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李渊很不满，但是他李世民可是知道天幕之重要性的，他恨不得不顾李渊的眼光，拿了笔墨一字不漏全记下来——这天幕既然跟着自己过来了，那长孙无忌在家面对着的就是一睹空荡荡的院墙，指望不上一点，还得是靠自己心中仔细去记，才最靠谱。
【李渊建立唐朝之后，和每一个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君主一样，需要吸取前朝的教训，再造出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来。只有根基打得好了，和时下的人民需求相匹配，统治才能有长久的可能。
我们来看一看他具体做了什么。
在军事上，他雷厉风行，加强军备，招降和武力手段并重，对未臣服的地区逐个击破，在十年内完成了整个大唐的统一。
在经济上，他鼓励农业发展，重新发行统一的货币，实行租庸调制，既稳定了国库的进项，又减轻农户的负担。
如此一来，李渊给大唐定下了一个不出错的大框架，这也保证了大唐可以照常运行百年。
这个大框架为李世民所继承，他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有了更开阔的视野。
有了这样的基础，李世民也可以安心在一个已成体系的大框架进行优化。
后人对于贞观之治的了解，绝大部分来源于吴兢编纂的《贞观政要》。想要去追溯为何贞观之治会得到后世如此的推崇，也离不开对这本书的研究。
在二十世纪之前，这本论著收到了历朝历代的褒赞之声，二十世纪后出现了一些批判性的见解。
对贞观政要的批判声音，一般认为此论著非信史，其中对贞观年间有诸多的美化和曲笔，不具有客观性。
这样的考量在主播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看到有学者对《贞观政要》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将其中的描写和其参考的《旧唐书》等进行比对，发现——
这里边写起来还真的大有门道，曲笔、篡改、断章取义、驴头接马嘴等各种小技巧都用上。
举个例子，有一个叫庞相寿的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被罚除去官职。可这个人还有再入官场的心思，他就再次找到李世民，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心，李世民被其感动，答应他让他官复原职。
这时，魏征，李世民的头号谏臣，立刻表明了他的不满，他认为这时这时不负责任的行为，庞相寿既然犯了罪就理应受到责罚，不应该靠打感情牌就超越法律条文。
李世民从善如流，依照魏征的意见驳回了庞相寿的请求，至于庞相寿，他赏赐了他一些财物。
以上都是前置小故事，接下来的才是《贞观之治》的小心思。
《贞观之治》记载道，此人拒绝了李世民的赏赐，流泪而去。
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是：“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你品一下，这个意味是不是完全不同了。
按照《贞观之治》的写法，李世民就是在教化贪官知罪，而庞相寿拒绝了李世民的馈赠也表明他有所反思，在向着清正廉洁转变。而按《资治通鉴》的意思可就不一样了，这小子是一点儿没反省，拿着赏赐其实并不满意，想到自己没能官复原职难过地都哭了。
说起来也没改几个字，但是这笔下的含义就完全变了。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因为这原本就不是为了保存历史条目而写就的著作。
回到这本书书写的起因和作者身上，就可以发现，《贞观政要》的编纂，与其说是一本历史著作，不如说是为最高领导人写就的一本政治著作，这更像是一本贞观年间的政治思想指南。
作者吴兢本人也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谏臣，在所有人都唯唯诺诺的时候，只有他敢于直谏李隆基，并且以太宗直言纳谏为例劝阻李隆基。在别人要求他修改史书时，他也直言不讳这是不正直的笔法，他不能也不愿。
这样一个人写出的《贞观政要》，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写的很多细节是和史料对不上的吗？不，这是他故意为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本论著的话，这些微妙的曲笔就可以理解甚至是原谅。整套书记载了诸多唐太宗君臣之间的讨论以及魏征等人的上谏，其核心目的是传达一种政治信念，告诉读者，要学习唐太宗直言纳谏的态度和王道儒家统治思想，像这样治理国家便是最成功的的。
这套书里包含了李世民治国理政以来的最大成就，也就是这一套完整自洽的，超越了父辈的儒家政治思想。
思想文化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头羊，其重要性不需再多言语。不管中间运用了什么样的文学手法，虚构或写实，《贞观政要》里所传达的理念，都是一座新的高峰。
书中传达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君主被要求以民为本，节制私欲，居安思危，谨言慎行，仁贤纳谏，臣子也要忠君爱民，戒骄奢纵。
除此之外，最具体的政务也有诸多要求，例如轻徭薄赋、选官以德才兼备、区分华夷本末等，这些都是总结历朝历代教训得出的最宝贵的财富。
李世民作出的实事我们后面再说，贞观之治之所以为后人羡慕敬仰，其实和另外一个著名的盛世——西汉盛世不同，此时的唐朝远远没有汉武帝那时的囤积丰厚，也做不到那样征战四方，打造出一个崭新的“汉”的概念来。
但是盛世的产生都是有其偶然性的，君王贤臣、风调雨顺或是外敌不犯，各种各样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才有了每一个超凡脱俗的治世的诞生。
【李渊建立唐朝之后，和每一个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君主一样，需要吸取前朝的教训，再造出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来。只有根基打得好了，和时下的人民需求相匹配，统治才能有长久的可能。
我们来看一看他具体做了什么。
在军事上，他雷厉风行，加强军备，招降和武力手段并重，对未臣服的地区逐个击破，在十年内完成了整个大唐的统一。
在经济上，他鼓励农业发展，重新发行统一的货币，实行租庸调制，既稳定了国库的进项，又减轻农户的负担。
如此一来，李渊给大唐定下了一个不出错的大框架，这也保证了大唐可以照常运行百年。
这个大框架为李世民所继承，他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有了更开阔的视野。
有了这样的基础，李世民也可以安心在一个已成体系的大框架进行优化。
后人对于贞观之治的了解，绝大部分来源于吴兢编纂的《贞观政要》。想要去追溯为何贞观之治会得到后世如此的推崇，也离不开对这本书的研究。
在二十世纪之前，这本论著收到了历朝历代的褒赞之声，二十世纪后出现了一些批判性的见解。
对贞观政要的批判声音，一般认为此论著非信史，其中对贞观年间有诸多的美化和曲笔，不具有客观性。
这样的考量在主播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看到有学者对《贞观政要》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将其中的描写和其参考的《旧唐书》等进行比对，发现——
这里边写起来还真的大有门道，曲笔、篡改、断章取义、驴头接马嘴等各种小技巧都用上。
举个例子，有一个叫庞相寿的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被罚除去官职。可这个人还有再入官场的心思，他就再次找到李世民，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心，李世民被其感动，答应他让他官复原职。
这时，魏征，李世民的头号谏臣，立刻表明了他的不满，他认为这时这时不负责任的行为，庞相寿既然犯了罪就理应受到责罚，不应该靠打感情牌就超越法律条文。
李世民从善如流，依照魏征的意见驳回了庞相寿的请求，至于庞相寿，他赏赐了他一些财物。
以上都是前置小故事，接下来的才是《贞观之治》的小心思。
《贞观之治》记载道，此人拒绝了李世民的赏赐，流泪而去。
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是：“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你品一下，这个意味是不是完全不同了。
按照《贞观之治》的写法，李世民就是在教化贪官知罪，而庞相寿拒绝了李世民的馈赠也表明他有所反思，在向着清正廉洁转变。而按《资治通鉴》的意思可就不一样了，这小子是一点儿没反省，拿着赏赐其实并不满意，想到自己没能官复原职难过地都哭了。
说起来也没改几个字，但是这笔下的含义就完全变了。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因为这原本就不是为了保存历史条目而写就的著作。
回到这本书书写的起因和作者身上，就可以发现，《贞观政要》的编纂，与其说是一本历史著作，不如说是为最高领导人写就的一本政治著作，这更像是一本贞观年间的政治思想指南。
作者吴兢本人也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谏臣，在所有人都唯唯诺诺的时候，只有他敢于直谏李隆基，并且以太宗直言纳谏为例劝阻李隆基。在别人要求他修改史书时，他也直言不讳这是不正直的笔法，他不能也不愿。
这样一个人写出的《贞观政要》，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写的很多细节是和史料对不上的吗？不，这是他故意为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本论著的话，这些微妙的曲笔就可以理解甚至是原谅。整套书记载了诸多唐太宗君臣之间的讨论以及魏征等人的上谏，其核心目的是传达一种政治信念，告诉读者，要学习唐太宗直言纳谏的态度和王道儒家统治思想，像这样治理国家便是最成功的的。
这套书里包含了李世民治国理政以来的最大成就，也就是这一套完整自洽的，超越了父辈的儒家政治思想。
思想文化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头羊，其重要性不需再多言语。不管中间运用了什么样的文学手法，虚构或写实，《贞观政要》里所传达的理念，都是一座新的高峰。
书中传达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君主被要求以民为本，节制私欲，居安思危，谨言慎行，仁贤纳谏，臣子也要忠君爱民，戒骄奢纵。
除此之外，最具体的政务也有诸多要求，例如轻徭薄赋、选官以德才兼备、区分华夷本末等，这些都是总结历朝历代教训得出的最宝贵的财富。
李世民作出的实事我们后面再说，贞观之治之所以为后人羡慕敬仰，其实和另外一个著名的盛世——西汉盛世不同，此时的唐朝远远没有汉武帝那时的囤积丰厚，也做不到那样征战四方，打造出一个崭新的“汉”的概念来。
但是盛世的产生都是有其偶然性的，君王贤臣、风调雨顺或是外敌不犯，各种各样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才有了每一个超凡脱俗的治世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