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杭州商业发展的非常迅猛，王静辉虽然没有在杭州担任过任何职位，但任何一个杭州有头面的商人心中都非常清楚他们的知州李慎和当朝小王驸马是怎样的关系，正是因为李慎在这里为官才给他们带来了如此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与王静辉先前所任的楚州不同，杭州本身就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杭州的港口在李慎没有到这里之前便早就形成了规模，这是楚州所不能相比的，若是说楚州比杭州优越的地方，那便是楚州在京杭大运河的中点，而杭州则是始发站，益州、扬州的货物可以不用经过杭州直接经长江水道进入运河向北转运，不过这样的优势在杭州彻底把潜力发挥出来的时候就相形见绌了。
王静辉对以往大宋的内陆运河运输感到非常的不满意──这几乎把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寄托在仅有的几条河流上，这样实在是太过危险了。而海路运输则没有内陆运河运输这么受局限，大宋本来就有非常发达的航海技术，更何况南方货物运抵北方航线基本上都是离岸比较近，冬天也没有封冻的危险，这样算下来海运的潜力比运河运输要强大的多。王静辉有意识的引导使得大宋已经非常脆弱的南北运输系统终于松了口气，如果现在大运河全面瘫痪的话，朝廷完全可以集中见过御史唐垌曾面弹王安石，胡说一通。但皇帝赵顼也不加责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牵制，无可奈何。按规定。台谏官不能由与宰相有关系的人来担当，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荐，因此，台谏官与宰相的关系极为紧张，当时人说宰相与御史台是敌对的营垒，互相仇视。
王静辉知道御史官在宋代以前与台谏官分开，不过在这个时代根据他的观察实际上是合二为一，主要用以监察官员，看其是否忠于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于职守。虽然历代均如此，但宋代尤为突出。在这个时代随着专制皇权地加强，谏官对皇帝的过失更不敢有所规劝，因而谏官与御史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弹劾官员为责，这种变化导致了后来台谏的合流。
王静辉在弄懂了宋朝的监察系统之后，不禁为宋太祖拍案叫绝──很难想象一个武官出身发动政变登上皇位的赵匡胤居然有如此远见，当然这不排除当时赵匡胤身边诸如赵普等能人地相助，但能够接受谋士的建议这本身对于一个皇帝尤其是一个武将出身只信任武力的皇帝来说更是难能可贵。
宋代中枢机构的行政、军事、财政、监察这四种大权分得十分清楚，而总之于皇帝。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日趋严密，甚至达到“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地程度。王静辉甚至还看到过这么一条记载：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笼，数天未成，太祖怒责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须经过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许多关口，等到逐级办齐手续后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语“依”字，然后方可制造，宋太祖听后大怒，问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即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回答说：“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听后转怒为喜说：“此条贯极妙！”
如此严密的官职体系真是让王静辉无从下手，他此时到真有些佩服“变法皇帝”赵顼了，历史上所发生地元丰改制是在王安石去相之后，这完全是由赵顼一人着力推动，将名不副实的旧官职能够取消的全部取消。虽然元丰改制在王静辉看来效果比现在强不了多少，而且改制的依据是源自《唐六典》，但也算是一种尝试突破了，可惜结局并不算是完满，而且改革官制时，有人建议，把军事机构枢密院也并归兵部，赵顼驳斥说：“祖宗不愿兵权归执政官，所以专设官统领，以互相节制，怎么可以废除！”改制后，枢密院仍保持独立的军事系统，并不断加强了军队。
与当前官制改革地主流思想不同。王静辉并不在意那些沉冗复杂的官职体系，其实以他后世的眼光，在后世的时候官职体系远比现在庞大复杂地多，而且顶着官职不管事白拿高薪的人更是海了去，有过这种经历后他反倒不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对冗官畏之如虎狼，相反他倒是认为若是强行打破现有局面实现精简行政机构地话。反而会惹得天怨人怒反过来在旧有势力的反扑下弄得变法挫折重重。
官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固然是使得政令通行更加顺畅，执行更加有效率，最重要的还是精简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但是王静辉更觉得官制改革更加有侧重点──反腐败才是现在真正要做的，至于王安石他们的想法则有些太过急于求成了。
正因为对官制改革的期望不同，大宋统治高层对官制改革的建议也分成了两个派别，不同地是这一次司马光和王安石走到了一起，他们的主张是精简机构；而王静辉则是提出了反腐败才是最重要的任务，要通过官制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将原有的官制体系中地监察部分得到扩充。使其工作更有效率，以便遏制现在越来越猖狂的官员腐败问题。
福宁殿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这完全是在照顾王静辉，因为他的身份是不可能公开站在垂拱殿上独立门户的。这几天来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也把王静辉折腾的够呛，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王安石和司马光居然会取得这么一致地意见。不过由于他的出现使得宋朝的历史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了。王安石和司马光本身就是好友，只是因为政见不同才走上陌路，王静辉一直就在努力协调两人之间地关系，以便减少党争对国家的内耗损失，并且同样也是因为他在隐隐压制王安石。迫使其将变法速度放慢，尤其是在变法派经过王安石的整顿之后，倒是多少有些大显身手的样子了。这也使司马光对变法派的改变多少有了些好感。
现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固然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但他们之间也并非没有分歧，只不过是大的目标相近而已。司马光不是很看好王静辉想要通过官制改革来解决腐败问题，但他却对王静辉的放缓清理虚职官员的建议非常赞同，这也使得王静辉不至于在福宁殿会议的第一天便败下阵来。
开始地时候福宁殿会议几乎是一边倒，因为王静辉先把他的官制改革拿出来讨论，这才使得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大方向取得共识对他进行压制，而诸如曾公亮等人也是出于自己小派系利益的考虑，暂时不发表建议。真正的转折便是王安石把他的方案拿出来的时候。曾公亮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安石的方案多少和历史上赵顼所推动的元丰改制有些相似，精简官僚体系固然是最重要的目的，但他下手比较黑，从而触动了曾公亮等人内心的底线。王静辉与王安石两个方案相比较过后，反腐败固然是有些触痛了他们，但王安石的一刀切更是让曾公亮和司马光如临大敌，所以几天下来这官制改革的讨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
尽管司马光有预感朝廷在解了燃眉之急的财政问题后，变革一定会向更加深层次的官制推进，只是没有想到官制改革会来的这么快，在这个问题上他准备的不够充分，不过他依然主张以“缓进”的姿态来进行官制改革。这样立场鲜明的态度使他在福宁殿会议开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开始与王安石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尽管两人也曾碰过面进行商议，可惜没有王静辉在其中和浆糊，他们两人注定是谈不拢的，到此时两人居然倒是有些想念王静辉从中调停的日子了，可惜这个时候王静辉已经开始旗帜鲜明的亮出了自己的方案，注定不会参与到他们两人之间弥合分歧当中来。
尽管福宁殿会议只是一个小圈子，但它牵扯到的却是大宋未来的前途问题，这当中也自然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对自己的乌纱帽看得这么轻，其实为了成就自己的业绩，在官职任命上就是连司马光和王安石自己也不能够做到足够地洒脱──一旦失去现有的官职。他们谁也别想领导这个庞大帝国的走向，不过现在他们好比食物链最顶端的存在一般，官制改革是由他们所推动的，不会把自己也给陷进去而已。但是在底下的官员可就未必这么想了，他们可没有这么无私高尚，尤其是顶着虚职地官员。这次官制改革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命运，不用多想，就是用脚趾头也可以想到王安石的改革策略是什么样的。
福宁殿会议的犹疑不决渐渐的开始扩散，汴都开封的各处秦楼楚馆聚集的官员也开始慢慢增多，话题多是与官制改革相关。说起来也倒是奇怪，汴都的各种官办或是私营的妓院是大宋最受官员所欢迎地，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比较轻松的进行种种政治交易，灯红酒绿之下更能够让双方靠拢。有了这么一个传统，汴都的妓院可谓是大宋的政治风向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第一个先热闹起来的便是这些妓院了。
对于外面地传闻，王安石、司马光与皇帝赵顼等人不是不知道，只是这官制改革所牵扯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若是有一点纰漏，毫无疑问最受打击的便是朝廷的权威。是以尽管他们着急也是无用，到最后干脆听之任之，把精力集中到如何说服对手尽快通过官制改革方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吧，让我们先把意见统一地部分先列出来，其余有争议的部分再进行细致的协商解决！”王静辉笑着对王安石说道。
因为福宁殿会议之长是王静辉所未经历过地。现在他已经从郊外的静园中又搬回到城内的驸马府居住了。最终还是王安石耐不住性子，想王静辉发出了请帖到九味居来吃饭，不过可惜的是面临王安石。这顿饭钱肯定是由王静辉自己掏了。在自己的九味居中自然是比福宁殿要舒服的多，况且两人刻意都没有穿官服，都是一身便装来到九味居──相对王静辉越来越成熟洒脱，王安石还是保持了他的老样子，衣着上一看就没有经过修饰过，亏得是深色便服，否则都很难遮掩住衣角上的点点污渍。
在比较随意的环境下，王安石和王静辉进行了非常坦诚地谈话，尽管王安石号称“拗相公”。但在面对眼前这个年轻人，他固执的脾气倒是难得的表现出一幅长者的温和，两人之间固然还有一些争辩，不过已经比福宁殿好的实在是太多，至少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了。
“首先是三司，介甫先生和君实先生都以为三司不必继续存在，在这点上学生也是深以为然的，毕竟三司的存在使得六部形同虚设，大部分权力归三司所掌管，这范围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三司有了六部的权力，那今后官制改革中的六部又该何去何从？显然三司是必须撤销的！”王静辉说道。
王安石听后点点头说道：“撤销三司，全国财计始归户部。户部主管全国户籍、土地、钱谷的政令以及贡赋、征役等事。设户部尚书一员，左、右曹侍郎各一员。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度支、金部、仓部各二员。左曹分管户籍、税赋、土贡、征榷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义仓等事。度支掌管全国财政预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国的货币收支，藏于府库；仓部掌管仓库贮积和收支等事。”
王安石对朝廷政治制度了如指掌，在这点上可要比他的老对手司马光强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也是因为他从几十年前的庆历新政中吸取到了足够的教训──没有权力还谈什么改革？！所以等王安石一登上相位宝座后，便不动声色的架空了当时的宰持陈升之，使年迈昏庸的陈升之变成了他的人形印章，再者说来王安石也是当世治《老子》的名家，对于“权”的理解已经超越旁人实在是太多了。
“唐末税法混乱，田赋、丁税的收入无法维持王朝的庞大费用，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铁和度支。五代后唐明宗始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司’，本朝初期沿之。三司的职权是总管全国各地之贡赋和国家的财政。三司使其权位之重，与执政无殊，号称‘计相’。”王静辉笑着说道：“国朝初立财政多是出自三司，后由历代改进情况好转，但毫无疑问三司的职能已经取代了户部，致使户部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甚至连尚书省的绝大部分职能也被其所代，可见这官制改革当中，三司第一个是被撤销的部门，这样才能够重建三省六部！”转到使得唐朝和五代沿袭下来地官职系统已经完全变化了。考虑到后世的一些官制模式，这么算下来宋朝的官职系统应该是承上启下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刻。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倒是让王静辉感到非常意外，毕竟后世正统历史一直都把宋朝归为“窝囊宋”，尤其是它的官职系统倍受诟病，可是元明清三朝几乎都受到了宋朝的影响，尤其实在官职系统上更是如此。比如地方官的监察。在宋代由通判负责。同时，皇帝还经常派遣转运使、按察使、观察使到各地去监察，这些都属于外任御史。转运使本来是管理财政地，但也兼任监察官吏。后来在安抚使之上设宣抚、制置二使，不领州而位在诸路帅臣之上，成为一路之长官。开元代行省承宣布政司，开明代按察司制度之先声。
宋代的谏官称为司谏、正言。谏官的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实际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职，最终便混同御史。专司监察官吏。按规定，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称为“月课”，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点情况就向皇帝报告，不必是否有据。当时称为“风闻弹人”，若奏弹不实，谏官不必受到惩罚。如果御史台的谏官上任后百日之内无所纠弹，则罢作外官或罚“辱台钱”。这种规定更助长了御史滥用弹劾权。在几年前王静辉就
与王静辉先前所任的楚州不同，杭州本身就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杭州的港口在李慎没有到这里之前便早就形成了规模，这是楚州所不能相比的，若是说楚州比杭州优越的地方，那便是楚州在京杭大运河的中点，而杭州则是始发站，益州、扬州的货物可以不用经过杭州直接经长江水道进入运河向北转运，不过这样的优势在杭州彻底把潜力发挥出来的时候就相形见绌了。
王静辉对以往大宋的内陆运河运输感到非常的不满意──这几乎把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寄托在仅有的几条河流上，这样实在是太过危险了。而海路运输则没有内陆运河运输这么受局限，大宋本来就有非常发达的航海技术，更何况南方货物运抵北方航线基本上都是离岸比较近，冬天也没有封冻的危险，这样算下来海运的潜力比运河运输要强大的多。王静辉有意识的引导使得大宋已经非常脆弱的南北运输系统终于松了口气，如果现在大运河全面瘫痪的话，朝廷完全可以集中见过御史唐垌曾面弹王安石，胡说一通。但皇帝赵顼也不加责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牵制，无可奈何。按规定。台谏官不能由与宰相有关系的人来担当，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荐，因此，台谏官与宰相的关系极为紧张，当时人说宰相与御史台是敌对的营垒，互相仇视。
王静辉知道御史官在宋代以前与台谏官分开，不过在这个时代根据他的观察实际上是合二为一，主要用以监察官员，看其是否忠于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于职守。虽然历代均如此，但宋代尤为突出。在这个时代随着专制皇权地加强，谏官对皇帝的过失更不敢有所规劝，因而谏官与御史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弹劾官员为责，这种变化导致了后来台谏的合流。
王静辉在弄懂了宋朝的监察系统之后，不禁为宋太祖拍案叫绝──很难想象一个武官出身发动政变登上皇位的赵匡胤居然有如此远见，当然这不排除当时赵匡胤身边诸如赵普等能人地相助，但能够接受谋士的建议这本身对于一个皇帝尤其是一个武将出身只信任武力的皇帝来说更是难能可贵。
宋代中枢机构的行政、军事、财政、监察这四种大权分得十分清楚，而总之于皇帝。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日趋严密，甚至达到“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地程度。王静辉甚至还看到过这么一条记载：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笼，数天未成，太祖怒责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须经过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许多关口，等到逐级办齐手续后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语“依”字，然后方可制造，宋太祖听后大怒，问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即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回答说：“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听后转怒为喜说：“此条贯极妙！”
如此严密的官职体系真是让王静辉无从下手，他此时到真有些佩服“变法皇帝”赵顼了，历史上所发生地元丰改制是在王安石去相之后，这完全是由赵顼一人着力推动，将名不副实的旧官职能够取消的全部取消。虽然元丰改制在王静辉看来效果比现在强不了多少，而且改制的依据是源自《唐六典》，但也算是一种尝试突破了，可惜结局并不算是完满，而且改革官制时，有人建议，把军事机构枢密院也并归兵部，赵顼驳斥说：“祖宗不愿兵权归执政官，所以专设官统领，以互相节制，怎么可以废除！”改制后，枢密院仍保持独立的军事系统，并不断加强了军队。
与当前官制改革地主流思想不同。王静辉并不在意那些沉冗复杂的官职体系，其实以他后世的眼光，在后世的时候官职体系远比现在庞大复杂地多，而且顶着官职不管事白拿高薪的人更是海了去，有过这种经历后他反倒不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对冗官畏之如虎狼，相反他倒是认为若是强行打破现有局面实现精简行政机构地话。反而会惹得天怨人怒反过来在旧有势力的反扑下弄得变法挫折重重。
官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固然是使得政令通行更加顺畅，执行更加有效率，最重要的还是精简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但是王静辉更觉得官制改革更加有侧重点──反腐败才是现在真正要做的，至于王安石他们的想法则有些太过急于求成了。
正因为对官制改革的期望不同，大宋统治高层对官制改革的建议也分成了两个派别，不同地是这一次司马光和王安石走到了一起，他们的主张是精简机构；而王静辉则是提出了反腐败才是最重要的任务，要通过官制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将原有的官制体系中地监察部分得到扩充。使其工作更有效率，以便遏制现在越来越猖狂的官员腐败问题。
福宁殿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这完全是在照顾王静辉，因为他的身份是不可能公开站在垂拱殿上独立门户的。这几天来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也把王静辉折腾的够呛，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王安石和司马光居然会取得这么一致地意见。不过由于他的出现使得宋朝的历史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了。王安石和司马光本身就是好友，只是因为政见不同才走上陌路，王静辉一直就在努力协调两人之间地关系，以便减少党争对国家的内耗损失，并且同样也是因为他在隐隐压制王安石。迫使其将变法速度放慢，尤其是在变法派经过王安石的整顿之后，倒是多少有些大显身手的样子了。这也使司马光对变法派的改变多少有了些好感。
现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固然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但他们之间也并非没有分歧，只不过是大的目标相近而已。司马光不是很看好王静辉想要通过官制改革来解决腐败问题，但他却对王静辉的放缓清理虚职官员的建议非常赞同，这也使得王静辉不至于在福宁殿会议的第一天便败下阵来。
开始地时候福宁殿会议几乎是一边倒，因为王静辉先把他的官制改革拿出来讨论，这才使得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大方向取得共识对他进行压制，而诸如曾公亮等人也是出于自己小派系利益的考虑，暂时不发表建议。真正的转折便是王安石把他的方案拿出来的时候。曾公亮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安石的方案多少和历史上赵顼所推动的元丰改制有些相似，精简官僚体系固然是最重要的目的，但他下手比较黑，从而触动了曾公亮等人内心的底线。王静辉与王安石两个方案相比较过后，反腐败固然是有些触痛了他们，但王安石的一刀切更是让曾公亮和司马光如临大敌，所以几天下来这官制改革的讨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
尽管司马光有预感朝廷在解了燃眉之急的财政问题后，变革一定会向更加深层次的官制推进，只是没有想到官制改革会来的这么快，在这个问题上他准备的不够充分，不过他依然主张以“缓进”的姿态来进行官制改革。这样立场鲜明的态度使他在福宁殿会议开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开始与王安石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尽管两人也曾碰过面进行商议，可惜没有王静辉在其中和浆糊，他们两人注定是谈不拢的，到此时两人居然倒是有些想念王静辉从中调停的日子了，可惜这个时候王静辉已经开始旗帜鲜明的亮出了自己的方案，注定不会参与到他们两人之间弥合分歧当中来。
尽管福宁殿会议只是一个小圈子，但它牵扯到的却是大宋未来的前途问题，这当中也自然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对自己的乌纱帽看得这么轻，其实为了成就自己的业绩，在官职任命上就是连司马光和王安石自己也不能够做到足够地洒脱──一旦失去现有的官职。他们谁也别想领导这个庞大帝国的走向，不过现在他们好比食物链最顶端的存在一般，官制改革是由他们所推动的，不会把自己也给陷进去而已。但是在底下的官员可就未必这么想了，他们可没有这么无私高尚，尤其是顶着虚职地官员。这次官制改革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命运，不用多想，就是用脚趾头也可以想到王安石的改革策略是什么样的。
福宁殿会议的犹疑不决渐渐的开始扩散，汴都开封的各处秦楼楚馆聚集的官员也开始慢慢增多，话题多是与官制改革相关。说起来也倒是奇怪，汴都的各种官办或是私营的妓院是大宋最受官员所欢迎地，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比较轻松的进行种种政治交易，灯红酒绿之下更能够让双方靠拢。有了这么一个传统，汴都的妓院可谓是大宋的政治风向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第一个先热闹起来的便是这些妓院了。
对于外面地传闻，王安石、司马光与皇帝赵顼等人不是不知道，只是这官制改革所牵扯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若是有一点纰漏，毫无疑问最受打击的便是朝廷的权威。是以尽管他们着急也是无用，到最后干脆听之任之，把精力集中到如何说服对手尽快通过官制改革方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吧，让我们先把意见统一地部分先列出来，其余有争议的部分再进行细致的协商解决！”王静辉笑着对王安石说道。
因为福宁殿会议之长是王静辉所未经历过地。现在他已经从郊外的静园中又搬回到城内的驸马府居住了。最终还是王安石耐不住性子，想王静辉发出了请帖到九味居来吃饭，不过可惜的是面临王安石。这顿饭钱肯定是由王静辉自己掏了。在自己的九味居中自然是比福宁殿要舒服的多，况且两人刻意都没有穿官服，都是一身便装来到九味居──相对王静辉越来越成熟洒脱，王安石还是保持了他的老样子，衣着上一看就没有经过修饰过，亏得是深色便服，否则都很难遮掩住衣角上的点点污渍。
在比较随意的环境下，王安石和王静辉进行了非常坦诚地谈话，尽管王安石号称“拗相公”。但在面对眼前这个年轻人，他固执的脾气倒是难得的表现出一幅长者的温和，两人之间固然还有一些争辩，不过已经比福宁殿好的实在是太多，至少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了。
“首先是三司，介甫先生和君实先生都以为三司不必继续存在，在这点上学生也是深以为然的，毕竟三司的存在使得六部形同虚设，大部分权力归三司所掌管，这范围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三司有了六部的权力，那今后官制改革中的六部又该何去何从？显然三司是必须撤销的！”王静辉说道。
王安石听后点点头说道：“撤销三司，全国财计始归户部。户部主管全国户籍、土地、钱谷的政令以及贡赋、征役等事。设户部尚书一员，左、右曹侍郎各一员。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度支、金部、仓部各二员。左曹分管户籍、税赋、土贡、征榷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义仓等事。度支掌管全国财政预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国的货币收支，藏于府库；仓部掌管仓库贮积和收支等事。”
王安石对朝廷政治制度了如指掌，在这点上可要比他的老对手司马光强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也是因为他从几十年前的庆历新政中吸取到了足够的教训──没有权力还谈什么改革？！所以等王安石一登上相位宝座后，便不动声色的架空了当时的宰持陈升之，使年迈昏庸的陈升之变成了他的人形印章，再者说来王安石也是当世治《老子》的名家，对于“权”的理解已经超越旁人实在是太多了。
“唐末税法混乱，田赋、丁税的收入无法维持王朝的庞大费用，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铁和度支。五代后唐明宗始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司’，本朝初期沿之。三司的职权是总管全国各地之贡赋和国家的财政。三司使其权位之重，与执政无殊，号称‘计相’。”王静辉笑着说道：“国朝初立财政多是出自三司，后由历代改进情况好转，但毫无疑问三司的职能已经取代了户部，致使户部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甚至连尚书省的绝大部分职能也被其所代，可见这官制改革当中，三司第一个是被撤销的部门，这样才能够重建三省六部！”转到使得唐朝和五代沿袭下来地官职系统已经完全变化了。考虑到后世的一些官制模式，这么算下来宋朝的官职系统应该是承上启下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刻。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倒是让王静辉感到非常意外，毕竟后世正统历史一直都把宋朝归为“窝囊宋”，尤其是它的官职系统倍受诟病，可是元明清三朝几乎都受到了宋朝的影响，尤其实在官职系统上更是如此。比如地方官的监察。在宋代由通判负责。同时，皇帝还经常派遣转运使、按察使、观察使到各地去监察，这些都属于外任御史。转运使本来是管理财政地，但也兼任监察官吏。后来在安抚使之上设宣抚、制置二使，不领州而位在诸路帅臣之上，成为一路之长官。开元代行省承宣布政司，开明代按察司制度之先声。
宋代的谏官称为司谏、正言。谏官的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实际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职，最终便混同御史。专司监察官吏。按规定，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称为“月课”，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点情况就向皇帝报告，不必是否有据。当时称为“风闻弹人”，若奏弹不实，谏官不必受到惩罚。如果御史台的谏官上任后百日之内无所纠弹，则罢作外官或罚“辱台钱”。这种规定更助长了御史滥用弹劾权。在几年前王静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