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海说的大义凛然，话都是真话，但并不完全。
对朱以海来说，这个挂职，会是极厉害的掌握朝政的大杀器，谁要是不适合了，甚至妨碍了，那就让他下去挂职，调整一下他的位置。
甚至比如说某人有严重问题，那也可以用挂职为名把他先调开，然后就能方便查他了。
跟后世把人先送去当校学习一样，先学习调走，然后就好调查，取得足够证据，就可以直接双归控制了。
都不需要廷杖啊杀头流放什么的太激烈斗争，有这玩意以后那可就方便了。
要是斗争太激烈，动不动廷杖、削籍等，其实也闹的难看，甚至还容易失控，这也是掌控力不够的表现。
当然，挂职这套玩意不仅文官里可用，军队里甚至也可以适当的用用，配合借职交流这套新东西，把各镇里的军官们流动起来，就能尽量的削弱大将拥兵自重，军阀化的威胁。
挂职、借职，配合官员考核，然后丁忧，若是再搞点进京培训学习这类的，那会极大增强皇帝掌控朝堂官吏的能力。
军队里的军官，可以调入京师的讲武堂、军校学习进修，让他调离原镇，甚至可以在学习培训后，再调到其它部队去。
文官也可以这样，比如在国子监开个什么班，把一些官员调到京学习，又或者官员考满后，不直接再放缺，不管有缺没缺，让他们先到京进个班学习个三五月半年的，然后才能补缺。
若是没缺，则在侯缺的时候，继续在班上学习。
说白了，就是掌控权。
陈子龙是复社巨子，也是如今党争再起里带头的，朱以海就是以他虽为侍郎，但以往地方主政经验不足为由，要让他去广西挂职布政司参政。
钱谦益则主动上表，愿意外任参政、副使职，只是朱以海没批，洪承畴钱谦益刘宗周这些人，有正直大臣，也有降虏反正的，如洪承畴属于那种确实比较全能的，能文能武，中枢地方经验都丰富。
而钱谦益和刘宗周其实都是那种清流官，只在京中任职，做个言官还不错，做其它的不太合适。
朱以海也有意让他们一直做言官，负责监督这块。
使功不如使过嘛，科道言官，其实更需要这种已经被孤立的孤臣。
对陈子龙、冒辟疆这些相对年轻且有才能的官员，朱以海还是希望加以改造，而不是一棒子打死，面对他们的错误行为，既要予以纠正，又还得给机会帮扶。
能不能接受，也是对他们的一项考验，若是就此自暴自弃，那这种人也不值得重用。
今天召来的这群学士们，无疑都是些久经朝堂斗争的，不乏四朝元老三朝元老，甚至有几朝大学士的。
可坐在船舱里，前后不到一个时辰，他们居然就已经似乎忘记了来时的主意。
曾任大明第六十六任内阁首辅的郑芝龙老乡蒋德璟，并不是东林党人，他祖上蒋旺乃安徽凤阳人，追随太祖皇帝朱元璋起兵反元，大小征战三十多年，被加封为武节将军骁骑尉，世袭福全所正千户。此后，蒋家先后十一代人世袭正千户的世职。
其父蒋彦乃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西副使、广东布政司参议等职。
虽非东林，但许多东林都是由他鼎力疏荐方得录用，陈子壮、倪元璐、顾锡畴、文安之皆是由他荐举，黄道周录用，刘宗周免罪，也是他出力最多。
他并非东林，如今以内阁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衔入阁协办机务，名望很高，近来足疾在京休养，听闻皇帝国子监讲话，说要清理东林，又听说皇帝要贬谪千官，不顾腿疾前来，准备要好好劝谏皇帝，中兴未成，如何能兴党案。
谁知道准了无数劝谏之语，结果听皇帝说了这半天，却完全不是一回事。
做过崇祯首辅的蒋，善于理财治兵，也对朝廷忠心耿耿，更心忧天下关怀百姓，这也是他本来已经在福建老家养老，最后还是又来了东京的缘故
五十多岁的蒋八公，跟张国维是同榜进士，年纪也相仿。
崇祯十七年，他辞去首辅，寓居城外福建会馆，兵部尚书张国维则奉旨出京南下。不久闯军攻破京城，蒋离京回乡。弘光立，召入阁，自陈三罪，固辞不受，直到后来朱以海征召，他才与同乡黄景方、何吾刍等受召入朝。
蒋虽然是明末比较有能力的大臣，但他在天启崇祯二朝，却是深深感受过那种无力感，陷于党争，君主猜忌，有力也无处使，只能眼看着局势一天天败坏，让人心力交悴。
但受绍天帝征召入朝以后，他虽仅为协办大学士，但却能感受到这个绍天朝廷完全不一样的活力，尤其是那种团结对外让他常常对张国维等感叹。
朝中局面来之不易，所以他今天来前，是打定主意，一定要学魏征好好劝谏皇帝的，哪怕到时也被贬降，就是贬去做个县丞他都不管了。
可谁想，却是这么一个结果。
让人意外，却无法反驳。
虽然他也觉得这似乎有些过于神奇了，但却没急着反驳。
因为来京虽然仅一年，但却能感受到绍天朝和崇祯朝的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多是皇帝带来的。
想当初他还是首辅时，朝廷内忧外困，没银子了。
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兼摄吏部的倪元路，是个大书法家，还是东林大佬，他和黄道周都是袁可立的门生。
但倪元路虽掌户吏两部，却并不懂什么财政，病急乱投医，给皇帝推荐了一个奇才，户部司务蒋臣。
蒋臣向皇帝提出一个生财有道的办法，印宝钞，每年印发三千万贯，一贯定价白银一两，还要朝廷立法，民间不用，以违法论。
他跟崇祯说，印宝钞，一贯成本也就五厘银，所以印的越多越赚，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银尽归内帑也。
没有保证金，凭空印宝钞，强制百姓兑换使用。
崇祯居然还觉得倪元路、蒋臣他们这法子是救国良策，居然下旨升蒋臣为户部主事，开始研究实行方案。
后来带头降清的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明明知道这法子行不通，却故意顺着崇祯，提出了更惊人的言论。
他说完全可以每年印五千万贯钞，然后朝廷废除金银，把金银与泥土同价。
印五千万用来养兵打仗外，每省还可以直接给一百万贯，分给地方各级官员，用来养廉。甚至不仅可以印钞来养兵打仗，还可以印钞救济灾民百姓，给官员们涨俸禄养廉。
王的这番话，其实就跟袁崇焕当年骗崇祯五年平辽一样，都是聊慰圣心尔，也就是顺着皇帝的意，糊弄糊弄他。
王永鳌的五千万贯钞计划得到崇祯批准，可谓点石成金。
不仅没准备金印钞，甚至还要废止金银铜钱的货币属性地位。
蒋德璟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崇祯的宝钞会议上，直接问皇帝，民虽愚，可谁肯以一金买一张纸？
这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所有人都装傻充愣，都说看到了皇帝的新衣，却只有蒋德璟站出来。
为了反对皇帝一意孤行，他还特意上揭贴，对比宋元明三朝推行宝钞的异同，并警示皇帝不要乱来，他的揭贴公开抄发，希望引起朝野响应，可在当时，居然无人理会。
朝廷正式推行宝钞，可却无一个钞商敢应征，因为担心朝廷会用宝钞来换他们的商货，京城所有的店铺纷纷关门罢市。
绝望的蒋也只得请辞，崇祯也毫不挽留，甚至还要治他的罪，认为这局面都是蒋故意拆他的台。
仍一意孤行的发行宝钞，给官员的俸禄用宝钞代替，还要求市民拿金银兑换，田地房屋交易等规定只许用宝钞等。
仅三个月后，宝钞依然是一张废纸，闯王却已经打进了北京城。
蒋离京后拒绝了南京福王的征召入阁，回到老家。
蒋德璟在老家没多久就见到了绍天朝发行的银元和兑换券，比起崇祯那异想天开的宝钞，绍天朝的银元虽非足银，但其成色仍然很高，尤其是制造精美。他们的兑换券也是张钞纸，可却不是凭白印钱。
而只是兑换券，可凭券随时兑换银钱，特别是交税等也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到如今，蒋德璟也早适应了绍天的龙银，甚至平时也都习惯用兑换券，很少再携带龙银。龙银制造精美，兑换券信用坚挺，从没有过什么兑换问题。
对比崇祯朝的宝钞，和越铸越薄的崇祯通宝白钱，绍天朝的银元，甚至是半圆、二角一角的银币，当十当五当二的铜元，还有绍天通宝等，都在市场上极受欢迎，币值稳定。
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曾记录，抄获库存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伍伯两。这不是拷掠百官得来的，而是库存。
这个数据造成了很多问题，其实这些不是什么真金白银，而是崇祯在他灭亡前一意孤行印的宝钞，最后的疯狂。
结果全积压在钞库里，根本就是堆废纸。
大明宝钞单位用锭，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洪武八年起，整整二十四年，平均每年都要发行宝钞五百一十五万锭。
崇祯库里抄出三千七百万锭，也顶多是洪武年间几年的发行量而已，而一锭五百两，更是他们愚蠢而又疯狂的失败抢钱计划罢了。
想当年朱元璋就滥发超发，强行规定宝钞一贯等于白银一两，铜钱一千，四贯钞等于一两黄金，值米一石。
可事实上，百姓再傻，也不愿意被朝廷这样割韭菜啊。
所以洪武三十年，一两白银可以买四石米，用宝钞，却要十贯，宝钞实际已经贬值了十倍了。
朱元璋不甘心，强行下旨，要求百姓禁用金银交易，必须用宝钞，可上缴的财政税赋，却又必须要用金银铜或粮食布匹等实物，还用菜地果树仓库驴车等钟来征税，只为加速宝钞回笼。
但到了正统九年，一石米已经需要一百贯了，到正德年间，宝钞彻底成了废纸。
崇祯仓库里五百俩一张的宝钞，也正说明，就连印钞的那些人，都很清楚这些纸到底有多少购买力，所以都没印一两一锭的宝钞，直接就是五百两一锭的。
五百两一锭，却仍换不到一两银子，印了三千七百万锭，价值一百八十多亿呢，哪怕按一锭就换一两，这三千七百多万锭，也起码值三千多万两啊。
崇祯计划一年发行五千万两宝钞，与这三千七百万锭库存，倒是恰好能对上数的。
五百两一锭，也就是一张宝钞，打算当一两用，结果最后都没用出去，全成废纸，把闯王李自成刘宗敏等都骗的白高兴一场，最后只得愤怒的拷掠北京的王公大臣们弥补些损失。
绍天朝有当十当五当二的铜元，但比普通制钱更重，用铜多，甚至掺了银，所以其本身含有的金银价值，也已经基本上与其面值相当，并不是公然抢掠百姓。
银元银角，也是如此。
兑换券更只是银钱的兑换券而已，根本不是无信用的宝钞。
蒋德璟经历过崇祯的疯狂宝钞计划，这几年又用习惯了绍天朝的银元、兑换券，所以从这件事情上，就非常清楚绍天帝与崇祯的差别来。
如今朱以海的这挂职计划一出，蒋德璟便也就放宽了心。
他相信皇帝肯定还有深意，但只要皇帝不是跟崇祯一样昏头，那就根本不用太过担心。
大明有些官员，确实缺少历练，尤其是那些负责财政、税务、军队、行政等的具体官员，好多官员虽科举两榜出身，但就算做到尚书、大学士，可也历练不足。
如倪元路，公认才子，还是东林大佬，一人身兼户、吏两部，可却还能相信印宝钞能救国这种蠢事。说白了，倪元路书法是好，务虚论道甚至党争都是好手，可真要具体的行政能力就不行了。
这也是以前东林党人的通病，甚至是大多数大明文官的通病。
皇帝的这个挂职计划，挺好。
想到此，他站了起来。
“臣以为陛下挂职之法，于当今朝廷形势情况非常吻合，大赞，臣坚决支持！”
“治国先治吏，不仅要挑选忠良贤德之品德，更要真正培养历练出真正的办事能力，空谈只会误国，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误了国家多少事，必须得改变了！”
“请从现在起，从绍天四年起！
臣也请求下放挂职，请授一省参政，好好历练一番！”蒋德璟说着甚至激动的声音都提高了几度。
对朱以海来说，这个挂职，会是极厉害的掌握朝政的大杀器，谁要是不适合了，甚至妨碍了，那就让他下去挂职，调整一下他的位置。
甚至比如说某人有严重问题，那也可以用挂职为名把他先调开，然后就能方便查他了。
跟后世把人先送去当校学习一样，先学习调走，然后就好调查，取得足够证据，就可以直接双归控制了。
都不需要廷杖啊杀头流放什么的太激烈斗争，有这玩意以后那可就方便了。
要是斗争太激烈，动不动廷杖、削籍等，其实也闹的难看，甚至还容易失控，这也是掌控力不够的表现。
当然，挂职这套玩意不仅文官里可用，军队里甚至也可以适当的用用，配合借职交流这套新东西，把各镇里的军官们流动起来，就能尽量的削弱大将拥兵自重，军阀化的威胁。
挂职、借职，配合官员考核，然后丁忧，若是再搞点进京培训学习这类的，那会极大增强皇帝掌控朝堂官吏的能力。
军队里的军官，可以调入京师的讲武堂、军校学习进修，让他调离原镇，甚至可以在学习培训后，再调到其它部队去。
文官也可以这样，比如在国子监开个什么班，把一些官员调到京学习，又或者官员考满后，不直接再放缺，不管有缺没缺，让他们先到京进个班学习个三五月半年的，然后才能补缺。
若是没缺，则在侯缺的时候，继续在班上学习。
说白了，就是掌控权。
陈子龙是复社巨子，也是如今党争再起里带头的，朱以海就是以他虽为侍郎，但以往地方主政经验不足为由，要让他去广西挂职布政司参政。
钱谦益则主动上表，愿意外任参政、副使职，只是朱以海没批，洪承畴钱谦益刘宗周这些人，有正直大臣，也有降虏反正的，如洪承畴属于那种确实比较全能的，能文能武，中枢地方经验都丰富。
而钱谦益和刘宗周其实都是那种清流官，只在京中任职，做个言官还不错，做其它的不太合适。
朱以海也有意让他们一直做言官，负责监督这块。
使功不如使过嘛，科道言官，其实更需要这种已经被孤立的孤臣。
对陈子龙、冒辟疆这些相对年轻且有才能的官员，朱以海还是希望加以改造，而不是一棒子打死，面对他们的错误行为，既要予以纠正，又还得给机会帮扶。
能不能接受，也是对他们的一项考验，若是就此自暴自弃，那这种人也不值得重用。
今天召来的这群学士们，无疑都是些久经朝堂斗争的，不乏四朝元老三朝元老，甚至有几朝大学士的。
可坐在船舱里，前后不到一个时辰，他们居然就已经似乎忘记了来时的主意。
曾任大明第六十六任内阁首辅的郑芝龙老乡蒋德璟，并不是东林党人，他祖上蒋旺乃安徽凤阳人，追随太祖皇帝朱元璋起兵反元，大小征战三十多年，被加封为武节将军骁骑尉，世袭福全所正千户。此后，蒋家先后十一代人世袭正千户的世职。
其父蒋彦乃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西副使、广东布政司参议等职。
虽非东林，但许多东林都是由他鼎力疏荐方得录用，陈子壮、倪元璐、顾锡畴、文安之皆是由他荐举，黄道周录用，刘宗周免罪，也是他出力最多。
他并非东林，如今以内阁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衔入阁协办机务，名望很高，近来足疾在京休养，听闻皇帝国子监讲话，说要清理东林，又听说皇帝要贬谪千官，不顾腿疾前来，准备要好好劝谏皇帝，中兴未成，如何能兴党案。
谁知道准了无数劝谏之语，结果听皇帝说了这半天，却完全不是一回事。
做过崇祯首辅的蒋，善于理财治兵，也对朝廷忠心耿耿，更心忧天下关怀百姓，这也是他本来已经在福建老家养老，最后还是又来了东京的缘故
五十多岁的蒋八公，跟张国维是同榜进士，年纪也相仿。
崇祯十七年，他辞去首辅，寓居城外福建会馆，兵部尚书张国维则奉旨出京南下。不久闯军攻破京城，蒋离京回乡。弘光立，召入阁，自陈三罪，固辞不受，直到后来朱以海征召，他才与同乡黄景方、何吾刍等受召入朝。
蒋虽然是明末比较有能力的大臣，但他在天启崇祯二朝，却是深深感受过那种无力感，陷于党争，君主猜忌，有力也无处使，只能眼看着局势一天天败坏，让人心力交悴。
但受绍天帝征召入朝以后，他虽仅为协办大学士，但却能感受到这个绍天朝廷完全不一样的活力，尤其是那种团结对外让他常常对张国维等感叹。
朝中局面来之不易，所以他今天来前，是打定主意，一定要学魏征好好劝谏皇帝的，哪怕到时也被贬降，就是贬去做个县丞他都不管了。
可谁想，却是这么一个结果。
让人意外，却无法反驳。
虽然他也觉得这似乎有些过于神奇了，但却没急着反驳。
因为来京虽然仅一年，但却能感受到绍天朝和崇祯朝的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多是皇帝带来的。
想当初他还是首辅时，朝廷内忧外困，没银子了。
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兼摄吏部的倪元路，是个大书法家，还是东林大佬，他和黄道周都是袁可立的门生。
但倪元路虽掌户吏两部，却并不懂什么财政，病急乱投医，给皇帝推荐了一个奇才，户部司务蒋臣。
蒋臣向皇帝提出一个生财有道的办法，印宝钞，每年印发三千万贯，一贯定价白银一两，还要朝廷立法，民间不用，以违法论。
他跟崇祯说，印宝钞，一贯成本也就五厘银，所以印的越多越赚，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银尽归内帑也。
没有保证金，凭空印宝钞，强制百姓兑换使用。
崇祯居然还觉得倪元路、蒋臣他们这法子是救国良策，居然下旨升蒋臣为户部主事，开始研究实行方案。
后来带头降清的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明明知道这法子行不通，却故意顺着崇祯，提出了更惊人的言论。
他说完全可以每年印五千万贯钞，然后朝廷废除金银，把金银与泥土同价。
印五千万用来养兵打仗外，每省还可以直接给一百万贯，分给地方各级官员，用来养廉。甚至不仅可以印钞来养兵打仗，还可以印钞救济灾民百姓，给官员们涨俸禄养廉。
王的这番话，其实就跟袁崇焕当年骗崇祯五年平辽一样，都是聊慰圣心尔，也就是顺着皇帝的意，糊弄糊弄他。
王永鳌的五千万贯钞计划得到崇祯批准，可谓点石成金。
不仅没准备金印钞，甚至还要废止金银铜钱的货币属性地位。
蒋德璟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崇祯的宝钞会议上，直接问皇帝，民虽愚，可谁肯以一金买一张纸？
这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所有人都装傻充愣，都说看到了皇帝的新衣，却只有蒋德璟站出来。
为了反对皇帝一意孤行，他还特意上揭贴，对比宋元明三朝推行宝钞的异同，并警示皇帝不要乱来，他的揭贴公开抄发，希望引起朝野响应，可在当时，居然无人理会。
朝廷正式推行宝钞，可却无一个钞商敢应征，因为担心朝廷会用宝钞来换他们的商货，京城所有的店铺纷纷关门罢市。
绝望的蒋也只得请辞，崇祯也毫不挽留，甚至还要治他的罪，认为这局面都是蒋故意拆他的台。
仍一意孤行的发行宝钞，给官员的俸禄用宝钞代替，还要求市民拿金银兑换，田地房屋交易等规定只许用宝钞等。
仅三个月后，宝钞依然是一张废纸，闯王却已经打进了北京城。
蒋离京后拒绝了南京福王的征召入阁，回到老家。
蒋德璟在老家没多久就见到了绍天朝发行的银元和兑换券，比起崇祯那异想天开的宝钞，绍天朝的银元虽非足银，但其成色仍然很高，尤其是制造精美。他们的兑换券也是张钞纸，可却不是凭白印钱。
而只是兑换券，可凭券随时兑换银钱，特别是交税等也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到如今，蒋德璟也早适应了绍天的龙银，甚至平时也都习惯用兑换券，很少再携带龙银。龙银制造精美，兑换券信用坚挺，从没有过什么兑换问题。
对比崇祯朝的宝钞，和越铸越薄的崇祯通宝白钱，绍天朝的银元，甚至是半圆、二角一角的银币，当十当五当二的铜元，还有绍天通宝等，都在市场上极受欢迎，币值稳定。
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曾记录，抄获库存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伍伯两。这不是拷掠百官得来的，而是库存。
这个数据造成了很多问题，其实这些不是什么真金白银，而是崇祯在他灭亡前一意孤行印的宝钞，最后的疯狂。
结果全积压在钞库里，根本就是堆废纸。
大明宝钞单位用锭，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洪武八年起，整整二十四年，平均每年都要发行宝钞五百一十五万锭。
崇祯库里抄出三千七百万锭，也顶多是洪武年间几年的发行量而已，而一锭五百两，更是他们愚蠢而又疯狂的失败抢钱计划罢了。
想当年朱元璋就滥发超发，强行规定宝钞一贯等于白银一两，铜钱一千，四贯钞等于一两黄金，值米一石。
可事实上，百姓再傻，也不愿意被朝廷这样割韭菜啊。
所以洪武三十年，一两白银可以买四石米，用宝钞，却要十贯，宝钞实际已经贬值了十倍了。
朱元璋不甘心，强行下旨，要求百姓禁用金银交易，必须用宝钞，可上缴的财政税赋，却又必须要用金银铜或粮食布匹等实物，还用菜地果树仓库驴车等钟来征税，只为加速宝钞回笼。
但到了正统九年，一石米已经需要一百贯了，到正德年间，宝钞彻底成了废纸。
崇祯仓库里五百俩一张的宝钞，也正说明，就连印钞的那些人，都很清楚这些纸到底有多少购买力，所以都没印一两一锭的宝钞，直接就是五百两一锭的。
五百两一锭，却仍换不到一两银子，印了三千七百万锭，价值一百八十多亿呢，哪怕按一锭就换一两，这三千七百多万锭，也起码值三千多万两啊。
崇祯计划一年发行五千万两宝钞，与这三千七百万锭库存，倒是恰好能对上数的。
五百两一锭，也就是一张宝钞，打算当一两用，结果最后都没用出去，全成废纸，把闯王李自成刘宗敏等都骗的白高兴一场，最后只得愤怒的拷掠北京的王公大臣们弥补些损失。
绍天朝有当十当五当二的铜元，但比普通制钱更重，用铜多，甚至掺了银，所以其本身含有的金银价值，也已经基本上与其面值相当，并不是公然抢掠百姓。
银元银角，也是如此。
兑换券更只是银钱的兑换券而已，根本不是无信用的宝钞。
蒋德璟经历过崇祯的疯狂宝钞计划，这几年又用习惯了绍天朝的银元、兑换券，所以从这件事情上，就非常清楚绍天帝与崇祯的差别来。
如今朱以海的这挂职计划一出，蒋德璟便也就放宽了心。
他相信皇帝肯定还有深意，但只要皇帝不是跟崇祯一样昏头，那就根本不用太过担心。
大明有些官员，确实缺少历练，尤其是那些负责财政、税务、军队、行政等的具体官员，好多官员虽科举两榜出身，但就算做到尚书、大学士，可也历练不足。
如倪元路，公认才子，还是东林大佬，一人身兼户、吏两部，可却还能相信印宝钞能救国这种蠢事。说白了，倪元路书法是好，务虚论道甚至党争都是好手，可真要具体的行政能力就不行了。
这也是以前东林党人的通病，甚至是大多数大明文官的通病。
皇帝的这个挂职计划，挺好。
想到此，他站了起来。
“臣以为陛下挂职之法，于当今朝廷形势情况非常吻合，大赞，臣坚决支持！”
“治国先治吏，不仅要挑选忠良贤德之品德，更要真正培养历练出真正的办事能力，空谈只会误国，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误了国家多少事，必须得改变了！”
“请从现在起，从绍天四年起！
臣也请求下放挂职，请授一省参政，好好历练一番！”蒋德璟说着甚至激动的声音都提高了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