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的莲花灯亮起来了，事务所迎来了第七十三位客人。
客人礼貌地敲了几下门，随后便在门口等候。
“请进吧。”我说道。
大门吱呀推开，一个身形偏瘦，身高不算太高的棕色皮肤男子摸着门框走了进来。男子穿着红褐色的羊毛呢西装外套，银白色的头发用发胶整整齐齐地往后脑勺撸去。眉毛像是精心修饰过，眉峰眉尾都干净利索的令人赏心悦目。男人的右手手持盲人杖，脸上带着看起来像是某个奢侈品品牌的黑色墨镜。
“哦哈咯，您好，多有打扰。”男人一口英伦腔，对着左边的书架打了个招呼。
“我在这边。”
男人有些尴尬，又是重复了一句刚刚的话：“您好，多有打扰。”
他的盲人杖在地上敲击试探，一直到木椅前停下来。慢慢弯下身摸索着木椅的轮廓，等具体确定了椅子的位置，才缓缓屈身坐下。
“喝茶？”
“有奶有糖吗？”
“都没有，抱歉。”
“那不喝了，谢谢。”
男人优雅地翘起二郎腿，把盲杖横着放在膝盖上。我给自己倒上苦茶，抿了一口。
“我该如何称呼你？”
“马修·萨卢维思（matthew saloviss)，很高兴认识你，执笔先生。”
“你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何事呢？”
“我其实并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到地狱中来，我希望能听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说说你的一生吧。”
“我出生在西约克郡的利兹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中，我的父亲是银行员工，母亲则在利兹市郊外的皮鞋厂工作。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妹妹，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来到地狱中的？”
马修看起来很犹豫，他双手在盲杖上来回滚动。
“我喜欢女人，也喜欢男人。也许这点让我下到了地狱中来。”
“个人的性取向偏好不会直接导致灵魂的归处，大部分时候是动机所导致的事件影响了灵魂的重量。当重量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只能往下坠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很难生存下来的。我是1978年去世的，去世的时候32岁，是在某个城市游行中被打死的。
那时我已经从利兹搬去了底特律，想在美国开始不一样的生活。我本以为美国是自由的，民主的，没有想到却在游行中丢失了性命。事实上，我至今都不知道我是被警察的子弹击中的，还是被游行队伍中的人们误伤。”
“你本来去美国是想做什么的？”
“我的家庭成员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很爱他们，但他们是不会允许像我这样的人存在于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中的。我的存在让他们蒙羞，让我的父母在他们的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在二十六岁那年和父母出柜，随后被迫与家人们断绝了关系。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我感到深深的无力，就像沉到了海底一点光亮都没有的地方。我无数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又不敢。
我是个胆小的英国人，白天乞讨，晚上酗酒，以此度日。我在街头流浪了半年时间，用酒精反复蹂躏自己的身体和神经，那半年时间比在这地狱中还要难熬。”
“后来呢？”
“半年后，利兹即将进入冬天。冬天对所有无家可归者都是致命的，我当时有两个选择。
一，找一份还过去的工作，最好可以住在工作的地方，只要有钱能让我买咖啡和三明治就行。二，去教堂的福利院过冬。
很明显，我是不可能去福利院的。我在教堂的眼中如同行走的撒旦，我这种本身就是恶的存在怎么能走进那种地方呢？
很幸运，我在某个剧院门口找到了一个售票员的工作。那是新建的一个电影院，当时热映的电影是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教父》。除了《教父》以外，电影院也会在午夜过后播放一些国外进口的b级电影。我常常在售完最后一波票之后溜进电影院中，躲在最不起眼地角落里，看着荧幕上的人们毫不遮掩地展示着他们的欲望。
电影院里有椅子可以睡，有洗手间可以梳妆打扮自己，是我再梦寐以求不过的工作。我就在那里住下了，这一做，又是半年。
半年之后，我的人生被一位美国来的男人所改变了。他的名字叫做，爱德华·兰特。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四月初的时候，利兹的天气刚刚转暖。那本应该是我售票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已经想好了，在那之后，我要寻一份其他工作，我就是在那个礼拜遇到兰特先生的。
兰特先生每天都会在电影院中从早呆到晚上。除了午饭时间会去附近的咖啡厅里卖份三明治以外，他都在电影院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相同的电影，包括午夜过后的进口b级片。
在我售票的最后一天，我心情很好，于是在把票交到兰特先生的手中时多问了一句，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个问题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倒了一杯凉水，把水杯塞进马修手中，他细细抚摸着陶土杯的纹理，像是把杯子当作书本在阅读。
“兰特先生是位来自美国的导演，他是来利兹拍摄电影的。据他说，剧组提前杀青一个礼拜，还剩下大把的时间和钱供他随意玩耍。但他什么都不想玩，只想在电影院里耗废时光。我和兰特先生说我很高兴听他继续说更多，但是我现在要下班了，这是我将在这里卖票的最后一天。
兰特先生问我之后有什么打算，我告诉他我可能会换一份工作。
在离开售票亭后，兰特先生请我去附近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吃橘子味的司康饼。我们从电影聊到新文化运动，从民主系统聊到美国党派。越聊越投机，甚至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在那天临别的时候，兰特先生问我想不想随他去美国。
我就是这样从利兹搬到了底特律。”
“你是怎么失去视觉的？”
马修又犹豫了，他每次在思考的时候，双手都会来回在盲杖上滚动。这次他的掌心渗出了细汗，汗水一沾到盲杖的表面就干燥了。
“我不太想说。”
“嗯，好，我尊重你。”
“所以我是为什么下到地狱中来的？执笔先生？”
“就你目前所说的，我并理不出什么头绪。”
“如果您在生前看到了你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您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呢？”
马修用食指敲了敲自己的墨镜边框。
”兰特先生是我的一生所爱，但我却不是他的。”
“发生了什么？”
“我和兰特先生来到底特律，开始了二人的同居生活。本以为这次彻底离开了利兹，离开了英格兰。美国啊，自由的大陆，以后的一切也许都会好起来的。至少我是这么由衷地希望。
和兰特先生住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兰特先生的伴侣不止我一个。如果光是这样也就算了，我本身可以离开他自己前往美国其他城市讨生活，我不是能力养活自己。
然而兰特反复告诉我，他爱我，他无法离开我。到了后面，他甚至告诉我，如果我没有他的话，我一文不值。
那个时候，我所有的经济来源和在底特律所认识的朋友的确都和兰特先生有关，我害怕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每次感到害怕的时候就会使用一种叫做’cn-rs’的注射性药物。这种药物能让我感到放松，很放松，浑身的感官都慢慢松弛了下去。就像喝酒喝到了刚刚好的程度，就像在没有光的水底突然吸到了一口氧气。
也是‘cn-rs’夺走了我的视力。
视力越差，我的脾气也就越差。我开始频繁参加各种示威游行，和人群在一起制造混乱让我感到放松。大声喊着那煽动性的口号，这至少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意义。盲人的身份让我在示威人群中得到优待，让我觉得特殊，让我觉得我不再是兰特先生口中的一文不值。
后面的故事您已经知道了，我是在一场游行中被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子弹击毙的。两发子弹，一发穿透胸口，另一发打在大腿上。很疼痛，但我当时有一种即将解脱的感觉。
是的，我当时感觉我即将解脱了。而且我也许会被当地人当作某种精神领袖一样的人物看待，盲人马修·萨卢维思，为了民主的进步牺牲了自己性命，不知道之后的历史书中会不会有我的名字。”
“我在学美国历史的时候，没有读到过你的名字。”
马修摆了摆手：“这是个玩笑，别当真，执笔先生。”
“你现在还觉得自己的存在没有价值吗？”
马修又开始滚动膝盖上的盲杖。
“是的，我觉得我的存在没有价值。”
“这个价值是谁定义的？你要对谁产生价值？”
“对家人，对社会，对其他和我一样的人们。我希望我的存在能为他们带来一些改变。”
“改变？如果那些人不想要改变的话，怎么办？”
“每个人都是对现状不满足的，都想要多多少少的改变。”
“那如果你不能帮助别人带来改变，你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
“是的。”
“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要改变一个社会的集体认知度就更难了，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大部分历史上所做到这一点的人不是被刺杀，要么就是自尽，最好的结局就是隐居从此消失在大众视线中。”
“我能不能算是被刺杀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被刺杀的，但我觉得你的个人存在价值观不应该是这个衡量标准。这个衡量标准无论对你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是不公平的。如果他人不想被你改变呢？如果他人担心挫败你的价值感于是强行配合你演戏，这对他人来说也是很累的。”
“我不像兰特先生，我不会强行要求别人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也不会精神控制别人。兰特先生当初对我所做的一切让我想到……我的父亲。从小到大，我的父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告诉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到底有多没用。”
“嗯，兰特先生和你的父亲对你所做的事对你造成了很深的伤害。即使受到这些伤害，你都选择不对别人重蹈同样的事情，真的很好。”
“所以……所以……”墨镜后面留下了一行泪，马修连忙抹掉眼泪，“我才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能有价值……我的存在才是有价值的……”
“你不用非要做什么，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我不认同，如果我每天酗酒，和混混打架，这样的人生也是有价值的吗？”
“正是因为你遭受过精神控制的对待，所以选择不去那样对待别人。因为你曾流浪街头酗酒度日，所以想要尝试工作，并找到了。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每一秒都对下一秒做出了或大或小的影响。这些影响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思维，信念，习惯，精神，品格……这些，每个人都有。去理解自己的所思所想，去理解这当下的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又将到何处去，在时间的变化和流动性中认知自己。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就是存在本身。”
“好复杂……”
“已经是这么复杂的意义了，足够你思考一阵子。”
“思考不出结果该怎么办？”
“本来就没有结果，每个结果都是下一个过程的开始。”
马修不说话了，他静坐了一会儿，随后站起身。
“我有些疲倦了，先生。”
“嗯，你今日的确说了很多话，说话是很消耗精力的事情。”
马修拿起盲杖，在地上轻轻敲了两下：“谢谢您在我身上所花的时间，我感到很荣幸。”
“不必，不必。”
“再见了，先生。”
“再见。”
盲杖在地板上左右试探，在富有节奏的敲击声中，马修摸着来到门口。吱呀打开大门，继续摸索着，缓慢地，走回地狱中。
客人礼貌地敲了几下门，随后便在门口等候。
“请进吧。”我说道。
大门吱呀推开，一个身形偏瘦，身高不算太高的棕色皮肤男子摸着门框走了进来。男子穿着红褐色的羊毛呢西装外套，银白色的头发用发胶整整齐齐地往后脑勺撸去。眉毛像是精心修饰过，眉峰眉尾都干净利索的令人赏心悦目。男人的右手手持盲人杖，脸上带着看起来像是某个奢侈品品牌的黑色墨镜。
“哦哈咯，您好，多有打扰。”男人一口英伦腔，对着左边的书架打了个招呼。
“我在这边。”
男人有些尴尬，又是重复了一句刚刚的话：“您好，多有打扰。”
他的盲人杖在地上敲击试探，一直到木椅前停下来。慢慢弯下身摸索着木椅的轮廓，等具体确定了椅子的位置，才缓缓屈身坐下。
“喝茶？”
“有奶有糖吗？”
“都没有，抱歉。”
“那不喝了，谢谢。”
男人优雅地翘起二郎腿，把盲杖横着放在膝盖上。我给自己倒上苦茶，抿了一口。
“我该如何称呼你？”
“马修·萨卢维思（matthew saloviss)，很高兴认识你，执笔先生。”
“你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何事呢？”
“我其实并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到地狱中来，我希望能听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说说你的一生吧。”
“我出生在西约克郡的利兹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中，我的父亲是银行员工，母亲则在利兹市郊外的皮鞋厂工作。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妹妹，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来到地狱中的？”
马修看起来很犹豫，他双手在盲杖上来回滚动。
“我喜欢女人，也喜欢男人。也许这点让我下到了地狱中来。”
“个人的性取向偏好不会直接导致灵魂的归处，大部分时候是动机所导致的事件影响了灵魂的重量。当重量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只能往下坠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很难生存下来的。我是1978年去世的，去世的时候32岁，是在某个城市游行中被打死的。
那时我已经从利兹搬去了底特律，想在美国开始不一样的生活。我本以为美国是自由的，民主的，没有想到却在游行中丢失了性命。事实上，我至今都不知道我是被警察的子弹击中的，还是被游行队伍中的人们误伤。”
“你本来去美国是想做什么的？”
“我的家庭成员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很爱他们，但他们是不会允许像我这样的人存在于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中的。我的存在让他们蒙羞，让我的父母在他们的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在二十六岁那年和父母出柜，随后被迫与家人们断绝了关系。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我感到深深的无力，就像沉到了海底一点光亮都没有的地方。我无数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又不敢。
我是个胆小的英国人，白天乞讨，晚上酗酒，以此度日。我在街头流浪了半年时间，用酒精反复蹂躏自己的身体和神经，那半年时间比在这地狱中还要难熬。”
“后来呢？”
“半年后，利兹即将进入冬天。冬天对所有无家可归者都是致命的，我当时有两个选择。
一，找一份还过去的工作，最好可以住在工作的地方，只要有钱能让我买咖啡和三明治就行。二，去教堂的福利院过冬。
很明显，我是不可能去福利院的。我在教堂的眼中如同行走的撒旦，我这种本身就是恶的存在怎么能走进那种地方呢？
很幸运，我在某个剧院门口找到了一个售票员的工作。那是新建的一个电影院，当时热映的电影是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教父》。除了《教父》以外，电影院也会在午夜过后播放一些国外进口的b级电影。我常常在售完最后一波票之后溜进电影院中，躲在最不起眼地角落里，看着荧幕上的人们毫不遮掩地展示着他们的欲望。
电影院里有椅子可以睡，有洗手间可以梳妆打扮自己，是我再梦寐以求不过的工作。我就在那里住下了，这一做，又是半年。
半年之后，我的人生被一位美国来的男人所改变了。他的名字叫做，爱德华·兰特。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四月初的时候，利兹的天气刚刚转暖。那本应该是我售票的最后一个礼拜，我已经想好了，在那之后，我要寻一份其他工作，我就是在那个礼拜遇到兰特先生的。
兰特先生每天都会在电影院中从早呆到晚上。除了午饭时间会去附近的咖啡厅里卖份三明治以外，他都在电影院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相同的电影，包括午夜过后的进口b级片。
在我售票的最后一天，我心情很好，于是在把票交到兰特先生的手中时多问了一句，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个问题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倒了一杯凉水，把水杯塞进马修手中，他细细抚摸着陶土杯的纹理，像是把杯子当作书本在阅读。
“兰特先生是位来自美国的导演，他是来利兹拍摄电影的。据他说，剧组提前杀青一个礼拜，还剩下大把的时间和钱供他随意玩耍。但他什么都不想玩，只想在电影院里耗废时光。我和兰特先生说我很高兴听他继续说更多，但是我现在要下班了，这是我将在这里卖票的最后一天。
兰特先生问我之后有什么打算，我告诉他我可能会换一份工作。
在离开售票亭后，兰特先生请我去附近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吃橘子味的司康饼。我们从电影聊到新文化运动，从民主系统聊到美国党派。越聊越投机，甚至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在那天临别的时候，兰特先生问我想不想随他去美国。
我就是这样从利兹搬到了底特律。”
“你是怎么失去视觉的？”
马修又犹豫了，他每次在思考的时候，双手都会来回在盲杖上滚动。这次他的掌心渗出了细汗，汗水一沾到盲杖的表面就干燥了。
“我不太想说。”
“嗯，好，我尊重你。”
“所以我是为什么下到地狱中来的？执笔先生？”
“就你目前所说的，我并理不出什么头绪。”
“如果您在生前看到了你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您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呢？”
马修用食指敲了敲自己的墨镜边框。
”兰特先生是我的一生所爱，但我却不是他的。”
“发生了什么？”
“我和兰特先生来到底特律，开始了二人的同居生活。本以为这次彻底离开了利兹，离开了英格兰。美国啊，自由的大陆，以后的一切也许都会好起来的。至少我是这么由衷地希望。
和兰特先生住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兰特先生的伴侣不止我一个。如果光是这样也就算了，我本身可以离开他自己前往美国其他城市讨生活，我不是能力养活自己。
然而兰特反复告诉我，他爱我，他无法离开我。到了后面，他甚至告诉我，如果我没有他的话，我一文不值。
那个时候，我所有的经济来源和在底特律所认识的朋友的确都和兰特先生有关，我害怕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每次感到害怕的时候就会使用一种叫做’cn-rs’的注射性药物。这种药物能让我感到放松，很放松，浑身的感官都慢慢松弛了下去。就像喝酒喝到了刚刚好的程度，就像在没有光的水底突然吸到了一口氧气。
也是‘cn-rs’夺走了我的视力。
视力越差，我的脾气也就越差。我开始频繁参加各种示威游行，和人群在一起制造混乱让我感到放松。大声喊着那煽动性的口号，这至少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意义。盲人的身份让我在示威人群中得到优待，让我觉得特殊，让我觉得我不再是兰特先生口中的一文不值。
后面的故事您已经知道了，我是在一场游行中被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子弹击毙的。两发子弹，一发穿透胸口，另一发打在大腿上。很疼痛，但我当时有一种即将解脱的感觉。
是的，我当时感觉我即将解脱了。而且我也许会被当地人当作某种精神领袖一样的人物看待，盲人马修·萨卢维思，为了民主的进步牺牲了自己性命，不知道之后的历史书中会不会有我的名字。”
“我在学美国历史的时候，没有读到过你的名字。”
马修摆了摆手：“这是个玩笑，别当真，执笔先生。”
“你现在还觉得自己的存在没有价值吗？”
马修又开始滚动膝盖上的盲杖。
“是的，我觉得我的存在没有价值。”
“这个价值是谁定义的？你要对谁产生价值？”
“对家人，对社会，对其他和我一样的人们。我希望我的存在能为他们带来一些改变。”
“改变？如果那些人不想要改变的话，怎么办？”
“每个人都是对现状不满足的，都想要多多少少的改变。”
“那如果你不能帮助别人带来改变，你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
“是的。”
“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要改变一个社会的集体认知度就更难了，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大部分历史上所做到这一点的人不是被刺杀，要么就是自尽，最好的结局就是隐居从此消失在大众视线中。”
“我能不能算是被刺杀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被刺杀的，但我觉得你的个人存在价值观不应该是这个衡量标准。这个衡量标准无论对你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是不公平的。如果他人不想被你改变呢？如果他人担心挫败你的价值感于是强行配合你演戏，这对他人来说也是很累的。”
“我不像兰特先生，我不会强行要求别人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也不会精神控制别人。兰特先生当初对我所做的一切让我想到……我的父亲。从小到大，我的父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告诉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到底有多没用。”
“嗯，兰特先生和你的父亲对你所做的事对你造成了很深的伤害。即使受到这些伤害，你都选择不对别人重蹈同样的事情，真的很好。”
“所以……所以……”墨镜后面留下了一行泪，马修连忙抹掉眼泪，“我才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能有价值……我的存在才是有价值的……”
“你不用非要做什么，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我不认同，如果我每天酗酒，和混混打架，这样的人生也是有价值的吗？”
“正是因为你遭受过精神控制的对待，所以选择不去那样对待别人。因为你曾流浪街头酗酒度日，所以想要尝试工作，并找到了。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每一秒都对下一秒做出了或大或小的影响。这些影响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思维，信念，习惯，精神，品格……这些，每个人都有。去理解自己的所思所想，去理解这当下的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又将到何处去，在时间的变化和流动性中认知自己。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就是存在本身。”
“好复杂……”
“已经是这么复杂的意义了，足够你思考一阵子。”
“思考不出结果该怎么办？”
“本来就没有结果，每个结果都是下一个过程的开始。”
马修不说话了，他静坐了一会儿，随后站起身。
“我有些疲倦了，先生。”
“嗯，你今日的确说了很多话，说话是很消耗精力的事情。”
马修拿起盲杖，在地上轻轻敲了两下：“谢谢您在我身上所花的时间，我感到很荣幸。”
“不必，不必。”
“再见了，先生。”
“再见。”
盲杖在地板上左右试探，在富有节奏的敲击声中，马修摸着来到门口。吱呀打开大门，继续摸索着，缓慢地，走回地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