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司空府暂时没有再度发动大规模会战的意图，但不意味着各条战线会保持缄默。
赤扈南侵十数年间，河东、河洛、河北等地的义军，虽说构成复杂，虽说屡遭清剿打击，虽说不断有义军队伍被歼灭，或承受不住压力与诱惑投降赤扈人，但此起彼伏的抵抗运动从来都没有断绝过。
早年徐怀就以行营的名义，坚持派人深入敌战区，联络抵抗义军，力所能及的提供支持。
却是绍隆帝登基之后，虽说同意将南阳、襄阳、荆北四县等地并入楚山，成立京襄制置安抚司，但为了限制京襄，枢密院开始直接接管联络敌占区诸路抵抗义军之事。
然而汪伯潜主持下的枢密院职方馆，能对敌战区义军提供的支援极为有限，却又迫不及待的期待义军发挥牵制赤扈人的作用，册封了一大批空头将军，然后就无视诸路义军实力弱小、补给困难的现实，下令诸路义军人马发动大的起义，去攻打敌占区的各个关隘城寨，令各地的抵抗义军受到极大的破坏。
逃京事变之后，司空府统揽军政，才将相关工作重新纳入军情参谋司辖下抓起来，但已遭受的破坏无法弥补，很多工作都需要从头开始。
好在接连的大捷，也再次鼓舞了敌占区抵抗义军及群众的士气。
现在整个河淮战区划分为河洛、京西、京南及徐州四大行营辖管，联络及支持诸路抵抗义军的工作，也都具体分别划归到各个行营的军情参谋院执行。
河洛主要联络崤山以东以及中条山里坚持抵抗的义军，京西行营则遣人深入王屋山、太岳山、吕梁山联络抵抗义军；而徐州行营则主要联络泰沂山区的义军。
泰沂山脉包括泰山、沂山、蒙山、徂徕山等山，连绵不绝的盘亘于齐鲁大地的中部地区。
虽说平燕宗王府目前还控制着泰沂山脉以南的济州、沂州等地，但随着几次大的会战失利，对泰沂山脉纵深的控制日益被削弱。
也因为几次大的会战失利，平燕宗王府进一步加强对齐鲁大地的盘剥压迫，不堪其苦的民众反抗活动也再次活跃起来。
张雄山以参谋军事赴徐州，组建军情参谋院，随行人员主要负责各级军情指挥学堂的筹建工作。
不过，对泰沂义军的联络，并没有要绕开龙武军另起炉灶的意思，司空府也明确要求从韩时良旧部挑选一批斥候、哨官充实军情参谋院的队伍，在韩时良、张雄山的双重领导下从事相关工作；愿意接受收编的义军，也都归徐州行营辖管。
徐海地区与泰沂山区虽然还隔着赤扈人占领的济州、沂州，但平燕宗王府担心侧翼的安危，根本就不敢将主力兵力部署在南线。
整体来说，平燕宗王府在济州、沂州以守御重点城池为主，部署四万多兵马，相比较徐州行营所辖的九万战守兵已居极大的劣势之中。
这时候敌军不要说完全封锁泰沂山脉以南地区了，甚至都无法阻止徐州行营的小股精锐人马渗透进来。
因此行营联络仍坚持在泰沂山区抵抗的诸路义军，并非什么难事，难的是后续工作的开展。
龙武军旧部斥候及各级哨官，以往主要工作都集中在对敌军动向的侦察及刺探上，联络义军也主要是封官赏爵、诱之以利，但对敌后潜伏及群众动员工作以及对义军日常活动的具体支持、增援，却都是一抹黑。
选入军情参谋院的武吏，可以说是徐州中级军事指挥学堂的第一批学员，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紧急培训之后，也是陈满、唐渊、虞谟等人亲自带队，深入泰沂山区，进驻几支前期就恢复联络的义军营地，参与义军的日常生产及作战，深入了解义军当前所面临的处境，因时制宜、深切实际的提供建议与帮助。
陈满原为朱仙镇军寨守将，汝颍会战期间投附楚山，之后就一直在军情司任事；唐渊等人则是洞荆联军接受招安之后就秘密接受军情司的策反，一直潜伏在孙彦舟、胡荡舟等人身边，接受军情司的指导、领导也有好些年头了，都可以说是军情司的老人。
在颍州大捷后，除了杨霁、韩云昆等将率领起义人马组建骁胜军第三镇外，唐渊、虞谟等原归德军潜伏人员则大多编入军情司加强军情参谋司的工作。
进入绍隆十年，在条件初步成熟之后，徐州行营便进一步安排这些武吏率领小股精锐，深入泰沂山区，与当地的义军及群众配合，在济、沂以北的敌占区展开游击袭扰作战，进一步削弱赤扈人对齐鲁中部地区的控制力，这也是未来收复整个齐鲁大地的关键铺垫。
相比较而言，河洛行营及京西行营，对崤华、中条山及王屋山、太岳山等敌占区的渗透、联络工作，要更为顺利、彻底。
在进入绍隆十年之前，赤扈人及降归汉军，看似还牢牢控制潼关、平陆、垣曲（轵关陉）、沁阳（太行陉）、共城（白陉）等关键关塞城池。
不过，河洛行营、京西行营重点联络崤华、中条、王屋、太行山南麓诸山的义军队伍，派遣大量的人员去加强、发展义军队伍，加强对敌占区腹地的袭扰，也克服一切困难，肩挑背扛，将一批批兵甲战械以及紧缺物资送入山中，更派出大量的匠工，加强义军在深山之中的营地建设以及自身的生产能力。
进入绍隆十年之后，一支支经过加强之后的义军队伍及山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潼关以及敌军在黄河北岸所占据的几座门户城池孤立起来。
与此同时，河洛及颍水、蔡河及涡水、泗水沿岸的屯垦工作一直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方面是恢复这些地区的农耕生产，恢复颍水、蔡河、涡水、泗水的通航及城塞建设，一方面将高达两百六十万的民众，主要以屯辎兵的形式重新进行组织。
一直以来，司空府（行营、制置使司）能在汝蔡及南阳、荆北等地较为彻底的推行新政，主要是汝蔡等地士绅宗族主导的传统社会结构被战争摧毁。
包括荆北地区也是被洞荆联军犁庭扫穴般梳理过一遍，桐柏山里更是最早就被匪乱清理过一遍。
南阳、襄阳虽说没有直接经历战乱，但十数年来除了始终摆脱不了唇亡齿寒的危机外，徐怀执掌数万精锐驻扎一侧，也是当地无法形成抵抗新政的反抗势力的关键原因。
士绅宗族大规模从南阳、襄阳等地逃亡，一度在建邺等地形成一股反对新政的势力，但在逃京事变后，也被徐怀无情的清洗了一波。除了晋庄臣父子等一批人被处以极刑外，还有数千与晋家有牵连的南阳士绅及家小被流充到吐蕃高地。
后续司空府在寿濠光州等地完全以乡司执掌地方、推行新政，主要也是这些地区被战乱摧残得更为彻底。
然而在江东、浙东、荆北、江西等地，徐怀却不得不采取更为温和，甚至可以说是妥协的手段，仅仅对士绅宗族私占的田地进行清理，推动有限程度的限佃限息运动，以此缓解底层的矛盾、增加地方税源，储备一部分官田，却并没有直接去触碰最底层的治理结构。
这里面除了广泛设立乡司（巡检司）缺乏足够多的合格乡吏去填充外，更主要还是在这些地方没有经受战争的摧残，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相对稳固。
这个稳固，不仅仅是士绅宗族势力在基层社会异常顽固强大、根基深厚，不仅仅传统的宗族家长制观念千百年来早就根植于人心，更为重要的是底层民众，特别是相对富庶的江淮、荆湖佃农阶层，只要愿意付出辛勤、夜以继日的劳作，还是能勉强挣扎着存活得下去，又习惯于对宗族的依附，没有去推翻或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
这个意愿不要说很强了，甚至连萌芽都有些难。
地痞无赖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倒是很强，但司空府也不可能真的利用一大批地痞无赖去治理广阔而复杂的乡村社会。
目前司空府加强对诸路轮戍州府武吏的培养，前期的目标也是为了真正掌握诸路兵马都部署司及诸州府兵马都监司，短时间内没有想着去动这些地方的基层治理结构。
然而在新收复地区重建社会治理结构，司空府却完全没有这层顾忌。
二百六十万民众，在河洛郑汴陈颍等地收复之前，绝大部分人都是作为驱口承受堪称惨烈的盘剥与奴役，他们饱受战争带来的苦楚，此时参与屯垦、融入新体系的积极性非常高，也从心底认可司空府对地方的统辖与治理。
汉军战俘及家小，必须接受改造，没有被血腥清洗就已经谢天谢地。
原先这些地方的士绅乡族，要么早已逃亡，而那些为了保存家业选择投降赤扈人的士绅乡族，陆续成为赤扈或降附汉军治理地方的代理人，就注定是司空府清洗、镇压的对象。
当然也有一部分士绅乡族参加了抵抗义军，又或者南下逃亡的士绅乡族，有一批人加入楚山（京襄），但这些人要么自身比较开明，胸怀家国，要么这些年已经彻底接受了改造，接受了新政思维。
因此徐怀可以在河洛、郑汴、陈颍等地，从基层社会治理层次，彻彻底底的当成推行新政的实验田去操作。
绍隆七年斩获颍州大捷，就率先在颍水北岸推动屯寨建设，绍隆八年冬收复河洛、郑汴徐宋等地，新的屯寨建设就进一步推广到整个洛阳府、陕州以及涡水、泗水、蔡河沿岸。
当然了，岳海楼、曹师雄等叛将盘踞河洛、京西，推行军户制，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客观上也极大推动了这些地区农耕生产的恢复。
司空府当然是毫不客气的将这些成果都接受过来，后续工作的重点，其实是各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安排以及新的建设项目的上马。
迄止到绍隆十年，司空府直辖的官田新增超过两千万亩，新增官田里，新开垦的部分占比极少，更多是对降附汉军军户占用耕地的直接征没，最主要的工作是田地丈量、定税等，将耕种承包权分配到户，以及各种田税、佃租的核定。
郑汴许陈等地当作驱口被奴役的民户，虽说基本还继续耕作原有的田地，但此前除了各项苦役劳作外，辛苦耕作一年所得，差不多要有七八成的收成会被种种名目盘剥掉，现在即便还要承担田税、佃租，但留在手里的收成比例，却直接翻了一倍。
这是最显而易见的好处。
当然了，司空府每年从新收复区域所能征收的田税、佃租，也高达上千万贯之多——没有数以万计、十数万计的士绅乡族居中盘剥，这么多人丁，哪怕从事简单的耕种，所能承担的税赋就是有这么多，而更为富庶、织造等工商业都有一定程度发展的江淮、荆湖，百万人口所能产生的平均税赋，远远不及于此，其实还是中间食利阶层侵吞太多。
不过，这两三年里，河淮除开新增的佃租、田税外，司空府还连续三年，总计额外投入了两千余万贯的钱粮，主要用在新收复区域屯辎兵家小的生活条件改善上，并组织民伕、辎兵新建上百万间屋舍，新修堰堤、河渠不计其数。
这使得这些年苦苦承受盘剥奴役的河淮民众，受益更为显著。
过去三年多时间里，司空府还利用嵩山、万安山及熊耳山等低山地区的水力资源，建造上百座大小陂塘，围绕山中地形稳固的大型坡塘建造总计容纳八百余台新式水轮机的工场群。
在嵩山两翼、伏牛山西麓等地新开辟大型煤铁矿场八座。
除了传统的州县驿路外，襄城经许昌贯接郑州治管城、荥阳（虎牢关）的沙石大道，也于绍隆十年年底建成。
当然了，为了节省建造成本与时间，横跨颍水、浪荡水等大中型河流的桥梁，还是采用固定式浮桥贯接，没有直接采用耗资巨大、建造周期漫长的铁桥。
不过，前期作为军事要道，与宛丘北通汴河的蔡河相配合，大规模往北线运输粮秣战械等作战物资，也是足够用了。
徐怀如今想亲临一线督战，都会面临众多谏阻。
而在设立军情参谋司之后，徐怀除了想叫军情参谋司的运转一步步完善成熟起来，同时也要叫王宪、唐盘、杨祁业等人有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能成为真正独挡一面的统帅级人物，他现在也是极力克制自己不去插手具体的军事部署。
新政及军队建设，也由史轸、徐武碛、刘师望等人执掌的长史院、司马院有条不紊的施行。
徐怀这两年主要与布剌蛮、许文镜、喻承珍、沈炼等人研究、推动中西算学及格物学上的融合，还拉着王萱、柳琼儿二女，一起参与各种关键器械及部件材料的完善与改进……
煤铁监、工造司、军械监这些年采用“沈炼倒焰法”等一系列的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推陈出新，如今在各种冶炼技术、铸锻器件的制造、各类水力器械制造、应用，以及各种兵甲弓弩战械的军备制造上，在重载马车、舟船的制造上，都已经领先于这个时代。
工造体系也初成规模，开始碾压性的占领江淮、荆湖等地造船、铁器、陶瓷、棉布、毛纺织品、造纸等各类市场，也开始经建邺、扬州出海，大规模往海外番邦输出——工造体系初成规模，不仅创造规模极为可观的岁入，还极大提升了京襄等地的农耕水平。
然而，这一切在徐怀的眼底，又是那样的简陋。
没有成体系的理论研究，一切都主要建立在经验总结之上。
徐怀很克制的将主要军政事务放手出去，他这两年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泌阳学舍的建设上，重点也是拉着布剌蛮等学者推动中西数理之学的融合，他自己一边学习各种数理之学，还亲自教王萱、柳琼儿二女，还负责次子徐真的西学启蒙；同时还召集当世在历时推算方面有所专长的学者，尝试着将中原历学推算、天文观测与西学数理进行融合。
喻承珍曾实际主持水运浑天仪的修造，除了极擅器械制造外，于天文历时之学，也是当代宗师级的大家。
徐怀很早就跟喻承珍讨论过世人对天地的认识，很显然喻承珍自己还陷在浑天说之中不能走出来。
虽然世人对天地模型的认识，主流经历了从盖天说到浑天说的发展，但早在秦晋时天文学家也曾提出一种以为“天辽阔无质，日月众星皆浮生于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也”的宣夜说。
宣夜说要比盖天说、浑天说更接近徐怀记忆碎片里曾浮现的认知，甚至只需要将依托“元气运行”的概念，替换成日月众星之间存在无形引力的牵扯，就更接近真相。
然而当世除了对日月众星的天文观测，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精准的水平，水运浑天仪的修造便是具体的体现，同时在浑天说的基础之上，也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数理演算。
即便实际的天文观测与数理演算还是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以往拙于数理推算的徐怀，并没有办法强行拿改版的宣夜说，对喻承珍等人进行洗脑。
拿苹果砸他们的脑袋都没有用。
布剌蛮将西学里的球面三角等数理演算引进中原，实际为改版的宣夜说提供了相应的数理推算基础。
虽然徐怀他自己也不确定这点，但他可以要求喻承珍等人牵头，对宣夜说所推定的天地模型尝试着进行数理演算。
反正这些都列入泌阳学舍的研究项目之中。
而喻承珍等人只要不是强迫他们接受陌生的认识，对此类的数理演算再结合实际的天文观测进行验证，还是极感兴趣的。
除了以天文历学实际推动中西数理融合外，徐怀这两年还着重推进钢铁冶炼铸锻的精细化发展。
铁脊弩的问世，令煤铁监与军械监洋溢在过于乐观的氛围之中，但在徐怀眼里，铁脊弩只能算很初级、很简陋的金属弹性材料。
徐怀将这类精铁命名为簧铁，取“簧”字里的振颤之义。
在簧铁实际冶炼中，选矿与淬火、退火等热处理及相应的锻造处理工艺复原程度还较低，生产自然就难说稳定，更不要说理想的良品率了。
现在军械监一年能制造六七百架车弩，只要还是靠量取胜。
除此之外，目前所制备的铁脊弩还是太笨重了，距离徐怀最初那种“多层薄片簧铁相叠以为弩臂”的设想，相差甚远。
当然，徐怀期待能炼制真正意义上的簧铁，想着制造作为蓄力机件的发条，然后利用钟摆原理与早已经问世的棘轮、棘爪结构，尝试制造记忆碎片里曾出现的摆钟了——徐怀以为那一定是划时代的产物，也能将帝国的器械制造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之上。
只可惜现在还不具备制造如此精准器件的条件，两年时间军械监与煤铁监合作，却是将徐怀所需要的滚动轴承给批量制造出来了。
滚动轴承的结构并不复杂，好处也并不难理解，关键还是在于能否批量生产强度合适的轴承套与滚珠或者滚柱。
目前除了各类战车、重载马车外，水力器械大规模发展，转动部件衔接处的磨擦与损耗，已经成为限制京襄工造进一步发展、闭上眼睛都无法忽略的一个瓶颈问题。
徐怀推动中西数理交融，突然将一部分兴趣转到天文历学上，司空府很多人都不以为意，但轴承的试制，却吸引内部极大的关注，各个部门也是不厌其烦的出人出力，两年间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验，甚至很早就拿出大量的试制品进行检验。
在世人都期待能早日还都汴梁，期待司空府能进一步对河东、关陕发动收复作战，直至彻底收复沦陷敌手多年的故土之时，徐怀却将主要精力投在世人所不屑的奇技淫巧之术上，襄阳那边当然有很多人不解。
绍隆十一年元月，鱼梁洲铁桥的三十二组桥墩正式建成，两侧的大堤挖开，十数艘大船驻泊在桥墩之间，上千匠工站在甲板上、桥墩上，将一只只巨大的、动辄数千斤、上万斤重的钢铁构件吊上桥墩进行铆接组装——那一颗颗巨大的铆钉也是在桥墩之间拿火炉加热半融化，镶嵌入不同的构件孔洞之中锻打固定。
徐怀这时才再次来到襄阳东郊的汉水之畔，饶有兴致的看着鱼梁洲铁桥如火如荼的修建现场。
虽说京襄的工造体系还太简陋、粗糙，但是能亲眼目睹鱼梁洲铁桥建设，还是他一手推动，胸臆间自有一股豪情荡漾：
他所创造的，终究是世人所莫及的……
赤扈南侵十数年间，河东、河洛、河北等地的义军，虽说构成复杂，虽说屡遭清剿打击，虽说不断有义军队伍被歼灭，或承受不住压力与诱惑投降赤扈人，但此起彼伏的抵抗运动从来都没有断绝过。
早年徐怀就以行营的名义，坚持派人深入敌战区，联络抵抗义军，力所能及的提供支持。
却是绍隆帝登基之后，虽说同意将南阳、襄阳、荆北四县等地并入楚山，成立京襄制置安抚司，但为了限制京襄，枢密院开始直接接管联络敌占区诸路抵抗义军之事。
然而汪伯潜主持下的枢密院职方馆，能对敌战区义军提供的支援极为有限，却又迫不及待的期待义军发挥牵制赤扈人的作用，册封了一大批空头将军，然后就无视诸路义军实力弱小、补给困难的现实，下令诸路义军人马发动大的起义，去攻打敌占区的各个关隘城寨，令各地的抵抗义军受到极大的破坏。
逃京事变之后，司空府统揽军政，才将相关工作重新纳入军情参谋司辖下抓起来，但已遭受的破坏无法弥补，很多工作都需要从头开始。
好在接连的大捷，也再次鼓舞了敌占区抵抗义军及群众的士气。
现在整个河淮战区划分为河洛、京西、京南及徐州四大行营辖管，联络及支持诸路抵抗义军的工作，也都具体分别划归到各个行营的军情参谋院执行。
河洛主要联络崤山以东以及中条山里坚持抵抗的义军，京西行营则遣人深入王屋山、太岳山、吕梁山联络抵抗义军；而徐州行营则主要联络泰沂山区的义军。
泰沂山脉包括泰山、沂山、蒙山、徂徕山等山，连绵不绝的盘亘于齐鲁大地的中部地区。
虽说平燕宗王府目前还控制着泰沂山脉以南的济州、沂州等地，但随着几次大的会战失利，对泰沂山脉纵深的控制日益被削弱。
也因为几次大的会战失利，平燕宗王府进一步加强对齐鲁大地的盘剥压迫，不堪其苦的民众反抗活动也再次活跃起来。
张雄山以参谋军事赴徐州，组建军情参谋院，随行人员主要负责各级军情指挥学堂的筹建工作。
不过，对泰沂义军的联络，并没有要绕开龙武军另起炉灶的意思，司空府也明确要求从韩时良旧部挑选一批斥候、哨官充实军情参谋院的队伍，在韩时良、张雄山的双重领导下从事相关工作；愿意接受收编的义军，也都归徐州行营辖管。
徐海地区与泰沂山区虽然还隔着赤扈人占领的济州、沂州，但平燕宗王府担心侧翼的安危，根本就不敢将主力兵力部署在南线。
整体来说，平燕宗王府在济州、沂州以守御重点城池为主，部署四万多兵马，相比较徐州行营所辖的九万战守兵已居极大的劣势之中。
这时候敌军不要说完全封锁泰沂山脉以南地区了，甚至都无法阻止徐州行营的小股精锐人马渗透进来。
因此行营联络仍坚持在泰沂山区抵抗的诸路义军，并非什么难事，难的是后续工作的开展。
龙武军旧部斥候及各级哨官，以往主要工作都集中在对敌军动向的侦察及刺探上，联络义军也主要是封官赏爵、诱之以利，但对敌后潜伏及群众动员工作以及对义军日常活动的具体支持、增援，却都是一抹黑。
选入军情参谋院的武吏，可以说是徐州中级军事指挥学堂的第一批学员，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紧急培训之后，也是陈满、唐渊、虞谟等人亲自带队，深入泰沂山区，进驻几支前期就恢复联络的义军营地，参与义军的日常生产及作战，深入了解义军当前所面临的处境，因时制宜、深切实际的提供建议与帮助。
陈满原为朱仙镇军寨守将，汝颍会战期间投附楚山，之后就一直在军情司任事；唐渊等人则是洞荆联军接受招安之后就秘密接受军情司的策反，一直潜伏在孙彦舟、胡荡舟等人身边，接受军情司的指导、领导也有好些年头了，都可以说是军情司的老人。
在颍州大捷后，除了杨霁、韩云昆等将率领起义人马组建骁胜军第三镇外，唐渊、虞谟等原归德军潜伏人员则大多编入军情司加强军情参谋司的工作。
进入绍隆十年，在条件初步成熟之后，徐州行营便进一步安排这些武吏率领小股精锐，深入泰沂山区，与当地的义军及群众配合，在济、沂以北的敌占区展开游击袭扰作战，进一步削弱赤扈人对齐鲁中部地区的控制力，这也是未来收复整个齐鲁大地的关键铺垫。
相比较而言，河洛行营及京西行营，对崤华、中条山及王屋山、太岳山等敌占区的渗透、联络工作，要更为顺利、彻底。
在进入绍隆十年之前，赤扈人及降归汉军，看似还牢牢控制潼关、平陆、垣曲（轵关陉）、沁阳（太行陉）、共城（白陉）等关键关塞城池。
不过，河洛行营、京西行营重点联络崤华、中条、王屋、太行山南麓诸山的义军队伍，派遣大量的人员去加强、发展义军队伍，加强对敌占区腹地的袭扰，也克服一切困难，肩挑背扛，将一批批兵甲战械以及紧缺物资送入山中，更派出大量的匠工，加强义军在深山之中的营地建设以及自身的生产能力。
进入绍隆十年之后，一支支经过加强之后的义军队伍及山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潼关以及敌军在黄河北岸所占据的几座门户城池孤立起来。
与此同时，河洛及颍水、蔡河及涡水、泗水沿岸的屯垦工作一直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方面是恢复这些地区的农耕生产，恢复颍水、蔡河、涡水、泗水的通航及城塞建设，一方面将高达两百六十万的民众，主要以屯辎兵的形式重新进行组织。
一直以来，司空府（行营、制置使司）能在汝蔡及南阳、荆北等地较为彻底的推行新政，主要是汝蔡等地士绅宗族主导的传统社会结构被战争摧毁。
包括荆北地区也是被洞荆联军犁庭扫穴般梳理过一遍，桐柏山里更是最早就被匪乱清理过一遍。
南阳、襄阳虽说没有直接经历战乱，但十数年来除了始终摆脱不了唇亡齿寒的危机外，徐怀执掌数万精锐驻扎一侧，也是当地无法形成抵抗新政的反抗势力的关键原因。
士绅宗族大规模从南阳、襄阳等地逃亡，一度在建邺等地形成一股反对新政的势力，但在逃京事变后，也被徐怀无情的清洗了一波。除了晋庄臣父子等一批人被处以极刑外，还有数千与晋家有牵连的南阳士绅及家小被流充到吐蕃高地。
后续司空府在寿濠光州等地完全以乡司执掌地方、推行新政，主要也是这些地区被战乱摧残得更为彻底。
然而在江东、浙东、荆北、江西等地，徐怀却不得不采取更为温和，甚至可以说是妥协的手段，仅仅对士绅宗族私占的田地进行清理，推动有限程度的限佃限息运动，以此缓解底层的矛盾、增加地方税源，储备一部分官田，却并没有直接去触碰最底层的治理结构。
这里面除了广泛设立乡司（巡检司）缺乏足够多的合格乡吏去填充外，更主要还是在这些地方没有经受战争的摧残，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相对稳固。
这个稳固，不仅仅是士绅宗族势力在基层社会异常顽固强大、根基深厚，不仅仅传统的宗族家长制观念千百年来早就根植于人心，更为重要的是底层民众，特别是相对富庶的江淮、荆湖佃农阶层，只要愿意付出辛勤、夜以继日的劳作，还是能勉强挣扎着存活得下去，又习惯于对宗族的依附，没有去推翻或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
这个意愿不要说很强了，甚至连萌芽都有些难。
地痞无赖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倒是很强，但司空府也不可能真的利用一大批地痞无赖去治理广阔而复杂的乡村社会。
目前司空府加强对诸路轮戍州府武吏的培养，前期的目标也是为了真正掌握诸路兵马都部署司及诸州府兵马都监司，短时间内没有想着去动这些地方的基层治理结构。
然而在新收复地区重建社会治理结构，司空府却完全没有这层顾忌。
二百六十万民众，在河洛郑汴陈颍等地收复之前，绝大部分人都是作为驱口承受堪称惨烈的盘剥与奴役，他们饱受战争带来的苦楚，此时参与屯垦、融入新体系的积极性非常高，也从心底认可司空府对地方的统辖与治理。
汉军战俘及家小，必须接受改造，没有被血腥清洗就已经谢天谢地。
原先这些地方的士绅乡族，要么早已逃亡，而那些为了保存家业选择投降赤扈人的士绅乡族，陆续成为赤扈或降附汉军治理地方的代理人，就注定是司空府清洗、镇压的对象。
当然也有一部分士绅乡族参加了抵抗义军，又或者南下逃亡的士绅乡族，有一批人加入楚山（京襄），但这些人要么自身比较开明，胸怀家国，要么这些年已经彻底接受了改造，接受了新政思维。
因此徐怀可以在河洛、郑汴、陈颍等地，从基层社会治理层次，彻彻底底的当成推行新政的实验田去操作。
绍隆七年斩获颍州大捷，就率先在颍水北岸推动屯寨建设，绍隆八年冬收复河洛、郑汴徐宋等地，新的屯寨建设就进一步推广到整个洛阳府、陕州以及涡水、泗水、蔡河沿岸。
当然了，岳海楼、曹师雄等叛将盘踞河洛、京西，推行军户制，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客观上也极大推动了这些地区农耕生产的恢复。
司空府当然是毫不客气的将这些成果都接受过来，后续工作的重点，其实是各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安排以及新的建设项目的上马。
迄止到绍隆十年，司空府直辖的官田新增超过两千万亩，新增官田里，新开垦的部分占比极少，更多是对降附汉军军户占用耕地的直接征没，最主要的工作是田地丈量、定税等，将耕种承包权分配到户，以及各种田税、佃租的核定。
郑汴许陈等地当作驱口被奴役的民户，虽说基本还继续耕作原有的田地，但此前除了各项苦役劳作外，辛苦耕作一年所得，差不多要有七八成的收成会被种种名目盘剥掉，现在即便还要承担田税、佃租，但留在手里的收成比例，却直接翻了一倍。
这是最显而易见的好处。
当然了，司空府每年从新收复区域所能征收的田税、佃租，也高达上千万贯之多——没有数以万计、十数万计的士绅乡族居中盘剥，这么多人丁，哪怕从事简单的耕种，所能承担的税赋就是有这么多，而更为富庶、织造等工商业都有一定程度发展的江淮、荆湖，百万人口所能产生的平均税赋，远远不及于此，其实还是中间食利阶层侵吞太多。
不过，这两三年里，河淮除开新增的佃租、田税外，司空府还连续三年，总计额外投入了两千余万贯的钱粮，主要用在新收复区域屯辎兵家小的生活条件改善上，并组织民伕、辎兵新建上百万间屋舍，新修堰堤、河渠不计其数。
这使得这些年苦苦承受盘剥奴役的河淮民众，受益更为显著。
过去三年多时间里，司空府还利用嵩山、万安山及熊耳山等低山地区的水力资源，建造上百座大小陂塘，围绕山中地形稳固的大型坡塘建造总计容纳八百余台新式水轮机的工场群。
在嵩山两翼、伏牛山西麓等地新开辟大型煤铁矿场八座。
除了传统的州县驿路外，襄城经许昌贯接郑州治管城、荥阳（虎牢关）的沙石大道，也于绍隆十年年底建成。
当然了，为了节省建造成本与时间，横跨颍水、浪荡水等大中型河流的桥梁，还是采用固定式浮桥贯接，没有直接采用耗资巨大、建造周期漫长的铁桥。
不过，前期作为军事要道，与宛丘北通汴河的蔡河相配合，大规模往北线运输粮秣战械等作战物资，也是足够用了。
徐怀如今想亲临一线督战，都会面临众多谏阻。
而在设立军情参谋司之后，徐怀除了想叫军情参谋司的运转一步步完善成熟起来，同时也要叫王宪、唐盘、杨祁业等人有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能成为真正独挡一面的统帅级人物，他现在也是极力克制自己不去插手具体的军事部署。
新政及军队建设，也由史轸、徐武碛、刘师望等人执掌的长史院、司马院有条不紊的施行。
徐怀这两年主要与布剌蛮、许文镜、喻承珍、沈炼等人研究、推动中西算学及格物学上的融合，还拉着王萱、柳琼儿二女，一起参与各种关键器械及部件材料的完善与改进……
煤铁监、工造司、军械监这些年采用“沈炼倒焰法”等一系列的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推陈出新，如今在各种冶炼技术、铸锻器件的制造、各类水力器械制造、应用，以及各种兵甲弓弩战械的军备制造上，在重载马车、舟船的制造上，都已经领先于这个时代。
工造体系也初成规模，开始碾压性的占领江淮、荆湖等地造船、铁器、陶瓷、棉布、毛纺织品、造纸等各类市场，也开始经建邺、扬州出海，大规模往海外番邦输出——工造体系初成规模，不仅创造规模极为可观的岁入，还极大提升了京襄等地的农耕水平。
然而，这一切在徐怀的眼底，又是那样的简陋。
没有成体系的理论研究，一切都主要建立在经验总结之上。
徐怀很克制的将主要军政事务放手出去，他这两年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泌阳学舍的建设上，重点也是拉着布剌蛮等学者推动中西数理之学的融合，他自己一边学习各种数理之学，还亲自教王萱、柳琼儿二女，还负责次子徐真的西学启蒙；同时还召集当世在历时推算方面有所专长的学者，尝试着将中原历学推算、天文观测与西学数理进行融合。
喻承珍曾实际主持水运浑天仪的修造，除了极擅器械制造外，于天文历时之学，也是当代宗师级的大家。
徐怀很早就跟喻承珍讨论过世人对天地的认识，很显然喻承珍自己还陷在浑天说之中不能走出来。
虽然世人对天地模型的认识，主流经历了从盖天说到浑天说的发展，但早在秦晋时天文学家也曾提出一种以为“天辽阔无质，日月众星皆浮生于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也”的宣夜说。
宣夜说要比盖天说、浑天说更接近徐怀记忆碎片里曾浮现的认知，甚至只需要将依托“元气运行”的概念，替换成日月众星之间存在无形引力的牵扯，就更接近真相。
然而当世除了对日月众星的天文观测，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精准的水平，水运浑天仪的修造便是具体的体现，同时在浑天说的基础之上，也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数理演算。
即便实际的天文观测与数理演算还是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以往拙于数理推算的徐怀，并没有办法强行拿改版的宣夜说，对喻承珍等人进行洗脑。
拿苹果砸他们的脑袋都没有用。
布剌蛮将西学里的球面三角等数理演算引进中原，实际为改版的宣夜说提供了相应的数理推算基础。
虽然徐怀他自己也不确定这点，但他可以要求喻承珍等人牵头，对宣夜说所推定的天地模型尝试着进行数理演算。
反正这些都列入泌阳学舍的研究项目之中。
而喻承珍等人只要不是强迫他们接受陌生的认识，对此类的数理演算再结合实际的天文观测进行验证，还是极感兴趣的。
除了以天文历学实际推动中西数理融合外，徐怀这两年还着重推进钢铁冶炼铸锻的精细化发展。
铁脊弩的问世，令煤铁监与军械监洋溢在过于乐观的氛围之中，但在徐怀眼里，铁脊弩只能算很初级、很简陋的金属弹性材料。
徐怀将这类精铁命名为簧铁，取“簧”字里的振颤之义。
在簧铁实际冶炼中，选矿与淬火、退火等热处理及相应的锻造处理工艺复原程度还较低，生产自然就难说稳定，更不要说理想的良品率了。
现在军械监一年能制造六七百架车弩，只要还是靠量取胜。
除此之外，目前所制备的铁脊弩还是太笨重了，距离徐怀最初那种“多层薄片簧铁相叠以为弩臂”的设想，相差甚远。
当然，徐怀期待能炼制真正意义上的簧铁，想着制造作为蓄力机件的发条，然后利用钟摆原理与早已经问世的棘轮、棘爪结构，尝试制造记忆碎片里曾出现的摆钟了——徐怀以为那一定是划时代的产物，也能将帝国的器械制造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之上。
只可惜现在还不具备制造如此精准器件的条件，两年时间军械监与煤铁监合作，却是将徐怀所需要的滚动轴承给批量制造出来了。
滚动轴承的结构并不复杂，好处也并不难理解，关键还是在于能否批量生产强度合适的轴承套与滚珠或者滚柱。
目前除了各类战车、重载马车外，水力器械大规模发展，转动部件衔接处的磨擦与损耗，已经成为限制京襄工造进一步发展、闭上眼睛都无法忽略的一个瓶颈问题。
徐怀推动中西数理交融，突然将一部分兴趣转到天文历学上，司空府很多人都不以为意，但轴承的试制，却吸引内部极大的关注，各个部门也是不厌其烦的出人出力，两年间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验，甚至很早就拿出大量的试制品进行检验。
在世人都期待能早日还都汴梁，期待司空府能进一步对河东、关陕发动收复作战，直至彻底收复沦陷敌手多年的故土之时，徐怀却将主要精力投在世人所不屑的奇技淫巧之术上，襄阳那边当然有很多人不解。
绍隆十一年元月，鱼梁洲铁桥的三十二组桥墩正式建成，两侧的大堤挖开，十数艘大船驻泊在桥墩之间，上千匠工站在甲板上、桥墩上，将一只只巨大的、动辄数千斤、上万斤重的钢铁构件吊上桥墩进行铆接组装——那一颗颗巨大的铆钉也是在桥墩之间拿火炉加热半融化，镶嵌入不同的构件孔洞之中锻打固定。
徐怀这时才再次来到襄阳东郊的汉水之畔，饶有兴致的看着鱼梁洲铁桥如火如荼的修建现场。
虽说京襄的工造体系还太简陋、粗糙，但是能亲眼目睹鱼梁洲铁桥建设，还是他一手推动，胸臆间自有一股豪情荡漾：
他所创造的，终究是世人所莫及的……