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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应该是在晚上11点多钟。”
“可验尸报告明明是说，她的死亡时间是在两点以后？”
“因为冯天天遭袭了之后，没有马上死亡，两小时之后，她才被封上封箱带窒息而死的。”
我接着消化周炳国的解释，这点倒是可以说明凶手不是爬进厕所的时候，恰逢冯天天起夜。但问题是，现场既没有强奸、侮辱尸体，也没有翻动过的痕迹，那么这个神经病难道坐着看昏迷中的受害者两个多小时才下手的？我把这个问题抛了出来。
“他可以做很多事儿，”周炳国接着说，“而且我相信这两小时所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比杀人本身更有意义，它是和尸体摆放的诡异姿势成为一体的。”
“那他究竟在干吗呢？”周炳国欲言又止，他走到床边那滴墨汁的边上，看了看若有所思，然后抬起头，“现在还不好说，等我找到更多的证据，再来说明。”
周炳国照常卖着他的关子，我们也不好强求什么，心里却像被吊着似的难受。大伙儿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准备收队。我磨磨蹭蹭地跟在周炳国的身后，想趁没人的时候，再问问他的猜测。下了楼，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一个个上车，自己站在街的一边抽烟，周炳国站到我的身边，我刚想问他，不料他倒先说话了。
“有机会，从侧面查一查闫磊。”
我有点儿不舒服，尽管系统内部人作案，已经被提上了桌面。可怀疑对象如果成了闫磊，那么必然是最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们岂不是一直在与狼共舞？我又琢磨了下闫磊，年龄和身材都和周炳国所预判的相符，他不会毫无缘故地怀疑自己人。
如果抛开一切作案动机和离奇程度，闫磊真的是凶手，这必然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大的黑色幽默，凶手一直是在自己查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结果。
我在想周炳国为什么突然一下子提出了这个怀疑，想必是和杨静静的结论有关。闫磊也是个左撇子，而且要不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手了，我们都还意识不到。
现在我们坐在车里，已经和周炳国分兵两路，他和张凡双去局里整理资料，而我则跟着闫磊去趟印刷厂，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何久安的家离工作地点不远。按照他的身份，很有可能是下岗再就业，由街道的劳动介绍所介绍到这儿来工作的，所以骑自行车也就是十五分钟的路程。
一个胖乎乎的自称是厂长的人对我们说：“何久安这人话不多，而且又是个临时按件计酬的搬运工，所以我还真不是很了解。和他走得最近的是他的搭档，也是临时工，叫管文明，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我们坐在厂长办公室里，等了二十多分钟，门外传来脚步声。管文明来了。他站在门口，唯唯诺诺地看着我们，然后问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中学生小心翼翼地踏进了门。因为我们在的缘故，厂长的热情显得有点儿做作：“来来来，老管，赶紧来坐，公安局的两位同志想跟你了解点儿情况。”
我看着管文明，他的脚好像有问题，走路一斜一拐，像是个瘸子，坐到我们的对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有危险吧？”
这个可怜的男人，以为凶手是冲着印刷厂或者他们临时工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闫磊顺着这个话题问下去，不愧是刑警，知道如何顺着对方的思路套话来寻找。
“也没什么，”管文明有点儿惊慌，“没别的意思，我只是问问，老何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被人杀了？我跟他其实也不是很熟，仅仅是因为同事关系，所以才偶尔一起喝喝酒。”
他撇关系撇得很快，基本没回答闫磊的问题。“你别紧张，”闫磊安慰着他，“就我们调查下来的结果，和你没什么关系，即使凶手抓不着，也不会找上你，再说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
听了闫磊的安慰，管文明似乎放松了一点儿。和我们大致谈了谈何久安的情况。何久安还真是个话不多的人，以前是机械厂的工人，下岗之后在家待了几年，因为老实本分，所以做了几次小生意都亏了。他老婆不是本地人，同样老实巴交，居委会安排她在小区里打扫卫生。他们有个女儿，上初二，学习中等，没听说闯过什么祸。
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基本把何久安的工作情况聊了个透彻。他的生活两点一线，印刷厂和家，除了偶尔和管文明喝过酒，基本没其他的业余活动。这样的人，如果被凶手盯上，应该很快就能被摸索出生活规律吧。
只是这个何久安一定死不瞑目，他可能永远都明白不了，导致他飞来横祸的，居然是他起了个悲催的名字。谈完之后，我们起身要走。“再坐一会儿呗。”厂长拉着我们，又给我们的水杯里续了茶，顺带给管文明也倒了一杯。
管文明拿起来喝了一口，我这才发现，原来他也是个左撇子。回到市局之后，天已大亮，暖阳分外喜人，可我依然心情郁闷。中午过后，印刷厂的调查没有线索，刑警队大部分人出去接着忙活了，我继续想着如何完成周炳国的嘱咐――注意闫磊的事儿。
对于系统内部人员的调查还在默默地进行，我查找着调查记录。当然，我并不奢望能够立即找到证据，只希望能有些线索就好。我把文件摞成一排，然后起身到饮水机边接水，一边接着水，一边用余光看着队里其他人，他们正在忙自己的事儿，我把茶杯放在饮水机上，出了门，右拐上了楼梯。
这是截木制的楼梯，我来到四楼。走廊上没有人。我要去的目的地是倒数第三间，市公安局的档案室。
门是虚掩着的，我走过没停，里面的小姑娘坐在桌前埋头写字，我没有任何机会。
我走到了走廊尽头，边上的办公室里没有人，想了会儿，顿时有了主意。
我做贼似的走了进去，拿起电话，然后查看了档案室的电话，拨过去，响了两下通了。
“赶紧到刑警队来一下。”我劈头盖脸地说。
“什么？”
“赶紧来一下，有急事！”我的语速飞快，趁着她还没有辨认出我的声音，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站起身来，出门走向档案室，心想，她一定得出来。离档案室还有三四米，她果然上当了，似乎脚步还挺焦急，我迎了上去。
“我来找当年案子的档案。”我说。
她转脸看看我：“哦，是马路啊。”她认出我来了，“现在要？”
“嗯，挺急的，怎么，你要出门？”
她面露难色，犹豫着该先做什么。
“什么事儿？”
“刚刚不知道谁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去趟楼下。”
“没事儿，你去吧，”我大度地说，“我在这儿等你。”她仍然在犹豫。
“真没事儿，我在这儿等着。”
她想了一会儿，作了决定：“行，那你先进去坐会儿，我马上回来。”
这铁架子上的档案一摞一摞，横杠上贴着编号，这些编号以数字开头，1997、1996之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归档的。只得从中间开始，随便取出一本，上面登记的是2002年的一起盗窃案，然后我走到左边再拿出一本，是2003年的案子，我估摸着是按照常规，以年代来编码的。
调查刑警队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应该是在最外面。我不得不返回来，一本本翻看最新的档案袋。查了一遍，居然没有。我有点儿纳闷，突然意识到一个浅显的问题，刑警队自查的档案会不会不留在档案室里？这是个方向性错误。
没准儿他们什么也没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或者所有的笔录都还在局长办公室里？我不知道。但这种可能还是很大的。病急乱投医，我有些丧气，心里想着很有可能是一阵白忙。我走回门口，转头又看见窗户旁还有个小铁架。
小铁架上也放着一堆文件。信封比架子上的那些要小，我看看门外，然后走了过去。迅速地取出一件，打开来看。上面写着内参两个字，我一阵欣喜，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要找的文件，全放在这儿呢。内部自查的档案，一定也在里面。我按照档案上的标题往下翻着，看到一个标题为“刑警队成员情况汇总”的纸袋。打开看了几页，是了，就是这玩意儿，我拿出手机，然后一页页往下找闫磊的名字。
时间差不多了，做坏事的时候，心总是跳得很快，那个小姑娘发现电话的诡计，很快就会回来，我面对着大门，眼睛一边看着手里的资料，一边紧盯大门，耳朵还竖得直直的。翻到最后一页，也没发现闫磊的资料，我正琢磨着，这闫磊的怎么就没有呢，突然背后有人重重拍了我一下。
“你在干吗？”身后传来一个粗壮的男声。
我回过头看，一个中等个儿平头站在身后，皱眉看着我，脸熟，但我叫不出名字，好像是治安大队的。档案架高，且堆得密密麻麻，刚刚翻看查找的时候，居然没有发现更深处还有一个正在查资料的人。
“我来找点儿东西。”我脸上堆起了笑，“吓人一跳，还当谁呢！”
他依然看我，似乎在等我说下去。“还不是那起案子，忙到现在，没个头绪，闫磊让我来把当年的资料调出来。”
“那应该是在最里面。”
“哦，是吗，难怪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正说着话呢，那个姑娘气呼呼地回到了档案室。
我正好借此脱身，朝着门口走去：“回来了，帮我翻点儿资料。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姑娘气儿还没消：“别提了，不知道是我听错了，还是他们说错了，根本没人让我下去。”
“是啊？”我假装吃惊，“没准儿弄错了，也没准儿有男的暗恋你。”我边说边笑，这笑话很冷，他俩都无动于衷。
“什么事儿？”那个中年男人还在，我只得把闫磊让我来找资料的谎言再重复一遍。
“哦，等着。”姑娘没有深究，嘴里却在嘟囔着。她转身走了进去，消失在高高的档案架后面。中年男人也没有怀疑，冲着我笑笑，然后出了门。
姑娘的脸一直侧对着我，虽说不是故意监视，但我要是还想拿那内参估计挺玄。我得另外想个法子。
姑娘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牛皮纸信封走了出来，放在我的面前：“刚刚下去的时候他也不说。”
“啊？”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我刚刚下去的时候碰着闫磊了，把我训了一顿，也没说要调档案的事儿。”
“没准儿他忙！”我伸手去接信封，打开来翻了几页。是了，就是当年警察调查的所有的资料，但是不全。“这是全部？”我问道。
“当然不是，这只是类似的目录，这案子上下都很重视，当年挺轰动，所以特地找人整理了文档，因为资料太多，所以还弄个索引之类的玩意儿，就是你手上拿的这个，要想具体了解细节，你看你要哪部分，我再进去拿，不过我也不是很熟，那时候我还没来。”
姑娘嘟嘟囔囔地解释着，我继续看着手上的资料，大部分已经有所了解了，这不是重点。
“你们查得怎么样了？”姑娘又问，“大伙儿都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能破案？”
“不知道，现在还没什么头绪，”我实话实说，仍然低头假装在看资料，然后加了一句，“你怎么想？”
“什么我怎么想？”她好奇地看着我。
“对于这案子。”
“我能怎么想，我又不查案。”姑娘笑笑。
“我是说，关于局里在查刑警队的事儿，你怎么想？”我没绕圈子，直奔主题。
“有这事儿？”姑娘惊得不轻，这消息还没传到她这儿来。
“你不知道啊？”我欲擒故纵地反问过去，把她的胃口彻底吊起来了。
“我真不知道，”她显得有点儿担心，“怎么个意思，怀疑是刑警队里的人干的？”
“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你别告诉别人，刑警队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接下去肯定得把范围拉得更大，系统内部的。”我加重了语气。
“这么说，怀疑是自己人干的？不会吧？”姑娘嘴张得可以塞得进一个鸡蛋。
“万事皆有可能。”我心里觉得她的反应有点儿好笑，不过也很正常，起初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也愣了好一会儿。
“谁？那多可怕，没准儿我和他还天天一起上下班？”
“没准儿还一起吃过饭。”我越说越玄乎，她已经被我蒙得差不多了，“你有怀疑人选没？”
“这事可不能瞎说。”姑娘还算冷静，压低着嗓子回答道。
“那也是，都是同事，就算不认识，但都是穿警服的，这也让人不舒服，照我看应该弄个匿名的举报电话。”
“弄这招也不妥，谁知道会传些什么东西，谁知道匿名电话里会瞎说些什么。”
我笑笑，决定更直接一点儿：“你觉得闫磊怎么样？”
“谁？”姑娘仰着脖子，差点儿没叫出来。
“闫磊。”
她紧皱眉头，盯着我仿佛是要确认我没在开玩笑，刚要说话，突然把视线停在我身后，我顿觉寒意乍起，回过头看，果然，闫磊正冷冰冰地盯着我。
我心想要命，也不知道闫磊在身后待了多久，听到多少。闫磊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那姑娘看到闫磊有点儿怕，站起身来：“东西已经给马路了。”
我心里一惊。闫磊脸部的肌肉微微颤抖了一下，我在迅速找措辞，以应对闫磊的问答。
不料闫磊什么都没有说，只“嗯”了一声，从我的手上拿过牛皮信纸，翻开看了看，表情严肃。我站在一旁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过了一会儿，闫磊抬起头来，像是刚刚反应过来，对我说：“你怎么还不走？”
我吃不准他的路子，心里迅速地算计了一阵子，也想不出来他这样做的动机，但又不好问什么，只能赶紧出门。
回到刑警队，房间里很冷清。大部分人都在街上，周炳国坐在角落里抽烟，我走过去说了这事儿。周炳国抬头看我，仿佛是在他意料之中：“他已经知道你在查他了？”
“不知道，反正没拆穿。”
“小心点儿好。”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道。
这口气让我觉得周炳国坐着说话不腰疼，现在和闫磊正面交锋的是我，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皱了皱眉头，周炳国明显感觉到了我的不快。
过了一会儿，周炳国又说话了：“我想还是把那几个成人用品的小老板叫过来，给他们做一次催眠。”
又过去了一天，到了倒数第三天。
闫磊把那几个卖成人用品的商人，全部叫到了局里，由周炳国牵头，做了一次催眠式的回忆。对于是否能够成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催眠对于个体的要求很不相同，有些人有效，有些人则无动于衷。
周炳国选择了单个催眠，虽说费时费力，但是效果远比小组催眠来得好。五个人被挨个安排进了市局刚刚布置起来的小房间里。
催眠用的房间，比较简单。周炳国坐在小房间里的椅子上，我则趴在房间的窗户外看热闹。
前三个都以失败告终，周炳国满头大汗地用了很多法子，音乐、语言，还有电影里常放的那种钟摆，都没起到什么效果。有个糙汉，还在那儿假寐，没两分钟就被周炳国识破了。那糙汉估计也没见过催眠，猎奇心理导致他居然还想多待一会儿，看看有啥新奇的事儿在自己身上发生，最后一脸不屑地走出门，临了还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狗屁玩意儿，一点儿不准。”
但到了第四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太大的兴致再趴在那儿往下看，两个糙老爷们儿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听轻音乐有什么好看的。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窗户外依然能隐约听到海浪拍打岸边的哗哗声，周炳国嘴里一直在嘟囔着什么，那个男人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我开始还以为又失败了，仔细再一看，他眼睛还闭着，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催眠？
周炳国抬头看着他，嘴里在说：“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口很渴？”那男人没有说话，可连续地在往下咽唾沫，喉结一直嚅动着，仿佛真的很渴。又紧接着，我不知道周炳国说了些什么，那男人闭着眼睛乖乖地举起了上臂，时上时下，我想周炳国可能正在测试他是否真的进入催眠状态。
后来证明我的这个猜想还是准确的，那个男人身体前倾四十五度，像mj跳机械舞似的摆出了一个奇异的姿态，我吓了一跳，浑身鸡皮疙瘩也起来了。没想到这玩意儿真是玄得很，还能控制人的生理机能。
这是五个男人中唯一进入状态的测试者，四十多岁，叫赵长顺，在周炳国的引导下，对其潜意识里的记忆作了一次梳理：
90年代中后期，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城j市，天空是胶片电影里的那种颜色，昏黄、暧昧，毫不刺眼。在赵长顺的描述当中，这种感觉就像描述一部旧时的老电影。高耸的烟囱无时无刻不在冒着黑烟，底下的少年一脸煤灰，绕着烟囱玩耍。
一到夏季，空气里就充满了欲望的气息，满大街的大腿、胳膊混杂着男人汗味，和阳光下熠熠生辉的肌肉晃动，总是让店里的生意陡然上升。
这是月头的周一或者周二，赵长顺照惯例批货进店，计生用品和各类情趣物，到了下午六点多钟，已经销售过半。这是个好现象，因为在销售高峰来临之前，就已经售出了大部分存货意味着今天又是一个收成日。
对于赵长顺的店来说，真正的黄金期是在晚上九点之后。他店的周围有一排小发廊，九点之后就会充斥着各色男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在这样的环境里开这样的店，想生意不好都难。
赵长顺早早就吃饭了，买了半只白斩鸡和四瓶啤酒，晚上有场球赛，他边喝啤酒边吃鸡，也没有让钱包闲着，绿花花的钞票不断地涌进来，人生最大的快事莫过于此了。
七点多钟的时候，有个男人走了进来，周炳国暗示赵长顺这个男人叫老a。这个代号老a的男人三十岁不到，低着头走进来什么也没说，而是绕着货架转圈。赵长顺这生意时间做得长，多数人进来之后都低着头直奔主题，交钱取货，然后匆匆离去。
这个男人还有这个心思慢慢挑选，估计是个老油子，有些特殊需求。赵长顺没有理他，兀自喝着啤酒，进入了准备看球的状态。第一天如此的平淡无奇，那个男人在充气娃娃的货架前看了几眼，然后就走了。这是个憋坏了的男人，赵长顺没把这当回事，男女这事说开了就变得很正常，没点儿需求，谁往成人用品商店跑？
到了第二个礼拜，又是一周头上，仍然是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那个老a又来了，因为是第二次来，所以这次赵长顺对他印象还是有的，记得这是个中等个的男人，脸方方的，剃了个板寸头，在货架前摸了十分钟，赵长顺还是没有理他。这生意忽悠起来不合适，找不到好的措辞，两个大老爷们儿探讨充气娃娃有点儿不伦不类，与其如此，不如由着他自己慢慢挑。老a看了一会儿，又是什么都没买就走了。
这回赵长顺就有点儿恼火了，看着老a的背影出了店门，老a骑了辆破旧的三轮车，原来是个穷鬼，赵长顺心里想，充气娃娃不是什么高档货，但对于老a这样的人来说，到隔壁发廊动次真格的，远比这玩意儿实惠得多。
所以到了第三次，赵长顺就没什么好脸子给他看了，赵长顺在边上咳嗽，老a走到哪儿，他就一直站在一米之外的地方盯着，老a前脚离开原来的位置，赵长顺就上去重新把那些他动过的货摆整齐。
其实老a并没把货弄乱，但很明显，赵长顺是想找个法子赶老a走。这生意做的不是人气儿，不是店里人越多，越能招揽顾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往往碍于面子，看见店里有陌生人在，就绕道而行的。
老a感觉到了赵长顺的潜台词，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最后还是悻悻地走了，这说明老a还是拎得清的。赵长顺一直送他到门口，看着他骑上了三轮车，车上堆满了空饮料瓶……
整个催眠过程共花去两个多小时，在确信挖不出什么东西了之后，周炳国又把赵长顺唤醒过来。整个回忆过程显得细致详尽，尽管大部分对警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最后一个信息，还是对我们有着很大的提示作用。
“三轮车上堆满了饮料瓶？”闫磊问道，“难道是饮料公司的运水工？”
“那也未必，”周炳国顿了顿，“也有可能是收破烂的。”
又是一条崭新的线索。闫磊带着我们重新走访了一回当年发现尸体的窨井。时过境迁，出了那档子事儿之后，窨井早就被埋了。吴老二的棺材也被挖出来换了地方。我们在事发地点的小区附近走了一圈，然后直奔目的地，一家中等规模的废品收购站。
周炳国把那个蹬着三轮车，车上全是饮料瓶子的男人定义成收破烂的。这个猜想很快被证实靠谱，因为那个收购站历史悠久，当年几乎包掉了所有拾荒者的销路。一来二去，是个人都会对这块地界熟悉起来。
抛尸地点偏僻隐秘，而且也算是被存封的市政废弃工程，不熟悉的人光靠自己摸，几乎很难有机遇碰巧遇到这个天然的藏尸地，这也是把凶手指定为拾荒者最重要的证据。可前期的判断呢？
这案子蹊跷得很，从最初的记者，到后来的系统内部人员，再到现在的捡破烂的，简直就是风牛马不相及。别说闫磊，就是我，也会对周炳国的判断产生怀疑。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关联？”周炳国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屡屡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更要命的是，似乎每一条线索都是可以走得通的。
“那怎么办？”我问道，我当然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一有线索就走一步看一步地深挖下去。
“不管怎么说，总得先去见见那个废品回收站的老板。”
老板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基本已经不做生意了，业务由他的儿子全权打理，也算是子承父业吧。等我们把那个老头儿找到，才意识到侦查范围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全市现有收破烂的就得有几千人，更别说往前上溯十几年了，等于是从原来的大海捞针，又被带到了另一片海域里接着捞。
“有没有结过婚的？或者这买卖做得挺顺，后来又去干别的去的？”
老头儿正坐在门前的椅子上品茶，看了周炳国一眼：“别小看收破烂的，除了脏点儿，可是个俏活儿，但凡干够五年以上的，身边都能找着个女人，你说的这些到处都是。”
周炳国给出的范围太大，根本无法从这么大一堆人中锁定目标。
“一个捡破烂的，怎么可能知道冯天天和何久安？不看书，不看报的。”闫磊也提出了疑问，似乎对周炳国的信任感又降了下来。
周炳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那滴墨汁！”
“什么？”
“那滴墨汁，何久安家床上的那滴墨汁。”
我没明白周炳国这话是什么意思，隔了好半天才想起来周炳国在何久安家的床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那个时候貌似他就已经有头绪了，只是还没有把握，所以才没说出口。我没有接他的话，而是竖着耳朵，等着他来解释。
“冯天天与何久安的死，证明了这凶手一直都在默默地看着我们，而且不会被怀疑，所以我们才会把怀疑的对象放到记者身上，对吗？”
“没错，”闫磊点点头，“可记者现在不是已经被排除了吗？”
周炳国接着往下说：“我还记得李舒然和我们对凶手的心理分析，我们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他会认为凶手有上进心，对吗？”这回闫磊没有做声，这个问题他显然回答不了。
“我们前面也分析过，从一个收破烂的一跃成为记者或者是系统内部的人，基本是不可能的。”
这个倒是没错。“但漏掉了某点，有上进心是一码事儿，能不能实现理想是另一码事儿。”
“你的意思是说，他想当警察或者记者，一直没当成？”闫磊尝试着问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
“那究竟是记者，还是警察呢？”
“答案就在那滴墨汁。”周炳国说道。
“墨汁？”
“没错，你们再仔细回忆回忆，凶手杀人的时候都出现过什么？”
我这下反应过来了：“墨汁代表笔，十年前的死者都被留下照片，照相机，他想当的是一名记者！”我差点儿尖叫出来。
“通过法医鉴定和现场勘察，证明冯天天和何久安在死前都有两小时的存活期，既没有虐待痕迹，也没有侮辱尸体的证据，现场却留下了一滴墨汁，你们认为他会在做些什么？”周炳国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想想死者的坐姿！”
我回忆着现场的情形，猛然鸡皮疙瘩竖了起来，在最近两起凶杀案中，凶手没准儿也用了照相机，而且还用了笔写过什么，加之他们坐在椅子上的样子，难道凶手是在模拟记者采访？
“没错，起码我是这样想的。”周炳国点点头。
“采访？”
“而且采访一定就会发表。”
分析到这儿，我突然有了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尝试着理顺整条线索的逻辑。曾经是个捡破烂的拾荒者，因为不乏上进心想当记者，又因为某种原因，导致他开始杀女性，在杀人的过程中，给受害者拍照来纪念这段“历史”，多年以后他结婚生子，生活归于平淡，我们的到访激起了他的愤怒。难道他用“采访”的形式，要把它制作成新闻事件，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我一边想着，一边觉得匪夷所思，这个逻辑是理得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变态有个天然的时机等着他――龙舟赛。龙舟赛开幕那天人声鼎沸，将会聚焦无数目光，难道他想在开幕那天，将这个新闻曝光？
在场所有人听完这个有点儿离奇的动机都脸色骤变，不管有多少可能，但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判断错，他真的付诸行动，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闫磊怔在那里，过了良久，冒出来一句话：“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闫磊说的那个人叫彭峰。今年应该也有四十出头，这个人有点儿小名气，是个摄影师，以社会民生为主要题材，作品在省里得过奖。市委宣传部在几年前举办过一个公安警风的纪实摄影大赛，邀请彭峰参加过，所以除了记者和系统内部人员，他也算是对市局组织架构比较了解的人之一。
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世，说实话，彭峰的作品也就只能算是业余中比较拔尖的，但对于一个半路出家的摄影者来说，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他的文化价值，而不是艺术价值。在做摄影师之前，彭峰一直以捡破烂为生。
这个就不用我多解释了，想想都知道会有多少新闻点可以挖掘。“拾荒青年不甘生活平庸，拾破烂攒钱自学摄影技术。”类似的标题想必谁也不会陌生。在闫磊的记忆中，2003年、2004年的时候好像此人是被炒作得最红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方报纸，都把他作为头条刊登过，貌似还得过一个“十佳青年”荣誉。
但2006年之后好像消息就越来越少了。艺术毕竟是个吃工夫的行业，短暂的虚名，稍微炒作一下就能起来，若想要把它当饭吃，还是要有些天赋和持久的毅力的。
“反正在我的印象中，没听说之后又弄出什么大名堂来，也没听说哪个报社、杂志社把他收了去做摄影记者。”闫磊补充道。
我没有做声，脑中兀自将心比心地去分析他会产生的心理，好不容易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有
“可验尸报告明明是说，她的死亡时间是在两点以后？”
“因为冯天天遭袭了之后，没有马上死亡，两小时之后，她才被封上封箱带窒息而死的。”
我接着消化周炳国的解释，这点倒是可以说明凶手不是爬进厕所的时候，恰逢冯天天起夜。但问题是，现场既没有强奸、侮辱尸体，也没有翻动过的痕迹，那么这个神经病难道坐着看昏迷中的受害者两个多小时才下手的？我把这个问题抛了出来。
“他可以做很多事儿，”周炳国接着说，“而且我相信这两小时所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比杀人本身更有意义，它是和尸体摆放的诡异姿势成为一体的。”
“那他究竟在干吗呢？”周炳国欲言又止，他走到床边那滴墨汁的边上，看了看若有所思，然后抬起头，“现在还不好说，等我找到更多的证据，再来说明。”
周炳国照常卖着他的关子，我们也不好强求什么，心里却像被吊着似的难受。大伙儿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准备收队。我磨磨蹭蹭地跟在周炳国的身后，想趁没人的时候，再问问他的猜测。下了楼，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一个个上车，自己站在街的一边抽烟，周炳国站到我的身边，我刚想问他，不料他倒先说话了。
“有机会，从侧面查一查闫磊。”
我有点儿不舒服，尽管系统内部人作案，已经被提上了桌面。可怀疑对象如果成了闫磊，那么必然是最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们岂不是一直在与狼共舞？我又琢磨了下闫磊，年龄和身材都和周炳国所预判的相符，他不会毫无缘故地怀疑自己人。
如果抛开一切作案动机和离奇程度，闫磊真的是凶手，这必然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大的黑色幽默，凶手一直是在自己查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结果。
我在想周炳国为什么突然一下子提出了这个怀疑，想必是和杨静静的结论有关。闫磊也是个左撇子，而且要不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手了，我们都还意识不到。
现在我们坐在车里，已经和周炳国分兵两路，他和张凡双去局里整理资料，而我则跟着闫磊去趟印刷厂，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何久安的家离工作地点不远。按照他的身份，很有可能是下岗再就业，由街道的劳动介绍所介绍到这儿来工作的，所以骑自行车也就是十五分钟的路程。
一个胖乎乎的自称是厂长的人对我们说：“何久安这人话不多，而且又是个临时按件计酬的搬运工，所以我还真不是很了解。和他走得最近的是他的搭档，也是临时工，叫管文明，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我们坐在厂长办公室里，等了二十多分钟，门外传来脚步声。管文明来了。他站在门口，唯唯诺诺地看着我们，然后问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中学生小心翼翼地踏进了门。因为我们在的缘故，厂长的热情显得有点儿做作：“来来来，老管，赶紧来坐，公安局的两位同志想跟你了解点儿情况。”
我看着管文明，他的脚好像有问题，走路一斜一拐，像是个瘸子，坐到我们的对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有危险吧？”
这个可怜的男人，以为凶手是冲着印刷厂或者他们临时工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闫磊顺着这个话题问下去，不愧是刑警，知道如何顺着对方的思路套话来寻找。
“也没什么，”管文明有点儿惊慌，“没别的意思，我只是问问，老何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被人杀了？我跟他其实也不是很熟，仅仅是因为同事关系，所以才偶尔一起喝喝酒。”
他撇关系撇得很快，基本没回答闫磊的问题。“你别紧张，”闫磊安慰着他，“就我们调查下来的结果，和你没什么关系，即使凶手抓不着，也不会找上你，再说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
听了闫磊的安慰，管文明似乎放松了一点儿。和我们大致谈了谈何久安的情况。何久安还真是个话不多的人，以前是机械厂的工人，下岗之后在家待了几年，因为老实本分，所以做了几次小生意都亏了。他老婆不是本地人，同样老实巴交，居委会安排她在小区里打扫卫生。他们有个女儿，上初二，学习中等，没听说闯过什么祸。
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基本把何久安的工作情况聊了个透彻。他的生活两点一线，印刷厂和家，除了偶尔和管文明喝过酒，基本没其他的业余活动。这样的人，如果被凶手盯上，应该很快就能被摸索出生活规律吧。
只是这个何久安一定死不瞑目，他可能永远都明白不了，导致他飞来横祸的，居然是他起了个悲催的名字。谈完之后，我们起身要走。“再坐一会儿呗。”厂长拉着我们，又给我们的水杯里续了茶，顺带给管文明也倒了一杯。
管文明拿起来喝了一口，我这才发现，原来他也是个左撇子。回到市局之后，天已大亮，暖阳分外喜人，可我依然心情郁闷。中午过后，印刷厂的调查没有线索，刑警队大部分人出去接着忙活了，我继续想着如何完成周炳国的嘱咐――注意闫磊的事儿。
对于系统内部人员的调查还在默默地进行，我查找着调查记录。当然，我并不奢望能够立即找到证据，只希望能有些线索就好。我把文件摞成一排，然后起身到饮水机边接水，一边接着水，一边用余光看着队里其他人，他们正在忙自己的事儿，我把茶杯放在饮水机上，出了门，右拐上了楼梯。
这是截木制的楼梯，我来到四楼。走廊上没有人。我要去的目的地是倒数第三间，市公安局的档案室。
门是虚掩着的，我走过没停，里面的小姑娘坐在桌前埋头写字，我没有任何机会。
我走到了走廊尽头，边上的办公室里没有人，想了会儿，顿时有了主意。
我做贼似的走了进去，拿起电话，然后查看了档案室的电话，拨过去，响了两下通了。
“赶紧到刑警队来一下。”我劈头盖脸地说。
“什么？”
“赶紧来一下，有急事！”我的语速飞快，趁着她还没有辨认出我的声音，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站起身来，出门走向档案室，心想，她一定得出来。离档案室还有三四米，她果然上当了，似乎脚步还挺焦急，我迎了上去。
“我来找当年案子的档案。”我说。
她转脸看看我：“哦，是马路啊。”她认出我来了，“现在要？”
“嗯，挺急的，怎么，你要出门？”
她面露难色，犹豫着该先做什么。
“什么事儿？”
“刚刚不知道谁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去趟楼下。”
“没事儿，你去吧，”我大度地说，“我在这儿等你。”她仍然在犹豫。
“真没事儿，我在这儿等着。”
她想了一会儿，作了决定：“行，那你先进去坐会儿，我马上回来。”
这铁架子上的档案一摞一摞，横杠上贴着编号，这些编号以数字开头，1997、1996之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归档的。只得从中间开始，随便取出一本，上面登记的是2002年的一起盗窃案，然后我走到左边再拿出一本，是2003年的案子，我估摸着是按照常规，以年代来编码的。
调查刑警队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应该是在最外面。我不得不返回来，一本本翻看最新的档案袋。查了一遍，居然没有。我有点儿纳闷，突然意识到一个浅显的问题，刑警队自查的档案会不会不留在档案室里？这是个方向性错误。
没准儿他们什么也没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或者所有的笔录都还在局长办公室里？我不知道。但这种可能还是很大的。病急乱投医，我有些丧气，心里想着很有可能是一阵白忙。我走回门口，转头又看见窗户旁还有个小铁架。
小铁架上也放着一堆文件。信封比架子上的那些要小，我看看门外，然后走了过去。迅速地取出一件，打开来看。上面写着内参两个字，我一阵欣喜，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要找的文件，全放在这儿呢。内部自查的档案，一定也在里面。我按照档案上的标题往下翻着，看到一个标题为“刑警队成员情况汇总”的纸袋。打开看了几页，是了，就是这玩意儿，我拿出手机，然后一页页往下找闫磊的名字。
时间差不多了，做坏事的时候，心总是跳得很快，那个小姑娘发现电话的诡计，很快就会回来，我面对着大门，眼睛一边看着手里的资料，一边紧盯大门，耳朵还竖得直直的。翻到最后一页，也没发现闫磊的资料，我正琢磨着，这闫磊的怎么就没有呢，突然背后有人重重拍了我一下。
“你在干吗？”身后传来一个粗壮的男声。
我回过头看，一个中等个儿平头站在身后，皱眉看着我，脸熟，但我叫不出名字，好像是治安大队的。档案架高，且堆得密密麻麻，刚刚翻看查找的时候，居然没有发现更深处还有一个正在查资料的人。
“我来找点儿东西。”我脸上堆起了笑，“吓人一跳，还当谁呢！”
他依然看我，似乎在等我说下去。“还不是那起案子，忙到现在，没个头绪，闫磊让我来把当年的资料调出来。”
“那应该是在最里面。”
“哦，是吗，难怪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正说着话呢，那个姑娘气呼呼地回到了档案室。
我正好借此脱身，朝着门口走去：“回来了，帮我翻点儿资料。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姑娘气儿还没消：“别提了，不知道是我听错了，还是他们说错了，根本没人让我下去。”
“是啊？”我假装吃惊，“没准儿弄错了，也没准儿有男的暗恋你。”我边说边笑，这笑话很冷，他俩都无动于衷。
“什么事儿？”那个中年男人还在，我只得把闫磊让我来找资料的谎言再重复一遍。
“哦，等着。”姑娘没有深究，嘴里却在嘟囔着。她转身走了进去，消失在高高的档案架后面。中年男人也没有怀疑，冲着我笑笑，然后出了门。
姑娘的脸一直侧对着我，虽说不是故意监视，但我要是还想拿那内参估计挺玄。我得另外想个法子。
姑娘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牛皮纸信封走了出来，放在我的面前：“刚刚下去的时候他也不说。”
“啊？”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我刚刚下去的时候碰着闫磊了，把我训了一顿，也没说要调档案的事儿。”
“没准儿他忙！”我伸手去接信封，打开来翻了几页。是了，就是当年警察调查的所有的资料，但是不全。“这是全部？”我问道。
“当然不是，这只是类似的目录，这案子上下都很重视，当年挺轰动，所以特地找人整理了文档，因为资料太多，所以还弄个索引之类的玩意儿，就是你手上拿的这个，要想具体了解细节，你看你要哪部分，我再进去拿，不过我也不是很熟，那时候我还没来。”
姑娘嘟嘟囔囔地解释着，我继续看着手上的资料，大部分已经有所了解了，这不是重点。
“你们查得怎么样了？”姑娘又问，“大伙儿都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能破案？”
“不知道，现在还没什么头绪，”我实话实说，仍然低头假装在看资料，然后加了一句，“你怎么想？”
“什么我怎么想？”她好奇地看着我。
“对于这案子。”
“我能怎么想，我又不查案。”姑娘笑笑。
“我是说，关于局里在查刑警队的事儿，你怎么想？”我没绕圈子，直奔主题。
“有这事儿？”姑娘惊得不轻，这消息还没传到她这儿来。
“你不知道啊？”我欲擒故纵地反问过去，把她的胃口彻底吊起来了。
“我真不知道，”她显得有点儿担心，“怎么个意思，怀疑是刑警队里的人干的？”
“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你别告诉别人，刑警队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接下去肯定得把范围拉得更大，系统内部的。”我加重了语气。
“这么说，怀疑是自己人干的？不会吧？”姑娘嘴张得可以塞得进一个鸡蛋。
“万事皆有可能。”我心里觉得她的反应有点儿好笑，不过也很正常，起初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也愣了好一会儿。
“谁？那多可怕，没准儿我和他还天天一起上下班？”
“没准儿还一起吃过饭。”我越说越玄乎，她已经被我蒙得差不多了，“你有怀疑人选没？”
“这事可不能瞎说。”姑娘还算冷静，压低着嗓子回答道。
“那也是，都是同事，就算不认识，但都是穿警服的，这也让人不舒服，照我看应该弄个匿名的举报电话。”
“弄这招也不妥，谁知道会传些什么东西，谁知道匿名电话里会瞎说些什么。”
我笑笑，决定更直接一点儿：“你觉得闫磊怎么样？”
“谁？”姑娘仰着脖子，差点儿没叫出来。
“闫磊。”
她紧皱眉头，盯着我仿佛是要确认我没在开玩笑，刚要说话，突然把视线停在我身后，我顿觉寒意乍起，回过头看，果然，闫磊正冷冰冰地盯着我。
我心想要命，也不知道闫磊在身后待了多久，听到多少。闫磊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那姑娘看到闫磊有点儿怕，站起身来：“东西已经给马路了。”
我心里一惊。闫磊脸部的肌肉微微颤抖了一下，我在迅速找措辞，以应对闫磊的问答。
不料闫磊什么都没有说，只“嗯”了一声，从我的手上拿过牛皮信纸，翻开看了看，表情严肃。我站在一旁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过了一会儿，闫磊抬起头来，像是刚刚反应过来，对我说：“你怎么还不走？”
我吃不准他的路子，心里迅速地算计了一阵子，也想不出来他这样做的动机，但又不好问什么，只能赶紧出门。
回到刑警队，房间里很冷清。大部分人都在街上，周炳国坐在角落里抽烟，我走过去说了这事儿。周炳国抬头看我，仿佛是在他意料之中：“他已经知道你在查他了？”
“不知道，反正没拆穿。”
“小心点儿好。”他不以为然地对我说道。
这口气让我觉得周炳国坐着说话不腰疼，现在和闫磊正面交锋的是我，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皱了皱眉头，周炳国明显感觉到了我的不快。
过了一会儿，周炳国又说话了：“我想还是把那几个成人用品的小老板叫过来，给他们做一次催眠。”
又过去了一天，到了倒数第三天。
闫磊把那几个卖成人用品的商人，全部叫到了局里，由周炳国牵头，做了一次催眠式的回忆。对于是否能够成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催眠对于个体的要求很不相同，有些人有效，有些人则无动于衷。
周炳国选择了单个催眠，虽说费时费力，但是效果远比小组催眠来得好。五个人被挨个安排进了市局刚刚布置起来的小房间里。
催眠用的房间，比较简单。周炳国坐在小房间里的椅子上，我则趴在房间的窗户外看热闹。
前三个都以失败告终，周炳国满头大汗地用了很多法子，音乐、语言，还有电影里常放的那种钟摆，都没起到什么效果。有个糙汉，还在那儿假寐，没两分钟就被周炳国识破了。那糙汉估计也没见过催眠，猎奇心理导致他居然还想多待一会儿，看看有啥新奇的事儿在自己身上发生，最后一脸不屑地走出门，临了还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狗屁玩意儿，一点儿不准。”
但到了第四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太大的兴致再趴在那儿往下看，两个糙老爷们儿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听轻音乐有什么好看的。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窗户外依然能隐约听到海浪拍打岸边的哗哗声，周炳国嘴里一直在嘟囔着什么，那个男人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我开始还以为又失败了，仔细再一看，他眼睛还闭着，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催眠？
周炳国抬头看着他，嘴里在说：“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口很渴？”那男人没有说话，可连续地在往下咽唾沫，喉结一直嚅动着，仿佛真的很渴。又紧接着，我不知道周炳国说了些什么，那男人闭着眼睛乖乖地举起了上臂，时上时下，我想周炳国可能正在测试他是否真的进入催眠状态。
后来证明我的这个猜想还是准确的，那个男人身体前倾四十五度，像mj跳机械舞似的摆出了一个奇异的姿态，我吓了一跳，浑身鸡皮疙瘩也起来了。没想到这玩意儿真是玄得很，还能控制人的生理机能。
这是五个男人中唯一进入状态的测试者，四十多岁，叫赵长顺，在周炳国的引导下，对其潜意识里的记忆作了一次梳理：
90年代中后期，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城j市，天空是胶片电影里的那种颜色，昏黄、暧昧，毫不刺眼。在赵长顺的描述当中，这种感觉就像描述一部旧时的老电影。高耸的烟囱无时无刻不在冒着黑烟，底下的少年一脸煤灰，绕着烟囱玩耍。
一到夏季，空气里就充满了欲望的气息，满大街的大腿、胳膊混杂着男人汗味，和阳光下熠熠生辉的肌肉晃动，总是让店里的生意陡然上升。
这是月头的周一或者周二，赵长顺照惯例批货进店，计生用品和各类情趣物，到了下午六点多钟，已经销售过半。这是个好现象，因为在销售高峰来临之前，就已经售出了大部分存货意味着今天又是一个收成日。
对于赵长顺的店来说，真正的黄金期是在晚上九点之后。他店的周围有一排小发廊，九点之后就会充斥着各色男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在这样的环境里开这样的店，想生意不好都难。
赵长顺早早就吃饭了，买了半只白斩鸡和四瓶啤酒，晚上有场球赛，他边喝啤酒边吃鸡，也没有让钱包闲着，绿花花的钞票不断地涌进来，人生最大的快事莫过于此了。
七点多钟的时候，有个男人走了进来，周炳国暗示赵长顺这个男人叫老a。这个代号老a的男人三十岁不到，低着头走进来什么也没说，而是绕着货架转圈。赵长顺这生意时间做得长，多数人进来之后都低着头直奔主题，交钱取货，然后匆匆离去。
这个男人还有这个心思慢慢挑选，估计是个老油子，有些特殊需求。赵长顺没有理他，兀自喝着啤酒，进入了准备看球的状态。第一天如此的平淡无奇，那个男人在充气娃娃的货架前看了几眼，然后就走了。这是个憋坏了的男人，赵长顺没把这当回事，男女这事说开了就变得很正常，没点儿需求，谁往成人用品商店跑？
到了第二个礼拜，又是一周头上，仍然是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那个老a又来了，因为是第二次来，所以这次赵长顺对他印象还是有的，记得这是个中等个的男人，脸方方的，剃了个板寸头，在货架前摸了十分钟，赵长顺还是没有理他。这生意忽悠起来不合适，找不到好的措辞，两个大老爷们儿探讨充气娃娃有点儿不伦不类，与其如此，不如由着他自己慢慢挑。老a看了一会儿，又是什么都没买就走了。
这回赵长顺就有点儿恼火了，看着老a的背影出了店门，老a骑了辆破旧的三轮车，原来是个穷鬼，赵长顺心里想，充气娃娃不是什么高档货，但对于老a这样的人来说，到隔壁发廊动次真格的，远比这玩意儿实惠得多。
所以到了第三次，赵长顺就没什么好脸子给他看了，赵长顺在边上咳嗽，老a走到哪儿，他就一直站在一米之外的地方盯着，老a前脚离开原来的位置，赵长顺就上去重新把那些他动过的货摆整齐。
其实老a并没把货弄乱，但很明显，赵长顺是想找个法子赶老a走。这生意做的不是人气儿，不是店里人越多，越能招揽顾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往往碍于面子，看见店里有陌生人在，就绕道而行的。
老a感觉到了赵长顺的潜台词，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最后还是悻悻地走了，这说明老a还是拎得清的。赵长顺一直送他到门口，看着他骑上了三轮车，车上堆满了空饮料瓶……
整个催眠过程共花去两个多小时，在确信挖不出什么东西了之后，周炳国又把赵长顺唤醒过来。整个回忆过程显得细致详尽，尽管大部分对警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最后一个信息，还是对我们有着很大的提示作用。
“三轮车上堆满了饮料瓶？”闫磊问道，“难道是饮料公司的运水工？”
“那也未必，”周炳国顿了顿，“也有可能是收破烂的。”
又是一条崭新的线索。闫磊带着我们重新走访了一回当年发现尸体的窨井。时过境迁，出了那档子事儿之后，窨井早就被埋了。吴老二的棺材也被挖出来换了地方。我们在事发地点的小区附近走了一圈，然后直奔目的地，一家中等规模的废品收购站。
周炳国把那个蹬着三轮车，车上全是饮料瓶子的男人定义成收破烂的。这个猜想很快被证实靠谱，因为那个收购站历史悠久，当年几乎包掉了所有拾荒者的销路。一来二去，是个人都会对这块地界熟悉起来。
抛尸地点偏僻隐秘，而且也算是被存封的市政废弃工程，不熟悉的人光靠自己摸，几乎很难有机遇碰巧遇到这个天然的藏尸地，这也是把凶手指定为拾荒者最重要的证据。可前期的判断呢？
这案子蹊跷得很，从最初的记者，到后来的系统内部人员，再到现在的捡破烂的，简直就是风牛马不相及。别说闫磊，就是我，也会对周炳国的判断产生怀疑。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关联？”周炳国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屡屡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更要命的是，似乎每一条线索都是可以走得通的。
“那怎么办？”我问道，我当然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一有线索就走一步看一步地深挖下去。
“不管怎么说，总得先去见见那个废品回收站的老板。”
老板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基本已经不做生意了，业务由他的儿子全权打理，也算是子承父业吧。等我们把那个老头儿找到，才意识到侦查范围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全市现有收破烂的就得有几千人，更别说往前上溯十几年了，等于是从原来的大海捞针，又被带到了另一片海域里接着捞。
“有没有结过婚的？或者这买卖做得挺顺，后来又去干别的去的？”
老头儿正坐在门前的椅子上品茶，看了周炳国一眼：“别小看收破烂的，除了脏点儿，可是个俏活儿，但凡干够五年以上的，身边都能找着个女人，你说的这些到处都是。”
周炳国给出的范围太大，根本无法从这么大一堆人中锁定目标。
“一个捡破烂的，怎么可能知道冯天天和何久安？不看书，不看报的。”闫磊也提出了疑问，似乎对周炳国的信任感又降了下来。
周炳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那滴墨汁！”
“什么？”
“那滴墨汁，何久安家床上的那滴墨汁。”
我没明白周炳国这话是什么意思，隔了好半天才想起来周炳国在何久安家的床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那个时候貌似他就已经有头绪了，只是还没有把握，所以才没说出口。我没有接他的话，而是竖着耳朵，等着他来解释。
“冯天天与何久安的死，证明了这凶手一直都在默默地看着我们，而且不会被怀疑，所以我们才会把怀疑的对象放到记者身上，对吗？”
“没错，”闫磊点点头，“可记者现在不是已经被排除了吗？”
周炳国接着往下说：“我还记得李舒然和我们对凶手的心理分析，我们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他会认为凶手有上进心，对吗？”这回闫磊没有做声，这个问题他显然回答不了。
“我们前面也分析过，从一个收破烂的一跃成为记者或者是系统内部的人，基本是不可能的。”
这个倒是没错。“但漏掉了某点，有上进心是一码事儿，能不能实现理想是另一码事儿。”
“你的意思是说，他想当警察或者记者，一直没当成？”闫磊尝试着问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
“那究竟是记者，还是警察呢？”
“答案就在那滴墨汁。”周炳国说道。
“墨汁？”
“没错，你们再仔细回忆回忆，凶手杀人的时候都出现过什么？”
我这下反应过来了：“墨汁代表笔，十年前的死者都被留下照片，照相机，他想当的是一名记者！”我差点儿尖叫出来。
“通过法医鉴定和现场勘察，证明冯天天和何久安在死前都有两小时的存活期，既没有虐待痕迹，也没有侮辱尸体的证据，现场却留下了一滴墨汁，你们认为他会在做些什么？”周炳国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想想死者的坐姿！”
我回忆着现场的情形，猛然鸡皮疙瘩竖了起来，在最近两起凶杀案中，凶手没准儿也用了照相机，而且还用了笔写过什么，加之他们坐在椅子上的样子，难道凶手是在模拟记者采访？
“没错，起码我是这样想的。”周炳国点点头。
“采访？”
“而且采访一定就会发表。”
分析到这儿，我突然有了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尝试着理顺整条线索的逻辑。曾经是个捡破烂的拾荒者，因为不乏上进心想当记者，又因为某种原因，导致他开始杀女性，在杀人的过程中，给受害者拍照来纪念这段“历史”，多年以后他结婚生子，生活归于平淡，我们的到访激起了他的愤怒。难道他用“采访”的形式，要把它制作成新闻事件，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我一边想着，一边觉得匪夷所思，这个逻辑是理得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变态有个天然的时机等着他――龙舟赛。龙舟赛开幕那天人声鼎沸，将会聚焦无数目光，难道他想在开幕那天，将这个新闻曝光？
在场所有人听完这个有点儿离奇的动机都脸色骤变，不管有多少可能，但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判断错，他真的付诸行动，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闫磊怔在那里，过了良久，冒出来一句话：“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闫磊说的那个人叫彭峰。今年应该也有四十出头，这个人有点儿小名气，是个摄影师，以社会民生为主要题材，作品在省里得过奖。市委宣传部在几年前举办过一个公安警风的纪实摄影大赛，邀请彭峰参加过，所以除了记者和系统内部人员，他也算是对市局组织架构比较了解的人之一。
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世，说实话，彭峰的作品也就只能算是业余中比较拔尖的，但对于一个半路出家的摄影者来说，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他的文化价值，而不是艺术价值。在做摄影师之前，彭峰一直以捡破烂为生。
这个就不用我多解释了，想想都知道会有多少新闻点可以挖掘。“拾荒青年不甘生活平庸，拾破烂攒钱自学摄影技术。”类似的标题想必谁也不会陌生。在闫磊的记忆中，2003年、2004年的时候好像此人是被炒作得最红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方报纸，都把他作为头条刊登过，貌似还得过一个“十佳青年”荣誉。
但2006年之后好像消息就越来越少了。艺术毕竟是个吃工夫的行业，短暂的虚名，稍微炒作一下就能起来，若想要把它当饭吃，还是要有些天赋和持久的毅力的。
“反正在我的印象中，没听说之后又弄出什么大名堂来，也没听说哪个报社、杂志社把他收了去做摄影记者。”闫磊补充道。
我没有做声，脑中兀自将心比心地去分析他会产生的心理，好不容易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