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章 开始的结束（中）
抄家灭门，会记录对方的田产、屋宅、金银而至于其他的，例如珠宝字画类的物质资产，也会以公允价值的形式进行记录。
但是家丁，甚至是奴隶这就是一个有趣的计量单位了。
明代奴仆又称奴婢、臧获、家奴、家僮、僮仆、家人、义男、义妇等等。这些有的是对历史称谓的承续，有的是法律中术语的借用，有的体现出了归属上的特征，有的则是受国家政策制约而做的变通。
明初，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推行了一系列的不彻底的禁奴政策，禁止民间自发的良人奴隶化，禁止人生买卖；并且严格的规定了勋贵与官僚的蓄奴数量：最高级的官员、宗室、贵族可以合法拥有的奴仆数量也仅为20人，为历代王朝之最低；并且奴仆的合法来源也只有战俘与罪犯，而非平民百姓。
洪武五年（1372）太祖朱元璋诏告天下，“诏书到日，即放为良，毋得羁留强令为奴，亦不得收养，违者依律论罪”。
然而，以上的一切都仅仅是在法律层面上的，与现实有着巨大的差异。
明朝甚至一度在法律上拒绝承认奴隶的存在，即在法律上并没有奴隶，但事实上，这只是文字游戏罢了，只是将“奴仆”换另一些更模糊的词汇，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其奴仆的实质。
而与此同时，又以法律规定的形式保护着奴隶主的权益，《大明律》规定：“奴婢骂家长者，绞监侯……凡奴婢殴家长，皆斩。”
可以说，自洪武晚期之后，明政府的禁奴政策并进行停留在了纸张法令的层面上，不带做现实中的努力。
不过，贱籍不是奴隶制度，现代社会上把明代贱籍制度设为奴隶制度，是十分荒谬的、历史素养极度低下的体现，贱籍不是历代皆有的制度，它指的是世代只能从事某些等“低下”工作的人，他们在法律上是被歧视的，但人格还是独立的，有着基本的人权。而奴隶是这个是主人的附属品，没有人格、人权，在法律上，他们不是人，只是物；虽然在明代的法律中，主人也不能随意的将其杀死（自唐以来，除元清两朝，历代都不能），但惩罚十分轻微。
（都21世纪了，还有人以为废除贱籍是大清圣天子的恩赐，不知道是受的什么教育！所谓的废除贱籍，也只是废除乐户、丐户、伴当、疍户，而贱籍本身没有废除。这是天下“贱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反抗的结果，不是奴隶主的“恩赐”！
明末农民战争，起义军领袖中刘宗敏是铁匠，张能是补锅匠，张礼是胥吏。崇祯七年，桐城奴仆起义，理由是：“无他，不欲为奴耳。”十六年，湘赣爆发“铲平王”运动，铲除主仆、贵贱等不平等关系，“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天地迴薄，贵贱翻蹑，我辈何必长为奴乎？”
明亡后，社会矛盾更加激列，清朝的统治、对待奴仆的态度比明更加反动。“贱民”的反抗也更加激烈。例如“社兵”本是明末奴仆起义组织，但由于满清剃发易服、迁界禁海与大屠杀，开始反清复明，反抗时间长达三十余年。“朱三太子”杨起隆起义的骨干也是饱受八旗虐待的汉人奴仆。
在“盛世”期间，康熙十三、十四、十六、二十七、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五十二、五十五、六十年，都有大规模奴仆起义。这才有了雍正的“开豁贱籍”。）
因为明政府禁止民间蓄奴，所以把买奴隶的契约假托成收养子女的契约，故而明朝时期奴仆都管男女主人叫爹娘，主人的子女是称呼为姐姐哥哥，无视年龄。
在明初，很少有人敢于光明正大的畜奴；在在嘉靖中期，官员蓄奴现象已极普遍，当时印发的《皇明诏令》与洪武年间的已有很大的不同，对原文作了一定增补，使祖制中具有官员蓄奴的内容，以便从中取得合法的根据与支持。
而到了朱由校，现在的天启年间，莫要说是官员了；就是乡下的富户，家中若是没有几个仆人，也是要遭到同辈笑话的，晋商、徽商、尤其是江南的富商个个都是大奴隶主。
江南的富商训奴多者甚至以千计，并且后来发生了一个被称为“江南奴变”的历史事件；朱由校虽然是对这件事知道的，只不过他对奴隶的观察完全被吸引在了江南地区，下意识的将山西等地遗忘在了脑后。
所以才看到这份报告后，他才突然间回想起来。
朱由校看了看在场的大臣，眼神中充满了玩味，阁老们猜道朱由校心里在想什么，朱由校也知道阁老猜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双方却都很正常。
朝爌站了出来，说道：“民间私自蓄奴，是大罪，罪加一等，这些人抄家灭门的不冤。可是陛下，如今，民间富户奴仆已经是常事，江南地区更甚，法不责众，还请陛下三思。”
“确实。”朱由校点了点头，表示支持。
就这样，阁老们承认晋商的非法性，朱由校也间接地为官僚们的蓄奴行为做了合法性的背书，并且承诺不做扩大处理，皆大欢喜，皆大欢喜。
“陛下，抄家名门的事情你已经是做了，我们说什么也没用，等你到底打算如何收尾呢？”
朱由校看向他，“账本烧了吧，山西文武官员抓些典型出来，其余的过往不究。”
然后又看向了候在一旁的侍者。“对了，烧前抄一份。”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是锦衣卫的，还是东厂的。
“不可。”叶向高发言了，“这些人不会感恩留他一命的恩情，只会记恨陛下今日惩处。”
朱由校有些好奇，他看着叶向高那张严肃的老脸，嘴角露出了笑容。“请师傅教我。”
“还请陛下先把外地军队调到山西去，其余的就好办了，臣等会为陛下分忧的。。”
但是家丁，甚至是奴隶这就是一个有趣的计量单位了。
明代奴仆又称奴婢、臧获、家奴、家僮、僮仆、家人、义男、义妇等等。这些有的是对历史称谓的承续，有的是法律中术语的借用，有的体现出了归属上的特征，有的则是受国家政策制约而做的变通。
明初，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推行了一系列的不彻底的禁奴政策，禁止民间自发的良人奴隶化，禁止人生买卖；并且严格的规定了勋贵与官僚的蓄奴数量：最高级的官员、宗室、贵族可以合法拥有的奴仆数量也仅为20人，为历代王朝之最低；并且奴仆的合法来源也只有战俘与罪犯，而非平民百姓。
洪武五年（1372）太祖朱元璋诏告天下，“诏书到日，即放为良，毋得羁留强令为奴，亦不得收养，违者依律论罪”。
然而，以上的一切都仅仅是在法律层面上的，与现实有着巨大的差异。
明朝甚至一度在法律上拒绝承认奴隶的存在，即在法律上并没有奴隶，但事实上，这只是文字游戏罢了，只是将“奴仆”换另一些更模糊的词汇，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其奴仆的实质。
而与此同时，又以法律规定的形式保护着奴隶主的权益，《大明律》规定：“奴婢骂家长者，绞监侯……凡奴婢殴家长，皆斩。”
可以说，自洪武晚期之后，明政府的禁奴政策并进行停留在了纸张法令的层面上，不带做现实中的努力。
不过，贱籍不是奴隶制度，现代社会上把明代贱籍制度设为奴隶制度，是十分荒谬的、历史素养极度低下的体现，贱籍不是历代皆有的制度，它指的是世代只能从事某些等“低下”工作的人，他们在法律上是被歧视的，但人格还是独立的，有着基本的人权。而奴隶是这个是主人的附属品，没有人格、人权，在法律上，他们不是人，只是物；虽然在明代的法律中，主人也不能随意的将其杀死（自唐以来，除元清两朝，历代都不能），但惩罚十分轻微。
（都21世纪了，还有人以为废除贱籍是大清圣天子的恩赐，不知道是受的什么教育！所谓的废除贱籍，也只是废除乐户、丐户、伴当、疍户，而贱籍本身没有废除。这是天下“贱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反抗的结果，不是奴隶主的“恩赐”！
明末农民战争，起义军领袖中刘宗敏是铁匠，张能是补锅匠，张礼是胥吏。崇祯七年，桐城奴仆起义，理由是：“无他，不欲为奴耳。”十六年，湘赣爆发“铲平王”运动，铲除主仆、贵贱等不平等关系，“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天地迴薄，贵贱翻蹑，我辈何必长为奴乎？”
明亡后，社会矛盾更加激列，清朝的统治、对待奴仆的态度比明更加反动。“贱民”的反抗也更加激烈。例如“社兵”本是明末奴仆起义组织，但由于满清剃发易服、迁界禁海与大屠杀，开始反清复明，反抗时间长达三十余年。“朱三太子”杨起隆起义的骨干也是饱受八旗虐待的汉人奴仆。
在“盛世”期间，康熙十三、十四、十六、二十七、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五十二、五十五、六十年，都有大规模奴仆起义。这才有了雍正的“开豁贱籍”。）
因为明政府禁止民间蓄奴，所以把买奴隶的契约假托成收养子女的契约，故而明朝时期奴仆都管男女主人叫爹娘，主人的子女是称呼为姐姐哥哥，无视年龄。
在明初，很少有人敢于光明正大的畜奴；在在嘉靖中期，官员蓄奴现象已极普遍，当时印发的《皇明诏令》与洪武年间的已有很大的不同，对原文作了一定增补，使祖制中具有官员蓄奴的内容，以便从中取得合法的根据与支持。
而到了朱由校，现在的天启年间，莫要说是官员了；就是乡下的富户，家中若是没有几个仆人，也是要遭到同辈笑话的，晋商、徽商、尤其是江南的富商个个都是大奴隶主。
江南的富商训奴多者甚至以千计，并且后来发生了一个被称为“江南奴变”的历史事件；朱由校虽然是对这件事知道的，只不过他对奴隶的观察完全被吸引在了江南地区，下意识的将山西等地遗忘在了脑后。
所以才看到这份报告后，他才突然间回想起来。
朱由校看了看在场的大臣，眼神中充满了玩味，阁老们猜道朱由校心里在想什么，朱由校也知道阁老猜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双方却都很正常。
朝爌站了出来，说道：“民间私自蓄奴，是大罪，罪加一等，这些人抄家灭门的不冤。可是陛下，如今，民间富户奴仆已经是常事，江南地区更甚，法不责众，还请陛下三思。”
“确实。”朱由校点了点头，表示支持。
就这样，阁老们承认晋商的非法性，朱由校也间接地为官僚们的蓄奴行为做了合法性的背书，并且承诺不做扩大处理，皆大欢喜，皆大欢喜。
“陛下，抄家名门的事情你已经是做了，我们说什么也没用，等你到底打算如何收尾呢？”
朱由校看向他，“账本烧了吧，山西文武官员抓些典型出来，其余的过往不究。”
然后又看向了候在一旁的侍者。“对了，烧前抄一份。”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是锦衣卫的，还是东厂的。
“不可。”叶向高发言了，“这些人不会感恩留他一命的恩情，只会记恨陛下今日惩处。”
朱由校有些好奇，他看着叶向高那张严肃的老脸，嘴角露出了笑容。“请师傅教我。”
“还请陛下先把外地军队调到山西去，其余的就好办了，臣等会为陛下分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