只有“中、庸”这个道德的标准和方法是不变的。因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变,但不能乱变,也不能什么都变。用什么来衡量呢?就要用“中、庸”来衡量,看是不是符合“中、庸”的道理,是不是因时而制宜了,不是,那就错了。

    全场沉思后,掌声。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五句,讲了三个字:简、温、直。

    《中庸》说:“君子之道,简而文,温而理。”

    “简而文”是讲君子质简却有文采,文采引申为内涵,即外在简单却有无比内涵。

    名可秀取了个“简”字。

    简,简练。职能不要重叠,官员不要臃肿,重叠臃肿害政。行政要简,不要冗长拖沓,冗长拖沓妨民。政令不要繁琐,繁琐扰民。税赋不要重、复,重、复伤民。

    在靖康之前,大宋一个突出的弊端就是“冗员”,衙署臃肿,职能重置,庞大的文官集团和吏员冗余,不仅拖累财政,而且人浮于事,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一个国家承平日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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