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比我早两年去沃尔顿文法学校，我们俩都是满九岁后才去那儿上学，得骑四英里的自行车，早一趟，晚一趟。我妈一开始很害怕让我们上路，因为当时路上已经有那么一两辆汽车了。
我们在由荷莱特老太太维持的家庭学校里待了几年，多数铺主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比上寄宿学校光彩一点，可是谁都知道荷莱特大妈不过是个老骗子，作为老师她水平没有，误人有余。她年过七十，耳聋得厉害，戴眼镜还是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她所拥有的所谓教学设施不过是一根藤条、一面黑板、几本翻成卷心菜样的语法书和二十几张有臭味的书写板。她也就能镇住女生，男生对待她的就只有嘲笑，而且什么时候想逃学就逃。曾经发生过一件骇人听闻的丑事：有男生用手摸一个女生的衣服，当时我对这种事情还不明白。荷莱特大妈成功地把这件事掩盖了过去。谁要是做了什么特别坏的事，她就会念经：“我要告诉你爸。”但是她极少会真的那样做。不过我们自己也够聪明的了，看得出她不敢老是去告状。就算她拎着藤条找我们算账，可她老迈笨拙，躲开她的藤条还不算难事。
乔小小年纪，八岁起就跟一伙惹事生非的男孩儿搞到一起。这一伙自称“黑手党”领头的是锡德拉夫格鲁夫，那时十三岁左右，他爸是马鞍匠，他在家里排行老幺。其他成员中，有两个家里开铺子，一个啤酒厂跑腿的，还有两个农场来的，他们有时候想办法不干活，跟帮伙一块玩上几个钟头。那两个农场来的块头都很大，穿着紧绷绷的灯芯绒裤子，说土得掉渣的方言，别的帮伙成员很看不起他们，不过也没人撵他们，因为对于动物，他们知道的比其他人多了一倍还不止。他们两人中有个外号叫“黄毛”的，甚至偶尔能徒手捉到兔子。他要是看到草从里卧着一只兔子，就会像只张开翅膀的老鹰一样扑过去。当时，铺主之子、帮工之子以及在农场干活的之间的社会界限分得很清，但一般说来，本地的小孩儿在长到差不多十六岁前，都不会太把这当作回事。这个帮伙有秘密口令，还有一套“考验”程序，包括割破手指和吃虫子。他们广而告之要当人见人怕的亡命之徒，结果当然是混成了人见人烦的角色，干的也就是砸窗户、撵奶牛、卸门环、整担整担偷人家水果之类的事。有时在冬天，农场主允许进田里时，他们会借一两只雪貂去逮老鼠。他们每个人都有弹弓和灌了铅的打猎棍，而且总在存钱好买一枝娱乐用手，现在应该把枪，当时要五先令，可他们存的从未超过三分钱。夏天时，他们经常去钓鱼、掏鸟窝。乔在荷莱特太太的学校上学时，经常一星期至少逃一次课，就算进了文法学校，他还能两星期逃一次课。文法学校有个男生，他爸爸是个拍卖商，该男生能够摹写任何字体，给他一便士，他就能给你伪造一份你妈所写的信，信里说你前一天生了病。当然，我那时万分渴望能加入“黑手党”可乔总是给我泼凉水，说他们不想要什么破小孩儿跟前撵后的。
真正吸引我的，是想到可以去钓鱼。我八岁了，还从来没钓过鱼，除了用一便士一个的网兜捞过鱼——用那个，有时能捞到一条背上长刺的鱼。我妈心惊胆颤地不让我们近水边一步，她“严禁”钓鱼，和那年代的家长什么事都会“严禁”一样。当时我还没想到其实拐过墙角，大人就看不到你了。然而一想到钓鱼我就如痴似狂，心情激动得难以自抑。许多次，在经过米尔农场的池塘时，我看到过小鲤鱼在贴水面游着晒太阳。有时，池塘边的柳树下会有一条状若钻石的鲤鱼突然浮上水面，吞下一只小虫子又潜下去。那条鱼在我看来算得上庞然大物，约有六英寸长。我曾几个钟头地把鼻子贴在大街上华莱士商铺的橱窗上，那是一家卖钓具、枪械和自行车的商铺。我经常在夏天的上午躺在那儿睡不着觉，回味着乔告诉过我的钓鱼之事，就是怎样和面包糊，浮子怎样猛动，突然往水里钻，然后就感到鱼竿弯了，鱼把钓线往深处拽等等。像这样，鱼及钓具在小孩子的眼里带上某种神话色彩，我觉得这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吗？就像有些小孩儿会如此看待枪以及射击一样，有些则对摩托车或是飞机、马匹等等。这种事不是谁能说得清楚或分析得出，纯粹是魔力。有天早晨——那是在六月，我肯定有八岁了——我知道乔准备逃学去钓鱼，我决心跟着他。不知怎么，乔猜中了我的心事，穿衣服时，他开始向我发难：
“听着，小乔治！别想着今天你能跟我们一帮玩，待家里吧你。”
“没，我没想，我什么也没想。”
“没错，你想了！你以为能跟我们一帮玩。”
“没，我没有！”
“没错，你想了！”
“没，我没有！”
“没错！你想了！你待家里，我们可不想叫什么操蛋小孩儿跟着。”
乔刚学会“操蛋”这个词，动不动就想说。我爸有次碰巧听到他说，就发狠说要抽死他的小命，可是他照样没能做到。吃完早饭，乔背着书包，戴着文法学校的帽子就骑自行车走了，比平时早了五分钟。只要准备逃学，他总是那样提前走。到了我该去荷莱特大妈的学校时，我偷偷溜了，躲到菜地后面的小道上。我知道那帮人会去米尔农场的池塘，就算他们干掉我，我也要跟着。他们很可能会痛打我一顿，很可能我会赶不及回家吃晚饭，那样我妈就会知道我逃学，然后我会再挨一顿打，可我都已置于度外，为了能跟帮伙去钓鱼，我可以说是孤注一掷。我也算够狡猾的，等乔兜了一圈后顺大路直奔米尔农场时，我沿小道跟了上去。我绕着树篱远端的草地走，这样几乎到了池塘时，他们一伙才看见我。那是个很不错的六月天，金凤花长到我膝盖那么高。微风轻拂榆树顶上的树叶，大团大团的绿云柔顺厚实，有点儿像是绸缎。那天是上午九点钟，我八岁，包围着我的是早夏气象：纠纠缠缠的树篱上野玫瑰开得正艳，天上飘着缕缕白云，远处是连绵的矮山，和围绕着上宾非尔德的淡蓝色树林。然而我对这一切不屑一顾，心里想的全是绿色池塘和鲤鱼，还有他们那个带着鱼钩、鱼线及面包糊的帮伙，就好像他们在天堂，而我要加入进去。那时，我开始潜近他们——一共四个人，乔和锡德拉夫格鲁夫、跑腿小子还有另外一个铺主的儿子，我想他的名字是哈里巴恩斯。
我们在由荷莱特老太太维持的家庭学校里待了几年，多数铺主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比上寄宿学校光彩一点，可是谁都知道荷莱特大妈不过是个老骗子，作为老师她水平没有，误人有余。她年过七十，耳聋得厉害，戴眼镜还是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她所拥有的所谓教学设施不过是一根藤条、一面黑板、几本翻成卷心菜样的语法书和二十几张有臭味的书写板。她也就能镇住女生，男生对待她的就只有嘲笑，而且什么时候想逃学就逃。曾经发生过一件骇人听闻的丑事：有男生用手摸一个女生的衣服，当时我对这种事情还不明白。荷莱特大妈成功地把这件事掩盖了过去。谁要是做了什么特别坏的事，她就会念经：“我要告诉你爸。”但是她极少会真的那样做。不过我们自己也够聪明的了，看得出她不敢老是去告状。就算她拎着藤条找我们算账，可她老迈笨拙，躲开她的藤条还不算难事。
乔小小年纪，八岁起就跟一伙惹事生非的男孩儿搞到一起。这一伙自称“黑手党”领头的是锡德拉夫格鲁夫，那时十三岁左右，他爸是马鞍匠，他在家里排行老幺。其他成员中，有两个家里开铺子，一个啤酒厂跑腿的，还有两个农场来的，他们有时候想办法不干活，跟帮伙一块玩上几个钟头。那两个农场来的块头都很大，穿着紧绷绷的灯芯绒裤子，说土得掉渣的方言，别的帮伙成员很看不起他们，不过也没人撵他们，因为对于动物，他们知道的比其他人多了一倍还不止。他们两人中有个外号叫“黄毛”的，甚至偶尔能徒手捉到兔子。他要是看到草从里卧着一只兔子，就会像只张开翅膀的老鹰一样扑过去。当时，铺主之子、帮工之子以及在农场干活的之间的社会界限分得很清，但一般说来，本地的小孩儿在长到差不多十六岁前，都不会太把这当作回事。这个帮伙有秘密口令，还有一套“考验”程序，包括割破手指和吃虫子。他们广而告之要当人见人怕的亡命之徒，结果当然是混成了人见人烦的角色，干的也就是砸窗户、撵奶牛、卸门环、整担整担偷人家水果之类的事。有时在冬天，农场主允许进田里时，他们会借一两只雪貂去逮老鼠。他们每个人都有弹弓和灌了铅的打猎棍，而且总在存钱好买一枝娱乐用手，现在应该把枪，当时要五先令，可他们存的从未超过三分钱。夏天时，他们经常去钓鱼、掏鸟窝。乔在荷莱特太太的学校上学时，经常一星期至少逃一次课，就算进了文法学校，他还能两星期逃一次课。文法学校有个男生，他爸爸是个拍卖商，该男生能够摹写任何字体，给他一便士，他就能给你伪造一份你妈所写的信，信里说你前一天生了病。当然，我那时万分渴望能加入“黑手党”可乔总是给我泼凉水，说他们不想要什么破小孩儿跟前撵后的。
真正吸引我的，是想到可以去钓鱼。我八岁了，还从来没钓过鱼，除了用一便士一个的网兜捞过鱼——用那个，有时能捞到一条背上长刺的鱼。我妈心惊胆颤地不让我们近水边一步，她“严禁”钓鱼，和那年代的家长什么事都会“严禁”一样。当时我还没想到其实拐过墙角，大人就看不到你了。然而一想到钓鱼我就如痴似狂，心情激动得难以自抑。许多次，在经过米尔农场的池塘时，我看到过小鲤鱼在贴水面游着晒太阳。有时，池塘边的柳树下会有一条状若钻石的鲤鱼突然浮上水面，吞下一只小虫子又潜下去。那条鱼在我看来算得上庞然大物，约有六英寸长。我曾几个钟头地把鼻子贴在大街上华莱士商铺的橱窗上，那是一家卖钓具、枪械和自行车的商铺。我经常在夏天的上午躺在那儿睡不着觉，回味着乔告诉过我的钓鱼之事，就是怎样和面包糊，浮子怎样猛动，突然往水里钻，然后就感到鱼竿弯了，鱼把钓线往深处拽等等。像这样，鱼及钓具在小孩子的眼里带上某种神话色彩，我觉得这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吗？就像有些小孩儿会如此看待枪以及射击一样，有些则对摩托车或是飞机、马匹等等。这种事不是谁能说得清楚或分析得出，纯粹是魔力。有天早晨——那是在六月，我肯定有八岁了——我知道乔准备逃学去钓鱼，我决心跟着他。不知怎么，乔猜中了我的心事，穿衣服时，他开始向我发难：
“听着，小乔治！别想着今天你能跟我们一帮玩，待家里吧你。”
“没，我没想，我什么也没想。”
“没错，你想了！你以为能跟我们一帮玩。”
“没，我没有！”
“没错，你想了！”
“没，我没有！”
“没错！你想了！你待家里，我们可不想叫什么操蛋小孩儿跟着。”
乔刚学会“操蛋”这个词，动不动就想说。我爸有次碰巧听到他说，就发狠说要抽死他的小命，可是他照样没能做到。吃完早饭，乔背着书包，戴着文法学校的帽子就骑自行车走了，比平时早了五分钟。只要准备逃学，他总是那样提前走。到了我该去荷莱特大妈的学校时，我偷偷溜了，躲到菜地后面的小道上。我知道那帮人会去米尔农场的池塘，就算他们干掉我，我也要跟着。他们很可能会痛打我一顿，很可能我会赶不及回家吃晚饭，那样我妈就会知道我逃学，然后我会再挨一顿打，可我都已置于度外，为了能跟帮伙去钓鱼，我可以说是孤注一掷。我也算够狡猾的，等乔兜了一圈后顺大路直奔米尔农场时，我沿小道跟了上去。我绕着树篱远端的草地走，这样几乎到了池塘时，他们一伙才看见我。那是个很不错的六月天，金凤花长到我膝盖那么高。微风轻拂榆树顶上的树叶，大团大团的绿云柔顺厚实，有点儿像是绸缎。那天是上午九点钟，我八岁，包围着我的是早夏气象：纠纠缠缠的树篱上野玫瑰开得正艳，天上飘着缕缕白云，远处是连绵的矮山，和围绕着上宾非尔德的淡蓝色树林。然而我对这一切不屑一顾，心里想的全是绿色池塘和鲤鱼，还有他们那个带着鱼钩、鱼线及面包糊的帮伙，就好像他们在天堂，而我要加入进去。那时，我开始潜近他们——一共四个人，乔和锡德拉夫格鲁夫、跑腿小子还有另外一个铺主的儿子，我想他的名字是哈里巴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