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不久就要分别，我跟他们四个更加依依不舍，他们几乎天天都来我家。没什么事也来，没什么话说就陪我一块儿沉默。他们因为没报名和我一块儿下乡，都挺内疚，仿佛愧对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似的。我就安慰他们，各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没人逼到头上，何必非走？何况，树起、云河、松山，他们学习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学是手拿把掐的事。他们的家长也都有意培养他们，那为什么要放弃志向呢？至于玉刚，他只有姐妹，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亲又长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万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吗？
我这么劝慰，他们也就释然了。和我同一批下乡的只有杨志松。那一批全校才走了12名学生，我们班就我们俩。志松也来过我家一次，恰巧树起他们四个在。志松家住学校附近，所以此前他与我们接触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们都觉得最与我们性情投合的，非他莫属。
树起郑重地说：“你来得正好，有头等大事托付你。”志松愣愣地问：“什么事？”云河反应快，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朝我翘翘下巴说：“我们把他托付给你了。没我们在身边，你一定要多操点儿心，别让他哪天被打成‘现行*************松山附和道：“对对，这可真是头等大事！别的方面我们对他没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他这里边太复杂了。”他边说边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只想不说还行，万一不该那么想的还偏要那么想，还要忍不住说，后果可就严重了！”
玉刚最后说“：我们授你权，他一胡思乱想，你就替我们敲打他。”志松乐了，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他们几个把你交给我了！如果到了广阔天地你还胡思乱想，想了还说，看我不收拾你！……”
当年的我们，不过都是贫家子弟，又都是中学生，哪里谙知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又怎么能参与什么国家大事？于我，实在是由于耳闻目睹太多的冷酷乱象，厌恶之极，也压抑之极。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图释放罢了。偶有反抗的意图，却枉有此心，并无此胆。顾及家境，于是顾及自身，学做一个隐忍之“愤青”。于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个，实在是怕他们的情义册上，哪天不得不划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树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儿，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现出凶恶，他内心就挣扎了，郁闷了，认为那是“革命”的耻辱，不屑与之为伍了。
而云河、松山、玉刚三个，只想本本分分做人，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当成是“专门好那个”的人的事。何况那样的所谓的“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集体演戏”。他们做“逍遥派”做得心安理得。志松也是那样。
当年倒是他们比我和树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纯粹。志松的父亲和树起的父亲一样，也是拉车的，当年也快60岁了。
志松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当年下乡的想法也和“革命热情”无关。那一年他父亲病了，不能再干拉车运货那么辛苦的活儿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各自小家的日子也都过得很拮据，二哥刚参加工作，每月仅18元工资。仅以学习成绩而言，他也是那类升高中考大学不成问题的学生。但考虑全家今后的生活，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决定下乡了。
有同班同学跟我一块儿下乡，真是我的幸运。知青专列一开，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俩却是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的，仿佛只不过是很短暂的离别。志松在哭声中对我说：“到了地方，咱俩都得要求分在一个连队啊！”
我说：“当然。树起他们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他乐了，又说：“明白就好，那以后就得服管。”事实上，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并没太让他操心过我的思想和我的嘴巴。远离了城市，“家愁”不用每天直接面对了，令我厌恶的现象也看不到了，心情便豁然开朗了。不太习惯的是每天三顿饭前必得正儿八经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里吃饭，完全没有这般经历。但到了连队，别人都这样，自己不习惯也得习惯！在食堂吃饭的老战士们原本也是不做这番动作的，见几名女知青带头，其余的知青们也都贯彻这一“革命”的日常仪式，也只得效仿了。志松倒是很适应，甚至还有几分喜欢。当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愿。某日，他背着人问我：“敬祝的时候你怎么像是被迫的？”
我告诉他，我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宗教的书。那本书里说，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发慌。而宗教规定的餐前祈祷，其实从心理学上看，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暗示方法。而革命，不该借助宗教手段……
他问：“你怎么能看到这样的书？”我说：“我家隔壁收破烂的邻居收回来的一本残书，没头没尾。
我一翻，觉得里边在讲我不知道的知识，所以就带回家读完了。”他又问：“后来书呢？”我说：“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不值得收藏起来，做饭时烧了。”他一拍我肩，“烧了就对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装出高兴‘敬祝’的样子，而且绝对不能对别人说起你刚才那番话！”其实，不仅志松，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人，也都同意我当年对现实的不少看法。我记得云河曾当着我的面对另外三人说，有时候喜欢听我的一些想法。而平时最为少言寡语的玉刚则说过：
难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烧书……又一次提到这事，志松说：“忘了那本书里是怎么写的！你要把‘敬祝’当成好玩儿的事，我就是当成好玩儿的事。或者，心里也可以这么想，咱们真正敬祝的是咱们爸妈。”
我愣了愣，原来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从第二天，一日三餐他必叫上我和他一块儿进食堂。他先大声说出头几句，我只跟着说“万寿无疆”四个字。这种“仪式”并没持续多久。麦收一开始，所有知青都领教了什么才叫“累”，人一累，谁都没那种坚持下去的精神了……我下乡前，家中被褥正好够家里用，所以我只带走了一床旧被子，没带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发下来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边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脸对脸了，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他家替他考虑得周到，他带的东西齐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我的。他的手套、袜子、鞋垫、短裤、衣服，我都穿过用过。他还多次向其他知青声明：我有保护梁晓声的责任啊，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尽管没什么人欺负我，但是他是真的可以随时为我出头的。
1969年的10月末，又一百多名知青在深夜被卡车送进了连队。他们还没全从车上下来，我和志松就听到谁在一声接一声喊我俩名字。我循声过去，车上站着云河、松山、玉刚三个！
沉默寡言的玉刚一见我俩，乐了，大声说：“要是你俩不在这个连，那我们仨就不下车了，肯定再坐这辆车返回团部，打听清楚你俩在哪个连，要求团里重新把我们分去！”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个拥抱他们，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们三个本是可以去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团的，为了能和我俩在一起，才报名到了离哈尔滨最远的地方。
志松埋怨他们没写信先告知一下，云河说就是要给我俩一个惊喜嘛！松山憨厚，说因为是临时决定，走得急，只从志松家和我家各要了一封带给我俩的家信就来了。
那时树起已如愿在上高中。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他也下乡了，而且失去了来兵团的机会，插队去了黑龙江省边陲的饶河边上一个鄂伦春族为主的小村。他从那个小村寄了信给我们，我们才知道这些，个个都怅然若失，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大遗憾。
如今回忆起来，我在兵团最舒心的时光，便是那之后的两年。与四个亲如兄弟的同学朝夕相处，日子虽艰苦，却也有着快乐的色彩。友谊如一盆炭火，温暖着我们。
那两年我像有多位家长的独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们就围在我身边安慰和劝解我，偶尔志松还会为我唱歌；冬天到了，云河见我的棉裤太***处露棉花了，就将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团发的一条新棉裤“奉献”给我了；玉刚和松山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回家探亲了，他们都主动问我打算给家里带多少钱，由他们来凑；我探亲回来了，路上将志松家捎给他的包子吃得一个不剩，他也只不过这么抱怨：“你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吧？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人留一个呀！”……
那样美好的时光，仅仅两年多就结束了。先是志松调到团报导组去了，在国庆和春节的长假期间才有机会回连队看我们几个，最多也就住一两天。接着云河调到别的连队当卫生员去了。两年后，志松上大学了，松山和玉刚调往其他师的化工厂去了。
而我，则经历了当小学老师、团报导员以及被“精简”到木材厂抬大木的三次变动。
正如我亲密的同学们所经常担忧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终竟真是由于思想由于话语。
但即使在那两年里，我的思想仍有一处可以安全表达的港湾，这便要说到徐彦了。（未完待续）
我这么劝慰，他们也就释然了。和我同一批下乡的只有杨志松。那一批全校才走了12名学生，我们班就我们俩。志松也来过我家一次，恰巧树起他们四个在。志松家住学校附近，所以此前他与我们接触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们都觉得最与我们性情投合的，非他莫属。
树起郑重地说：“你来得正好，有头等大事托付你。”志松愣愣地问：“什么事？”云河反应快，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朝我翘翘下巴说：“我们把他托付给你了。没我们在身边，你一定要多操点儿心，别让他哪天被打成‘现行*************松山附和道：“对对，这可真是头等大事！别的方面我们对他没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他这里边太复杂了。”他边说边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只想不说还行，万一不该那么想的还偏要那么想，还要忍不住说，后果可就严重了！”
玉刚最后说“：我们授你权，他一胡思乱想，你就替我们敲打他。”志松乐了，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他们几个把你交给我了！如果到了广阔天地你还胡思乱想，想了还说，看我不收拾你！……”
当年的我们，不过都是贫家子弟，又都是中学生，哪里谙知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又怎么能参与什么国家大事？于我，实在是由于耳闻目睹太多的冷酷乱象，厌恶之极，也压抑之极。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图释放罢了。偶有反抗的意图，却枉有此心，并无此胆。顾及家境，于是顾及自身，学做一个隐忍之“愤青”。于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个，实在是怕他们的情义册上，哪天不得不划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树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儿，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现出凶恶，他内心就挣扎了，郁闷了，认为那是“革命”的耻辱，不屑与之为伍了。
而云河、松山、玉刚三个，只想本本分分做人，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当成是“专门好那个”的人的事。何况那样的所谓的“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集体演戏”。他们做“逍遥派”做得心安理得。志松也是那样。
当年倒是他们比我和树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纯粹。志松的父亲和树起的父亲一样，也是拉车的，当年也快60岁了。
志松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当年下乡的想法也和“革命热情”无关。那一年他父亲病了，不能再干拉车运货那么辛苦的活儿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各自小家的日子也都过得很拮据，二哥刚参加工作，每月仅18元工资。仅以学习成绩而言，他也是那类升高中考大学不成问题的学生。但考虑全家今后的生活，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决定下乡了。
有同班同学跟我一块儿下乡，真是我的幸运。知青专列一开，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俩却是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的，仿佛只不过是很短暂的离别。志松在哭声中对我说：“到了地方，咱俩都得要求分在一个连队啊！”
我说：“当然。树起他们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他乐了，又说：“明白就好，那以后就得服管。”事实上，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并没太让他操心过我的思想和我的嘴巴。远离了城市，“家愁”不用每天直接面对了，令我厌恶的现象也看不到了，心情便豁然开朗了。不太习惯的是每天三顿饭前必得正儿八经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里吃饭，完全没有这般经历。但到了连队，别人都这样，自己不习惯也得习惯！在食堂吃饭的老战士们原本也是不做这番动作的，见几名女知青带头，其余的知青们也都贯彻这一“革命”的日常仪式，也只得效仿了。志松倒是很适应，甚至还有几分喜欢。当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愿。某日，他背着人问我：“敬祝的时候你怎么像是被迫的？”
我告诉他，我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宗教的书。那本书里说，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发慌。而宗教规定的餐前祈祷，其实从心理学上看，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暗示方法。而革命，不该借助宗教手段……
他问：“你怎么能看到这样的书？”我说：“我家隔壁收破烂的邻居收回来的一本残书，没头没尾。
我一翻，觉得里边在讲我不知道的知识，所以就带回家读完了。”他又问：“后来书呢？”我说：“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不值得收藏起来，做饭时烧了。”他一拍我肩，“烧了就对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装出高兴‘敬祝’的样子，而且绝对不能对别人说起你刚才那番话！”其实，不仅志松，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人，也都同意我当年对现实的不少看法。我记得云河曾当着我的面对另外三人说，有时候喜欢听我的一些想法。而平时最为少言寡语的玉刚则说过：
难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烧书……又一次提到这事，志松说：“忘了那本书里是怎么写的！你要把‘敬祝’当成好玩儿的事，我就是当成好玩儿的事。或者，心里也可以这么想，咱们真正敬祝的是咱们爸妈。”
我愣了愣，原来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从第二天，一日三餐他必叫上我和他一块儿进食堂。他先大声说出头几句，我只跟着说“万寿无疆”四个字。这种“仪式”并没持续多久。麦收一开始，所有知青都领教了什么才叫“累”，人一累，谁都没那种坚持下去的精神了……我下乡前，家中被褥正好够家里用，所以我只带走了一床旧被子，没带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发下来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边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脸对脸了，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他家替他考虑得周到，他带的东西齐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我的。他的手套、袜子、鞋垫、短裤、衣服，我都穿过用过。他还多次向其他知青声明：我有保护梁晓声的责任啊，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尽管没什么人欺负我，但是他是真的可以随时为我出头的。
1969年的10月末，又一百多名知青在深夜被卡车送进了连队。他们还没全从车上下来，我和志松就听到谁在一声接一声喊我俩名字。我循声过去，车上站着云河、松山、玉刚三个！
沉默寡言的玉刚一见我俩，乐了，大声说：“要是你俩不在这个连，那我们仨就不下车了，肯定再坐这辆车返回团部，打听清楚你俩在哪个连，要求团里重新把我们分去！”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个拥抱他们，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们三个本是可以去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团的，为了能和我俩在一起，才报名到了离哈尔滨最远的地方。
志松埋怨他们没写信先告知一下，云河说就是要给我俩一个惊喜嘛！松山憨厚，说因为是临时决定，走得急，只从志松家和我家各要了一封带给我俩的家信就来了。
那时树起已如愿在上高中。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他也下乡了，而且失去了来兵团的机会，插队去了黑龙江省边陲的饶河边上一个鄂伦春族为主的小村。他从那个小村寄了信给我们，我们才知道这些，个个都怅然若失，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大遗憾。
如今回忆起来，我在兵团最舒心的时光，便是那之后的两年。与四个亲如兄弟的同学朝夕相处，日子虽艰苦，却也有着快乐的色彩。友谊如一盆炭火，温暖着我们。
那两年我像有多位家长的独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们就围在我身边安慰和劝解我，偶尔志松还会为我唱歌；冬天到了，云河见我的棉裤太***处露棉花了，就将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团发的一条新棉裤“奉献”给我了；玉刚和松山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回家探亲了，他们都主动问我打算给家里带多少钱，由他们来凑；我探亲回来了，路上将志松家捎给他的包子吃得一个不剩，他也只不过这么抱怨：“你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吧？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人留一个呀！”……
那样美好的时光，仅仅两年多就结束了。先是志松调到团报导组去了，在国庆和春节的长假期间才有机会回连队看我们几个，最多也就住一两天。接着云河调到别的连队当卫生员去了。两年后，志松上大学了，松山和玉刚调往其他师的化工厂去了。
而我，则经历了当小学老师、团报导员以及被“精简”到木材厂抬大木的三次变动。
正如我亲密的同学们所经常担忧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终竟真是由于思想由于话语。
但即使在那两年里，我的思想仍有一处可以安全表达的港湾，这便要说到徐彦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