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领着，穿过集英殿的重重宫阙，来到了殿后的一处偏殿前。
郭忠孝先进去通报，然后才出来对他道：“官家有旨，直龙图阁，知登州苏轼入觐。”
苏轼再拜：“臣谨奉德音。”
这才在郭忠孝的引导下，向那偏殿而去。
进入殿中，一股暖意，便袭上身周。
显然，这便殿中有着暖阁，而且，这个暖阁一直在启用，温暖着殿中空气。
旋即，苏轼便看到了一个少年，穿着黄色便服，戴着一顶软角幞头，手中似乎拿着一卷手册，正在阅读或者批阅。
他知道，那就是他的少主。
也是如今大宋天下，最复杂、最神秘莫测的一个人。
于是苏轼怀揣忐忑又激动的心情，恭身再拜：“直龙图阁、朝奉郎、知登州苏轼，顿首再拜吾皇，恭问陛下圣躬万福。”
“免礼！”只听那少年官家，轻声说道：“来人，给苏龙图赐座、赐茶。”
苏轼毕恭毕敬的起身：“臣谢陛下隆恩。”
屁股已毫不犹豫的坐到了被搬来的椅子上，又接过来一盏被奉上的茶水，轻轻抿了一口后，才小心的放到一边。
而他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赵煦也在打量着这个大胡子。
老实说，虽然上上辈子和苏轼打过交道。
但，时光太久了，他早已忘了苏轼的模样，只记得那标志性的大胡子，也只记得苏轼拉着他，在弥英阁的角落里，绘声绘色的描述着历代君王，如何处置大臣的故事。
如今再见，死去的记忆，再次唤醒。
眼前苏轼与记忆中残留的苏轼形象重叠在了一起。
现在的苏轼，比赵煦记忆里的那個大胡子，似乎胖了些。
除此之外，现在的苏轼还是记忆里的那个熟悉的味道。
他看着拘谨，其实很放松，这从他很坦然的坐在椅子上，将茶盏放到旁边，就能看出来——大部分赵煦第一次召见的官员，那个不是战战兢兢，连屁股都不敢坐稳？
可正是这样，赵煦反而很喜欢。
像苏轼这样名满天下的同时，能力还不错的文臣士大夫，本身就比较难找。
而在具备以上两个条件的同时，还特别善于得罪人，特别高调的士大夫。
上下五千年，能有几个？
而对君王来说，这样的大臣，其实是梦寐以求的。
既可以用他去收拾人，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将之收拾。
这样想着，赵煦就柔声道：“此番，朕命卿往涑水，为司马公撰写墓志铭、神道碑，一路辛苦爱卿了。”
司马光死后，赵煦就按照其遗愿，下诏给苏轼，命其前往涑水，为司马光撰写墓志铭、神道碑。
至于司马光的行状，自然是由其最喜欢的学生范祖禹亲写。
而赵煦则毫不犹豫的，在朝野开始广立自己是‘司马公所忠心侍奉的少主’这一人设。
并让汴京新报开足马力，模仿意林、读者，刊发了十多篇《官家纳司马温公谏议》、《司马温公与官家座谈二三事》一类的吹水文章。
这些文章内容，可以参考意林与读者吹捧的西方名人事迹。
总之就是官家圣明，爱民如子。
而司马温公忠心耿耿，清廉正直。
在吹水的同时，悄然给司马光加人设。
这就是要温水煮青蛙，同时也是在发动岁月史书。
可能在未来，司马光的形象，将被完全扭曲。
从一个保守派的传统儒家士大夫，变成一个积极鼓吹工业的进步派大臣也说不定。
而在如今，没有任何人能察觉到这些变化。
哪怕是那些天天看汴京新报，又熟悉司马光的人，也察觉不到。
只会认为，这是在美化、粉饰，顶多是夸大了一点。
很正常的行为。
“不敢。”苏轼连忙起身拜道：“此臣分内事。”
“不瞒爱卿……”赵煦微笑着道：“其实朕很早就想要见爱卿一面了。”
苏轼受宠若惊。
“皇考在日，就拿爱卿的诗词，与朕看过。”
“尤其是其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句，犹令朕印象深刻。”
苏轼当即拜道：“微臣粗鄙之词，能入陛下之眼，实乃微臣之幸也。”
但内心却是忐忑起来。
忐忑什么？
赵煦这个少主，将他当成了一个单纯的词臣。
词臣，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绝不是个什么好标签。
尤其是，对苏轼这样年纪的官员来说。
一旦在皇帝那里的词臣标签被贴牢了，这辈子都别想翻身！
道理很简单。
年轻的时候，诗词可以是敲门砖，可以成为交游的利器。
但，到了中年、晚年，还在拿着诗词作为敲门砖，当做交游的利器。
那就只能说一个事情——你只会写诗词。
一个只会写诗词的文臣，和伶人、妓女有什么区别？
皇帝呼来喝去，达官贵人则将之当猴看。
李太白当年那一句：天子呼来不上朝，自称臣是酒中仙。
这其中蕴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无奈？
当代，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晏几道！
司马光去世后，晏几道为什么要离开汴京？
因为他受够了被人当猴看。
那些士大夫，那些名妓，表面上看，都是围着他转，甚至为了求他一首词，甘愿卑躬屈膝，刻意讨好。
可谁尊重过他？
除了已故的沈君龙、陈廉叔这两个老友。
就只有司马康，才将他当人，而非是伶人看待。
苏轼是无论如何，也不愿自己落入和晏几道一样的境遇的。
那对一个士大夫而言，不啻于酷刑。
而且是凌迟！
苏轼在被贬官的这些岁月里，已经受够了这种酷刑！
他在黄州的时候，真以为那些去看他的人、与他交好的人，都是他的迷弟、崇拜者？
或许有吧。
但更多的人，恐怕是去看猴的。
你诗词写的不错啊！
给个面子，给我也写一首吧。
偏很多时候，他还不能直接拒绝。
只能委婉的不得罪人的情况下，说一些场面话。
好在，官家的重点并不在此，只点到即止，就说到了其他方面。
“待朕即位后，朕私下问了一下章相公……”
“今天下之士，有才干者，能佐国者都有谁？”
“章相公便向朕推荐了苏卿。”
“章相公言，卿虽久富词名，然于庶政一道，也不亚词名，向朕极力推荐爱卿，说：果能佐天下者，必有爱卿。”
赵煦说着，就饶有兴致的看着苏轼。
上上辈子，赵煦让章惇独相六年，又如何不知章、苏两人的恩怨？
说起来，在这桩公案上，是苏轼对不起章惇。
甚至可以说，是苏轼背叛了章惇！
尤其是元祐时代，随着旧党复苏，全面掌权，司马光尽废新法，而章惇被贬的时候。
苏轼做的一些事情，让章惇格外寒心。
是，苏轼是没有针对章惇。
但针对章惇的是他的弟弟苏辙啊！
而苏轼在这个过程中，一言不发，没有帮章惇说过一句好话，任由苏辙疯狂攻击。
在章惇的角度来看，苏轼这就是典型的白眼狼，忘恩负义！
所以，绍圣时代章惇的报复才会那么猛烈！
先贬惠州，让他吃荔枝，甚至安排了苏轼的对头，程之才去惠州。
哪成想，程之才居然和苏轼和解。
于是再贬苏轼于崖州，让他去钓鱼，就这样都没有整死苏轼。
老章当时气的胡子都要翘起来。
但神奇的是，赵煦在现代，看过这对欢喜冤家的结局。
在赵佶上台后，章惇被贬。
居然派了儿子章援去找苏轼帮忙。
苏轼则回章惇一封很长的信，信中没有讥讽，也没有阴阳怪气，而是很朴实的回复了章惇，自己无能为力，但他知道一些养生的办法，手里头也有些养生药，并将这些药随信送给了章惇。
苏轼在写完这封信后，病逝于常州。
而章惇也在一年后，贬死于湖州。
这就让赵煦有些唏嘘了。
而如今，苏轼和章惇还没有因为党争，而闹到彻底撕破脸，老死不相往来。
赵煦自然是想着，让这对昔年的朋友，后来的对头，人生终末时，却又和好的冤家，能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苏轼一听，顿时眼眶一热。
他想起了嘉佑九年正月的仙游潭前发生的恩怨。
也想起当年他和章惇，隔着一副《醉道人》的画，互相题跋，隔空嘲讽、讥笑对方。
还想起了，当年乌台诗案，章惇为了营救他做的那些事情。
他更想起了乌台诗案后，他被贬黄州，举目无亲，连同宗同族的亲戚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弟弟苏辙也被牵连被贬。
当时他唯一能想到可以帮他的人，就是章惇了。
于是连续写了两封信给章惇，请章惇帮帮忙，尤其是帮他照顾一下弟弟。
因为弟弟家有七个女儿。
为了嫁女儿，早已是负债累累，身体又不大好，所以请章惇多多帮忙，看看是不是关照关照。
如今，还是章惇，给他在御前进言，举荐了他。
“果然，卿自任登州以来，抚恤百姓，鼓励农桑，又承朕旨意，建港兴渔，又以卿才名，吸引天下俊杰，汇聚登州！”
“章相公当初的评语，果然无误！”
苏轼眼眶一红，拜道：“章学士，胸襟宽广，能摒弃旧嫌，举荐微臣，微臣惭愧……”
“果不愧是君子人物，国家能臣……”
“臣远远不如……远远不如！”
苏轼想起了，他去年回京，章惇特意等他想和他见面，但他避而不见的事情。
心中越发惭愧。
赵煦却道：“卿不必如此自谦！”
“卿之才干，朕已一一观之。”
“卿于登州，兴养济院，建港口，为大奥，租赁渔船与百姓，更上书请登州开港，为市舶司，朕都是看在眼中，也多次通过京东都路走马承受传递文字与卿，而卿也都能很好的遵从朕的旨意，将相关事情落实。”
“从这里就能看出，卿也是有王佐之才的。”
“所以，朕才会在命林旦制词时，与之言：他人得授直龙图阁乃其幸也；而苏轼得授直龙图阁，乃直龙图阁之幸！”
“从此假龙成真！死而复活！”
在大宋，直龙图阁在官场上，有多个形象鲜活的称呼。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两个。
一为：假龙，意思是直龙图阁，不算龙图，只能算个假的，因为其位格很低，只是直阁。
与龙图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龙图阁学士这些威风八面，只授给待制级的重臣的贴职完全不能比。
同时，直龙图阁，作为直阁的顶点。
也是有逼格的。
一般人想拿到这个贴职，根本不可能。
只有那些久在地方监司（转运、常平、提刑）为官，却怎么也升不上去的老臣，才有机会拿到。
而这些人，拿到这个贴职的方式，是纯粹靠磨勘。
从直宝文阁，一步步水磨工夫磨上去。
等他们拿到手的时候，已七老八十，入土不远，所以直龙图阁又被人称作：死龙。
拿了就死的例子比比皆是。
像苏轼这样，五十一岁这样年富力强的年龄，以朝官身份拿到直龙图阁的例子，从熙宁甚至治平、嘉佑就已经没有了。
苏轼当即俯首拜道：“陛下隆恩，亲拔微臣，微臣感激涕零，必为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赵煦等的就是苏轼这一句话。
他轻轻颔首，道：“朕于爱卿亦有厚望！”
“今年以来，朕屡遣使赐书爱卿，爱卿也一直都是遵照朕的旨意，将事情都办的很妥当。”
“朕很满意，卿要再接再厉！”
今年以来，登州那边无论是大建大奥，还是鼓励渔业，以及近来的，向高丽运输/走私武器、粮食。
都是苏轼在办，而且办的很妥当。
特别是鼓励渔业，苏轼做的甚至比陈睦还要好。
陈睦只是遵照赵煦的旨意做事，多少缺乏了一点主观能动性。
苏轼则不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文豪的优势。
不止一次又一次的写诗词，称赞登州鱼干，还各种带货。
江宁的王安石、汴京的韩绛、吕公著、张方平、苏颂，都被他带了进来。
这些互相写诗唱和，一起抬轿子，生生的将登州鱼干，打造成了名牌。
此外，苏轼还拿着公使钱，在登州将渔船租赁给百姓。
而百姓偿还的办法也很简单——不还钱，只给鱼就行了。
这使得百姓的贷款买船积极性大增，登州渔业大爆发。
短短一年，登州渔民的群体就扩大了十倍。
登州外海多个岛屿，成为了渔民们晒网、卸货之地。
就连沙门岛，都不能幸免！
再这样下去，沙门岛恐怕就不能作为大宋流放重刑犯的目的地。
恐怕赵煦得考虑去南海或者什么地方，找个荒岛，作为流放地。
嗯……
土澳就不错，就是太远，没个十年二十年，怕是连土澳的边都摸不到，更不要说去流放犯人了。
苏轼当即再拜：“臣为陛下臣，安能不奉陛下旨意而用心王事？”
“愿请陛下降下德音，以教臣将来之事。”
苏轼只是大嘴巴。
但在追求权力，迎合权力以及靠拢权力这个方面，他与其他士大夫别无二致——也就可能节操高一点，三观正常一点。
尤其是，赵煦公开了他曾在‘先帝要求下立三誓’的事情后。
苏轼比任何人都更想进步！
原因很简单——只要升到宰执，那么，即使触犯十恶不赦的死罪，那么也至于赐死。
这对苏轼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为其量身定做的政策。
只要升到宰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乱说话得罪人，连累全家了。
至于第一誓——不以谋逆之外的文字罪人。
其实，这东西的约束力，约等于没有。
确实，官家发誓不以文字加罪。
可皇帝完全可以拿其他东西来罪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皇帝而言，想搞一个人，还怕没借口？
实在不行，现场造一个罪出来。
谁又敢不服？
只有宰执大臣、三衙大将，纵犯十恶不赦之罪，止于赐死这一条才真正有意义。
赵煦看着苏轼的神色，嗯了一声，道：“卿回任登州后，须得记住，对于高丽来人求援之事，须当慎重，尤其要小心提防，那高丽来人，起二心，生邪胆，将我大宋拖入水……”
“北虏、高丽之争，于朕之言，狗咬狗而已。”
赵煦说到这里，就看向苏轼，道：“卿明白了吗？”
不要看，赵煦在那高丽僧官义天来朝的时候，态度好得不得了。
甚至赐给义天紫袍袈裟，还给了高丽很多大宋宫廷才有的版印经书。
但，外交上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
嘴上笑嘻嘻，背后捅刀子！
具体到如今高丽与辽国的战争，赵煦的心态是很奇怪的。
他处在一种矛盾的集合体。
是既怕辽人灭了高丽，又怕高丽反推了辽人。
所以，不要看他嘴上叫的凶，经常动不动就想要指使登州甚至京东路，加大援助力度。
实际上呢？
大宋迄今为止，对高丽王国的最大支持，也就是开战之初，援助的那些已经老旧不堪用的神臂弓与甲胄。
除此之外，不过是些道义上的支持而已。
哪怕辽人打下了平壤赵煦也依旧是没有扩大援助的意思。
原因就在于，在赵煦心中，现在的这场辽国伐高丽的战争，就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
辽国咬死高丽，对大宋固然不利。
可高丽反推辽国，也对大宋不利啊！
可千万别把高丽想象成亲宋的王国。
也千万不要被义天表面的伪装蒙骗了。
赵煦在现代，可看过历史书！
高丽人，在宋辽之间，一直扮演着两面三刀的角色！
那个义天僧，在元丰时代入朝，赵煦的父皇好心招待，引为上宾。
结果呢？
他一回去，就将他在大宋看到的东西，反手卖给了辽人！
而赵煦的上上辈子，不知道这些，加上义天还是他父皇所喜欢的僧人，所以非常友好，友好到幼稚，所以在这个方面吃了大亏！
绍圣时代，诸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学敕式等重要官方内部文件和典籍，都被高丽人卖给辽人。
以至于辽人可以掌握大宋内部的动向以及经济文化政治情况，在谈判中占据主导。
当时的赵煦还莫名其妙。
在现代的时候，他才猛然觉醒——史书上白纸黑字，皆高丽所为！
高丽人利用了他的善良！利用了他的信任！
在这个方面，反倒是苏轼兄弟，比赵煦做的好。
元祐时代，义天僧再次来朝。
苏轼兄弟主导下，将其当成间谍，严防死守，甚至不惜因此建立审查机构，防止泄密。
这些举措使得高丽人根本探知不到大宋的情况。
赵煦既知道高丽人的所作所为，又怎么不防一手？
所以，那义天僧每次来朝，赵煦都让刑恕，派人日夜盯着其使团的每一个人，使其不能探知到大宋的情况，将其活动范围和信息获取，严格限制在佛教领域。
摆明了车马——求法可以，其他不行。
辽国征讨高丽后，赵煦更是趁机，逼迫义天接受他的条件，以岛屿换军械。
用一批不堪用的老旧神臂弓和甲胄，以交换岛屿以及通商权力。
而高丽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派人来，告知大宋，并交割指定的岛屿。
这在赵煦看来，这就是高丽人还能撑得住的信号。
既然他们撑得住，那就不需要大规模支援了。
熬吧！
高丽人总有熬不住的时候。等他们熬不住了，赵煦要的，就不是一个岛了！
总不能说，高丽这次能赢？
要是这样的话，赵煦就得进一步裁撤河北兵马，给辽人解套了。
苏轼听了赵煦的嘱托，略一沉吟，便拜道：“臣谨遵德音！”
对高丽，苏轼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
他甚至有一种莫名的反感。
他总觉得高丽人不太对头。
所以在登州期间，他虽然奉旨，支援了高丽一些物资。
但除了旨意之外的东西，他是一个也不给。
高丽人再怎么哀求，他也是无动于衷。
态度很明确——你们要援助，我必须请旨，必须有旨意才能给。
不然，你们就掏钱！
掏出真金白银来！
(本章完)
郭忠孝先进去通报，然后才出来对他道：“官家有旨，直龙图阁，知登州苏轼入觐。”
苏轼再拜：“臣谨奉德音。”
这才在郭忠孝的引导下，向那偏殿而去。
进入殿中，一股暖意，便袭上身周。
显然，这便殿中有着暖阁，而且，这个暖阁一直在启用，温暖着殿中空气。
旋即，苏轼便看到了一个少年，穿着黄色便服，戴着一顶软角幞头，手中似乎拿着一卷手册，正在阅读或者批阅。
他知道，那就是他的少主。
也是如今大宋天下，最复杂、最神秘莫测的一个人。
于是苏轼怀揣忐忑又激动的心情，恭身再拜：“直龙图阁、朝奉郎、知登州苏轼，顿首再拜吾皇，恭问陛下圣躬万福。”
“免礼！”只听那少年官家，轻声说道：“来人，给苏龙图赐座、赐茶。”
苏轼毕恭毕敬的起身：“臣谢陛下隆恩。”
屁股已毫不犹豫的坐到了被搬来的椅子上，又接过来一盏被奉上的茶水，轻轻抿了一口后，才小心的放到一边。
而他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赵煦也在打量着这个大胡子。
老实说，虽然上上辈子和苏轼打过交道。
但，时光太久了，他早已忘了苏轼的模样，只记得那标志性的大胡子，也只记得苏轼拉着他，在弥英阁的角落里，绘声绘色的描述着历代君王，如何处置大臣的故事。
如今再见，死去的记忆，再次唤醒。
眼前苏轼与记忆中残留的苏轼形象重叠在了一起。
现在的苏轼，比赵煦记忆里的那個大胡子，似乎胖了些。
除此之外，现在的苏轼还是记忆里的那个熟悉的味道。
他看着拘谨，其实很放松，这从他很坦然的坐在椅子上，将茶盏放到旁边，就能看出来——大部分赵煦第一次召见的官员，那个不是战战兢兢，连屁股都不敢坐稳？
可正是这样，赵煦反而很喜欢。
像苏轼这样名满天下的同时，能力还不错的文臣士大夫，本身就比较难找。
而在具备以上两个条件的同时，还特别善于得罪人，特别高调的士大夫。
上下五千年，能有几个？
而对君王来说，这样的大臣，其实是梦寐以求的。
既可以用他去收拾人，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将之收拾。
这样想着，赵煦就柔声道：“此番，朕命卿往涑水，为司马公撰写墓志铭、神道碑，一路辛苦爱卿了。”
司马光死后，赵煦就按照其遗愿，下诏给苏轼，命其前往涑水，为司马光撰写墓志铭、神道碑。
至于司马光的行状，自然是由其最喜欢的学生范祖禹亲写。
而赵煦则毫不犹豫的，在朝野开始广立自己是‘司马公所忠心侍奉的少主’这一人设。
并让汴京新报开足马力，模仿意林、读者，刊发了十多篇《官家纳司马温公谏议》、《司马温公与官家座谈二三事》一类的吹水文章。
这些文章内容，可以参考意林与读者吹捧的西方名人事迹。
总之就是官家圣明，爱民如子。
而司马温公忠心耿耿，清廉正直。
在吹水的同时，悄然给司马光加人设。
这就是要温水煮青蛙，同时也是在发动岁月史书。
可能在未来，司马光的形象，将被完全扭曲。
从一个保守派的传统儒家士大夫，变成一个积极鼓吹工业的进步派大臣也说不定。
而在如今，没有任何人能察觉到这些变化。
哪怕是那些天天看汴京新报，又熟悉司马光的人，也察觉不到。
只会认为，这是在美化、粉饰，顶多是夸大了一点。
很正常的行为。
“不敢。”苏轼连忙起身拜道：“此臣分内事。”
“不瞒爱卿……”赵煦微笑着道：“其实朕很早就想要见爱卿一面了。”
苏轼受宠若惊。
“皇考在日，就拿爱卿的诗词，与朕看过。”
“尤其是其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句，犹令朕印象深刻。”
苏轼当即拜道：“微臣粗鄙之词，能入陛下之眼，实乃微臣之幸也。”
但内心却是忐忑起来。
忐忑什么？
赵煦这个少主，将他当成了一个单纯的词臣。
词臣，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绝不是个什么好标签。
尤其是，对苏轼这样年纪的官员来说。
一旦在皇帝那里的词臣标签被贴牢了，这辈子都别想翻身！
道理很简单。
年轻的时候，诗词可以是敲门砖，可以成为交游的利器。
但，到了中年、晚年，还在拿着诗词作为敲门砖，当做交游的利器。
那就只能说一个事情——你只会写诗词。
一个只会写诗词的文臣，和伶人、妓女有什么区别？
皇帝呼来喝去，达官贵人则将之当猴看。
李太白当年那一句：天子呼来不上朝，自称臣是酒中仙。
这其中蕴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无奈？
当代，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晏几道！
司马光去世后，晏几道为什么要离开汴京？
因为他受够了被人当猴看。
那些士大夫，那些名妓，表面上看，都是围着他转，甚至为了求他一首词，甘愿卑躬屈膝，刻意讨好。
可谁尊重过他？
除了已故的沈君龙、陈廉叔这两个老友。
就只有司马康，才将他当人，而非是伶人看待。
苏轼是无论如何，也不愿自己落入和晏几道一样的境遇的。
那对一个士大夫而言，不啻于酷刑。
而且是凌迟！
苏轼在被贬官的这些岁月里，已经受够了这种酷刑！
他在黄州的时候，真以为那些去看他的人、与他交好的人，都是他的迷弟、崇拜者？
或许有吧。
但更多的人，恐怕是去看猴的。
你诗词写的不错啊！
给个面子，给我也写一首吧。
偏很多时候，他还不能直接拒绝。
只能委婉的不得罪人的情况下，说一些场面话。
好在，官家的重点并不在此，只点到即止，就说到了其他方面。
“待朕即位后，朕私下问了一下章相公……”
“今天下之士，有才干者，能佐国者都有谁？”
“章相公便向朕推荐了苏卿。”
“章相公言，卿虽久富词名，然于庶政一道，也不亚词名，向朕极力推荐爱卿，说：果能佐天下者，必有爱卿。”
赵煦说着，就饶有兴致的看着苏轼。
上上辈子，赵煦让章惇独相六年，又如何不知章、苏两人的恩怨？
说起来，在这桩公案上，是苏轼对不起章惇。
甚至可以说，是苏轼背叛了章惇！
尤其是元祐时代，随着旧党复苏，全面掌权，司马光尽废新法，而章惇被贬的时候。
苏轼做的一些事情，让章惇格外寒心。
是，苏轼是没有针对章惇。
但针对章惇的是他的弟弟苏辙啊！
而苏轼在这个过程中，一言不发，没有帮章惇说过一句好话，任由苏辙疯狂攻击。
在章惇的角度来看，苏轼这就是典型的白眼狼，忘恩负义！
所以，绍圣时代章惇的报复才会那么猛烈！
先贬惠州，让他吃荔枝，甚至安排了苏轼的对头，程之才去惠州。
哪成想，程之才居然和苏轼和解。
于是再贬苏轼于崖州，让他去钓鱼，就这样都没有整死苏轼。
老章当时气的胡子都要翘起来。
但神奇的是，赵煦在现代，看过这对欢喜冤家的结局。
在赵佶上台后，章惇被贬。
居然派了儿子章援去找苏轼帮忙。
苏轼则回章惇一封很长的信，信中没有讥讽，也没有阴阳怪气，而是很朴实的回复了章惇，自己无能为力，但他知道一些养生的办法，手里头也有些养生药，并将这些药随信送给了章惇。
苏轼在写完这封信后，病逝于常州。
而章惇也在一年后，贬死于湖州。
这就让赵煦有些唏嘘了。
而如今，苏轼和章惇还没有因为党争，而闹到彻底撕破脸，老死不相往来。
赵煦自然是想着，让这对昔年的朋友，后来的对头，人生终末时，却又和好的冤家，能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苏轼一听，顿时眼眶一热。
他想起了嘉佑九年正月的仙游潭前发生的恩怨。
也想起当年他和章惇，隔着一副《醉道人》的画，互相题跋，隔空嘲讽、讥笑对方。
还想起了，当年乌台诗案，章惇为了营救他做的那些事情。
他更想起了乌台诗案后，他被贬黄州，举目无亲，连同宗同族的亲戚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弟弟苏辙也被牵连被贬。
当时他唯一能想到可以帮他的人，就是章惇了。
于是连续写了两封信给章惇，请章惇帮帮忙，尤其是帮他照顾一下弟弟。
因为弟弟家有七个女儿。
为了嫁女儿，早已是负债累累，身体又不大好，所以请章惇多多帮忙，看看是不是关照关照。
如今，还是章惇，给他在御前进言，举荐了他。
“果然，卿自任登州以来，抚恤百姓，鼓励农桑，又承朕旨意，建港兴渔，又以卿才名，吸引天下俊杰，汇聚登州！”
“章相公当初的评语，果然无误！”
苏轼眼眶一红，拜道：“章学士，胸襟宽广，能摒弃旧嫌，举荐微臣，微臣惭愧……”
“果不愧是君子人物，国家能臣……”
“臣远远不如……远远不如！”
苏轼想起了，他去年回京，章惇特意等他想和他见面，但他避而不见的事情。
心中越发惭愧。
赵煦却道：“卿不必如此自谦！”
“卿之才干，朕已一一观之。”
“卿于登州，兴养济院，建港口，为大奥，租赁渔船与百姓，更上书请登州开港，为市舶司，朕都是看在眼中，也多次通过京东都路走马承受传递文字与卿，而卿也都能很好的遵从朕的旨意，将相关事情落实。”
“从这里就能看出，卿也是有王佐之才的。”
“所以，朕才会在命林旦制词时，与之言：他人得授直龙图阁乃其幸也；而苏轼得授直龙图阁，乃直龙图阁之幸！”
“从此假龙成真！死而复活！”
在大宋，直龙图阁在官场上，有多个形象鲜活的称呼。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两个。
一为：假龙，意思是直龙图阁，不算龙图，只能算个假的，因为其位格很低，只是直阁。
与龙图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龙图阁学士这些威风八面，只授给待制级的重臣的贴职完全不能比。
同时，直龙图阁，作为直阁的顶点。
也是有逼格的。
一般人想拿到这个贴职，根本不可能。
只有那些久在地方监司（转运、常平、提刑）为官，却怎么也升不上去的老臣，才有机会拿到。
而这些人，拿到这个贴职的方式，是纯粹靠磨勘。
从直宝文阁，一步步水磨工夫磨上去。
等他们拿到手的时候，已七老八十，入土不远，所以直龙图阁又被人称作：死龙。
拿了就死的例子比比皆是。
像苏轼这样，五十一岁这样年富力强的年龄，以朝官身份拿到直龙图阁的例子，从熙宁甚至治平、嘉佑就已经没有了。
苏轼当即俯首拜道：“陛下隆恩，亲拔微臣，微臣感激涕零，必为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赵煦等的就是苏轼这一句话。
他轻轻颔首，道：“朕于爱卿亦有厚望！”
“今年以来，朕屡遣使赐书爱卿，爱卿也一直都是遵照朕的旨意，将事情都办的很妥当。”
“朕很满意，卿要再接再厉！”
今年以来，登州那边无论是大建大奥，还是鼓励渔业，以及近来的，向高丽运输/走私武器、粮食。
都是苏轼在办，而且办的很妥当。
特别是鼓励渔业，苏轼做的甚至比陈睦还要好。
陈睦只是遵照赵煦的旨意做事，多少缺乏了一点主观能动性。
苏轼则不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文豪的优势。
不止一次又一次的写诗词，称赞登州鱼干，还各种带货。
江宁的王安石、汴京的韩绛、吕公著、张方平、苏颂，都被他带了进来。
这些互相写诗唱和，一起抬轿子，生生的将登州鱼干，打造成了名牌。
此外，苏轼还拿着公使钱，在登州将渔船租赁给百姓。
而百姓偿还的办法也很简单——不还钱，只给鱼就行了。
这使得百姓的贷款买船积极性大增，登州渔业大爆发。
短短一年，登州渔民的群体就扩大了十倍。
登州外海多个岛屿，成为了渔民们晒网、卸货之地。
就连沙门岛，都不能幸免！
再这样下去，沙门岛恐怕就不能作为大宋流放重刑犯的目的地。
恐怕赵煦得考虑去南海或者什么地方，找个荒岛，作为流放地。
嗯……
土澳就不错，就是太远，没个十年二十年，怕是连土澳的边都摸不到，更不要说去流放犯人了。
苏轼当即再拜：“臣为陛下臣，安能不奉陛下旨意而用心王事？”
“愿请陛下降下德音，以教臣将来之事。”
苏轼只是大嘴巴。
但在追求权力，迎合权力以及靠拢权力这个方面，他与其他士大夫别无二致——也就可能节操高一点，三观正常一点。
尤其是，赵煦公开了他曾在‘先帝要求下立三誓’的事情后。
苏轼比任何人都更想进步！
原因很简单——只要升到宰执，那么，即使触犯十恶不赦的死罪，那么也至于赐死。
这对苏轼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为其量身定做的政策。
只要升到宰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乱说话得罪人，连累全家了。
至于第一誓——不以谋逆之外的文字罪人。
其实，这东西的约束力，约等于没有。
确实，官家发誓不以文字加罪。
可皇帝完全可以拿其他东西来罪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皇帝而言，想搞一个人，还怕没借口？
实在不行，现场造一个罪出来。
谁又敢不服？
只有宰执大臣、三衙大将，纵犯十恶不赦之罪，止于赐死这一条才真正有意义。
赵煦看着苏轼的神色，嗯了一声，道：“卿回任登州后，须得记住，对于高丽来人求援之事，须当慎重，尤其要小心提防，那高丽来人，起二心，生邪胆，将我大宋拖入水……”
“北虏、高丽之争，于朕之言，狗咬狗而已。”
赵煦说到这里，就看向苏轼，道：“卿明白了吗？”
不要看，赵煦在那高丽僧官义天来朝的时候，态度好得不得了。
甚至赐给义天紫袍袈裟，还给了高丽很多大宋宫廷才有的版印经书。
但，外交上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
嘴上笑嘻嘻，背后捅刀子！
具体到如今高丽与辽国的战争，赵煦的心态是很奇怪的。
他处在一种矛盾的集合体。
是既怕辽人灭了高丽，又怕高丽反推了辽人。
所以，不要看他嘴上叫的凶，经常动不动就想要指使登州甚至京东路，加大援助力度。
实际上呢？
大宋迄今为止，对高丽王国的最大支持，也就是开战之初，援助的那些已经老旧不堪用的神臂弓与甲胄。
除此之外，不过是些道义上的支持而已。
哪怕辽人打下了平壤赵煦也依旧是没有扩大援助的意思。
原因就在于，在赵煦心中，现在的这场辽国伐高丽的战争，就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
辽国咬死高丽，对大宋固然不利。
可高丽反推辽国，也对大宋不利啊！
可千万别把高丽想象成亲宋的王国。
也千万不要被义天表面的伪装蒙骗了。
赵煦在现代，可看过历史书！
高丽人，在宋辽之间，一直扮演着两面三刀的角色！
那个义天僧，在元丰时代入朝，赵煦的父皇好心招待，引为上宾。
结果呢？
他一回去，就将他在大宋看到的东西，反手卖给了辽人！
而赵煦的上上辈子，不知道这些，加上义天还是他父皇所喜欢的僧人，所以非常友好，友好到幼稚，所以在这个方面吃了大亏！
绍圣时代，诸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学敕式等重要官方内部文件和典籍，都被高丽人卖给辽人。
以至于辽人可以掌握大宋内部的动向以及经济文化政治情况，在谈判中占据主导。
当时的赵煦还莫名其妙。
在现代的时候，他才猛然觉醒——史书上白纸黑字，皆高丽所为！
高丽人利用了他的善良！利用了他的信任！
在这个方面，反倒是苏轼兄弟，比赵煦做的好。
元祐时代，义天僧再次来朝。
苏轼兄弟主导下，将其当成间谍，严防死守，甚至不惜因此建立审查机构，防止泄密。
这些举措使得高丽人根本探知不到大宋的情况。
赵煦既知道高丽人的所作所为，又怎么不防一手？
所以，那义天僧每次来朝，赵煦都让刑恕，派人日夜盯着其使团的每一个人，使其不能探知到大宋的情况，将其活动范围和信息获取，严格限制在佛教领域。
摆明了车马——求法可以，其他不行。
辽国征讨高丽后，赵煦更是趁机，逼迫义天接受他的条件，以岛屿换军械。
用一批不堪用的老旧神臂弓和甲胄，以交换岛屿以及通商权力。
而高丽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派人来，告知大宋，并交割指定的岛屿。
这在赵煦看来，这就是高丽人还能撑得住的信号。
既然他们撑得住，那就不需要大规模支援了。
熬吧！
高丽人总有熬不住的时候。等他们熬不住了，赵煦要的，就不是一个岛了！
总不能说，高丽这次能赢？
要是这样的话，赵煦就得进一步裁撤河北兵马，给辽人解套了。
苏轼听了赵煦的嘱托，略一沉吟，便拜道：“臣谨遵德音！”
对高丽，苏轼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
他甚至有一种莫名的反感。
他总觉得高丽人不太对头。
所以在登州期间，他虽然奉旨，支援了高丽一些物资。
但除了旨意之外的东西，他是一个也不给。
高丽人再怎么哀求，他也是无动于衷。
态度很明确——你们要援助，我必须请旨，必须有旨意才能给。
不然，你们就掏钱！
掏出真金白银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